姚中秋 |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

摘 要

 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

作者简介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目 次

一、超越沃勒斯坦，重返列宁主义

二、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多元主体、矛盾斗争与动态演变

三、以世界体系方法为社会科学基本方法

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卷入同一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据说这个“世界是平的”，所有国家可在其中实现民主与经济发展。事实却是，罕有国家实现发展。中国是显著的例外，在保持国家自主前提下对外开放，初步实现现代化，而美国却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民族、国家陆续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的结构如何？是不是道德的、公正的？更公正的体系应当是何种结构？处在体系不同位置的不同思想力量、政治力量与学术流派，均做出过不同描述、解释和判断，从而形成多样的世界理论范式：

第一种是帝国理论，常与白人基督教种族主义理论合流。它相信强权就是真理，认定白人应统治世界。当代欧美右翼普遍以此看待世界，宣称美国是，且应该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

第二种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论。它一方面把人自然化、原子化，认定其有自由交往、自由贸易的自然权利，据此断言世界是平的，所有人在其中的收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构建出“文明等级论”，认定文明者有责任教化野蛮者，必要时可进行武力强制，从而呈现为“自由帝国主义”。当代美式自由主义同样呈现了这种“两面性”：一面是政治自由主义构建了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命题，这是自由帝国主义的新版本；另一面是曾经宣告“世界是平的”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为美国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找到如下理由：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安排的角色是生产“浅层产品”，不可“越界”生产关乎“价值观”的“深层产品”。

可见，欧美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交相为用、殊途同归的，共同维护其国家在各方面的世界性支配与垄断地位，共同遏制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独立与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权利和努力。以下四种理论范式则对世界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

第三种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考察了帝国主义支配体系的形成和结构，从中看到多重矛盾、斗争以及裂变之势，指明革命和反抗之方向与方法，引领众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而实现自主发展。

第四种是世界体系理论。以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为代表，依附性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不平等发展理论、欠发展理论、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也可归入这一谱系。这一理论范式刻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与其世界性支配、剥削机制，批判了二战后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取向的现代化理论、转型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帝国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解释了欧美的繁荣与美洲和广大第三世界的贫困与欠发展。

第五种是各种后现代的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针对冷战后美国的行为构建出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等概念，批判性分析美式新帝国主义，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法律帝国主义、数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新型支配现象。

第六种出现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认为，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转型，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转向中心—边缘结构，二战后其内部的不平等则趋于弱化。杨光斌倡导构建“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提出世界政治理论，重点研究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该理论比较重视列宁思想及其改造现实的力量。

比较而言，列宁的理论最为独特：其他理论皆出自书斋学者之手，列宁却是实践的革命家，构建理论不止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主义理论也确实引发和指导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尤其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明政治方向，使其在独立建国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谋求自主发展，这些一波又一波地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支配，从而证明了其理论之科学性和有效性。苏东解体后，人们一度对此有所怀疑，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为其再添新证。尤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中国谋求自主发展的努力，遭到联合起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然、系统的遏制，从中清晰可见其帝国主义式政治价值与行为策略。由此回望全球化进程，可见帝国主义从未退场，只不过改换形态，更为灵巧和隐秘。因此，列宁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其实始终是高度相关的。

据此，本文重返列宁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对其进行重述，尝试构建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理论。这一理论突出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突出其政治性与其中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可以超越当下比较流行的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理论，或可作为今天从第三世界立场和中国立场认识世界体系之构成，探索其变革之道的理论框架。

一、超越沃勒斯坦，

重返列宁主义

在当代学界，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等人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影响很大，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结构与变迁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则更为科学和准确地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构性特征。

在现代思想系谱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其对世界体系的敏锐意识，但其间又有重大发展变化：马克思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揭示了世界体系的经济逻辑；列宁因应时代变化，转而关注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揭示了世界体系的政治性，初步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共产党宣言》把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形成置于世界层面：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工场资本主义。世界性市场的扩大和需求增加“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形成完整世界市场：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不过，马克思又相信，新式资本主义剥削或许能够推动被剥削者的历史进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在印度发展资本主义，固然带来更加残酷的剥削，但这将为印度人民的解放和改善其社会状态“创造物质前提”，即带来大工业生产体系，而这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是，历史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所发展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性支配和剥削机制。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分析指出，自1500年以来，西欧各国逐渐征服美洲，构建“欧洲世界经济”即大西洋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在其中发育，构造出一个支配性结构：西欧国家居于中心地带，东欧为半边缘地带，美洲为边缘地带；中心国家以暴力、金融优势、技术垄断甚至意识形态等机制，把半边缘、边缘地带置于不平等的世界性分工体系中，对其进行系统剥削，且锁定为西欧的大宗初级产品供应者。虽然该书第三卷讨论大西洋革命，第四卷讨论现代意识形态，但这一理论总体上是经济性的，主要分析“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理论的取向和结构与此类似。

概略言之，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以19世纪前大西洋世界体系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在其中的形成与发展。其理论贡献在于，清楚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支配与剥削机制，也以大西洋分工体系有效解释了美洲独特困境之历史渊源。但该理论也有明显偏失：沉溺于经济逻辑，迷信经济长周期变化的力量，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自变量，政治和国家则成为被动的因变量。该理论或可解释大西洋经济体系中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用以解释20世纪以来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则有失焦之嫌：它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当作20世纪世界历史之主要线索，严重低估苏俄革命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谋求自主发展的历史意义，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否定边缘地带通过政治动员机制实现自主发展的可能，寄希望于西方1968年革命及其后兴起的“文化政治”。从中国立场看，世界体系理论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穿透力，陷入资本主义迷信之中，也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窠臼。

实际上，世界体系在19世纪中期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过一次根本变化，如英国学派所说： “一个完全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远远落后于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18世纪的印度就受制于欧洲，但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势力才得以在东亚通过足够的军事力量强行打开日本和中国的大门。而在非洲内陆，尽管在1500年之前欧亚经济已经渗透到那里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非洲内陆才最后陷入欧洲人的枪口之下。所以直到19世纪中期，一个单一的、完全的、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才正式形成。” “全球性贸易体系”相当于沃勒斯坦所说的经济性世界体系，“全球国际性体系”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列宁研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就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两个基本面相。世界体系从经济性转向政治性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欧各国普遍帝国主义化，其征服对象和支配机制也随之发生转变，推动了体系的政治化。

19世纪以前，西欧各国的征服对象是美洲，但早期征服主体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而是相对分散的、自发的贸易远征队和殖民者：由于美洲文明程度低下，这些非国家主体亦足将其全面征服。随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体系中同步发育，前者处在支配地位，后两者均为之服务，因而大西洋世界体系确实主要是经济性的。

工业化给西欧各国带来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塑造出全新的社会，也赋予其以征服全世界的军事力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把工业化作为帝国主义的起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集中和垄断”，而这是工业化的产物——“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工业化赋予资本主义国家以瓜分世界的能力，从而成为工业帝国主义国家。

工业帝国主义国家转而征服欧亚大陆，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对手。奥斯曼帝国、伊朗恺加王朝、清朝中国等国家均有比较发达和悠久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存在有效的国家组织，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西欧列强虽然取得战争胜利，却无力完全征服之，只能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构建起政治支配关系，这就形成“半殖民地”——这完全不同于美洲文明被消灭、非洲沦为殖民地的状况。

至此，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完整覆盖全球，但其性质也发生根本变化，内部形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首先，半殖民地国家始终在政治上、经济上谋求变革，晚清“自强”运动的命名清楚表明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之政治意志。其次，德、美等国先后完成工业化，引发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这样，世界体系不再只是单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组织和运转，相反，以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弥漫于其中，从而成为一个政治的世界体系。

这是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理论所无力分析的，我们需要返回列宁。列宁之所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恰恰由于他认识到了，19世纪中后期，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转化为帝国主义，据此，他在广阔的半边缘、边缘地带发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两个现象都是政治性的。同时，列宁的思考取向是政治的，旨在改变世界，因而着力揭示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其中多元主体的政治能动性。列宁的理论具有主、客双重政治性，对其进行重述，即可构建一个能动的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我们认识这个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体系之思想框架。

二、现代世界政治体系：

多元主体、矛盾斗争与动态演变

与经济性世界体系一样，世界政治体系内部存在一个支配性结构，列宁对此进行分析，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揭示了以政治方式改变不公正体系的路径。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唤起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政治实践，推动了体系的动态演变。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1916）一文中，列宁首次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者的对立、斗争是世界政治体系的根本属性。在该文第6节，列宁列举了“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从而把世界政治体系划分为三个地带：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中，列宁复述了这一分类。三个地带的划分与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相似，但由民族（国家）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所统摄，突出了政治性。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对世界体系做出如下定性：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此体系中存在四种类型的国家： 

第一类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即西欧和美国等极少数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拥有广泛权力：凭借技术优势构建了军事性权力，建立和维持殖民帝国；通过殖民当局或不平等条约构建了政治性权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政治控制和操纵；凭借金融、贸易、技术、产业等手段构建了经济性权力，将广阔世界外围化，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借助宗教、教育、学术、艺术等方式构建了意识形态权力，进行广泛的文化殖民和渗透。

第二类是依附性国家。即“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阿根廷和葡萄牙就是典型。俄国也在此类国家行列，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还是欧洲强国，但由于工业化落伍，其体系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的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使其经济逐渐外围化，成为依附性国家。

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国家。以近代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恺加王朝最为典型，这类国家本有较成熟的古代国家体制，但经济技术落后，军事上遭遇失败之后，被强加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在政治上丧失部分主权，在经济上逐渐外围化。列宁特别重视半殖民地问题，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有而大量存在的现象，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列宁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屡见不鲜”。

第四类是殖民地地区。其自身政治发育水平低下，尚未建立国家，故被欧美列强完全征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由其直接统治。

以上四类国家共在一个支配性结构中，构成了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体系内各国是不平等的，体现在政治与法律、军事、经济和人口上。其中内涵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剥削机制，却首先是政治性的。

支配者方面有充分政治性：19世纪以前，西欧各国的现代国家尚在构建之中，因而大西洋世界体系主要呈现为资本主义对美洲的经济剥削。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美各国已有成熟的现代国家建制，尤其是有了系统的意识形态，也就有了支配的政治自觉，因而对后三类国家不仅进行更为精巧的经济剥削——对此列宁有过全面分析，还进行政治控制和文化殖民，强加和渗透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自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支配的自觉。

体系内在的矛盾和斗争更充分地体现了体系的政治性，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和战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在于发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拥有绝对技术和军事优势，为了生存和安全，后者不能不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赶超型战略刺激后发者建立强国家，这样，国际竞争的主体从离散的资本转变为集中化的国家，争夺经济控制权的斗争演变为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乃至于引爆大规模战争。列宁由此构建了革命契机理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从内部爆破殖民统治体系，为阶级或民族革命创造契机，俄国革命就是据此理论发动的。

第二类是半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沃勒斯坦等人只看到世界体系的经济维度，而经济主体是高度离散的，世界性资本主义机制很容易将其锁定。一旦转向政治，则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至少在半殖民地，终究存在相对完整的政治主体——作为整体的国家或其中的政治、宗教、文化集团，保有独立的政治意志，具有采取集体性反抗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经济上处在依附状态的民族、国家，也完全可以在政治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世纪末，东欧、亚非拉等地涌现了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观念和政治运动。列宁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分析法运用于世界体系，实现其民族化转向，发现了世界体系中的民族问题，肯定了民族解放的世界进步意义；进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纳入通往社会主义的普遍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这一理论突破具有极为重大的科学认识与政治实践价值：自由主义理论普遍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视为“野蛮人”，有待于西方文明通过帝国主义方式进行“文明教化”。列宁的理论却赋予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世界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是平等的，甚至更为高贵，曾明确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命题。这一命题把占到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树立为世界政治的主体，完整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由此始得起步。

列宁还为被支配者提供了反抗的有力武器：首先是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它有高水平的组织性、纪律性，可以集中利用有限的政治资源实现看似不可能的政治目标。其次创建共产国际，构建革命的世界体系，让力量弱小的各国革命者、民族主义者可以借助体系化力量对抗高度体系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由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具备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政治能力，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则有可能在经济上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锁定。

显然，列宁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囿于经济逻辑，体系的结构呈现为中心对边缘的单向支配。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却肯定体系内部存在多元主体，其身份和利益是不对称的。沃勒斯坦对于欧美列强行动逻辑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其目的是进行世界性剥削，因而国家积极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使其资本主义拥有强大的弥散性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源源不断地把世界规模的利润汲取到中心地带。在这里，经济的逻辑确实优先于政治的逻辑。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乃至于在依附性国家，政治的逻辑必然优先于经济的逻辑：作为被压迫和剥削者，必然首先产生捍卫自身文明的尊严意识，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唯有经过政治反抗，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惟有运用自主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打破世界资本主义的弥散性支配权，实现自主发展。因此，对于世界体系中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说，高度能动性的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事务。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就在于提出能动的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它转化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实践，推动世界体系持续发展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大体上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性理论，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迁理论。变迁的动力是其内在矛盾，主要有两类，从而形成两种性质的斗争：

第一类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挟其工业化物质力量进行，故对世界体系的冲击十分猛烈。但是，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争霸，并不能带来世界体系在政治、道德上的进步，比如，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不仅没有打破帝国主义的支配，反而为之续命。

第二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革命。其物质力量比较弱小，通常只能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缝隙中取得成功，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的努力通常只能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缝隙中进行。但其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摆脱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志，却构成具有进步、发展意义的世界政治行动，推动世界体系的进步，比如二战以后，中心—边缘的支配结构在各方面都趋于弱化。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冲突、战争必然冲击、打乱体系的原有结构，但唯有弱者的反抗、革命能够带来体系结构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进步。前者力量大，却是随机的；后者力量小，却有定向作用。因而，考察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应高度重视后者，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尺度。西方既有世界历史叙事则普遍忽视后者，英国学派虽然承认西方构建了中心—边缘结构，其国际体系演变的三阶段划分仍然是西方中心的，低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杨光斌则矫正了这一偏失，突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地位，把现代世界政治史划分为四阶段，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五阶段说：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到一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这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开端，欧美列强构建了大小不等的殖民帝国。但是，被侵略者进行过反抗，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过内部变革，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生成了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组织武器，即列宁主义。

第二阶段，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党抓住契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创建共产国际，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统合为革命的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其中，确定了当代中国的世界定位。两个体系的分立和斗争是此后世界政治之底层结构。

第三阶段，二战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独立建国，形成第三世界，其中相当数量选择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又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积极寻求自主发展。

由此，世界政治体系结构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化，最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复存在了，列宁所分析的四类国家收缩，转变为三类国家：第一类，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丧失了殖民帝国和半殖民地支配权，转而主要凭借其先发优势维护技术、金融等领域的垄断权，美国还热衷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就形成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间接支配机制；第二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脱钩，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第三类，依附性国家，受第二类国家影响，也有一定自主发展意识。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格局是，少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竭力维护其世界范围的技术、金融、意识形态垄断权，世界大多数国家则寻求自主发展，两者的利益经常是对立的，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斗争，政治颠覆与反颠覆，技术、市场封锁与反封锁，金融控制与自主等等，当然也有军事斗争。事实上美苏冷战也是从属于这一宏观结构性矛盾的。

第四阶段，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失败、崩溃，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也在民主化第三波与新自由主义冲击下“转型”，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近乎支配全球，这与1917年前的情形颇为类似。但中国是一个重要例外，对外开放但保持高度自主，利用世界性资源实现自主发展。

第五阶段，若干新兴国家实现国家发展，尤其是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现代化，“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认同，挤压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垄断权。美国对中国采取脱钩战略，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又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非西方国家却普遍拒绝。或许可以说，世界范围内垄断与发展的体系化斗争格局再次公开化。

可见，两百年间的世界体系并非西方的单向支配，更非全面支配，其中始终存在内在矛盾，利益冲突的多元世界性政治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斗争，并且经常体现为体系化对抗态势，从而驱动体系的结构持续演进。相比较而言，欧美列强占有先发优势，且数量较少，文化同质性高，利益趋同，故其体系性较强，多次压制了世界性反抗，至今仍享有广泛的垄断权和间接支配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获得政治独立，却普遍未能摆脱被支配地位和贫穷落后状态，也从未放弃维护国家独立、实现自主发展的政治意愿，持续与前者进行斗争。因此，过去两百年不是西方的时代，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时代；20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也不是民主化的世纪；后冷战时代也不是美式全球化的时代。相反，世界始终是处在结构性分立、斗争之中，20世纪中期以前是民族解放与殖民统治之间的斗争，此后则是自主发展与垄断权之间的斗争，至今仍在进行当中。

显然，仅用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是不可能准确解释这样的世界的，而列宁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不仅对其做出了更准确的解释，还转化为政治力量，驱动其动态演变。这是一个能动的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列宁的时代，政治的主题是革命，故其呈现为能动的革命的世界体系理论。革命胜利之后，政治的主题是自主发展，需要一个能动的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对此，列宁晚年有所探索，斯大林为推进苏联工业化有所思考，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有大量论述，凡此种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抽象、概括。

三、以世界体系方法

为社会科学基本方法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立基于如下事实：19世纪中期以来，一切民族、国家在同一体系之中兴衰浮沉。对此事实，我们可用以下命题予以刻画：

第一个命题：各民族、国家均存在于“世界时间”之中，世界是体系化的，体系化力量是全方位的。各民族、国家成为体系性世界之要素或环节，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反过来，体系框定各民族、国家各领域演变之方向，塑造其价值、组织和制度。学界所讨论的“古今之变”，此系最为根本者。

第二个命题：体系化的世界不是平的。可以用两个参数标定每个民族、国家的体系身份：一个是体系之“位”，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是支配者、依附者还是被支配者；另一个是工业化之“时”，是否启动工业化、处在工业化哪个阶段。位与时共同塑造各民族、各国的现代“历史任务”与其政治的应然逻辑，构成判断各种思想、组织、制度是否合理、正当之尺度。

第三个命题：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各种力量进行激烈斗争。 20世纪中期以前是民族解放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此后则是自主发展对垄断的斗争。世界层面的斗争是各国的“元政治”，其内部阶级、群体冲突反在其次，民族矛盾是压倒阶级矛盾的。事实上，内部冲突一般也是世界性力量内部化引发的，所谓“买办”群体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揳入国家内部的。世界层面的斗争是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斗争经常以体系化形态展开的，故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对所有国家来说，世界范围内的体系化斗争通常是自变量，国内政治通常是因变量。

第四个命题：世界体系是动态演进的。斗争造成体系内部的震荡、调整、破裂乃至于瓦解、重构，冲击所有国家，造成世界政治变化之同质化、浪潮性，比如，体系化力量推动所有民族进行现代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此即同质性；体系的动态演变又使之呈现出浪潮性：19世纪后期多模仿欧美，建立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清末民初就是如此；20世纪中期有一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建国浪潮；冷战结束前后有所谓“民主化第三波”。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领域也都呈现明显的变迁同质性、浪潮性。

既然所有民族、国家都在体系之中，强有力地塑造民族、国家的各个方面，则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理应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运用方法论的世界体系主义(methodological world-systematism)。由于在事实层面上，世界体系的力量是强大与广泛的，则在理论研究中，世界体系方法足以构成“元方法”，统摄其他方法，比如在列宁那里，阶级分析法从属于世界体系方法。

形成于欧美、流行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体系之致命盲点正在于此：其由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与二战后的美国学者构建，且凭其世界支配地位获得传播优势；但也正是其国家的世界支配地位，让其低估甚至无视非西方民族、国家、文明的主体性，以自我中心论、即西方中心论解释自身的价值、制度、政策，制造出诸多神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则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采取彻底批判立场，从而跳出西方中心论，发展出另一种社会科学，其突出特征正在于，基于对世界的体系性及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清醒认识，自觉运用世界体系方法，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恩格斯很早注意到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列宁对其进行更深入讨论——“因为英国从１９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同样的逻辑让“‘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从社会科学角度看，欧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参与建制内议会选举，是其国家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恩格斯、列宁实际上初步构建了研究民主化的世界体系进路，并发现欧美民主化以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权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权为前提，西方主流民主化理论则遮蔽了这一事实。

第二个例子，运用世界体系方法，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红利的输入、再分配消弭了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俄国处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反而有可能率先发生革命。列宁更进一步分析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样可以通往社会主义。列宁实际上建立了研究现代国家构建的世界体系进路，由此可以解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之时何以普遍选择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而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从未对此做出可信解释。

第三个例子，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形成了政党，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大相径庭。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无法对此做出可信解释，列宁则基于俄国与西欧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实批判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政党观念，论证先锋队政党的必要性，相关论述中隐含了一个政党学研究的世界体系进路。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正因为其清醒认识到世界的体系化事实，因而自觉地运用世界体系方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科学，理应把世界体系方法放在重要位置，尤其应当重视列宁的理论。基于世界体系理论，寻找世界革命契机的列宁把目光转向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并且确实发现了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今天为了更好地解释和改造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应当基于世界体系理论，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找回第三世界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因为其人口占到世界的大多数，也因为其寻求自主发展、并与西方垄断权进行斗争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进步性，决定世界政治变迁的长远方向和道路。

因此，在今天，运用世界体系方法，必定具体化为以第三世界为方法，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待世界体系，再以从第三世界出发的世界体系解释世界与各民族和国家。而中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以中国为方法。这不是中国中心论，而是“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现代中国曾出入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从中国身上可以看到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完整结构和全部历史，中国共产党又探索出了打破支配性结构的成功路径。以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为方法，有助于发展出能动的革命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好地解释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历史；也有助于发展出能动的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二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并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范式，探索建立以平等为基本价值，以发展为中心议题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结 语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西欧初步完成后，世界体系在范围和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沃勒斯坦等人发展出的经济性世界体系理论或可解释此前的经济性质的世界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民族、殖民地理论则对此后的主要是政治性质的世界体系做出了准确的描述、解释和预言，本文据此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并倡议把世界体系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元方法。

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突出世界体系的政治性，树立被支配者、反抗者、第三世界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肯定其进行革命、追求民族解放、实现国家自主发展等努力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其阶段性地改变着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推动世界政治螺旋式地进步、发展。现代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始终是主体性力量，即便曾沦为半殖民地，其反抗、革命也有力地推动了体系的进步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实现现代化，更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则初步形成一个“发展的世界体系”，正在且必将更为深刻地改变世界体系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世界垄断权和广泛支配权，进行全面动员，对中国采取脱钩、围堵政策。世界再次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体系化斗争态势。本文所阐发的能动的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一态势的历史脉络，并发现打破先发国家的垄断、实现所有国家普遍自主发展的能动性力量与道路、战略、策略。

本文的初步讨论揭示了列宁主义对于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方法论价值：列宁既高度重视结构，又高度重视能动者。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普遍偏于前者，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不例外，这是生活在中心地带的学人所无法避免的盲区和偏见所致。这种取向取消了能动性，也就取消了变化，从而取消了历史——“历史终结”之处就是后发的民族和国家被锁定在落后状态的结构铁笼之中。重返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经由能动的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或可迈向一个能动者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唯有这样的理论范式，才有可能揭示和阐明后发民族、国家突破不公正的世界结构约束，在各领域实现自主发展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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