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 ｜ 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摘  要

 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学界对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不绝如缕，但由于长期囿限于“语言工具论”的认知范畴而未能发现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时至20世纪90年代，郑敏、王光明、杨炼等诗人和学者虽然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但他们对“汉语性”的提倡与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现实回应，学界对此亦鲜有关注。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面对新诗“口语化”“散文化”愈益严重的趋势重新反思诗歌语言问题，他们将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时发现“汉语性”是古今诗词相通的一脉古典诗传统，并意识到“汉语性”乃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由此他们对新诗如何建构“汉语性”的系列方案进行探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性”，既是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其对新诗自身“汉语性”传统的新构，对于新诗的语言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罗小凤，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目  录

一、从“文言”到“白话”和“口语”：汉语性的缺席

二、“汉语性”作为一种传统的再发现

三、“汉语性”的重构

自新诗诞生之始，诗歌语言问题便成为其先天不足的一个典型症结。由于取代文言的白话乃借用西方语法结构而成形，因而新诗一开始便在语言上埋下各种发展隐患。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不断有诗人和学者意识到诗歌语言的问题，学界对此所展开的探讨亦众说纷纭、枝蔓驳杂，但由于他们长期囿限于“语言工具论”的认知范畴，将诗歌语言视为新诗的工具或载体，因而未能发现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直至世纪之交，郑敏、王光明、杨炼等从语言哲学视角和语言本体层面进行探究，才重新发现了“汉语性”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郑敏便提出“汉语性”的概念并阐述了“汉语性”的重要性及其内涵；王光明则提出“现代汉诗”的概念，强调“现代汉语”对于新诗的重要意义，凸显出他对“汉语性”的强调；杨炼提出的“中文性”是指“那些使中文之所以是中文的内在因素”，这种“中文性”事实上即指“汉语性”。然而，他们对“汉语性”的敏锐意识和强调在当时并未得到现实回应，因而并未能改变当时诗歌的“口语化”“散文化”趋势，相反，“口语化”“散文化”趋势不断增强，导致新诗的“非诗”化趋向在20世纪90年代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与同时期其他诗歌发展趋向齐头并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势头。面对这种发展态势，新世纪以来的不少学者和诗人纷纷重新反思诗歌语言问题，他们重返古典诗词场域，将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与对比考察，发现“汉语性”是古今诗词相通的一脉古典诗传统，并意识到“汉语性”乃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既是对“汉语性”作为一种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对新诗建构“汉语性”的系列方案的探究，对于新诗的语言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学界对此一直关注不多，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述。事实上，“汉语性”既是新诗成其为汉语诗的关键所在，亦是延续古今汉语文化的重要命脉，因此，中国新诗要想探求真正契合汉语诗歌发展诉求、解决新诗发展各种困境的可行路径，关键在于解决其先天不足的语言问题，即重构“汉语性”，既可延续古典诗词的“汉语性”传统，亦能为新构新诗自身的汉语性传统提供可能。

那么，何为“汉语性”？对此，不同的诗人和学者怀揣不同的阐释与认知。学者曹顺庆曾指出，所谓“汉语性”，“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不只是指表达层面的东西，而是指以语言为标志的民族文化的建构汉语”，他认为“汉语性”在语体层面上是指汉语传统所独有的直觉穿透性、直接呈象性、形态不确定性以及文体、表达的高度丰富性和灵活性等。诗人欧阳江河则指出：“‘汉语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的、内省的、个人写作和个人精神自传的问题？如何界定‘汉语性’，不仅是工具理性问题，操作问题，表达或传播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心灵问题。”曹顺庆、欧阳江河都是从语言本体论而非“工具论”出发对“汉语性”进行界定，虽然基本道明了“汉语性”的范畴界限，但内涵所指却并不明确。其他学者在使用“汉语性”的概念时亦大都模糊难定，其界限与内涵常与其他特点枝蔓纠缠，缺乏明晰的界定与指涉范畴。笔者认为，“汉语性”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种的典型特征，其核心内涵涵盖了诗性、直觉性、典雅性、意象性、含蓄性、简约性、音乐性等特征，新世纪以来的诗人和学者对“汉语性”的探讨与发掘均是围绕此核心内涵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性”的内涵丰富博厚，因而诗人和学者们从古典诗传统中所再发现的“汉语性”表征不尽相同，各自的阐释与认知亦各有千秋，但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了“汉语性”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倡与建构实践，无疑对新诗的语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价值。

一、从“文言”到“白话”和“口语”：

汉语性的缺席

在古典诗词向新诗的转变中，从“文言”到“白话”的诗歌语言变革是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诗歌语言依然处于不断的衍变中，“白话”“口语”对“现代汉语”的侵占导致新诗语言不断滑入“非诗”的质疑。究其根源，原因都可归结为“汉语性”的缺席。毋庸讳言，“汉语性”的缺席已成为百余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良传统”。无论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变革还是“口语”对“现代汉语”的侵占，语言都被视为“工具”而非诗之本体，导致“汉语”本身的汉语性被解构、消弭而无法构建真正的诗语，从而导致新诗的发展一直陷入“汉语性”缺席的迷途。

（一）从“文言”到“白话”

“文言”和“白话”虽同属汉语，却源自不同的语言谱系。“白话文”的词汇、逻辑句法、语法结构、文法甚至其背后的思维模式、话语言说方式等均来自西方拼音语系的翻译体，与“文言文”的构词构句构章逻辑迥然相异。白话借鉴了西方拼音语系的句法、语法和文法，偏向于抽象性；而汉语本身在音韵上有四声、平仄等独特的声调、节奏和音节，汉字属于文字与视觉艺术混合的象形表意文字，其构形具有直观形象性和感性特征。对此，曹万生曾分析指出汉字由于象形的特点而“本身具有诗学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的语音学特点”，“附着于这种单音节的形体象征意味”和“附着于这种音、形上的对仗、平仄、呼应形成的和谐、延宕等的诗学意义”，此为“汉字诗学独特的意义”。确实，汉语汉字本身具有诗学意义和诗性，这是“汉语性”的重要内涵，然而在“白话”被作为语言革命工具的时代，这种“汉语性”已被“白话”之“白”彻底遮蔽。

新诗是在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更迭的语言变革中诞生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而这场文学运动旨在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胡适等“五四”先驱们将突破口选择在“文言文”，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挪借西方语言体系中的词法、句法、语法、文法而创造出“白话”，新诗则成为最早采用白话的文体。可见，新诗所用之“白话”并非自然生长为新诗的诗歌语言，而是被人为地从西方语言谱系挪借过来用作语言革命的工具。为巩固“白话”的地位，胡适还从古典诗词中梳理出一个“白话文学史”，在他看来，两千五百年前的《国风》、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两宋的“白话文学”、明清的“白话文学”构成了一个“白话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由此胡适认为“五四”诗体解放其实是《三百篇》以来的一个自然趋势，而新文学运动“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不能否认，胡适对于“白话文学史”的梳理与返溯有利于新诗诞生后立稳脚跟并合法化，但正如姜耕玉所指出的，胡适只是从诗体与语言文字的层面考察了古代汉语诗歌朝着白话方面发展的进化史，却未能对白话诗的语言艺术进行探究，即胡适并未从诗歌本体层面探究“白话”对于新诗的意义与价值，而只关注其在语言变革过程中的先锋作用和工具效用。事实上，“古白话”与胡适所言的“白话”所指并不相同。“古白话”是从“文言”语系中自然生长而出，与胡适所言的“白话”并非同一种“白话”。姜耕玉曾敏锐指出“五四”先驱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即“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在他看来，古代诗歌由古体发展到唐代的格律诗即近体诗、今体诗，这个过程是一个格律化和白话化同步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少“文言”在被格律化的同时也在“白话化”，如唐代格律诗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半“自由”半白话诗，可见格律化与白话化乃同时进行，古白话是在格律化的过程中自然生长的。而今白话则是凭空出现，完全挪用西方语言秩序和规则，这种白话被胡适概括为三种：“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可见胡适的“白话”完全不同于古白话，过于强调“白”而完全忽略了以“诗”性为内核的“汉语性”。由此可见，胡适所返溯的“白话文学史”其实遮蔽了古白话诗的诗意、诗性，胡适只择取了“白话”之“白”，而完全忽略了诗意、诗性和汉语性。因此，从“文言”到“白话”演进过程中的“一鞭”其实导致了“白话”自然演进史的中断，彻底颠覆了汉语的诗意诗性。此外，对于如何用“白话”做诗，胡适更不清楚，他提倡“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严重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在此情形下，新诗又只能在西方诗歌中寻求“生长素”，但因吸收消化不良而成为一个缺乏根脉、先天贫血且营养不良的“问题小孩”，因此姜耕玉认为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其实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其所言显然包括新诗在汉语语言传统上的背叛。正是在这种背叛中，汉语作为诗歌语言时自身的汉语性被消解殆尽，如胡适的《风在吹》《湖上》、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相隔一层纸》、俞平伯的《忆》等诗均过于追求白话而缺乏汉语自身的美感，“汉语性”严重缺席。

由此可见，初期白话诗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语言变革事实上将“诗”推入了一个汉语性缺席的尴尬困境，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程成为汉语诗歌逐渐失却“汉语性”的过程。

（二）从“现代汉语”到“口语”“网话”

初期白话诗的“白话”是“现代汉语”的初级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不少诗人意识到“白话”带来的“诗意”的损伤，因而积极反思，如成仿吾认为诗的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所谓的“新诗”都是“浅薄无聊的文字”，因而主张打一场诗的“防御战”；郭沫若虽然主张自由诗，却开始在诗中纳入隐喻与象征，改变了初期白话诗的直白；《现代》杂志则明确提出现代诗要用“现代词藻”进行书写。由此，新诗开始走上建构“现代汉语”的探寻之路。然而，新诗虽然开始探索“现代汉语”在诗中的诗性建构，但“散文化”依然是主导趋势。对此，朱自清在考察中国诗体演变历史时便指出“不依附音乐”的自由诗的散文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在郭沫若的自由化、散文化主张之后，废名在北大讲坛上明确提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主张，提倡用“散文的文字”表现“诗的内容”；而艾青则于20世纪30年代末提倡“诗的散文美”，他认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宁愿裸体,却决不要让不合身体的衣服来窒息你的呼吸”，并指出：“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诗；也有人写了很丑的诗，却不知道那是最坏的散文”，“我们既然知道把那种以优美的散文完成的伟大作品一律称为诗篇，又怎能不轻蔑那种以丑陋的韵文写成的所谓‘诗’的东西呢？”这些观念无疑将新诗引入更为严重的散文化趋势中，使“散文化”成为当时新诗最为重要的特点。事实上，这种散文化趋势对于诗歌语言的诗性、汉语性是一种折损，因为为适应散文化的内在审美要求，诗歌语言大都倾向于大众化、口语化，而未能将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进行打磨，诗性、汉语性亦严重不足。与散文化趋势在当代诗歌史中依然延续的状况相伴随，“口语化”趋势重新兴起，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少诗成为流水账似的直白记录、鸡毛蒜皮的啰嗦絮叨，所采用的语言显然不是“现代汉语”而是纯粹的日常“口语”，“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汉语性被彻底破坏。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新媒体与新诗的联姻，口语更加大肆涌入新诗，出现了以口语、废话为语言的“梨花体”“乌青体”“鹅毛体”“废话诗”等各种标榜“诗”的体式，诗意、诗性和汉语性完全被遮蔽、解构。而且此时，网络上还出现专门的网络语言即“网话”，这种语言是在网络环境如QQ、微信、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平台上使用的语言，常将日常口语与网络语言杂糅于一体，不少诗人将这种语言纳入诗中，成为葛红兵所言的“网话文学”的一部分，如《为“哇塞”完成一首诗》《致“卡哇伊”》《在牛逼狂奔的路上》等“诗”中均采用平淡、随意的网话入诗。显然，这种“网话诗”不仅完全解构了诗歌语言的审美性、文化性、艺术性，更将“汉语性”消解殆尽。正如尚杰所意识到的网络语言的危险：“这样的网络语言，是一种脱离汉字的运动。我担心，那网民自己的乐子倒是有了，但如此的‘汉语’，已经不再是汉语，它用‘汉语’杀死了汉语。这终于为汉字之劣等且不可逆转的声音运动，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毋庸置疑，在以网络为基点的新媒体时代，流行于诗坛的“口语诗”“网话诗”显然不是将“口语”“网话”作为一种诗歌语言艺术进行精心打磨和建构，而只是将其作为诗歌书写甚至是博取眼球、刻意标新的一种“工具”，不仅对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所应有的“汉语性”建构毫无推进，反而导致其完全缺席。

由此可见，无论是初期新诗所采用的“白话”还是当下网络时代诗歌采用的“口语”“网话”，都缺少“汉语性”，缺少汉语入诗的独特魅力和深厚蕴涵。“五四”时期的诗体革命斩断了几千年的汉语性传统，由此导致的“汉语性断流”并未在新诗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获得重新接续，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今愈益严重的诗歌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新诗语言的危机，正是新诗诞生之初贫血缺陷的突出呈现。难怪刘福春感叹：“新诗的写作离汉语越来越远了。”这话既是对当下新诗写作现状的敏锐洞察，亦呈现出他对“汉语性”的重视。郑敏亦指出：“今天有些新诗作者忽略了汉语诗的特点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写出一批非汉语的汉语诗和非西语的西方诗，对于汉西两个诗歌体系而言，这些都是难以被接纳的。”确实，新诗在其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汉语性”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这已成为现代汉诗无法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汉语性”作为一种传统的再发现

面对新诗发展百余年历程中“汉语性”严重缺失的困境，诗人该何为？寻找和重构“汉语性”，无疑是诗人们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事实上，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虽然“汉语性”一直处于断流、缺失的状态，但无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骨子里都无法离开汉语言文化的血脉，正是这种潜在血脉让诗人们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中反观传统，试图重新寻找和发掘“汉语性”并探寻重构路径，如周作人便曾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李金发则将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用之，试图以此恢复汉语性和汉语诗性；朱湘亦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何其芳则回望晚唐诗词，试图寻找那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无疑都是重寻“汉语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未能得到延续。如前所述的，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诗人和学者对“汉语性”曾有所阐述，但他们的探讨浅尝辄止，大都停留在理念倡导的层面，而未能得到学界广泛响应和诗歌创作实践的现实回应。直至新世纪，诗人和学者们才又重新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他们返身古典诗词，不仅重新发现了“汉语性”的重要性和汉语具有诗性特点，还发现“汉语性”具有延续性，是从古至今的一脉重要古典诗传统，无疑是对古典诗词中“汉语性”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对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系列本体特征的新认识。

（一）“汉语性”的重要性

郑敏、王光明、杨炼、张枣、沈奇、姜耕玉、江弱水、欧阳江河等均在对古典诗词的重新考察中发现“汉语性”是古典诗词颇为重要的一种独特魅力。在他们看来，“汉语性”是中国诗歌区别于西方诗歌的根本所在，是汉语诗歌的标识性特征。郑敏在新世纪初便明确指出诗歌语言缺乏汉语性，认为很多现代诗歌“都不是拿汉语写的，语言欧化得特别厉害”，在她看来，现代诗歌的诗语都是横向移植西方的语法、句法及手法，但汉语与拼音语言在本质上有形体及血型、生理与心理、灵和肉、发和肤的根本差别，现代诗由于借鉴西方而疏忽了“汉语”，使汉语变成一种抽象符号，只代表某种观念，本身已没有色彩。她指出现代诗人不能忘记中国诗的内容是以汉语表现的，因而汉语诗不应舍弃自己的语言艺术传统，转而依靠移植他文化的传统来发展，而需要从古典诗歌中寻找营养，可见其对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深入思考和对汉语性的重视。王光明亦于20世纪末便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他提出“现代汉诗”的概念，并于1997年7月在武夷山举办的国际性“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上，将“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替代“新诗”的重要诗学概念郑重提出。他在新世纪以来继续发表系列论文、出版专著论证“现代汉诗”替代“新诗”的必要性，确立了“现代汉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在诗歌界和学界的地位。王光明的“现代汉诗”概念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词为“现代”“汉语”“诗歌”，首次将“现代汉语”置放于“新诗”发展的坐标系中进行学术探讨，呈现了他对“汉语性”的强调。张枣作为一个古典诗学修养颇为深厚的诗人，早已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他身处异国他乡的异质文化冲突中，他意识到“汉语”的优越性而将汉语视为“世界上最‘甜美’的语言”，甚至将发明汉语视为其“帝国梦”，力图“使现代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这是他处于异己文化环境中的一种文化自信与诗歌抱负。在他看来，新诗如果放弃“汉语性”将使诗变成宇文所安所言的“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缺少“独创性”和“尖端”，然而现代诗歌却缺乏“丰盈的汉语性”，因此他主张从古典诗词中寻找汉语性，他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不能不承接汉族古代帝国诗歌的秘密和精华”，“古典汉语的古意性是有待发明的，而不是被移植的”，因而提倡“古典汉语的诗意在现代汉语中的修复”，无疑是他对“汉语性”的重新发现。江弱水近年来着力于探索“古典诗的现代性”，他对周邦彦“染织的绮语”、吴文英“语言的魔障”、李商隐“互文的奇观”等颇为钟爱，对之进行了深入探究，事实上是对古典诗词中“汉语性”魅力的再发现，虽然他将这些特点视为古典诗的“现代性”显得有些牵强，却由此呈现出他对“汉语性”的重新发现。沈奇则提出“汉语气质”的概念，他认为汉语是古今汉语诗歌存在的前提，而这个前提的另一旨归即“汉语气质”，这种“汉语气质”其实即指“汉语性”。沈奇意识到“汉语性”的缺失是造成新诗成为“弱诗歌”的关键原因，因而近年来他主张返回古典诗词重寻“汉语性”。沈奇将“汉字”视为现代汉语与古典诗语的“同源基因”，亦为现代汉诗与古典诗歌的共同基点：“汉字、汉语、汉诗，是现代还是古典，总有其作为一门特殊的语言艺术之基本的品性所在。”沈奇在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后，将“简约性”“喻示性”“含蓄性”“空灵性”“音乐性”五个特点视为古今汉语诗歌的共同点，亦是“汉语气质”的关键所在。刘洁岷提出“新汉诗”的概念，并阐释其中的“汉”是指“汉语（我们的母语）及汉语性”，他认为汉语性是新诗的最本质属性和魅力之源，“它囊括﹑覆盖了民族性、地方性和世界性，专注于汉语性甚至也可以打通、发现、发明汉语悠久的古典诗歌传统，专注于斯，其他的焦虑可被视为虚妄”。从中可见他对“汉语性”之重要性的认识。傅天虹提出的“汉语新诗”概念同样强调了“汉语性”的重要性，车前子、子川、荣光启等亦都对“汉语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寻，他们在新旧诗的对比中发现了“汉语性”的重要性和独特魅力。虽然这些学者和诗人所提出的“汉语性”都是其个人话语系统中所理解的“汉语性”，带有个人性和差异性，内涵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已意识到“汉语性”对于新诗语言建构的重要性。

（二）“汉语是诗性的”

汉语是世界各语种中最富有诗性的语言，汉语本身即为诗，正如诗评家张同吾所指出的：“汉字的象形、形声、会意因其形与神的和谐视觉美与听觉美的统一而富有诗性。”有诗人甚至认为“汉语是世界上少数直接就是诗的语言”。对此，赵毅衡、姜耕玉、沈奇、张枣、朱竞、尚杰等均在重新考察古典诗词时发现了汉语的诗性特点。赵毅衡认为汉字本质上是“诗性”的，在他看来，“只有汉字，才是诗意栖居的家园”，可见其对汉语本身的诗性特质的敏锐洞察。姜耕玉一直试图探寻新诗的“汉语诗性”与“汉语智慧”，他曾指出：“汉语诗性，是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几千年的积淀，是汉诗语言品质的昭示。”从中可见其对“汉语诗性”的重视。在他看来，这种“汉语诗性”凝聚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语言智慧，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主要“以汉语诗性的独特魅力为基本标志”，而历次新诗形式建设之所以出现误区的关键原因之一便在于新诗诗人虽采用汉语写诗，却一直无视汉字、汉语和汉语诗性这一得天独厚、潜力和生机无限的诗美资源而造成汉语诗意的长期流失。沈奇亦意识到“汉语诗性”的重要性并对之进行深入探究，他将“诗性汉语”视为“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认为中国新诗与古典诗词的重要区别便在于“汉语诗性”。而且，他发现“汉语诗性”的“根性”在于“汉字”，因为汉字与汉字、词与词之间的碰撞可以生发“诗性”：“字与字、词与词偶然碰撞到一起，便有风云际会般的形意裂变，跳脱旧有的、符号化了的所指，而生发新的能指意味，新的命名效应，及新的语感形式。”在他看来，古代汉语诗歌多以字、词为基点而生发出“诗性”，因此，汉字、汉语具有“诗性基因”，沈奇认为新诗应该保留汉语的这种“诗性基因”。为此，沈奇以多篇文章如《“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散论》《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对新诗及当代诗歌的几点反思》《新诗：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等和专著《诗心 诗体与汉语诗性》探讨“汉语诗性”，呈现出他对“汉语诗性”的重新发现和格外重视。张枣亦将“诗性”作为汉语性的优越品性，他明确指出：“汉语是世界上唯一自然的一种绿色的高级诗意语言。”他将汉语视为唯一的诗意化语言，因而他虽然长期身处异国，却从不用其他语言写作，可见其对汉语的“诗性”与“诗意”的珍惜与重视。朱竞曾在发出“谁来拯救汉语？”的疑问时认为“有必要确立汉语写作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对汉语精神进行深入的体认，重新发现汉语的‘诗性品质’”，尚杰则提出要寻找“汉语的典雅情调”“汉语的诗性”，都是对重新发现和寻找“汉语诗性”的倡导，显然均已意识到“汉语是诗性的”。

（三）“汉语性”的延续性

与初期新诗先驱者用“白话”替代“文言”并宣称二者之间的断裂不同，郑敏、张桃洲、姜耕玉、沈奇等都在对照古典诗词与新诗时发现“汉语性”是一条可以相续相生的延续性血脉。早在20世纪末，郑敏就细致考察了“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和中国语言变革的衍变过程，她认为中国的语言没有经历从中古逐步进入近代的演变，而是在20世纪初突然跳入现代的国家建构，主要原因在于胡适没有认识到语言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胡适等对汉语文字的现代化改造从“推倒”传统出发，而非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他们大力主张从翻译世界文学吸收营养，“对汉语本身所蕴藏的几千年智慧却抱有难以克服的偏见”，属于“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在郑敏看来，正是这种割裂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血脉的错误行为导致新诗语言的先天贫血，事实上，文言文虽然不再被用作通用语言，但古典诗词的每个字词都可能会在白话文中重新出现，一旦出现则会渗透其古典所指，此正为郑敏对“汉语性”具有延续性的发现。新世纪以来，郑敏在其对诗歌语言的探讨中继续秉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得到了新世纪以来一批诗人和学者的呼应。姜耕玉细致考察了古代从诗到词、从词到曲的演变历程，认为新诗的现代性与汉语性的实现都离不开古典诗词资源，因此他将“疏通今古汉诗语言艺术之间的血脉联系”作为“弥合新诗的语言伤痕，建构和振兴新世纪汉语诗歌”的基本命题。他还比照了古白话与现代白话，认为古白话与现代白话的相近性决定了汉语诗意“积淀—解构—积淀的连续性”，由此发现“汉语性”有“继续存在和延绵的可能”，可见他所找到的古今汉语相续相生的血脉在于“汉语性”。张桃洲在新世纪初便对新诗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汉语从最根本的质地来说只具有一种自足完整的语言形态，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作为两种语言样态的区分与对立情形的出现其实所体现的是汉语的现代转变，“那些极力肯定古典汉语、非难现代汉语的人们，多少忽略了文化和诗歌在这整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显在和潜隐的作用”，由此他明确指出：“留意汉语言本身的某些‘承续性’，或者说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的共通性，仍然是重要的。”他还例举汉语的非形态性和词语置于句子中的灵活性，以及汉语强调以意立句、以神统形、音义相谐、文意完整等特点在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里均有体现，认为这些特点可以为现代汉语所继承，可见其对“汉语性”具有延续性的肯定。臧棣则敏锐指出新诗对古诗的反叛只是一个阶段现象，在他看来，古诗和新诗虽然呈现出激烈的诗歌类型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汉语诗性在古典诗语和现代语象之间鲜明的差异，但并不足以表明“现代汉诗的写作可以从源远流长的汉语诗性中分离出去”，相反，新诗和古诗依然同属于一个总体的文学现象，二者“只是我们的汉语诗性的多面性的不同维度而已”，甚至“更应被视为汉语诗歌历程中的两个演变的阶段”，无疑是对“汉语诗性”具有延续性的充分肯定。沈奇亦认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拥有“同源基因”即“汉字”，因而古诗和新诗的汉语性具有相通性、延续性。吴钧则将《易经》所具有的言、象、意三方面特点作为自《易经》开始而延续整个古典诗歌的一种语言特色，无疑亦是对汉语性具有延续性的发觉。可见，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都意识到，虽然文言与现代汉语不属于同一个语言谱系，但二者所共同使用的“汉字”和“汉音”注定其拥有共同的“汉语性”，由此表明了“汉语性”具有延续性，而非如白话诗初期所宣称的“断裂”。

三、“汉语性”的重构

毋庸置疑，“汉语性”是古代诗歌语言与现代诗歌语言之间共通的一脉重要诗学传统，新世纪以来的诗人和学者已经意识到其缺失所带来的困境，并从古典诗传统中重新发现了“汉语性”传统。那么，如何在新世纪新诗中重构“汉语性”？显然，新诗语言不可能沿袭、复制古代诗歌语言的“汉语性”，而应建构“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性”。对此，新世纪以来的一些诗人已着手展开建构实践，但由于每个人对于“汉语性”的具体内涵及建构都秉持不同看法，可谓言人人殊，因此新世纪以来的一些诗人和学者各有其不同侧重的探索和尝试。窃以为，根据“汉语性”的丰富内涵，其建构主要可从汉语诗性的重构、汉语作为新诗语言本体的建构、现代性与汉语性的结合三方面展开。

（一）汉语诗性的重构

如前所述，汉语诗性是汉语性的本质内涵，对于汉语诗歌写作颇为重要，因此新诗要建构“汉语性”必须首先重拾汉语诗性。

“汉语诗性”是汉语本身的一种特质，与西方语言特点迥然有异。“五四”时期诗体革命中的白话诗所借鉴的资源主要是西方诗歌，所采用的语言载体也主要借鉴西方语言，因而欧化极其严重。众所周知，西方语言注重理性、抽象性，语法、句法、逻辑性颇为严格，因而建基于西方语言资源之上的白话诗将汉语的直觉顿悟性、感性等“诗性”特质消解殆尽。与此同时，古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是象形表意文字，注重隐喻、含蓄，这也是汉语诗性的重要特征。但白话诗却追求直白通俗、明白晓畅，导致诗歌语言的诗性特质严重缺失，混淆了诗与非诗的界限。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虽然不断有诗人如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冯至、穆旦、艾青、陈敬容、舒婷、顾城、海子等致力于汉语诗性的探寻，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非诗”话语的强势覆盖，导致诗歌语言的诗性特质更为严重的缺失，因而诗歌语言和形式建构最大的问题在于“诗性”的重构。正如姜耕玉所言：“新诗形式重建，旨在召回汉语诗性。”对于如何“召回汉语诗性”，他认为应从古典诗词中学习建构“诗意语言”，因为这种“诗意语言”与古典诗词语言艺术血脉相通，他发现古典诗词对汉语语音、语象材料的音响、视觉形象表现的充分发挥等特点仍可用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中。在他看来，汉语诗性特质的失落，主要在于新诗的汉语修辞薄弱，包括用词、炼句、音节、节奏、韵律、语境、意象、喻义、体式、结构诸方面。因此，他认为汉语诗性的重构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具体而言，他提出要讲究汉语字词或音节的凝炼，要注意汉语音节与韵、顿等，都属于汉语诗性的内涵建构。在他看来，汉语诗性应该包括汉语形式艺术，因为这是由汉语本身决定的诗性，这种性质显然与汉语形式艺术密切相关。沈奇亦执着于在其诗中建构“汉语诗性”，李亚伟曾指出沈奇“希望通过凝练的词句、禅意的境界，为中国当代诗歌恢复汉语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气质”其实就是“汉语诗性”。沈奇认为汉语的字与字、词与词的碰撞可以产生诗意，因而他的诗善于运用“字思维”调动汉字本身的诗性进行创作，如《提香》一诗来自诗人受意大利著名画家的名字“提香”触动而产生的联想，他在诗中将“提香”二字拆开，由各自的字意而衍生诗意，犹如禅悟之诗的“顿悟”。沈奇的诗集《天生丽质》中的诗大都属于这类实验之作，《茶渡》《依草》《岚意》《怀素》《上野》等诗都别出心裁地拆解字词，并由此衍生诗意，是他借用“字思维”延展汉语诗性的一种实验路径。张枣则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而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汉语帝国”，并让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其实这是他重构汉语诗性的一种设想与尝试。他虽然熟悉多国语言并定居德国，但他一直坚持立身于汉语的处境用汉语写作，事实上是对“汉语诗性”的钟爱与执着。新世纪以来，张枣创作的诗作虽然不多，主要为《高窗》《湘君》《灯笼镇》《鹤》《太平洋上，小岛国》，但这些诗都呈现出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诗性美，如《高窗》中一开篇便用三个“对面”进行排比：“对面的高窗里，画眉鸟/对面的秘密里，我看到了你/对面的邈远里，或许你，是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语言虽然简洁朴实，却值得细细咀嚼品味，三个“对面”引领的句子囊括了诗的节奏、对称、排比和丰富的想象于一体，由此构筑出丰盈的诗意空间；绝笔作《灯笼镇》中的“灯笼镇，灯笼镇”“搁在哪里，搁在哪里”运用了反复修辞，使汉语本身的音韵美在诗中回环往复，无疑是对汉语诗性之美的凸显。臧棣、陈先发、潘维、胡弦、子川、路也、安琪、阿毛等亦都执着于语言诗性、诗意的雕刻，试图探寻重构汉语诗性的可行路径。

（二）汉语作为新诗语言本体的建构

长期以来，语言被视为诗歌的工具、载体，尤其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汉语一直被视为新诗的语言工具。从新诗诞生之始，“白话”成为替代“文言”的语言革命中最有利的武器和工具，正如胡适所言：“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而何为相对于“古文”而言的“新工具”？胡适认为就是“白话”，他指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在这种语言观的引领下，语言文字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突破口，“白话”则成为语言革命的冲锋先驱。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胡适的“语言工具论”一直或隐或现地潜移默化在诗人对诗与语言的关系认知中。事实上，由于汉语本身富有诗性，如前所述，汉语诗性极其重要，失去“汉语诗性”，现代汉诗就不成其为诗，也不成其为“现代汉语”的诗，因此，“汉语”事实上已成为现代汉诗的本体，不能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述工具，而应视为本体对之进行建构。对此，郑敏于世纪之交便敏锐地意识到语言“不是单纯的载体”，而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不是“人的驯服工具”，而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可见她早已意识到“汉语”不再是工具，而是诗歌语言的本体，因此她主张彻底清除“语言工具论”，否则“中国新诗就不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与此同时，郑敏还提出要重视语言美学，她认为新诗要有一个“诗之艺术模子”，具体包括字数、行列所排成的整体轮廓和字音所表达的情感、词藻所显现的颜色，等等。而且，在郑敏看来，“汉语”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汉语，还应包括汉语的文化涵蕴、汉语的动感、汉语的感性魅力，无疑是从汉语作为语言本体的层面认知汉语。秉持这种诗歌理念的郑敏在新世纪以来的诗都注重“汉语性”的构建，如《设想》一诗大致押韵，《画永远悬挂在画室的墙壁》中的每一节前两句押韵，都颇为注意构造音乐性；《生命，多么神奇》中的“我们手指相触/目光相依”“白昼是黑夜，黑夜是希望”，《归去》中的“芬芳的落英/飘浮的翠条”“没有船夫/没有归人”，都讲究对仗，注重节奏、韵感；《问题》《悟》等诗则运用排比、对仗等语言艺术，无疑呈现出典型的“汉语性”特征。张桃洲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亦是从语言本体观出发，他指出：“现代汉语的构成基础是白话，但白话不仅是语言资源的一个方面，更指向一种语言的‘思维’能力和方式”“现代汉语不只是白话对于文言的地位取代，而更是语言思维的扭转”。可见，他不是将“白话”“现代汉语”作为新诗的一种语言工具或载体，而是已上升到语言本体层面。此外，张枣、欧阳江河、黄灿然、臧棣等亦都论及其对汉语作为诗歌语言本体的认识。张枣颇为认同诺瓦利斯所言的“正是语言沉浸于语言自身的那个特质，才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何语言是一个奇妙而硕果累累的秘密”，这种语言观无疑属于语言本体论的认识。张枣亦秉持语言本体论，他一直“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在他看来汉语不是语言表达的工具，而可通向“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显然他是将“汉语性”视为诗歌写作的本体质素，而非将汉语作为一种表述工具。他在新世纪以来的诗作不多，但《灯笼镇》《高窗》《湘君》《鹤》等诗都将“汉语性”作为一种诗歌本体特征进行经营，如《高窗》开篇一节“对面的高窗里，画眉鸟/对面的稳密里,我看到了你/对面的邈远里,或许你,是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是呀,或许你/就是我”呈现出张枣对诗歌语言艺术的精心讲究。欧阳江河、黄灿然、臧棣等亦都通过打磨词语、征用各种修辞、调遣各种语言艺术构筑独特的“汉语性”，如享有“修辞学的老狐狸”之誉的欧阳江河在其《凤凰》《泰姬陵之泪》《花瓶，月亮》等诗中呈现出他对诗歌修辞和诗语艺术的臻熟和用心，黄灿然的《不敢相信》《如果我还未出生》、臧棣的“丛书”系列和“入门”系列诗作，都将诗歌语言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而非工具进行打磨、构建，均是确立新诗的汉语本体论地位的探索与尝试。

汉语的伦理性问题亦属于新诗的汉语本体论范畴。杨立华曾就“汉语性”提出疑问：“汉语性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吗？汉语性是否与某种特定的伦理关切有关呢？汉语诗歌应该承载怎样的伦理品质，才算是有了汉语性的汉语诗歌呢？”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语言问题，即汉语性与特定的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维度“不再局限于在语言形式或规范的意义上探讨汉语性”，但遗憾的是，杨立华及诗学界并未围绕这个新视角展开对新诗汉语伦理的思考和研究。汉语的“伦理品质”应该指“汉语”作为诗歌语言艺术层面之外的特质与价值，如沈奇强调的“汉语气质”，孙晓娅等强调的“汉语精神”等，都是超出语言学层面却又属于“汉语”颇为重要的不可割离和忽略的重要质素，都是从本体层面对“汉语性”作出的思考。

由此可见，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一批诗人和学者语言意识的觉醒，汉语作为新诗语言本体的本体论地位正逐渐得以确立，但仍需未来诗人和学者彻底放弃语言工具论，将“汉语”作为新诗的语言本体进行建构，方能构建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汉语性”。

（三）汉语性与现代性的结合

在20世纪末一些诗人和学者开始重新探讨和强调“汉语性”时，陈东东便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现代汉语”具有与“古汉语”截然不同的“特殊出身”，在他看来，现代汉语并非“不自觉地、自然出现的语言”，而是“由于古汉语的死于‘现代’”，可见他将“古汉语”视为一种死去的语言，因无法表达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复杂感受、感想和感慨而被“现代汉语”替换，而“现代汉语”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就是它想要说出的话语，所传达的是“现代”精神和“现代”文明，显然，他认为“现代汉语”就是表达“现代”的现代语言，与古汉语截然不同，是在将古汉语作为“假想的敌人”的情况下被迫生成的语言。而且，他将“现代汉语”默认为“西方”，由此指出：“如果以古汉语为依据的‘汉语性’或‘中文性’用作标准，去判定现代汉语，尤其是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的‘地道’或不‘地道’，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他的认识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汉语”出生时的特殊性和受西方影响的深广性以及与传统的断裂性，但他忽略了诗人们在用汉字书写和表达时内在骨子里对汉语传统的延续性，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外在的“断裂”无可否认，但内在的血脉相连同样毋庸置疑，因而陈东东的观点不无偏颇。事实上，汉语性与现代性并不冲突。“汉语性”是从古典诗词中延续至今的一条血脉，既属于传统，亦属于现代，在历史迁变中不断加富增华，构成汉语诗歌不同于其他语种诗歌的特质。而在现代汉诗中，汉语性与现代性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正如姜耕玉所指出的：“新诗现代性的实现，离不开汉语性之母体。”确实，汉语性是“现代性”的母体，二者具有血脉联系，要弥合新诗的语言裂痕，就必须打通汉语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血脉。张枣亦意识到汉语性与现代性并不冲突，他于2000年在柏林领Anne-Kao诗歌奖时的受奖辞中便提出疑问：“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追求是否要用牺牲传统的汉语性为代价？”显然，他并不认为现代性等于放弃汉语性，也不认为寻求汉语性就要拒绝现代性，而认为在寻求把握汉语性时要接受“洋溢着这一特性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即“现代”的洗礼。同时，在张枣看来，如果在对新诗“现代性”的寻求中放弃了“汉语性”，最终将可能导向“新诗身份的危机”，因此他既执着于对诗歌“汉语性”的钟爱，亦不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主张将“古典汉语的诗意”与“外语”“洋气”勾连，从而实现汉语性在现代汉语中的修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汉语性”的发明。他的绝笔之作《灯笼镇》无疑是将“汉语性”与“现代性”进行结合的典型例证，“灯笼”作为民间意象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灯笼镇”作为中心意象隐喻精神桃花源，亦深蕴传统文化喻旨，而“雕像”“老虎”等意象和“灯红酒绿”场景的呈现与“合唱”“画外声”的设置则不无“现代性”气息，折射出诗人对于传统文化失落的一种痛惜和悼挽。子川则主张寻找那种“既保留汉语基本特质又大于传统汉语的汉语（新母语）”，他提出的“新汉语”“新母语”概念主张保留“汉语基本特质”又“大于传统汉语”，显然是将传统的“汉语性”与“现代性”结合后的“现代汉语”。子川一直关注其诗中的汉语品质，努力使其创作更接近其所向往的“既是汉语的又似乎是大于汉语的诗意表达”，他所言的“既是汉语”指“符合汉语的语言结构方式与规范”,而“又大于汉语”则指“从语义承载面以及从音节、步律中去寻找那些富于变化又不逾矩的诗意表达，也可以说新诗在语言使用上，要求既拓宽了汉语的边界又没有越过边界”。事实上，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将传统的汉语性与现代性进行结合后的“新汉语”即“现代汉语”。他的诗如《汉字的发音》《一个日期巧遇某些词汇》《月令小调》《谁是谁的异数》均是其探索“新汉语”的诗歌实践。此外，王光明所提出的“现代汉诗”、刘洁岷提出的“新汉诗”、傅天虹提出的“汉语新诗”等概念无疑都是对“汉语性”和“现代性”的双重强调。

由此可见，对于新诗而言，“汉语性”与“现代性”之间既构成矛盾，又形成张力，未来汉语诗歌在“世界性”中既要保持独立的“汉语性”，亦要拥有“现代性”，才能与“世界性”接轨。

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已着手对“汉语性”进行重新发掘与重构，他们不仅重新发现了“汉语性”对于新诗语言建构的重要性，还重新意识到“诗性”对于汉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发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汉语性”上的延续性和相通性，无疑是对“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此同时，他们还意识到，新诗语言不能照搬古代诗歌语言的“汉语性”，而应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新“汉语性”。在此基点上，他们从汉语诗性的重构、汉语作为新诗语言本体的建构、现代性与汉语性的结合等方面出发试图建构新诗的“汉语性”，对于新诗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陈爱中所指出的：“寻找并建构出新诗的‘汉语性’，正当其时。”确实，“汉语性”的建构“正当其时”并已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诗坛，重新发现“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并主张重启“汉语性”的诗人和学者尚在少数，对“汉语性”的重视和重构尚未达成诗界和学界共识，而且不同诗人和学者对“汉语性”的理解和阐释亦彼此各异、言人人殊，如郑敏、杨炼、王光明、姜耕玉、张枣、曹顺庆等各自话语系统中的“汉语性”便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有些诗人将“汉语性”狭隘地理解为“优美”“典雅”等，并以此贬低白话的活力与美感，难免存在偏颇之处。因此，如何从诗歌语言和文化的多重层面发掘古典诗传统中使诗成其为诗的“汉语性”，将之重启以建构新诗真正的新“汉语性”，并使其成为诗人和学者所重视的共同诗学理念，无疑值得诗人和学者们继续深入探究。

任洪渊曾指出：“谁再一次向世界展示汉语的原创力，谁就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此言敏锐洞悉了“汉语性”对于新世纪新诗的重要性。新诗的“汉语性”亟待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寻求一种真正契合新诗发展的“汉语性”建构方案，从而向世界展示出“汉语”的原创力和独特气质，纠偏新诗在语言发展上的痼疾与迷误，由此改变“汉语性”缺席所造成的诗歌发展困境。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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