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平 肖唐镖 | 国际学界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

摘  要

数十年来，国际学界通过将爱国主义界定为心理学概念，试图使其跳出聚讼不已的意识形态泥潭，以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以概念建构与测量优化为基础，其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已达成若干重要共识：爱国主义是与民族主义不同的国家依恋形式；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建设性维度要比盲目性和象征性维度更为健康、良性。不过，在概念建构与测量、民众观念的类型学讨论、理论解释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待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研究仍以欧美文化的独特理解为中心，缺少跨区域、多元主位视角的讨论。国内研究应当充分吸收学界的既有经验与教训，注重普通民众的视角和逻辑，建构更为合理的概念与测量工具，推进科学而系统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邹建平，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肖唐镖，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目  录

一、爱国主义实证研究的兴起

二、作为政治科学概念的爱国主义：维度与测量

三、爱国主义的理论解释

四、爱国主义的政治效应研究

五、总结与展望

对于国家赓续而言，个体对国家的忠诚、依恋与认同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用一个词来表述个体与国家的这种情感羁绊关系，最合适的就是“爱国主义”。毋庸置疑，爱国主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然而，我国学界对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哲学等领域，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缺乏系统、可靠的讨论。对一个传统上不属于政治科学范畴的议题进行实证研究如何可能并可为，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学界实证研究爱国主义已有数十年之久，已形成较为丰富而系统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只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他们的研究，有的仅在综述相关主题或研究相关议题（如国家认同）时有所涉及，有的则仅在维度建构和量表设计时有所讨论，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与反思。然而，对于推动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以及在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中创新而言，这一工作却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为此，本文将系统回顾和反思国际学界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学界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提供有益镜鉴。

一、爱国主义实证研究的兴起

（一）现代爱国主义观念的兴起

在西方，为人熟知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18世纪20年代在既有的“爱国者”（patriot）一词上衍生出来的现代词汇。爱国主义的产生与兴起，端赖于英、法、美等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起初，爱国主义话语主要围绕“爱国者”这一概念展开，在1688年光荣革命及此后辉格党人的政治修辞中，“爱国者”被赋予反专制的含义，成为“英国政治话语成熟的一部分”。形成于英伦的这一爱国主义观念，在美、荷、法等国的革命与反专制斗争中被广泛地用来“制造爱国者”，成为各国的革命/启蒙话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更是导致了“自由爱国主义的胜利”。远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同样具有自由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这种被称为革命、启蒙或自由的爱国主义观念，无一例外地具有反专制的内涵。

但是，反专制的爱国主义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部分是：虽然托利党人起初非常反感辉格党人的爱国者修辞，但至18世纪，托利党人也有意识地争夺辉格党人控制的爱国者话语权。1750年，作为托利党人的贝克莱大主教在《爱国主义格言》中首次使用了“爱国主义”一词，“托利党人试图通过诉诸‘爱国主义’来使其立场合法化和保护其政治目的”。至19世纪后期，随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改变、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兴起，“爱国主义在宪法改革和（在宪章派示威运动中）经济平等主义的特殊意义上”被极大地削弱了，“爱国者辞令逐渐为‘国家’‘民族’这类新词汇所同化，‘爱国者’这一概念丧失了其早期批判的讽刺意味……爱国主义不再指打着宪法原则旗号反对政府纲领或政策的跳板，反倒基本上变成不加批判地支持‘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观点分歧的基础”。爱国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变成了一种去批判化的、站在当局立场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经过政治领域长期的话语建构和争夺，爱国主义至少具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正如里亚·格林菲尔德所言：“英格兰人的爱国主义，既指对自由、平等、理性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忠诚……又指对土地、政府及英格兰方式的情感依附。”其实，爱国主义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前者具有与生俱来的革命性，后者则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保守性。爱国主义概念的这种双面性，正是爱国主义话语的魅力所在。总之，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在其诞生之初具有明显的反专制的进步主义取向，但随后又逐渐生发出了维护体制的保守主义取向，成为无论进步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能从中汲取力量的现代意识形态。

（二）爱国主义观念的“庶民化”

爱国主义曾长期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但在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建立之后，它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罗大众欣然接受的政治伦理规范。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是指对所属国家的热爱之情。只有国家属于国民，国民才有爱国家的资格和义务。因此，在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建立以前，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观念是不可能在普通民众之间流行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换言之，现代民族国家为爱国主义观念的普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爱国主义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还要满足一个外部条件，即作为平等他者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如果没有与“我国”形成对比和参照的“他国”存在，人们将深陷于各种地方主义或部落主义的泥潭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亦难以产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观念亦无从产生。因为国家是热爱的情感对象，人们意识不到国家的存在，也就不会产生热爱国家的情感和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应当强调的是，虽然爱国主义的产生需要以他国为参照，但他国仅仅是背景性的参照对象。因为爱国主义处理的仅仅是个体与所属国家的关系，并不直接涉及他国。这在“民族主义化”之前的爱国主义概念史和观念史中是很明确的。处理个体与他国、本国与他国间关系的，是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概念图式中，他国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因此，作为他者国家的存在，只是爱国主义观念产生与“庶民化”的隐性前提。

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和作为参照对象的他国都是结构性的。但爱国主义观念的“庶民化”，光有它们还不够。现代国家建立后，普通民众不可能自动获得爱国主义观念。爱国主义观念，尤其是理性的爱国主义，无疑需要引导和培育。为此，各国均建立了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的制度，如美国、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与英国均将爱国主义纳入公民教育之中，成为公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方面，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去拥抱爱国主义。对个体而言，它赋予个体意义，具有强化个人归属感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对国家而言，没有爱国主义，国家就难以维系。因此，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文化、社会和政治机制向其成员灌输爱国主义，而个体也乐于接受它并将其内化。

个体和国家的相向选择使爱国主义迅速得到了人们的共识性接受，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绝对主流的政治价值。无论是自由民主国度还是威权国家，概莫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已发现美国社会“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美国人表现出很高的爱国主义水平。20世纪20年代，林德夫妇（the Lynds）通过著名的中镇（Middletown）调查，发现爱国主义已经渗透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群体整合的功效。爱国主义观念的“庶民化”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三）爱国主义实证研究的兴起

尽管以托克维尔和林德夫妇为代表的众多观察家和研究者注意到了美国民间社会弥漫的爱国主义，但不可思议的是，政治科学在该议题上却长期缺席，并未注意到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在政治领域异常活跃且早已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爱国主义，需要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将其带到政治学家的视野中来。

不幸的是，这个引人注目的首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国家狂热的“爱国主义”。这一事件让爱国主义以一种面目狰狞的形象进入政治学家的视野。作为西方学界系统反思纳粹主义的成果之一，阿多诺（Adorno）等人在《权威主义人格》一书中，将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心理学现象进行测量，开启了实证研究爱国主义的滥觞。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爱国主义研究只是纳粹主义威权人格研究中的一个细微部分，因此未能及时得到政治科学界的特别注意和跟进；另一方面，由于其测量的并非“真爱国主义”（genuine patriotism），而是“假爱国主义”（pseudopatriotism）或曰民族中心主义，所以很自然地被归类为民族主义研究之列。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伦理学家的积极阐释和倡导以及行为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爱国主义才真正获得了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就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第一个试图对爱国主义进行实证研究的是费什巴赫（Feshbach）。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潜在的重要概念差异在之前的研究中被掩盖了。1989年，他和科斯特曼（Kosterman）合作发表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迈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态度的测量》一文。这是“爱国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政治科学研究成果的标题之中，开创了从政治科学角度研究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先河，奠定了其在爱国主义实证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地位。他们成功地将爱国主义重新带入政治科学的视野之中，爱国主义由此摆脱同民族主义暧昧不清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学构念（construct）成为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

继费氏和科氏的研究之后，国际学界实证研究爱国主义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整体上看，爱国主义实证研究可分为三个主题：一是爱国主义的概念建构与测量，二是爱国主义的成因分析，三是爱国主义的政治效应分析。下文的述评将围绕这三个主题依次展开。

二、作为政治科学概念的

爱国主义：维度与测量

众所周知，政治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清晰、科学的概念定义。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被清晰、科学地定义和测量，那么其实证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一）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与测量

上文简要的概念史和观念史分析表明，爱国主义起初只是人们在反抗专制政体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现代话语，它处理的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但到19世纪后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了，这对孪生概念便相互纠缠、难解难分。民族主义者对爱国主义概念的滥用，使得在民族主义被普遍唾弃的同时，爱国主义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混杂，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也有所体现。阿多诺等人在《威权主义人格》中指出，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能够理解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方式，应该能够容许自己不能接受的许多东西，应该既不受刻板印象的遵奉主义的支配，也不会去拒斥外群体或鼓吹帝国主义性质的霸权”。显然，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界定，既包含了爱国主义的元素，也包含了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元素。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们把对黑人的态度、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对国家的态度组合成一个混杂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无独有偶，此时的很多实证研究都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但是，如果二者确实是同一种政治情感，那就没必要在系统、成熟的民族主义研究之外再研究爱国主义，甚至爱国主义这一概念也应取消。因此，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区分势在必行。

毛里齐奥·维罗里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可以、也必须加以区别的”，而且区分它们的尝试早已有之（如乔治·奥威尔和卡尔·多伊奇都曾提出过相似的见解），但都不尽如人意。1964年，基于一系列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理论，杜布（Doob）试图对二者进行区分。虽然其区分依然主要在理论上进行，却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更为直观的指引。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区分尝试，为此后的概念建构与测量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4年，基于对阿多诺等人研究的怀疑以及来自杜布的理论支持，雷（Ray）使用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工人样本，研究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关系。他发现，澳大利亚人的爱国主义与种族态度几乎没有关系。作为跟进，1985年，黑文、拉杰卜和雷（Heaven, Rajab & Ray）使用南非的两个随机样本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南非人的爱国主义态度只显示出与种族主义的轻微关系。由于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可以说雷等人的研究已触及到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但他们对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区分是从概念和理论而非实证数据出发，致使其研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首个基于实证数据而非理论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的成果是1989年科斯特曼和费什巴赫的研究。他们以大学生、高中生和建筑承包商共239人的样本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包含了120项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态度的题目。通过因子分析，从量表中提取出了6个因子：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公民自由、世界政府和自鸣得意。通过对不同因子的项目意义分析，发现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自己国家的积极情感依恋（以爱和自豪感为标志），而民族主义反映的是民族优越感和支配其他民族的信念。借此，他们确立了一个包含12个项目的爱国主义量表和包含8个项目的民族主义量表。这项研究超越了以往主观性的、基于理论建构的概念区分方式，实现了基于实证数据对概念的区分，其影响十分深远。

后续研究多以这项研究为基准进行探究。科氏和费氏通过因子分析确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量表，被后来的研究者广为借鉴。诸多研究者以这一研究为基础，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国家依恋（national attachment）或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并通过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进一步确证其有效性。这一区分甚至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这一系列研究将爱国主义从民族主义中剥离，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确立下来。

不过，由于科氏和费氏的主要旨趣在于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剥离，因而只是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单维度的概念，并未深究其内在维度。对爱国主义的单维度理解，还体现在当时其他学者主持的大型社会调查中。如1988年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项目（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爱国主义量表由4个题项（在1987年的预调查中包含8个）组成，询问受访者看到国旗飞扬时的感受、热爱国家的强烈程度、听到国歌时的激动程度和作为美国人的自豪程度。这些题项反映了主要由作为情感对象的国旗、国歌和美国的象征政治驱动的一系列情感性情绪（affective moods）。换言之，它主要关注爱国主义的情感之维。但仅仅从情感角度界定爱国主义是不够的，对其内在维度和类型的进一步区分将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二）爱国主义的维度区分

实际上，从理论上区分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托克维尔曾区分过本能的和理智的爱国主义。阿多诺等人也区分了“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其区分更倾向于使用“个体对国家的爱是盲目性的还是批判性的”作为标准。这些理论先行的类型区分，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和启发。此外，仔细观察科氏和费氏的量表也可发现，诸项目的意涵远非是一致的，隐含了多维度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初，泰斯-莫尔斯（Theiss-Morse）等学者向以科斯特曼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提出挑战，认为后者错误地采用了爱国主义的单维概念。泰斯-莫尔斯等人采用“更加尊重被研究者主体性的混合方法”，确证了爱国主义的多内涵性，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探索概念多维性的路径。不过，通过该方法确立的概念维度过于庞杂，后学们难以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这制约了其学术影响力。

与此同时，斯托布（Staub）和沙茨（Schatz）等人则将“自上而下”的维度建构路径与“自下而上”的数据检验方法结合起来，对爱国主义的内在维度进行更为系统的讨论。在1991年的一篇会议论文中，斯托布基于既有的理论区分建构了盲目性（blind）和建设性（constructive）两种爱国主义类型。前者的特征是刻板的认同、正面评价、坚定的忠诚和不容忍批评；后者的特征是更灵活的认同、支持建设性批评，并渴望实施积极的改变。基于斯托布的研究，1994年沙茨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盲目性和建设性爱国主义与更传统的爱国主义度量（对国家的认同与依恋程度）之间的关系，借助实证调查数据证实前者确实可以与后者区分开来，同时也证实盲目性和建设性爱国主义之区分的有效性。1999年，沙茨、斯托布等人进一步致力于从功能上把盲目性和建设性爱国主义区分开来。这一系列对爱国主义内在维度的实证区分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不仅使爱国主义的多维性成为学界共识，而且使盲目性和建设性两个维度深入人心。此后的诸多研究均致力于进一步探索二者在功能上的差异性。总之，斯托布和沙茨等人从理论上建构爱国主义概念的结构维度、并利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方法，堪称实证研究爱国主义的又一里程碑。

除了从个体依恋国家的方式上对爱国主义进行区分外，很多研究者依然从情感角度探究爱国主义的维度。象征性（symbolic）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形式，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项目较早对其进行了测量，科氏和费氏的量表也包含了对它的测量，不过均未将其视为独立的维度。胡迪（Huddy）等人较早提出象征性爱国主义的概念，认为它将对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感与对国旗和国歌的自豪感结合起来，是国家归属感的四个传统度量方式之一。帕克（Parker）则试图为象征性与盲目性爱国主义的区分寻找经验支持：前者体现的是个体对国家及其核心价值观相对抽象的情感依恋，后者体现的则是对国家政策和实践不加批判的支持。对象征性爱国主义的测量，一般直接询问受访者看到国旗或听到国歌时的内心主观感受。也有学者提出“传统的爱国主义”（conventional patriotism），将其定义为单纯的“对自己国家的爱”，其测量主要询问人们对国家的整体热爱之情。所谓传统的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一般性、整体性的爱国主义情感。

另一个从情感角度概念化爱国主义的进路是国家自豪感（national pride）。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包含了一套题组，测量对民主运作方式、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与经济成就等10个方面的自豪程度。麦克丹尼尔（McDaniel）等人视国家自豪感为爱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研究表明，国家自豪感作为一种对国家的情感性认同，被视为爱国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

（三）爱国主义测量的进步与不足

总体而言，国际学界对爱国主义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呈现出从单维度到多维度的发展趋势。这种多维化的概念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泰斯-莫尔斯等学者的批评。既有度量主要从情感性和价值性两个进路进行，前者测量的是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强度，后者测量的是人们在爱国方式上的价值取向。从测量方法上看，主流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者预设式，但一般会使用实证数据对区分模型进行拟合。无疑，国际学界这些由理论出发又经过数据检验的量表（代表性量表详见表1），应能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当然，这些测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批评。有学者认为，大部分爱国主义度量存在意识形态偏见：象征性、建设性和非批判性爱国主义，要么被自由主义者强烈认可，要么被保守主义者强烈认可；相比之下，只有国家自豪感量表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不太明显。在既有度量中，意识形态偏见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欲让爱国主义概念保持价值中立是徒劳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对国家的一种积极、正向的政治态度，具有明显的肯定国家的情感偏向和价值倾向。

加 里 • 戈 茨认为，社会科学的多数核心概念都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和多层次的（multilevel）。就爱国主义的实证研究而言，研究者们虽已充分注意到其多维度性，但其多层次性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多层次性理念的缺失，导致既有研究总体上仅聚焦于爱国主义的某一层次，影响着研究的系统性，难以形成全景式分析。此外，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观念，较少度量人们的爱国主义行为，不得不说这也是一大缺憾。应当说，这些缺失已影响到对爱国主义的认识，难以系统描绘民众爱国主义观念与行为的全貌。

三、爱国主义的理论解释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维度建构和量表开发逐渐定型，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爱国主义的理论解释。一般而言，个体政治态度和心理的成因研究，按照解释变量的层次可区分为个体、群体和多层次的解释路径。整体看来，2010年之前研究者主要从个体层次对爱国主义的成因进行研究，且集中于政治心理学路径；2010年之后开始出现群体层次和多层次的解释路径转向，但其研究依然较为薄弱。

（一）个体层次的解释路径

个体层次的解释路径强调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侧重的解释变量不太一致：前者更重视内隐的心理变量（如认知、人格等变量）；后者主要以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因素进行解释。

1.政治心理学路径。政治心理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较为方便地进行实验研究。心理学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被广泛应用于爱国主义相关议题的研究。费什巴赫将音乐作为启动物，探索了军事音乐和爱国音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发现军事音乐显著提升了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而爱国音乐倾向于增强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有学者通过在问卷中操纵比较条件（横向的国际比较、纵向的时间比较和无任何比较）进行启动实验，发现如果参与者被纳入国际比较实验，那么其内群体认同和评价都显示出与外群体贬损更强的相关性。有的学者通过在问卷导语中加入“核心本质”或“共同目标”的国家团结定义，启动不同的国家概念，发现不同的国家团结定义确实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容忍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产生了影响。还有学者将国旗作为启动物，发现接触美国国旗增加了受访者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也有学者将涉及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名言作为启动物，发现被正面引语启动的参与者的爱国主义要高于那些被负面引语启动的参与者。显然，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外在刺激物对人们爱国心理的影响。

另一些研究则更关注内在的心理变量对爱国主义的影响。早在1969年，德拉梅特（Delamater）等人已发现，那些把国家视为生命中重要事物之象征的人，对国家有更强烈的情感性依恋。布兰克（Blank）分析了德国人的威权主义、失范感（anomie）和自重感（self-esteem）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人们的群体主导倾向也会对其爱国主义产生影响，但具体如何影响则取决于他们所属的群体在所属社会中的地位。右翼威权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和社会主导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影响也得到了较多关注。与威权主义密切相关的变量是批判性思维，它与建设性和盲目性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关系。另一重要心理变量是威胁感（perceived threat）。虽然产生爱国主义的心理机制主要是基于自我参照而不是群体间比较，但外部环境对人们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却在所难免，而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威胁感实现。显然，无论是威权主义、批判性思维或社会主导取向，还是失范感、自重感或威胁感，都是传统政治科学不太重视的心理变量。政治心理学把它们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但对于它们的作用及其机制，学界仍尚未达成共识。

2.政治社会学路径。政治社会学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解释，主要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主义两条路径展开。制度主义范式强调，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是对制度绩效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与群体层次的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整体性影响不同，个体层次的制度主义强调个体对制度绩效的主观评估或感知的影响。奇怪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在个体层次用制度主义解释爱国主义的研究。这应是后续研究需要加强的解释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强调个体的文化背景、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对其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与群体层次的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影响不同，个体层次的文化主义强调个体的文化差异的作用。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各种文化变量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就业状况、新闻接触、政治立场等。里奇（Richey）则研究了公民参与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不过，这些文化变量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并未获得一致性验证，同一变量在不同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研究中，经常表现出不尽一致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

（二）群体层次的解释路径

在群体层次的成因分析中，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构成竞争性解释。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塑造个体观念与行为上的作用，而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文化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在制度主义看来，政治制度以及广义的社会制度环境，会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制度主义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更具解释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就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民族自尊心上的差异归结为两国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这也是托克维尔一贯的理论主张，即政治制度会对民情产生深远影响。遗憾的是，从制度主义路径对爱国主义进行跨国比较的研究较为匮乏，因为虽然国际制度比较较为容易，但对爱国主义进行整体评估和跨国比较却殊为不易。对爱国主义的整体评估，只有基于个体层面科学抽样进行推论，才较为可行且科学。即便如此，在跨国比较中也应该注意测量的等效性问题。不过，近年来，有研究者基于报刊的内容分析或基于网络信息的大数据分析，评估一个社会的整体爱国主义状况。这或将有助于克服这一方法论上的困境。

在文化主义看来，人们生活在社会文化的包围之中，长期浸淫其中之人的观念应当会受其影响。迪纳（Duina）发现美国的穷人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的穷人和美国的其他阶层人士更爱国，他试图从文化主义的路径解释这一现象。迪纳通过大量访谈发现，一方面，美国穷人共享一种坚定地信仰美国的政治文化，坚信美国是“希望之国”“富饶之地”和“自由之邦”；另一方面，美国穷人的生活哲学弥合了贫穷的客观处境和主观感受之间的反差，他们将失败归结为个人之过而非社会之过，坚信未来会更光明，没理由对国家失去信念，坚信美国建立在个体价值同等的原则之上。美国穷人独特的政治文化和信念，使其即使在经济非常困窘的情况下，依然强烈地热爱美国。该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使用质性方法研究民众爱国主义的成果之一。

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文化主义路径，对于解释爱国主义的形成及其群体差异均提出了富有洞察的见解，但它们的缺陷同样值得重视。比如，把制度和文化割裂开来的做法，显然并非明智之举。众所周知，诸如制度这样的上层建筑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基于社会主流文化之上，而文化反过来又会受到制度的形塑。更重要的是，其共同困境在于无法解释个体层面的差异，因为即使在同一制度架构或文化环境之中，不同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依然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三）多层次的解释路径

个体和群体层次的研究存在把宏观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与微观的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割裂开来的弊病，各自只讲了理论故事的一部分。事实上，个体的政治态度受到其个人特征和所属群体或国家的特征的共同影响。基于此，一些研究者使用多层次方法（multilevel approach）进行分析。这类研究从个体层次测量爱国主义，其理论解释则是在个体层次的变量外，再将群体层次的变量纳入模型之中，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综合解释模型。既有研究使用的群体层次变量大致有两种，一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和时间节点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二是国家间的制度与文化差异。

1.国家内部差异性的影响。沃拉克（Wolak）等人认为，人们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异质性状况，会对具有不同价值偏好的人们的国家自豪感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将美国州级层面的族群多样性和党派竞争水平作为群体层次的变量，将个体的身份特性（族群身份）、价值偏好（对平等价值的支持程度）和爱国主义水平作为个体层次的变量，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当人们生活在与他们的价值观、特性和公民取向相一致的环境中时，更有可能表达国家自豪感。与沃拉克等人的横向区域差异性解释不同，杨文辉等人从纵向的时间差异性进行解释。他们通过断点回归研究新设立的福利制度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发现社会福利并不能买到民众的政治忠诚。 

2.国家间差异性的影响。维默（Wimmer）比较了全球123个国家（覆盖大约92%世界人口）的权力结构差异对民众的国家自豪感的影响，发现政治上的代表制培育了国家自豪感，当人们看到他们自己的族群在全国性权力结构中得到了体现（即有代表）时，会更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福山的观点，即国家认同始于对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共同信念。因为权力分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最易达成合法性的共同信念。清野（Sumino）则关注政治制度对于教育的爱国主义效应的作用。其研究表明，导致教育对盲目性爱国主义起抑制作用的是民主存量（民主传统、遗产和经验随着时间推移的积累），而非民主水平（民主程度的高低）。具体而言，在民主存量较大的国家，教育对盲目性爱国主义有更为显著的反向影响。与维默和清野将注意力放在政治制度上不同，贝歇特（Bechert）转而关注国家的意识形态背景对国家自豪感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高度宗教化的国家，否认宗教的人对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加矛盾的情感；相反，如果国家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无神论者倾向于支持反宗教和爱国主义的结合。

整体而言，多层次解释路径的研究近年来刚刚兴起，研究成果比较有限，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总体来看，既有多层次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性，较少关注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大量的跨国比较研究聚焦于制度上的差异性，但利斯肯斯（Reeskens）等人对欧洲移民对东道国依恋关系的研究却表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政治文化轻松压倒了制度性解释。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解释孰优孰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证。

四、爱国主义的政治效应研究

从科氏和费氏的开创性研究开始，爱国主义的政治效应一直是爱国主义实证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爱国主义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一）爱国主义对政治态度的影响

首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态度后果。科斯特曼等人的研究表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价值观和合作是相容的，而民族主义有更强烈的战争偏好。诸多后续研究表明，爱国主义可能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容忍多样性相兼容，民族主义更可能与威权价值观和不宽容相联系。民族主义有敌视移民、排斥少数民族的强烈偏好，而爱国主义的态度则更加宽容和积极。二者在功能上的差异也因不同国家、区域的制度和文化差异而异。总体而言，与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的态度后果更加健康。

其次，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在政治态度的后果方面也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盲目性爱国主义与政治脱离、民族主义、对外国威胁的感知、对象征性行为的感知重要性及选择性地接触亲美信息，呈正相关；建设性爱国主义则与政治参与的多个指标（包括政治效能、兴趣、知识和行为）正相关。还有研究表明，建设性爱国主义与亲社会的价值取向积极相关；盲目性爱国主义更加拒斥文化多元主义和外来移民，建设性爱国主义则更支持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更包容移民。前者与传统价值观正向相关，与世界主义负向相关，而后者则相反。亦有研究显示，它们都与批判性思维、尊重公民自由和重视国家安全有显著的关联，但方向相反。既有研究大体表明，建设性爱国主义的态度后果要比其他形式的爱国主义更良性。

（二）爱国主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爱国主义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还会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甘格尔（Gangl）等人发现，爱国主义有助于促进跟国家合作的行为，但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信任和自愿合作动机进行调节的。也有学者关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促进政治行为方面的不同作用。胡迪等人发现，民族主义增加了对欧盟的反对，而爱国主义减少了对欧盟的反对。这些研究发现，和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能够促进更良性的政治行为。

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非批判性爱国主义对关注政治和参与投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设性爱国主义会促进民众的公共参与，而盲目性爱国主义则会降低公共参与。鲁帕尔（Rupar）等人探讨了建设性爱国主义、传统的爱国主义和荣耀感在解释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公民参与中扮演的角色。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关注了不同形式的国家认同对支持政府抗击新冠病毒的举措的不同影响。以上研究均表明，从促进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建设性爱国主义是更健康且可欲的爱国形式。

其实，爱国主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未必是政治行动者自我意志的体现。由于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它易于被政党和政客利用。苏利文（Sullivan）等人发现，那些象征性、情感性或本能性地理解爱国主义的人，更容易受到布什爱国言论的吸引，而那些通过其他方式理解爱国主义的投票者则不易受到其修辞策略的引诱。也就是说，拥有某一爱国观念的人，更容易被与之相对应的爱国主义话语动员起来。不同的政党和政客会利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启动人们的爱国主义，使民众采取有益于政治操纵者的政治行为。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表明：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有着更为积极的政治后果，建设性爱国主义的政治后果要优于盲目性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不过，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层面的爱国主义对其政治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与心理对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与发展的影响。这意味着后续研究应加强对爱国主义政治效应的多层次分析。

五、总结与展望

自阿多诺及其合作者以降，国际学界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致力于从经验上探寻健康、良性的“个体—国家”关系。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既有研究大都基于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和政治心理学）理论，可归结为“政治心理路径”或“薄”范式的政治文化研究。通过将爱国主义界定为心理学概念，使之成为可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试图由此跳出聚讼不已、相互攻讦的意识形态泥潭。数十年来，国际学界围绕爱国主义与相关政治心理构念（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关系、其结构维度及前因、后果等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已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深厚的学术传统。

系统性梳理表明，既有研究已达成一些重要共识。首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国家依恋形式。民族主义的心理形成机制主要是群体比较，爱国主义则与显在的群体比较无关。和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更为健康、良性。其次，爱国主义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括盲目性、建设性、象征性爱国主义和国家自豪感等多重面向。其中，建设性爱国主义要比其他形式（尤其是盲目性爱国主义）更健康、良性。这意味着，在公民教育中，应该倡导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应该培育建设性而不是盲目性爱国主义。

尽管国际学界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不凡的成就，但我们并不主张将其简单照搬到国内的研究中来。相反，应对其进行系统反思，在良性的学术对话中勉力超越。事实上，国际学界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改善。

首先，从概念和维度建构来看，国际学界依然缺乏足够的共识。如，学界对于爱国主义与相关概念的使用仍较为随意和混乱，对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归属感、国家自豪感等重要概念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自说自话，难以形成真正良性的学术对话。人们对爱国主义的多层次性认识依然不足，爱国主义应是一个包含情绪、价值和行为等不同面向的概念，但鲜有研究对它们进行区分，导致既有研究的结论往往相互冲突。此外，学界对爱国主义的多维性虽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各维度应如何进一步概念化和测量，至今仍缺乏必要共识。这是后续研究应当致力用功的地方。

其次，从研究主题来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爱国主义的概念与维度区分，很少对其进行类型学建构，形成了以“概念”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格局。尽管已有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根据个体对项目的响应对民众进行分类，但这类研究太过稀少。我们认为，今后应更多地围绕“人”而不是“概念”进行研究，实现从“爱国主义”概念研究到“爱国者”群体研究的转变。此外，对于爱国主义成因的研究，较少关注个体在爱国方式上的差异，如为什么有的人更加盲目地爱国、而有的人对国家的爱更具建设性；多层次的解释性研究依然薄弱；鲜有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制度绩效评估和感知对民众爱国主义的影响。

再次，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和优化之处。多数研究主要依赖于非随机抽样的小样本数据、尤其是大学生调查数据，较少使用有代表性、可推论的大样本数据。诚然，对于维度区分而言，小样本研究足矣，但对于探究其前因与后果则远远不够。聚焦于爱国主义前因后果的既有研究，主要使用了横截面数据，较少使用追踪性数据，影响着因果机制的分析。此外，既有研究主要从研究者对爱国主义概念的主观理解出发，把受访者困在根据研究人员的标准预先定义、建构和表达的框架内，忽视了受访者的主体性。事实上，研究者的确很少关注政治行动者如何使用相关术语。受访者主体性的缺失，使得受访者往往难以理解按照研究者的定义衡量国家认同及相关概念的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学界关于爱国主义的实证研究中，开拓者和引领者均为欧美学者，其研究多以欧美文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价值倡导为基础。然而，即使是在美国，爱国主义的概念和量表反映的仍主要是美国白人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忽视了黑人不同于白人的爱国逻辑。就此而言，后续研究应当特别注意基于本土情境，充分汲取国际学界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从普通民众的主位视角和逻辑出发，建构更为合理的爱国主义概念与理论工具，进而开展科学而系统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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