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涛 ｜ 绅界变迁与四川近代“社会”的兴起——重读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一种视野

摘    要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然而关于它却存在着“接受之谜”，已有研究难以揭示并支撑其文学史价值，究其因乃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其“社会”主题的陌生。纵览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它以绅士阶层的分化、蜕变、扩张与局限为线索叙写的四川近代历史画卷，同时是以学堂、社团以及报刊言论为支撑的“绅士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从而也是四川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标志和开端。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几十年间成都和四川绅士阶层的分化、蜕变，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兴起，也是近代“社会”兴起的过程。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是一部有意识地叙写“社会”在内陆兴起历程的大书。

作者简介

袁红涛，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目   次

一、从“死水微澜”到“大波”激荡：四川绅界的分化与变迁

二、报刊、演说和社团：“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

三、青羊宫、茶铺和公园：成都“公共地方”的近代化

作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这一“大河小说三部曲”的作者，李劼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然而其作品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又似乎没有得到充分承认，以至于有“李劼人难题”“李劼人接受之谜”等说法。具体梳理研究史可见，1980年代以来，李劼人及其作品其实已经获得更多肯定。不乏有影响的批评家、文学史家赞誉“大河小说”，提出李劼人理应归于经典作家之列。然而具体的研究又似乎力有不逮，还不足以支撑这一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李劼人接受之谜”，可以视为作家和他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视野和方法提出的挑战。如在1980年代作家周克芹曾坦言：“前些年我们都不敢多谈李劼老的作品，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很难说出他的作品究竟是什么主题。其实，说不清主题的作品才有可能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那么，“大河三部曲”的主题是否就“说不清”呢？其一度所遭受的“冷遇”，或因为既有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对作品“主题”的判断，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之间存在着错位。

早在1930年7月，李劼人致信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表示准备创作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邅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甚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 “二十年来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变迁，是后来这部“大河小说”的着眼处。及至1935年6月终于动笔之际，作家重申创作意图，“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并对此“社会生活”有了更具体、全面的把握。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劼人在新的历史和文学环境中修改、重写了这三部小说。对于重写的结果，研究者褒贬不一；但是李劼人在这一阶段写作意识更加明确。1961年，他在致信刘白羽时谈到：“关于创作规划，我原有一种妄想，拟将六十年来之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以历史唯物观点，凭自身经历研究所得，用形象化手法，使其一一反映于文字。”念兹在兹，书写“社会生活”的变迁，一直是作家的目的和动力。而此前研究对于作家所一再申述的“社会”主题却并未给予足够相称的关注。反思这一现象，不仅可能为所谓“李劼人接受之谜”提供另一种答案，也关乎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社会”意识的自觉。

进一步的问题是，李劼人何以具有如此自觉的社会意识？以此问题重新进入李劼人的创作世界，进而会发现“大河三部曲”恰恰叙写并呈现了成都平原上近代“社会”本身兴起与发展的进程。在李劼人创作的当时，是成都近代“社会”兴起和发展的新异气象，深深吸引着他去叙写。他当然不是以后起的社会理论去看取鼎革之际的“社会生活”；而是从“社会生活”本身，在“社会生活”自清末以来的变迁中，看到了近代“社会”的逐渐壮大和显形，“社会”就成为他叙写历史的主角。择其要者，可以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分析，一是他以绅士阶层的变迁为核心，叙写了清末民初四川社会阶层结构、不同权势力量的此消彼长；二是小说进而呈现了社会结构变化背后近代“社会空间”兴起与发展的历程。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的变迁相交融，李劼人由此写出了近代“社会”本身在内陆兴起的历程。

一、从“死水微澜”到“大波”激荡：

四川绅界的分化与变迁

“大河三部曲”作为鸿篇巨制，出场人物众多。但是从社会史视野来辨析，主要人物多属于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或与此相关的基层社会权势阶层。这一阶层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中枢，它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分化、蜕变，不但带来了地方社会的解体与转型，也构成了近代社会变迁的主线。李劼人正是紧紧围绕这一阶层蜕变与转型的过程，结构故事，从而将人的变动与历史事件、时代进程融为一体，绘就了近代四川社会变迁的巨幅画卷。

（一）《死水微澜》： 烘云托月，官绅压轴

关于《死水微澜》既有研究过于顺从小说叙事的表层，将目光都投向罗歪嘴所代表的袍哥势力与顾天成所投奔的洋教势力之间的消长，并由此阐释这一时期四川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发生的剧烈变动。尤其是蔡大嫂为了救出丈夫蔡兴顺和情人罗歪嘴，而决心改嫁信了洋教的顾天成，这一极具戏剧性的结尾，更是将读者的目光都吸引到袍哥与洋教势力的竞争与斗法上。然而，直到郝公馆和它的主人慢慢出场，小说所欲展现的“事实之结构”才是完整的。

小说开篇罗歪嘴出场颇有先声夺人之势，他所代表的袍哥势力不可小觑；另外从众人热议教案，尤其是顾天成这个土粮户为了报仇，在官方权力和洋教势力之间取舍不定，也可感知到洋教势力正在上升。研究者由此推导，顾天成改奉洋教，显示出原有官绅体制已不能保护他。而如果深入小说体会作者的手法，在蔡大嫂对“成都”的热切想象中，在顾天成土气、世俗的追逐中，在顾天成与罗歪嘴的冲突中，成都官绅阶层的影响一直或远或近地存在着。这是袍哥、粮户们一直想努力跻身其中，却又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一个权力阶层。

成都的官绅则更加神秘。开始的形象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并无具体面目。罗歪嘴与蔡大嫂的情爱故事除了自身的进展之外，同时也是为官绅人物的出场作前导。郝公馆和它的主人到后半段才登场。在前一回合赶青羊宫时，从蔡大嫂的眼里，看见郝家大小姐的出场宛如惊鸿一现。叙事者此时方才拉开叙事距离，从天回镇的故事中拉升到鸟瞰川省，介绍了蜀地的人口构成和社会阶层结构。所谓“一绅二粮三袍哥”，即官绅、粮户和袍哥，是川省原有的三股社会势力。基于明清时期的政治设计，同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仍然是一个由官绅合作进行治理的社会，粮户或地主是基层的支撑。而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由于成都平原人口多是移民，宗法势力不够强大，扎根于流民中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反而得以发展壮大，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由顾天成的一系列遭遇，小说展现了洋教势力日益引人关注，成为“一绅二粮三袍哥”之外崛起的力量，但是并不可由此轻易推论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或覆灭。相反，若深入文本，贴近小说来阅读，可以感受到原有社会结构之稳固，这集中体现在官绅阶层的社会地位上。

如果说袍哥与洋教势力的此消彼长，主要通过罗歪嘴和顾天成的较量具体地展示出来，那么，官绅阶层高高在上的地位则主要是通过其远离罗、顾二人冲突而体现。在《死水微澜》中，作为官绅阶层的典型，郝家并没有具体介入到罗歪嘴、蔡大嫂和顾天成的冲突故事中，研究者似乎因此忽视了显示官绅阶层的势力，进而忽视了原有的完整的社会结构，只是把郝达三的缓缓出场主要理解为作者为勾连下一部小说设下的伏笔。然而，从叙事效果来体会作者的手法，袍哥与教民的争斗如在前台，尚未触及官绅阶层的生活和地位。一方面，在口耳相传中，各地的县官、知府已经很为教案挠头，见了教民不禁骇然；另一方面，官绅阶层依然深居公馆中，并没有受到新势力的影响。郝家的太太们，即使听说了因为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城，当朝皇太后偕光绪皇帝向西安逃难的消息，也毫不在意，不愿停下手中的牌局。官绅阶层的笃定，基于他们在原有社会结构中的稳固地位。作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层层渲染，尽显其高高在上、备受尊崇的位置。

在19世纪末的成都平原上，社会结构确实在改变，新的社会力量也确定在崛起；但与此同时，作为既有社会结构的核心，官绅阶层的地位依然稳固。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要津，尽显优势，在社会上也是大多数人尊崇和向往的社会阶层。所以，尽管水花溅起，潜流涌动，而水深处依然平稳如故，波澜不惊。

（二）《暴风雨前》：绅随学变，“学界”崛起

这《死水微澜》中千呼万唤方轻启门扉的成都暑袜街上的郝公馆，在《暴风雨前》中终于成为小说人物的集散地。与之相应的是，绅士阶层走到台前。虽然这两部小说的背景时间相隔不过数年，但是从《死水微澜》到《暴风雨前》，高高在上的郝达三郝老爷逐渐退后，在《暴风雨前》活跃的主要是绅士阶层的新一代。这一时期，绅士阶层加速分化，而推动分化最有效力、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是新学堂的兴办和留学之路的日益畅通，“学界”由此兴起。 

小说详细叙写了成都和四川学堂兴起的历程。兴办高等学堂是国家救亡的需要与士人谋求新出路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田伯行最初劝说郝又三去考高等学堂时就透露了这一点。考学一方面是因为有了新的认识，“看了些新书新报，也才恍然大悟出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之误尽苍生”。另一方面，“国事日非，科举有罢免之势，士人鲜进身之阶”，不能不多点谋求出路的考虑。而进学堂不仅是为了追求新知，本身也是一条新的谋生之路。正如田伯行所看重的，“三年卒业，便可出而办学堂，育英才，救国家，吃饱饭矣！” “救国家”与个人“吃饱饭”可以统一起来，这乃是学堂能够长足发展的内因。

郝又三在妹妹的鼓励下考入高等学堂，由此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学堂之为学堂，原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是崭新的！”崭新的学堂多由旧制改造而来，比如四川省第一个高等学堂就是在尊经书院旧址上改办的。学堂的物理空间新旧参半，其内部的管理机制则是全新的；相应的，学堂的学习和生活节奏也与私塾或书院不同。郝又三对这样的学堂生活，一方面“起初很感觉不便”，另一方面又感觉“这样读书，真是新奇”。

学堂兴起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促进了“学界”的逐渐形成和自我认同。这首先是基于学堂师生群体规模的日益庞大。“办学堂在当时成了风气，送孩子进学堂读书，也渐渐成了风气。”新学堂一方面招收新生，同时也吸纳原本科举体制下的读书人成为新学堂的师生。此消彼长，新学群体不断扩大，奠定了一个相对独立群体形成的基础；其二，新学堂集中授课，集中住宿，与科举体制下分散在乡村各地私塾的教学方式不同，师生之间的认同感大大增强。“学界”遂逐渐浮现出来。在小说中，首先看到尤铁民使用这个概念。他在留学回国后，再见到郝又三时感叹，“成都的革命党人，十之六七都在学界”。 “学界”这一概念的浮现，代表着新学堂群体与“绅界”的相对区分。“绅界”主要指已经获得科举功名的有身份的人，如德高望重的翰林院编修伍老先生，功名高、年岁长，成为川省绅界的代表；“学界”则主要指在新学堂中的师生群体。

学界仿佛是在这一时期从绅界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界高层此时大都是绅界中人。但是学界也有为绅界难以容纳的部分，那就是在学界中日益涌现的革命党人。由日本回国宣传和发动革命的尤铁民向郝又三透露，中山先生对于成都的革命党人立足于学堂得以长足发展的情况也是了然的。不独成都，在四川各地，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来源或藏身之地。

随学堂和留学大兴而形成的“学界”，规模日益壮大，认同日益强烈。同时，有违官方乃至绅界大兴学堂的新政设计，这里又成为革命党长足发展的领地。官、绅、学、革命党，成都乃至四川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正急剧裂变与分化，呈风起云涌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显波诡云谲之象。《暴风雨前》中围绕郝又三这个新一代绅士子弟，立足于他的学堂生活，也就是以“学界”兴起为线索，抓住这个核心环节，得以呈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和迅疾。原本官绅一体的结构，分化加剧如此，社会变革的暴风骤雨似乎已经不远。

（三）《大波》：“绅气大伸”，历史巨变 

《暴风雨前》收尾于王中立对时事的议论。在抨击男女大妨大受冲击、女子也能进学堂以后，王中立惊讶道：“如今官也背了时！受洋人的气，受教民的气，还要受学界的气，受议员的气。听说啥子审判厅问案，原告被告全是站着说话。唉！国家的运气！连官都不好做了！一句话说完，世道大变！”从一个偏于守旧的人眼里，更看出“世道”之大变。如果说《死水微澜》中表现了官员“受洋人的气，受教民的气”，那么到了《暴风雨前》和《大波》，则写出了当此之世官员们何以“还要受学界的气，受议员的气”，因为“学界”的崛起，因为成立了咨议局这种“奇怪的”机构。时局已由维新时代进入立宪时代。如郝公馆的主人郝达三就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原本绅权主要集中在县以下，连接正式的官方权力和乡村社会。此时咨议局乃至资政院的成立，使得绅权大大突破了原有层级，成为了可能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与官方对等的另一种权力。官方、学界和议员所代表的绅界在这一时期力量对比大大改变，蕴含着接下来“世道”和时局进一步动荡的趋势。

果然，几方的权益因为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瞬间胶着在一起，相争相斗，酿成保路事件，最终不但改写了成都和四川的历史，也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这就是李劼人以两写《大波》来记叙的历史。《大波》在“三部曲”中体量最大，作家耗费心血最多，但是唯有将“大河三部曲”联系起来解读《大波》，可能更接近作者的深切用心。

《大波》开篇，两种权力的矛盾即骤然爆发。川汉铁路之争，首先是地方绅界与清廷的矛盾。“咨议局”成为四川绅界的中枢，也是铁路事件的一方代表。李劼人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对于此时四川绅界的力量、结构作了详尽、清晰的分析：

这时，咨议局大开，各县选送来局的议员们，有一多半是官场所目为不安本分的读书人，是素爱预闻地方公事，使父母官闻之头痛的绅衿们；有一小半是关怀国事，主张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维新派；也有很小一部分，受过《民报》《国粹学报》的洗礼，又看过《黄书噩梦》等禁书，颇具民族思想，主张排满，而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志士。这三种人，第一是读过书，有过科名，为一方的知名之士，确能左右众人的；第二是岁数都在三四十之间，朝气未泯，具有大欲的。咨议局是假立宪所特许的言论机关，与平日只可仰其鼻息的官僚是对抗的，可以放言高论而得社会信托，不受暴力摧残的，有了这个凭借，所以四川的绅气，便一反以往专门迎合官场，以营私利的行为，而突破了向日号称驯良的藩篱，而大伸特伸起来。

“绅气”“大伸”的表现就是绅士们不再迎合官场，而是成为与官方相对抗的力量。小说进而分析了其时四川“民众思想的中枢”，是当时“与官场对抗，与社会绝缘，自以为清高而超越一切的学界”。绅界依托咨议局发声，学界掌握思想中枢，两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又相当接近，所以绅界和学界“结为了一体，而隐然与官场相抗，在言论和思想上，它的力量便甚大了”。小说中也客观地写到，其时“革命党总还占不着势力。因为社会秩序未乱，生活方式未变，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

小说特别注重呈现思想的传播方式和群众动员的过程。在成都的茶铺里，人们热议着关于铁路事件的种种新闻，而新闻由报纸带来，标志着现代媒体与口耳相传相结合。从四川全省看，则是“各县的士绅又大抵视成都士绅为转移，于是也动作起来”。于是一个以成都士绅为中心，由成都到各县、由士绅到民众的传播和动员网络渐渐成形。当其时，一个“绅士公共空间”正在浮现。

伴随着绅气和民气相结合，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了。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是四川人在满清统治下二百余年以来，第一次的民众，——不是，第一次有知识的绅士们反抗政府的大集合”。作家特意突出保路事件的实质，是“绅士们反抗政府”的一次运动。从“死水微澜”到“暴风雨前”，李劼人写出了四川城乡社会的样貌，敏锐地捕捉种种新变，而其目光则始终聚焦在绅士阶层的动向上。随着这一阶层的分化、蜕变和壮大，终于开始面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争取权利。

随后赵尔丰到任四川总督，直接面对川省绅界。双方刚一接触，赵尔丰不禁有点骇然：“几年不见四川绅士，四川绅士果真变了样儿了，气概也行，说话也行，人又那么众多，这可要小心点才好啦！” “气概也行”即所谓绅气大伸；“说话也行”，讲的是道理；而人数众多，可见绅界大大发展。此后双方几番较量，赵尔丰最终不得不向咨议局移交了对四川的统治权。

原原本本记述从保路运动到川省独立的历程，并非易事，自有其价值，然而这并不是李劼人的追求。李劼人的写作计划步步前移，本欲写四川自辛亥革命以来20年的社会变迁，改为先写辛亥年保路运动的历程；再考虑为了写清保路运动的缘由，唯有向前追溯，写出暴风雨前的四川城乡社会之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之间、历史的前后阶段之间自然有诸多层面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李劼人有自己明确的立足点和追求，那就是聚焦绅士阶层的兴替，由此勾画社会结构的对比变化，从而写出几十年间四川“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的“社会”变迁历程。

二、报刊、演说和社团：

“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几十年间成都和四川绅士阶层的分化、变迁，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兴起，也是近代“社会”兴起的过程。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是一部有意识地叙写“社会”在内陆兴起历程的大书。

当代空间理论的发展，揭示出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深刻影响了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列斐伏尔洞察到，“空间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在当代空间理论看来，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相反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清末民初的四川大地从死水微澜到大波激荡，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相应地，“社会空间”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写出了川省绅士阶层分化蜕变、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变革时代中枢力量的历程；与之相应，一个“绅士公共空间”也在萌芽、扩展、不断壮大，择其要者，当数报刊、演说、社团和学堂的兴起，几种要素相互促进，一个近代社会空间渐渐浮现；同时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也呈现出近代化趋向。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空间转型相结合，彰显出四川近代“社会”兴起的过程。

（一）报刊

“现代报刊生成于19世纪，它所触发的不仅是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媒体变迁，而且也是一整套开天辟地的社会变革。”李劼人具有敏锐的媒介意识，一方面他对报刊这种现代传媒进入四川并发展起来的历史很是熟悉；另一方面，他充分意识到报刊对清末民初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的内在影响。从《死水微澜》到《大波》，他将一部地方的报刊史自然融入大历史书写之中。

“报纸”这种新事物首次在《死水微澜》中露面是在郝公馆。当郝达三兄弟二人与至交葛寰中在家中闲坐、谈论时局时，后者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渠道—— 《申报》，它“好像《京报》同辕门抄一样，又有文章，又有各地方的小事，倒是可以用资谈助的”。《申报》作为让人觉得稀奇的近代报刊，就此亮相。它不是在政治中心出版，因为此时办报动因已经不限于官方政治，而是基于信息交流迅捷等更广泛的需求。相应地，它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贴近地方、贴近民众生活。

在“死水微澜”的时代，新报纸悄然露面，迅即隐去，几乎难以为读者察觉。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它已经进入了成都官绅学界的日常生活。《暴风雨前》开篇，年轻人苏星煌坐在郝公馆的客厅里侃侃而谈，满口新名词让郝家父子摸不着头脑，于是苏星煌透露这些新名词都来源于新书报。这吸引了郝又三也加入了合行社，“而第一件使郝家人耳目一新的，便是常由郝又三从社中带一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申报》《沪报》回来。据他说，都是上海印的，每天有那么大几张。果真是前两三年葛寰中曾说的又像辕门抄，又像《京报》，可是又有文章，又有时务策论，又有诗词，还有说各省事情的，尤稀奇的是那许多卖各种东西的招贴”。有消息、有文学、有广告的现代报纸就此进入郝公馆。

郝又三后来入读高等学堂，感觉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进而由报刊又打开一重世界：“ 《民报》的力量，如此其大！它把好些同学都鼓荡起来！有几个人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同盟会，而革命排满的名词，自然就流传于口齿之间。”从最初听闻《申报》到读《申报》《沪报》，继而学习《新民丛报》，再到偷偷看起《民报》、订阅《国粹学报》，从郝又三的读报史，可见其思想见识变化的确凿印迹。

当尤铁民从日本留学回来又见到郝又三、田伯行的时候，从三人言谈之间可知，报纸对于革命事业的传播之功越发显著。一是其时各家报纸在分化中政治立场日益鲜明，如《神州日报》《民报》是倾向于革命的；第二，这些报纸的接受者和影响是跨阶层的，“好些士大夫以及一般黎民百姓”，以及学界中人都经由新书报更加了解了革命；第三，通过报刊的宣传，革命已经被建构为是一种“天下大势”，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接受。

在民间和革命组织办报蓬勃发展的时候，官方也开始重视，在辕门抄之外推出了官办报纸。如“三老爷看刚才送到的《成都日报》——是官报书局新近办的，类似《京报》、辕门抄的一种日报，用四号铅字印在半张连四纸上，但凡官绅人家都必须谨遵宪谕订一份”。官方专门成立了官报书局，负责管理和主办报纸。从后面《大波》中可见，《成都日报》在保路运动中成为官方的重要喉舌。

一方面绅界在壮大，另一方面，现代报刊在发展。到辛亥年保路运动酝酿、发动的时候，报刊已经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乃至成为区别不同时代的标志：

……后来邮政开办了，上海的报纸，不到两个月就可寄达成都，学堂是得风气之先的，便有一些学堂，设起阅报室来。其时顶风行的是《神州日报》《民立报》。于是有一小部分的人，对于国家大事，社会琐闻，渐渐生了兴趣，也渐渐懂得了些办报的方法，以及采访新闻的手段。所以到辛亥这一年，用铅字印，而居然长久出版的，竟有了几家。一是官办的官报书局出版的《成都日报》，著重的是上谕，辕门抄，也有一点无关紧要的社会消息。一是商会出钱办的《商会公报》……而较有生气，常常有着抨击政府的论文的，只有私人集资办的《西顾报》，以及铁路事起，应运而生，极富讽刺性的《启智画报》。……

以上可谓蜀地一部近代报刊史的缩写，作者却是于小说中纵横谈出，可见其突出的“社会科学”意识及对文体的渗透。其时的报纸一方面很多元，官方、商界各有其报纸，民间亦有报纸时常抨击政府；另一方面报纸的筹办已经很灵活，比如川汉铁路事件后马上就有《启智画报》“应运而生”。其三，虽然报纸各有所属，但是绅士们对于舆论走向最有影响。绅界的壮大和报纸的崛起互相促进，“思想的中枢既已如此动作起来，一般的视听，当然要不安了，何况更有报纸的鼓吹”。绅界、学界与报纸相结合，一个新的空间正在形成，这正是保路运动爆发前夕的“社会”条件。

保路运动爆发后，报纸的影响空前彰显。在茶馆里听报纸成为各地民众参与运动的重要方式。官绅的角力终究波及到报纸的出版。7月15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9位先生后，事态激化，官方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禁报。同时，赵尔丰“就令官报局总办候补道余大鸿，于《成都日报》之外，再添办一种《正俗白话新报》，满街张贴，专门歌颂宪仁，并制造官兵四路打胜，乱匪伏尸枕藉的新闻”。封禁绅士和民众的议论，创办新报以制造新闻，官方进行舆论的管控成为与用兵镇压同等重要的举措。然而，大势难挡，最终赵尔丰还是不得不接受川省独立自治，交权给咨议局。

“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 “大河三部曲”以敏锐的社会意识和媒体意识勾画现代报刊在四川的发展历程，进而呈现了它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效应。从听说一种新报纸，到官绅阶层读报学习新知，本地人办起面向市民的通俗报；再到保路运动爆发后，普通市民通过看报参与时事，民众街头卖报，官方禁报，再到辛亥年独立之后的报业繁荣——在“大河三部曲”的宏大画卷中，现代报刊业的兴起已经融于四川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中；同时细细寻绎，其本身发展的线索亦清晰可见。这与“大河三部曲”聚焦绅士阶层来叙写历史的角度是分不开的。自近代以来绅界权势的扩张，正因为借助和融合了现代报刊业这一新的权势网络，共同建构起一个新的社会空间。

（二）演说

报纸之外，演说也是这一时期建构新的“社会”空间的一种重要方式。

演说几乎成为革命党人尤铁民的个人标志。郝又三和田伯行见到从日本回国的尤铁民时，他正在召集广智小学堂的学生，进行革命演说。尤铁民具有自觉的演讲意识，因为“演说”是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起义、鼓舞大众的重要方式。保路运动发动以后，集会和演说更是成为保路同志会集结、动员民众的主要形式。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楚子材和吴凤梧前往观礼，看到罗纶先生正在演说，这是保路同志会成立仪式的核心环节。随着运动的深入，保路同志会组织演说更加精心，现场也更具感染力。还特别设立了演说部，组织专人前往四川各地集会和演讲，集会和演讲也成为保路同志会建立各地分会、扩大群众参与的最主要方式。

演讲者在动员过程中，不仅逐步提高自身演讲能力，甚至也意识到演讲这种方式的“现代性”。吴凤梧本是一名巡防营的旧军官，脱离军队后也投身保路运动。他向黄澜生介绍了自己前往新津县成立和改进该县保路同志协会的情况，并获得了跨阶层演说的体验。他自诩做巡防营下级军官的时候，很擅于以粗话鼓动属下，但是他明白，“大家斯斯文文的坐着，讲点有道理的话，我自然不行”。袍哥头子侯治国也意识到，他的袍哥话语不适于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虽然台下的听众多是由他召集来的几堂兄弟。袍哥是民间秘密组织，靠内部的一套语言所谓“海底”联络；而保路同志会是基于一个共同利益和公共目标，即保护川汉铁路路权，由不同阶层的人志愿加入，结成团体，它需要面向全体民众发言。现代演说自然有一些技巧，比如楚子材以夸大事实来煽动对盛宣怀的仇恨。川汉铁路路权属于四川全省的绅士和民众，已远远超出了家族或乡里社会的界限。就这样一个公共事务进行跨阶层、跨区域的宣传和动员，自然会要求不同于秘密会社的袍哥组织的话语，也超出了熟人社会的话语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开讲话似乎古今皆有，但是在这一时期公众“演说”开始具有现代性，它是组织新的社会空间的一种有力形式。

吴凤梧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对黄澜生大讲这一番演说体会，既是因为他认识到公众演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演说又是顶要紧的事，我们的协会能不能成立，就成立了，有没有声光，就要看演说的人行不行”。也与他本人因为听演讲而提升了思想认识的体验分不开。他坦言一开始自己对保路运动也不关心，而“听了几场演说，从旁看见了罗先生他们的精神气概，我的心意才转变了”。罗先生等四川绅士领袖和代表通过公开演讲鼓舞了民众，道理和道义也借演讲传递给民众。正因为他们掌握和运用了现代演讲这种形式，得以更广泛地影响民众，提升和扩大了绅界的影响力，绅气得以大伸，绅权得以加强，从而改变了历史走向。“绅气大伸”是与现代演说互相推进的过程，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建构过程中的另一个侧面。

（三）新型社团

社团是构建和组织社会空间的主体，新型社团的出现，是蜀地近代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进一步建构近代空间的力量。

《暴风雨前》开篇还是在郝公馆的客厅里，但是新名词、新组织已在此亮相。一个叫苏星煌的少年侃侃而谈，满嘴新名词，倡言维新，当郝又三对其所言迷惑不解时，他道出来由，欢迎后者加入“文明合行社”。共同阅读新报纸以获取新知是合行社的日常活动，其另一功能是组织成员之间讨论争辩，彼此增进见识。比如众人在此就“看杀廖观音”这一时事展开激烈讨论，认识不断深入，也透露出时代观念的重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文明”，进而提出“文明国家”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讨论本国事务的全新参照。而“文明”也正是合行社的名字和追求。

“文明合行社”是一种新的士人团体。时人曾为这类新型社团的成立寻找合法性，一种说法是古已有之；但经历史学者分析，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这些有章程、有宗旨、有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与西方社会现代社团更为接近。它是以新的方式和理念成立的新组织，开始具有建构近代公共空间的性质。在传统社会中，绅士阶层发起的民间组织如果基于非亲族纽带，通常会遭到禁止。但甲午年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大量以绅士为主体的商会、学会和各类不是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团体，它们是人们按照某种目的自觉自愿结成的团体。 “文明合行社”之所以得以成立，正是基于现代社团开始兴起这一时代背景。

到《暴风雨前》结束的时段，四川省咨议局的成立，也可以视为一个争取到官方认可的，更正式、组织更严密的绅士社团组织。它的成立，乃至于国家层面的资政院的设立，大大提升了绅士组织的层级，它的成立表明绅士组织已经进入官方体系之中，绅界的影响力随之扩张，这就带来了《大波》中四川官绅围绕川汉铁路路权展开斗争的可能。保路运动期间，朝廷、官方与四川绅士、民众乃至革命党之间，或抗衡、斗争，或联合、妥协，绅士阶层一度成为运动的中枢力量，而近代性质的社团的兴起，特别是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则是绅权扩张的重要组织性因素。

（四）学堂与“学界”的兴起

新学堂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四川绅士阶层在这一时期加速分化并在分化中不断壮大的最重要动力。正因为学堂的出现，才酿成了“暴风雨前”山雨欲来的气象，终于带来了浩瀚汹涌的“大波”。

需要补充的是，以上几种因素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比如在学堂里更容易读到新潮的报纸。郝又三凭借在“文明合行社”阅读新报的一点新学基础，考入高等学堂。在熟悉了学堂的管理以后，就“能够在自习室中避开监学，同好些人偷偷看起《民报》来。自己也在二酉山房定了一份《国粹学报》 ”。而报纸则带他们进入一个更加新锐的思想世界，进而加入更具组织性的团体。学堂是激进报刊扩大影响、新团体发展成员的重要阵地。新社团、新报纸、新学堂交相作用，推动了士绅阶层的新一代加速分化。新学堂、新报纸、新社团、演说的相互激荡，在四川尤其是成都城内逐渐建构起一个由绅士阶层主导的新的“社会空间”，也是“社会”形态在蜀地出现的开端。

“社会”这个词汇本身在中文里古已有之，但是其获得近代“社会”的意义却是晚近的事情，这一过程在清末以来的四川大地上是与绅士阶层的壮大、近代空间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相当自觉地、全景式地叙写了这一进程。

士绅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费正清认为：“在过去一千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卜正民进一步阐释，所谓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然而，有历史学者辨析，在20世纪之前，士绅所主导的民间社会只是某种国家和家庭之外的第三领域，并没有公共空间的性质；相应的，中文世界中“社会”这个词主要用来表达诸如民间集会、下层秘密结社这些自行组织起来的团体，而不具有今天使用“社会”一词的意义。但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迅速出现了大量以绅士为主体的商会、学会和各类不是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团体。特别是“庚子事变”以后，“社会”作为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成为从事各项新政事业的绅士和官僚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中文世界里，1904年前后“社会”逐渐取代“群”，来表达society的意义。换言之，“社会”一词的普及，可以视为绅士公共空间兴起在语言学上留下的痕迹。自19世纪末以来，在成都平原上，随着绅士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新学堂、新报纸、新社团、演说互相支撑，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近代化，相应地也带来了近代“社会”的概念。“大河三部曲”写出了蜀地绅士阶层、“公共空间”与近代“社会”形态相互伴生的历程，深刻地体现了李劼人自觉而强烈的“社会”意识，也是李劼人叙写历史的核心追求。 

三、青羊宫、茶铺和公园：

成都“公共地方”的近代化

作为有形的社会空间，成都市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在十余年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如庙会、茶铺等公共活动和场所开始近代化；另一方面出现了如公园这样近代性质的“公共地方”。在其背后则是维护社会空间和秩序的力量改变，如现代警察制度即于这一时期创办。

除了春节的灯会，成都人的大型聚会形式原本主要是庙会，而“赶青羊宫”是其中顶热闹的。《死水微澜》中郝家人初次出场就是赶青羊宫，不料大小姐却遭遇三个痞子的纠缠，幸而蔡大嫂等人帮忙解了围，郝达三一家悻悻而归。不过仅仅几年之后，再来青羊宫，郝香芸的感觉却大大不同。这一次香芸兄妹三人来青羊宫赶的是“劝业会”，是官方这一时期因推行新政而开办的新事物之一。依然有物资交流，但是范围扩大到全省的货品，以各州县为单位参加，隐隐有现代大型展览会和贸易会的气象。尤其是破除了男女大妨后，女性可自由参会。这是因为官方新创办了警察局来维护秩序，气象为之一新。同在青羊宫中，香芸的感受格外不同：

大小姐忽然想起前六年，自己才十七八岁时，也是赶青羊宫，曾被几个流痞凌辱的事情。当日公共地方，那么不容许年轻妇女出来，而今哩，举眼一望，随处都是年轻妇女，也随处都有年轻男子在追随着，可是像从前那种视眈眈而欲逐逐的情形，却没有了。

大小姐遂向她哥哥说起这事。

郝又三笑道：“可见世道变得多了！大家的眼界也放开了！”

今昔对比，香芸明显感受到“公共地方”空间改变了，郝又三则感到“世道”变得多了。而世道之所以改变，女性能公开出行，一方面是西潮冲击迫近内陆城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眼界因此发生改变；不可忽视的另一面是，公共空间的组织、管理方式悄然变化，制度性因素的推进持续而有力。小说中谈到，作为新政措施之一，四川官方向外国学习，建立了警察队伍，并介入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市民一方面感到“警察兵处处来管你”，如一位王奶奶直指负责管理警察的官员：“周秃子，就是周道台，警察局总办，现在省城里顶不好惹的一员官，随便啥子事他都要管，连屙屎屙尿他都管到了。”而另一方面，也因为有警察的“弹压保护”，维护秩序，女性才可能被许可自由出行。

至辛亥革命后四川独立之初，一时间成都失去了秩序，“在前，警察局本是全般人民最瞋恨的所在，于今才几天，就令一部分的人思想它的劳绩了。大家很是盼望来一个能干的新官”。小说对周道台和警察的复调叙写，通过不同人褒贬不一的表达，显示出叙事者对于“警察”这一机构与近代社会空间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另一个有所改变或转型的传统场所是茶铺。“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 “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老成都人，李劼人深谙其中三昧。《死水微澜》中，陆茂林在省城茶馆搭讪上顾天成，故事由此继续进展。另外通过茶馆中人的议论纷纷，透露出北京城内朝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攻守之势，自然交代了时局。《暴风雨前》中郝又三有时不愿在家和朋友喝茶，而是选择了看起来一片嘈杂的茶铺。更有一位奇人傅樵村，将新书报、讲演这些新的公共事物与茶铺融于一体，足见传统茶铺包容空间之大，亦是过渡时代的一个奇观。至《大波》叙写的保路运动中，茶铺更进一步汇入由绅界所引领的这一近代大事件中。大茶铺设立了阅报栏，人们在这里讲新闻听新闻，时刻关注和跟踪事态进展，茶铺也成为民众动员的重要场所。茶铺这一传统的“公共地方”似乎与近代公共空间之间毫无障壁，自然汇入近代社会之中。

一方面是青羊宫、茶铺这些“公共地方”开始近代化，另一方面是新出现了近代性质的公共地方。这一时期成都新创的“公共地方”，最典型的是《大波》中叙写的少城公园。公园位于成都的满城内，由将军玉昆决策开辟；

这是自有成都以来，破天荒的一个大公园，虽然屋宇修得太不好，毕竟树木还多，地方还大，又有池塘，又有金河，因此，公园一开，生意登时就兴隆起来。

《大波》的主角楚子材就时常来少城公园，与同学坐在公园的茶铺里，议论保路运动。

历史巨变与空间的变革时常联系在一起。四川独立之后，皇城成为军政府所在地。在拥挤不堪的军政府成立典礼之后，皇城也成为展现政权鼎革最直观的空间；

今天独立了，在许多人的心中，凡是以前种种不便，种种拘束，似乎这汉字旗一扬，全都失去了它的性能，不足置齿了；因此各界的女人们也敢于破天荒的走出她们的堡垒……公然毫不怯懦的麋在男子丛中，也奋勇的要涌进皇城来观光。

性别的解放与空间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最直观地显现出这一次政权变革的意义，不再是封建王朝的替代和轮回，而是一次具有解放意义，带来了新的“自由”的政治变革。社会空间秩序的改变，最直观而又深刻地昭示出这一点。

从《死水微澜》到《暴风雨前》再到《大波》，三个不同时期成都市民“公共地方”变迁的阶段性很是清晰，显示出李劼人对于社会空间变化的观察和叙写是自觉而有意识的。

结 语

通常在文学研究者的理念中，“社会”是一个太宽泛、平常的词汇，而意识不到它作为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也因此对于李劼人一再表达的叙写“社会”之宏愿，并无有意识地探究，而只是理解为作家欲包罗万象地书写历史而已。“虽然人类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某种组织之中，但由于这些组织（家庭和政治组织）的形成过程并没有在人的意识之中，它也不是个人自愿形成之公共空间，故用‘社会’一词来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组织及其整体是近现代的事，它是现代性的表现。”而李劼人的特异之处正在于这样一种“现代”的“社会”意识。他一再申述个人创作的“社会”主题，并努力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最终将其界定为“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不仅显示其视野的包容性，作家更欲强调的是叙写对象的整体性。有别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中国历史小说传统，自觉书写总体性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一种新的创作现象。那么，如何展开对这一总体性的“社会”的书写呢？李劼人的抓手是呈现其“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大河三部曲”中出场人物众多，但是《暴风雨前》《大波》却不再有如《死水微澜》中蔡大嫂这般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大约是与作家书写“社会”的追求有关，即，相比塑造人物形象，李劼人在其后的创作中更倾向以“各阶级、各阶层”为主体，追踪和呈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此写出社会变迁的骨架。首先理解作者的追求，将总体性的社会视野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相结合，由此重读“大河三部曲”，对其内在脉络与变化、对于三部曲的整体性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现代文学史家在论及“大河三部曲”的时候，认为《死水微澜》“应该称为近代风俗小说”，《暴风雨前》“实在应该称为近代思潮史小说”，《大波》“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史小说”。诚然，“大河三部曲”作为“历史小说”巨制，涵盖了政治史、思潮史、民俗史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三者是否还有更内在的联系呢？如果视“大河小说”是由作家努力建构的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这基于李劼人以特出的“社会”意识对四川清末以来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如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指出：“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布罗代尔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历史首先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除了以“社会”意识表现出的总体性眼光之外，“大河小说”更进一步写出了“社会”本身形成的过程。纵览“大河三部曲”，它是一部以绅士阶层的分化、蜕变、发展与局限为核心，叙写的四川近代历史画卷，同时也是四川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标志和开端，是“社会”形态在四川开始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小说不仅写出了四川社会迈向近代化的种种表现，而且还写出了“社会”形态本身在这里兴起的过程。在总体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意义上，或许可称“大河小说”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社会史小说”类型。回望李劼人1930年代书写“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的宏愿，直至1961年将一生写作归结为叙写“六十年来社会生活”的不变追求，近代“社会”的形成及四川社会迈向近代化的历程，确实是作家一生孜孜矻矻叙写历史的着眼点和用力处。

由此视野重新进入李劼人所创造的历史世界，或会有新的感悟和体验，进而对于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定贡献和价值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大河三部曲”或能提示现代文学史的叙史意识中应当激活并加入“社会”这一维度，即意识到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本身与近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新的现象，而不是当然的事实；以“社会”意识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具有为现有“历史小说”文体或“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概念不能完全体现的叙事特质。文学叙事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可以努力建构现代社会本身形成的历史。这是“大河三部曲”的特有追求，也因为特异而长久未得到准确和充分认识。近年来在文学研究中，社会史的视野、社会空间理论等正得到更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对“大河三部曲”的重读或能促进对于常见概念和思维惯习的反思，对于相关“社会”理论更加自觉地借鉴，从而激发对现代文学更广阔“社会空间”的想象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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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江宁 ｜ 13—14世纪的知识谱系与元代文人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