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 丁 迪 | 脆弱制衡还是韧性共存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探索

摘  要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网络与现实空间结合的不断深入，网络空间不稳定因素对战略稳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显现，网络时代如何维护战略稳定成为国际安全重大议题。因此，应立足于全球战略稳定视角来探讨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避免陷入单纯网络安全分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应突破传统核战略稳定思路，针对不同类型安全问题采取不同稳定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既可利用共同脆弱性实现制衡，也可凭借安全韧性实现共存，这两种特性构成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战略稳定理想模式。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应结合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在不同层面灵活采取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模式，推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发展。

作者简介

门洪华，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丁 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目  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二、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内涵

三、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理想模式

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面临的情势

五、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路径选择

结 论

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领域。科技发展不断拓展战略稳定外延，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信息通信技术蓬勃发展，人类社会对网络空间依赖程度愈来愈高，新一代数字技术使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联结，网络空间逐渐成为重要战略空间。在网络空间战略地位日益突显的同时，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网络攻击不断向金融、供水、供电等关键基础设施甚至核设施蔓延，具备构成大规模杀伤的潜力；另一方面，网络攻击作为重要辅助杀伤手段被投入战场，成为军事冲突中关键“胜负手”。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存在巨大差异，现有体制难以应对网络安全对战略稳定的挑战。当前互联网技术架构塑造了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复杂性、开放性与去中心性等特征，导致行为溯源困难、安全漏洞频出、风险难以确定和管辖权分散等固有缺陷，这使得在网络空间中难以构建威慑稳定。以“认知域”作战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战略行动不仅超越了传统战略稳定框架规制范畴，而且可以造成更深远的战略影响。网络空间已成大国规避传统战略稳定体系管控、寻求单方面战略优势的焦点区域。虽然当前网络空间由于技术局限性等诸多因素限制，并未产生严重动荡，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一旦崩溃必将引发连锁反应，冲击现实空间战略稳定，颠覆现有国际格局。因此，构建一个符合网络空间需求的新战略稳定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传统战略稳定一般包括狭义核战略稳定与涉及政治、军事与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广义战略稳定。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对网络空间能否实现战略稳定及如何实现战略稳定尚存争论。目前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国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有研究指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本质上从属于大国关系发展，网络技术发展导致网络力量格局演变，进一步改变大国行为模式，传导至现实领域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冲击。大国关系决定网络空间稳定，大国间网络空间治理模式的差异对全球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产生巨大影响。更多的研究集中在网络安全问题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例如，网络空间博弈有别于传统大国关系，更易导致战略误判，网络空间中低于战争门槛的间谍活动、政治煽动等可能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网络空间博弈被视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变量。

第二，军事冲突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在网络空间进攻占优背景下，网络武器的非对称优势破坏传统战略格局，影响原有战略稳定状态。有观点认为，使用网络武器不必承担传统战争责任，具有攻击优势且难以防御，该特性鼓励网络空间攻击行动与网络军备竞赛，导致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形成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最终影响现实世界战略稳定。另有研究关注网络安全对核战略稳定的影响，指出网络技术革命使得常规武器针对核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不断提升，这将打破原有核威慑平衡，破坏核战略稳定。核武器指挥与控制系统等战略核设施面临的网络攻击威胁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直接挑战。

第三，综合安全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网络空间战略要素复杂性使得很多学者将综合性安全因素纳入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视野，网络空间中数据传输稳定性、大数据时代中美互动、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空间国际法及各种行为规范等都是影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多元因素共同作用背景下，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特性发生变化，制度安排、合作规范与攻防平衡构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支柱，此复杂性使得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处于一种介于稳定与不稳定间的“脆弱稳定”状态。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奠定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理论基础，但尚存一些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当前研究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界定模糊。既有研究中经常以网络空间稳定替代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造成概念混淆。第二，战略稳定概念被泛化使用。网络空间中的很多风险因素并不具备战略意义，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极少发生。不能夸大风险滥用战略稳定概念。第三，战略稳定分析框架简单化。战略稳定外延从核战略稳定拓展到政治、经济等维度，贯穿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等多领域，单一分析框架难以完全覆盖所有影响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立足全球战略稳定视角，致力于突破既有研究窠臼：其一，突破单纯网络安全视野。研究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不能局限于网络空间本身，要围绕网络空间对全球战略稳定影响展开，最终目标不是网络安全而是全球安全与和平。其二，摒弃单一战略稳定模式。网络空间中安全因素多样复合，这决定了战略稳定模式的多样性，不同战略稳定模式在网络空间中并不相斥。其三，摆脱传统战略稳定模式束缚。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必须立足自身价值观念，本文力图从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观出发，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新路径。

二、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内涵

战略稳定的概念源于核安全研究，是维持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主要模式。随着科技发展，建立在传统核武器基础上的战略稳定关系受到巨大挑战。网络空间作为重要新兴领域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都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改变了全球战略稳定态势，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已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新焦点议题。

（一）战略稳定概念的演进

战略稳定理论始于冷战，托马斯·谢林提出，“只有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凭借第一次打击完全摧毁对手报复能力时，才能达到稳定平衡”，这一观点为战略稳定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等提出确保相互摧毁、有限核战争等思想，确立了战略稳定理论与美苏间战略稳定的基本模式。

传统战略稳定思想把核武器毁灭性变成敌对双方共存的基础，相信双方都可通过报复而非利用明显优势来实现自身目标。获得战略稳定关键在于减少军备竞赛，或在危机中削弱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需要和诱因，由此派生出“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两个概念。冷战后，核武器开始横向扩散，国际核战略态势日趋复杂，构成多维度安全困境；常规军事技术发展削弱了核武器战略的影响力，侵蚀着传统核战略稳定；网络空间等新问题领域的凸显冲击着既有的战略稳定思维。由此，战略稳定内涵突破单纯核战略稳定范畴向“多维度战略稳定”发展。战略稳定不仅指有核国家间没有武装冲突，更被视为一种“以和平与和谐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秩序”。

大国从自身实力出发对战略稳定进行各自解读。美国在霸权护持理念下将战略稳定视为评估全球武装力量态势变化和升级的风险标尺，既强调降低无意、不经意、未经授权或因误判、过度反应使用核武器，又固化强化美国力量优势，兑现保护盟国的延伸威慑。俄罗斯则强调战略稳定与其大国地位的关系，强调战略稳定与地区安全体系的关联，试图通过扩大战略稳定使用范畴，探求多边战略稳定，以维护其大国地位。中国在强调核战略稳定的同时，试图将更多要素纳入战略稳定体系，将大国间稳定关系视为战略稳定关系核心要素。中俄于2019年6月签署的《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将战略稳定外延拓展到太空、生化武器、混合高科技等新兴领域，意在通过将更多战略要素纳入战略稳定框架中，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格局。

战略稳定外延不断拓展，由单一军事（核）战略稳定迈入复合战略稳定状态。当今国际战略稳定关系是网络空间与其他多种战略因素互动影响的结果，已突破传统安全视角，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赖、政治稳定架构等因素都成为影响战略稳定性的重要变量。 

（二）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内涵

网络空间是重要战略空间，其源于战略稳定理论在新领域内的延伸，随着战略稳定外延变化，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内涵不断深化，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下呈现不同战略稳定内涵。

1.军事（核）战略稳定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被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在传统战略稳定视角下，技术革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依附于传统安全领域来发挥作用，界定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首先应关注其对核战略稳定与军事战略稳定的影响。

网络空间与核安全关系密切。一方面，网络攻击成为破坏对手核威慑能力重要手段，2013年，美国提出的“主动抑制发射”概念与“震网”病毒对伊朗核设施的破坏充分展示了网络攻击对核设施的破坏力。另一方面，核武器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与网络基础设施深度结合，对一国重要网络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被视为对核战略设施的攻击，并导致核报复。核战略稳定与网络安全问题盘根错节，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核心问题。

在常规军事领域，网络空间军事化对战略稳定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作战形态，赋予军队更为精确与智能的打击能力，颠覆传统作战形式，影响国际军事力量格局。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对网络空间依赖性使网络攻击潜在破坏性增加，网络军事力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技术日趋成熟，对公共安全造成大规模影响，这些攻击如果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可能会导致核报复。

相对于传统军事行动，网络攻击因缺乏国际规则约束，现实成本与政治成本低而易被滥用。随着网络攻击不断向关键基础设施等国家安全核心领域延伸，将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世界军事平衡。在这一视角下，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意味着管控网络军事行动，防止其对大国关系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冲击。

2. 大国战略稳定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网络空间安全态势与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密切相关。中俄曾发表过两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联合声明，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全球安全、政治、经济体系稳定视为一种战略稳定形态。网络空间中政治、经济与其他安全利益冲突都会影响大国战略稳定。一方面，网络空间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全球网络技术发展不平衡，具有技术与市场优势的大国在网络空间中容易获得垄断性权力。这种垄断性权力使部分大国在网络空间中获得战略优势并利用这一战略优势改变原有战略稳定格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既是大国博弈平台也是大国博弈工具，将深刻改变战略稳定格局。作为博弈平台，网络空间博弈缺乏规范，易激化大国矛盾，瓦解大国信任，损害大国关系；作为博弈工具，技术与市场主体将被“国家化”而卷入大国博弈，将更多的社会因素纳入战略稳定框架，改变战略稳定态势。

大国战略稳定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较为复杂。国家利益多元性与国家安全风险多样性使得大国战略稳定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外延拓展到网络空间外的诸多社会领域。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不仅是防范网络攻击、避免冲突，更是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的一项安全治理问题。

3. 复合战略稳定视角下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战略稳定概念延伸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后形成所谓“复合战略稳定”视角。复合战略稳定不是单一领域的战略稳定，而是由多元主体、多种因素在跨领域互动中形成的战略稳定格局。网络空间复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博弈领域广阔。网络空间真正价值在于巨大“连通性”，将传统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使网络空间各种战略行动极易延伸到所有社会领域，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因素呈现“全域”化特征。在网络空间内的大部分威胁都非单纯网络攻击，而是通过网络传导放大的跨领域威胁。随着网络空间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所有涉及网络的元素都有可能转变为影响战略稳定的因素。

第二，行为主体多元。网络空间中掌握技术、资金与资源优势的主权国家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网络空间开放性给非国家行为体创造活动空间。主权国家通过授权、鼓励和扶植等多种方式赋予非国家行为体相应的战略地位。因此，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中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力巨大。例如，美国政府鼓励私人机构主动反击来自敌对国家与组织的网络攻击，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盛行，开发这些平台的公司掌握网络公共产品，在某些特定领域能够制定网络规则，成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安全威胁多样。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种类繁多，大量难以管控的新型恶意行为成为影响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网络空间恶意行为在性质上虽低于战争门槛，难以被纳入现有国际规范体系进行管控，但安全威胁却不低。黑客攻击、舆情操弄和恶意泄露数据等网络恶意行为能严重干扰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利益构成复杂。网络连通性使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因素比现实空间更为复杂，各因素彼此联系甚至相互依赖，各主体利益呈现相互纠缠的特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将多维度互相依赖视为构建战略稳定重要因素。约瑟夫·奈进一步提出，国与国之间的纠缠（Entanglement）状态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基石。网络空间的运行特征能够促使众多潜在对手纠缠在一起，通过建构共同利益的方式将网络空间的安全逻辑由制造风险转变为规避风险。通过更彻底地纠缠朋友和敌人，在网络空间内保持并促进良好行为的利益将会增加，进一步鼓励风险规避行为，促进网络空间的稳定。

（三）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实质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网络空间中，避免因冲突升级而诱发大规模国家间冲突，破坏全球和平稳定的秩序。网络空间行为体更倾向利用网络恶意行动攫取战略利益而不是破坏网络本身可用性。因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探讨的不是网络空间自身平稳运行，而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网络空间秩序对战略稳定的影响。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可分为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具有各自的稳定与不稳定形态，通过向上一层次传递危机来不断侵蚀全球战略稳定。首先是核战略稳定，处于最优先位置，所有战略稳定必须满足核战略稳定的需求；其次是常规军事稳定，鉴于网络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及诱发核报复的可能，避免发生军事冲突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重要议题；再次是大国关系稳定，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失控会导致大国冲突，冲击全球战略稳定；最后是复合战略稳定，这一层次中各种国家层面及次国家层面的网络恶意行为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诱发军事冲突乃至核报复（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状态底线是核战略稳定，理想状态是没有恶意行为的有序网络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定义为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中的网络空间各行为主体，其行为不会导致对其他主体（主要是大国）的严重利益损害，各行为主体不会做出诱发网络空间或其他领域大规模冲突行动的有序平稳状态，其底线是确保网络主体生存，理想状态是保障各主体利益不被网络恶意行为损害。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传统战略稳定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也是重要的大国博弈空间。鉴于网络空间没有实体疆域概念，难以依靠领土与主权原则划分管辖权责，容易造成技术大国的权力垄断；行为溯源机制不完善，造成投机行为盛行，缺乏价值共识及有效力的行为规范。传统战略稳定框架无所适从，需以更广阔视角审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议题，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战略稳定模式。

三、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理想模式

各国在网络空间的试探和博弈给全球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传统核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已无法满足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需求。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不仅涵盖传统军事（核）战略稳定因素，也囊括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领域的战略稳定因素，因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必然超越传统“核战略稳定”框架呈现全新面貌。

（一）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

传统战略稳定思想核心在于确保相互脆弱性以实现制衡，使核报复足以达到“不可接受损失”的标准，消除双方先发制人的打击动机，确保报复以降低扩充军备的意愿。基于此，战略稳定能力建设聚焦核报复，机制建设侧重防范误判。冷战时期战略稳定保障机制主要由美苏战略稳定、核不扩散机制与核军控机制构成，整套体系核心是确保相互摧毁和确保相互脆弱性。任何破坏核武器脆弱性和制衡格局的企图都被视为破坏战略稳定的行为。从传统战略稳定逻辑出发，在网络空间中通过构建“脆弱制衡”的方式可以形成战略稳定格局。

随着战略稳定问题由军事安全延伸至其他领域，脆弱制衡稳定的基础逐渐消失。在网络空间中，虽以单纯网络攻防角度看网络进攻占优，但在战略层面，大国面对网络攻击时具有较强的安全韧性。虽然网络攻击技术发展迅速，但针对大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依然鲜有成功案例。这种安全韧性，使网络防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此外，网络空间高度连通性使网络空间利益深度纠缠，各主体处于共存状态，网络攻击易遭反噬，成本收益难以平衡，从而遏制网络攻击动机，自发形成攻防制衡。“复合战略稳定”视野将更多安全因素纳入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框架，网络主体利益“共存”状态使得它们选择主动规避风险，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鉴于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源于核战略稳定的网络“脆弱制衡”稳定模式，在理想条件下，大国在面对网络攻击时无法有效防御，或者网络攻击诱发军事冲突乃至核报复等严重传统安全后果，从而保持克制形成战略稳定格局；另一种是大国在网络空间中依仗强大技术能力、深度利益纠缠与共存等因素，促成可靠的网络防御和遏制网络恶意行为的能力，形成“韧性共存”战略稳定模式。当大国网络安全均处于绝对脆弱或拥有绝对韧性时，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程度高；当脆弱性或者韧性相对较弱时，网络空间就会失衡，破坏战略稳定。不同维度的脆弱性与韧性有机整合会增强整体战略稳定性。例如，网络核战略稳定脆弱性与网络复合稳定韧性相结合可以增强网络空间整体战略稳定性。

（二）网络空间脆弱制衡稳定形成条件

理想状态下，所有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博弈中均处于脆弱状态，构成相互制衡，形成战略稳定格局。在当前网络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高度关联性、网络技术优势相对性和网络空间攻防制衡性构成网络空间脆弱制衡战略稳定基础。

1.网络空间高度关联性

网络空间高度关联的特性使行为体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能面临巨大风险，成为构建网络空间脆弱制衡稳定重要因素。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人类社会对网络空间的依赖与日俱增。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容纳政治、经济与军事等诸多领域社会活动的重要社会空间，数以万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网络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是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构建而来的人造空间，是物理空间在信息空间中的映射，通过在实体间创造新的关联，影响现实世界。多维度的高度关联性使网络活动造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网络攻击造成的连锁反应可能反噬攻击者。网络空间高度关联性也使网络武器更易扩散。网络武器主要由非实体恶意代码构成，其传播与扩散速度远高于传统物理攻击武器。例如，以“想哭”（Wannacry）为代表的国家武器级网络病毒的泄露对全球网络空间稳定乃至现实世界正常秩序构成巨大威胁。 

2. 网络技术优势的相对性

互联网技术高速迭代使得网络空间行为体的网络技术优势并不稳定。大国在网络冲突中不具备完全优势，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具有相对性，也并不必然带来战略优势。一方面，网络技术优势自带悖论。技术先进国家有强大网络攻击能力的同时，对网络依赖程度更高，更易受到网络攻击，不发达国家对网络空间依赖程度低而不惧怕网络战争。若将对抗延伸到数字空间，落后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比传统大国更具优势。网络攻击手段的不断丰富、网络武器的扩散对网络强国造成的伤害反而越大，这一悖论使大国在网络空间中显得更为脆弱。另一方面，网络安全领域的技术优势转移迅速，大国难以长期维持稳定技术优势。网络科技主要载体是程序代码，其获取、转移和仿制门槛低。网络技术对基础工业能力要求低，技术后发国家通过较低投资能够迅速取得巨大进步。因此，大国在网络技术领域很难长期维持全方位优势，难以保证对手不获取非对称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中任何行为体都无法避免自身存在的脆弱性。

3. 网络空间攻防制衡性

网络空间存在“攻防制衡”形态。传统上认为网络空间攻防不平衡，进攻方占据显著优势，但这一状况仅限于小规模低烈度的网络恶意行为。在战略层面上，网络攻击与传统物理攻击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对攻击发起者而言，赢得网络冲突不会给自身带来更多政治权力，输掉网络冲突也不会真正损害一个在网络空间已很强大的行动者的权威。由于网络攻击战略影响有限，因此网络空间中的进攻方即便占据一定优势也无法将其转化为战略优势。随着各国网络情报能力增强，大规模网络攻击“归因”并不困难，大国难以隐蔽地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网络空间中这种攻防制衡的特点使得网络攻击不仅战略收益有限，攻击者反而显得更为脆弱。这种脆弱性是大国间网络博弈长期处于低烈度状态的重要原因。

（三）网络空间韧性共存稳定形成条件

网络空间安全韧性是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重要条件。虽然网络空间的技术与制度格局使其充满脆弱性，但网络空间的相互依赖性、行为主体多元性和安全冗余性构成了韧性共存稳定的基础。

1.网络空间相互依赖性 

网络空间的高度连通能进一步增强国家间相互依赖，降低军事冲突可能性。互联网对其他社会领域具有高渗透性与延展性，更易促成复合相互依赖的产生。网络空间能够渗透其他空间，对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造成影响，具有明显跨域特性。网络空间还具有延展性，即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展现出新特性。这种渗透性与延展性使得网络空间与大量其他社会现象产生复杂联系，与各种社会变量纠缠一起，形成一套复合相互依赖体系。这种复合相互依赖特征在网络产品供给和网络治理两个维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网络产品供给维度，网络空间所依赖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建立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上，是全球科技和商业覆盖最复杂、最高效的领域之一。这种复杂的供应链体系构成全球网络经济运行的高度互相依赖性。这种高度依赖性在本质上形成一种共存关系，增进了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有利于形成韧性共存战略稳定格局。

在网络治理维度，这种相互依赖更为明显。国家内部、政府与私营机构充分合作以实现网络空间治理，形成政府与私营机构相互依赖。例如，拜登政府积极利用民主党与科技公司的联系，拉拢科技巨头，强化网络安全中的“公私”合作体系。私营公司也需要政府为其背书，特别是在遭受网络攻击时，无论是进行司法诉讼还是外交协商，私营企业必须依赖国家行为体追究或者惩罚恶意行为者。跨国层面上，网络国际治理合作也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对互联网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他们之间构建网络治理相互依赖的程度就越高，形成韧性共存战略稳定的可能性也越高。

2. 网络空间行为主体多样性

网络空间是依赖现代通讯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其形成初期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公开透明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虽然随着网络空间战略利益日趋重要，主权国家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主导行为体，但网络科技公司、技术团体乃至网络犯罪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够在网络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主权国家之下，其他行为主体的存在使得网络空间权力结构更复杂，促成相互牵制、多重博弈的格局。在核心安全利益之外，非国家行为体能够有效补充主权国家政策盲区，填补网络秩序真空地带。理论上，各主要行为体在网络空间通过“讨价还价”等一系列互动过程形成默契，竞争对手间围绕可接受行为和不可接受行为达成共识，形成一种“约定的竞争”（Agreed Competition）条件下的秩序，实现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现实中，非国家行为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权力构成主要源自技术优势与流量优势，是主权国家政治与军事权力的重要补充。以大型科技公司与跨境技术团体为代表的私营团体掌握了主要技术资源，通过制定技术标准与开发产品规制网络空间，通过将技术优势转为市场优势巩固权力。依附于网络技术平台的各种行为体则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网络流量，吸纳社会资源，引导社会思潮。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各有所长，相互依赖形成共存关系，并成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地带，增强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稳定性。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向多极化，国家间的战争倾向度相对较低，而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竞争性的，合作性也会凸显，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创造条件。

3. 网络空间安全冗余性

网络空间中虽防御成本相对较高，难以拥有可靠防御效果。但不可否认，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的安全冗余性，限制网络安全事件造成不利后果。这种冗余性体现在技术冗余与制度冗余两个层面，在网络空间中构造韧性稳定环境。

从技术冗余性方面看，网络技术高速发展限制了网络武器生命周期，极大提高网络攻击门槛。网络攻击的成功主要依赖网络设施的安全缺陷，但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发现并修补漏洞的速度不断加快，网络武器的生命周期变得很短。此外，面对各种网络安全威胁，各国都在努力提升自身网络的冗余程度，使得自身在遭受网络攻击时能够有效控制损失。冗余性虽然无法阻止网络恶意行为，但可有效降低恶意行为造成损害，并提高网络攻击的成本。

从制度冗余上看，良好的网络安全制度设计将保证网络空间的秩序，对控制网络恶意行为造成的损失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是遏制网络攻击、管控网络安全风险的保障。例如，欧盟全力推行的“欧盟全境实现高度统一网络安全措施的指令”（A Directive on Measures for a High Common Level of Cybersecurity across the Union），增强了行政部门对网络安全管理的权限，降低它们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欧盟在面对网络安全攻击时的韧性。

综上所述，网络空间既具有形成脆弱制衡的条件，也有建构韧性共存的基础，在网络空间行为体（主要是主权国家）政策影响下，这些条件会被有选择地抑制或放大，形成不同表现形态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在处理核战略稳定时，大国可将军控体系拓展到网络空间，对网络军事活动进行约束；在经济与社会层面，通过促进各行为体“利益共存”，形成韧性共存稳定格局。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共同发挥作用，能够相互补位，防止安全风险外溢与升级，实现网络空间总体战略稳定格局。

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面临的情势

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构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态的主要理想模式。脆弱制衡模式形成威慑格局，能够满足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基本需求，韧性共存模式约束国家行为，促进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是构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重要条件。在现实网络空间中，技术门槛、大国关系与国际机制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网络空间基本形态，也决定了各国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对这两种理想模式的应用方式。

（一）网络空间博弈技术门槛不断提高

网络空间是一个人造空间，它所依赖的技术发展程度决定了其诸多社会属性。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实现脆弱制衡稳定与韧性共存稳定都必须跨过一定的技术能力门槛，网络空间博弈的高门槛使大国在网络空间中具有先天优势。

网络技术“去中心化”、虚拟化的特性给予网络攻击方诸多便利条件，使支撑传统战略稳定的条件在网络空间中难以复制；网络安全技术的固有缺陷则使得网络空间很难形成可靠的技术韧性环境。这种技术风险导致了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普遍缺乏安全信心，对韧性战略稳定可靠性产生怀疑。网络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网络行为主体会采取一些主动防御活动，如释放木马程序、程序后门或“逻辑炸弹”等行为，破坏战略稳定。

网络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不断修复漏洞，增强网络在安全技术层面的韧性。随着网络空间安全性的升级，实施网络破坏的复杂程度也在加深，只有少数拥有战略能力的行为体才能发动有效网络攻击。技术门槛的提高能够增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性，排除弱小行为体，使大国成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框架的支柱。

（二）大国网络空间关系滑向战略竞争

大国间是否期望建立平衡状态、是否有能力或意愿做出改变、是否存在维持稳定的长效机制等主观意愿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关键要素。大国实现战略稳定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机制的产生，大国间如果不主动寻求稳定甚至破坏稳定，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则难以形成。网络空间形成初期，利益多集中于市场领域，大国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大国网络关系以合作为主线。但随着网络空间战略利益不断丰富，网络空间逐渐国家化，大国竞争成为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宏观上，大国竞争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构成冲击。威廉·沃尔弗斯认为，在多极世界中，大国之间进行着霸权竞争和安全竞争，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网络空间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美国的网络威慑政策强调通过不断累积行动能力来限制对手，降低自身受伤害程度，其实质就是权力竞争。在竞争模式下，网络威慑战略的目标是攫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获得安全。大国竞争中对单方面战略优势的追求的本质是用“霸权稳定”代替“战略稳定”。

微观上，大国网络空间竞争将导致“损害累积”转化为大国危机。网络威胁多集中于“灰色地带”，威胁程度与损害程度都较低，引发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极小，从而导致大国网络空间博弈中很难克制自己的投机行为。网络空间中持续性的恶意行为终将导致安全风险不断的累积，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投机行为的盛行会不断侵蚀规范，瓦解共存格局，削弱韧性稳定的基础。随着大国博弈的日趋激烈，网络空间秩序面对的压力将不断增加。

（三）网络空间国际机制在悖论中寻求突破

国际机制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降低不确定性，帮助国家获得共同收益。网络空间中存在“技术机制”与“治理机制”两种主要运作机制，构成了专业化的“技术秩序”与规范化的“行为秩序”。

在技术层面，存在“公器私有”悖论，冲击网络空间互信。构成网络空间的通信基础设施、底层系统软件、媒体社交平台等网络基础软硬件是当前网络空间存在与运作的基础，提供这些产品的公司与这些公司所属国家成为网络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当国家意志与地缘政治利益挑战基于效率与商业规范的市场原则时，网络技术也逐渐失去网络空间形成之初具有的公共性特征，成为部分国家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使现有“技术秩序”公正性备受质疑，即便技术垄断迫使国际社会遵从大国控制的“技术秩序”，但“公器私有”的状态会瓦解互信，对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构成长期挑战。

在治理层面，大国战略利益与治理秩序目标相互冲突，难以达成共识。大国在将国际法原则落实到互联网中存在分歧，使得网络空间“行为秩序”难以形成。2021年，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工作组（Open-Ended Working Group）和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Information Security）确认了现行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等对于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并制定了11条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却遭到美国反对。作为全球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重要组织的“应急响应与安全团队论坛”（Forum of Incident Response and Security Teams），在美国政府的不断施压下，暂停了中国华为公司的会员资格。为了攫取更多战略资源，大国会抗拒稳定秩序的产生。在缺乏稳定秩序情况下，战略资源竞争更为激烈，这种悖论使网络空间难以形成有效合作机制，不断侵蚀战略稳定基础。

理论上，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合作与共识，一旦形成较强的稳定性，就有希望形成韧性稳定格局。然而，在技术国家化、博弈白热化的背景下，共识难以形成，如果无法在这一层面获得突破，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也很难维持。

（四）各国网络战略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影响

为应对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态势，各主要国家依据自身不同的战略定位，制定各自应对策略，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这些不同取向的政策方略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秉持霸权护持思维，致力于构建和强化建网络威慑能力，在不断变化的网络空间中追逐霸权。在政策取向上，美国以绝对安全为目标，将自身的网络安全等同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坚持网络威慑政策。美国网络威慑政策强调增强网络进攻能力，不断充实美军网络武器库。从战略目标与实施手法等因素上看，美国网络威慑具有鲜明的单边主义和权力竞争特征，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背道而驰，对网络空间乃至其他领域的安全与秩序极具破坏性。

俄罗斯作为网络空间重要行动者，具有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大国博弈、与美国对抗争夺战略主动权的雄心。在网络安全领域，俄罗斯多管齐下、虚实结合、软硬互补，构建了多重安全保障，但受制于西方国家制裁与抵制，俄罗斯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被边缘化，加之其网络技术发展较为滞后，难有作为。因此俄罗斯虽有与美国展开网络争霸的意愿，却只能采取单纯强化网络安全韧性的防守姿态，无法撼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

欧盟在网络安全领域更注重加强自身网络安全韧性，具有典型的韧性共存思想特征。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以增强网络技术自主性为立足点，以构建网络安全韧性为目标，对内强化政府管理力度，对外强调国际多边合作，在加强关键基础设施韧性、构建网络技术主权与领导力、提升网络联合行动能力和发展全球开放网络空间四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图通过增强网络安全韧性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在欧盟网络安全战略框架下，欧洲大国也立足于构建自身的网络韧性。德国联邦内政部于2021年发布新的《网络安全战略》，强调维护数字主权和技术自主、确保私营行业网络安全的战略目标。德国更注重政府部门与欧盟内部国际合作的作用，保证获取足够的资源构建网络安全韧性。法国则将成为网络安全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更加强调掌握核心信息安全技术、保持技术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法国特别重视网络安全国际合作，于2018年11月宣布发起“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巴黎倡议”（Paris Call for Trust and Security in Cyberspace），试图扩大自身网络战略影响力，成为创制国际网络行为准则的领导者。 

日本在网络安全领域立足于美日同盟，体现出起点高、跨机构、机制化和功能明确等鲜明特点。对内，日本立足于自身安全需要，通过增强自身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保护本国经济发展；对外，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与东盟和“美日印澳”四方联盟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扩大自身在网络空间影响力。随着中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日本网络安全政策转向“联美制华”。自2019年起，日本防卫白皮书将中国作为首要“网络空间威胁”，日本媒体也竭力渲染所谓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为日美同盟的网络空间“军事化”政策提供合理性。概言之，日本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中只是一个大国“附庸”。

作为新兴网络大国的印度，其网络空间政策在保证自身网络安全之外，亦与该国所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反映出印度积极谋求国际政治地位与军事发展的国家战略。印度将自己视为地区强国，对网络防御与进攻能力都有一定的诉求，在完善网络安全政策的同时不断发展网络安全技术装备与攻击性网络武器，力图在网络空间实现攻守兼顾。印度寻求与美、日等国在网络空间能力建设、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安全威胁信息共享等领域开展持续合作，应对全球网络威胁，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但是，印度的网络空间行为过于注重索取战略利益，投机性明显，在战略稳定领域难堪重任。

综上所述，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态势并不乐观。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试图通过增强单边战略优势构建网络空间霸权稳定格局；作为科技强国的日本只是美国网络霸权的附庸；传统大国俄罗斯技术能力有限，难以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上有所作为；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盟国家立足于强化网络安全韧性，对建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印度投机主义倾向明显，难有实质性贡献。当前网络空间力量多极化趋势并不明朗，未来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的走向呼唤新力量与新模式的出现。

五、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路径选择

战略稳定源自大国博弈，但不是必然结果。网络霸权主义必然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国家间竞争风险乃至地缘政治风险，对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在《联合国宪章》下，以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为目标，以尊重各国网络主权为基本原则，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观

中国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坚定支持者，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2016年11月，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进一步明确了网络命运共同体理念。该理念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促进网络空间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网络空间秩序，是互联网时代解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困境的中国主张。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网络主权与国际合作是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中国强调网络主权是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基本原则。战略稳定的基础是相关国家利益不受威胁、国家不发生冲突的状态，而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核心。2022年中国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中强调，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立足于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对网络空间中霸权主义和极端网络自由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中国将国际合作视为实现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基本手段。2015年，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始终将推动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治理模式视为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主要手段，积极参与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

鉴于此，中国主张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必然反对美国霸权稳定主张，也超越欧盟国家“独善其身”式网络韧性战略，更不会采取印度投机主义策略。中国推崇立足全球治理视野、超越单一国家利益、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围堵、打压和脱钩等手段，削弱中国网络空间战略能力，恶化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环境。中国需要进一步系统化、操作化自身战略设计，积极应对挑战，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二）传统安全领域夯实脆弱制衡格局

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类型繁多、复杂程度高，但以核战略稳定与军事战略稳定为代表的传统安全战略稳定仍是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基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国网络威慑能力应与传统战略威慑政策相配套，促成网络空间传统安全领域脆弱制衡格局，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

第一，提升感知与溯源能力，构建网络空间拒止威慑。网络空间的互相脆弱性建立在可靠的报复能力上，对网络攻击源头的感知与定位能力尤为重要。通过网络技术的迭代（Iterative）、情报感知能力的增强，发展出可靠的网络攻击“溯源”能力是突破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技术困境”的核心。提高网络行为透明度是构建网络空间脆弱制衡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二，发展多样化制衡手段，加强综合跨域威慑。单纯的军事报复行动往往导致事态升级，且无法覆盖数量庞大又规模较小的持续性网络威胁。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必须建立起跨域综合网络威慑能力，整合军事、外交、经济、执法合作和市场限制等多种方式对恶意行为实施惩罚。建构跨域制衡能力，提高网络恶意行为成本，遏制网络安全风险。

第三，划定网络行动道义底线，构建网络行为“禁忌”威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国际社会视为“禁忌”，导致其使用成本高昂，这使得一般情况下动用核生化武器很难成为大国的选项。规范、制度和污名化可能使某些网络攻击失去合法性并被归入“禁忌”范畴，通过道义压力的方式产生威慑。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建设网络行为国际共识，提升网络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与“道义脆弱性”，促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性。

（三）非传统安全领域促进韧性共存发展

在网络空间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因素与多元行为体的深度纠缠具有明显的相互依赖特征。中国应该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公共产品的供给，构建互相依赖条件下网络空间韧性共存稳定格局。

一方面，坚持国家治理主导地位，明确网络空间治理“责权”边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主张“以治理谋安全”，在“国家中心导向”下通过多边合作实现网络空间稳定。中国将国家视为网络治理的领导者与推动者，注重对网络空间实施多边治理，在强调国家治理权威的前提下，将国家主权置于网络空间的国家疆域界限之上。只有在网络空间中落实国家治理原则，尊重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才能充分照顾到各方利益需求，维护网络空间的公正与秩序，提升网络空间安全韧性。

另一方面，推动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促进网络空间共存与相互依赖。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重要社会基础设施，具备全球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中国需要推动网络技术基础设施与网络治理公共产品的供给，打破西方的技术与制度垄断，通过维护网络空间公共性维护韧性共存稳定格局。作为网络大国，中国通过技术输出与援助等方式能向国际社会供应大量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削弱西方科技公司市场垄断能力。网络治理领域，中国依托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以及与发达国家紧密的经济联系，具备成为全球治理领导者的潜力。

综上所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战略目标是依托自身网络大国地位，通过推动网络空间“确权”与“共存”，促进网络空间行为体在行为模式上选择规避风险，发展共同利益，形成合作共赢的韧性共存稳定格局。

（四）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有机融合

网络空间复杂性使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无法采取单一模式构建。部分国家对网络霸权无节制的追求，必须以威慑制衡，保持相互脆弱对遏制网络军事冒险更有效。在碎片化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韧性共存模式的效果更优、更持久。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具有明显层次差异性，在不同层次上，战略稳定格局的影响因素与面对困境均呈现出一定独立性。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政策选择上，须立足分层思维，通过不同战略稳定模式的有机融合实现网络空间整体战略稳定格局。

不同模式有机融合能形成各层次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相互促进的局面。例如，在复合战略稳定条件下，网络行为规范造就了秩序，促进了网络空间韧性；在军事战略稳定层面，网络规范形成了军事行动“禁忌”，让攻击方在道义上变得更为脆弱。网络规范是一个重要变量，在不同战略稳定层次发挥不同功能，既能创造韧性共存，也能促进脆弱制衡。利用好这些具有多重功效的关键变量，有机融合两种战略稳定模式，能够形成更为坚实的战略稳定性。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政策设计应遵循多模式有机融合的思路，通过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元素的细致分层，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复合稳定模式，在不断演化的网络空间战略格局中切实把握住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主动权。

结 论

网络空间的“连通性”特征使其战略稳定因素必然呈现跨域与多元形态，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新冲击和新挑战。随着社会经济数字化，现代人类社会已对网络空间高度依赖，这种冲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大国竞争加剧，网络空间的无序、混乱且无政府状态会变得更为明显。网络冲突将更激烈频繁，成为颠覆现实国际秩序、导致战略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前网络技术发展和相关合作制度安排存在诸多缺陷，大国竞争下，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面临诸多挑战。美国依托技术与国力优势，谋取网络霸权，以霸权稳定替代现有战略稳定格局。这种战略态势严重恶化了网络空间互信，增加了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构成严峻挑战。

本文认为，通过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模式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条件较为充分。作为网络强国的中国，必须立足自身能力，在核心网络安全领域中创造性地制衡美国单边主义行径，遏制美国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同时携手国际社会深化网络空间合作，构建共存环境，不断促进韧性共存战略稳定形态的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及其对网络空间治理的认识与把握，决定了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形态是最符合中国安全利益的选择。随着网络空间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将更为紧密，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网络空间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维护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格局，中国才能在未来大国竞争中取得先机。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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