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江宁 ｜ 13—14世纪的知识谱系与元代文人的书写

摘    要

13—14世纪由于蒙古人百余年的世界征略，欧、亚大陆形成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世界体系，位于当时世界最东端的中国成为世界经贸与文化交流中心，这给元代文人的知识谱系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驳杂的知识来源使得元代文人在书写上表现为平行书写、跨域书写和多语书写等多种新形态。在应对知识谱系巨大变化的现实面前，元代统治者试图创制“译写一切文字”的符号体系，精英文人期望摒除一切情绪与偏见，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力图消除多元文化交流碰触过程中语言与信息的模糊性，实现对新知识谱系“言之如水之监物，烛之取影”的写实效果，这也是知识谱系处于巨大变化中的13—14世纪最切合的书写理念。

作者简介

邱江宁，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目次

一、13—14世纪元代文人知识谱系的驳杂来源

二、13—14世纪知识谱系与元代文人的书写形态

三、13—14世纪知识谱系影响下的元人书写理念

元至正甲午年，诗人戴良给色目文人丁鹤年的诗集作序，开篇即云“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戴良这句貌似平常的陈述中，包含着诸多不平常的信息。至正甲午是1354年，丁鹤年是西亚回回，以其曾祖名阿老瓦丁，祖父名苫思丁，父名职马禄丁，故取汉姓为丁。丁鹤年虽为回回，却精通汉诗写作，故戴良为其诗集作序之前，开篇即概述元代西域人大举东迁中土的背景。在戴良所引名词中，“也里可温”一词，早从洪钧开始，即引起元史研究者的特别注意。“也里可温（ärkägtün）”，是元代蒙古语中新采入的词语，义为“福分人”，主要指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而从该词的衍变和转写过程来看，它经过基督教文明、希腊—拜占庭文明、波斯文明等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之后穿越中亚地区，进入蒙古大草原，融入草原游牧文明；最后以“也里可温”的面目进入汉文史册。

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戴良的用词，更让人饶具兴味的是，戴良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他们到底面对的是怎样的书写环境，又遭遇了怎样的书写困扰，他们是用怎样的书写理念拥抱他们的时代的？与以往所有的时代迥然不同的是，13—14世纪是蒙古人的时代。在蒙古人将近百年的世界征略活动影响下，7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在东西方之间所制造的隔阂与壁垒被打破，欧、亚海陆丝绸之路大为畅通，中国缘此实现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开放，进而与世界在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互鉴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某种程度而言，传统中国由此实现电子化时代到来之前的全球化格局，这对13—14世纪元代文人的知识谱系具有“爆炸式”的影响，诚如元代大儒吴澄所指出：“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现有研究在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元代社会的多民族交融与文化的多元驳杂特征之际，鲜少再进一层讨论知识谱系改变对于元代文人书写形态和书写理念的深刻影响，而这可能是元代书写得以确立其意义的深刻标识所在。

一、13—14世纪元代文人

知识谱系的驳杂来源

“知识谱系”说法的流行与福柯人文科学考古的理念有关。福柯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但为何提出“13—14世纪的知识谱系”？这个时期与之前时代的知识形构规则有什么根本性且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13—14世纪与之前所有时期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蒙古人通过百余年的世界征略，使欧、亚大陆形成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世界体系，地球上存在的各民族人民因为世界战争和丝绸之路而大迁徙、大交流、大碰撞，多个文明圈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接触。中国虽然处于当时世界的最东端，但却因为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和驿站体系成为世界经贸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就意味着13—14世纪元代文人的知识谱系即此冲破了之前时代的知识构建体系，变得来源极为驳杂且多元。吴澄感慨云，“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这个时代的所闻所见，无论器物、风俗以及文字、言语，等等，全部都打破了传统的认知秩序，因为构建这个时代知识谱系的基础诸如疆土之广、族群之多、以及信仰和思想之杂远过于以往任何时代。

首先，蒙古人的征略与世界新秩序。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西北，并迅速扩张，开始其长达百余年的世界性征略，《元史·地理志》在称述元朝的疆域时，这样写道：“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据现代学者的考察，到1260年蒙古帝国分裂之前，蒙古人所征略的地域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疆域扩大的背后是此疆彼域的旧秩序突破和新世界格局的构建，“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可以说，蒙古人的崛起和世界征略活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

凭借着元朝在世界的影响力，“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北方的陆上商路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路。当这两条线路同时充分地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因而成为连接两条线路的‘畅通无阻的沟通媒介’时，世界贸易线路是完整的。其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期，世界贸易线路处于完整状态时，我们才能说存在着前现代‘世界体系’”。基于这个判断而言，也就意味着，曾经受限于农耕文明知识谱系的吴澄以及他的同时代人们，他们必须拥有“前全球化”和世界史的视野，去观察和审视自己所身处的王朝，才有可能真正明白自己时代所经历的震撼演进历程。而这也正是吴澄面对元朝社会现实发出“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感慨的深衷所在。

其次，蒙古人开辟的丝路大交通，使13—14世纪的全体民族互换迁徙。蒙古人征略世界的行为在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与之前的所有时代相比，13—14世纪期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活动打通了波斯道；第二次西征活动开辟了钦察道，并连接了波斯道和钦察道。与此同时，海上交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的海路已完全畅通， “一向不曾处在统一控制之下的东、西交通，到这时畅通无阻。陆路北穿南俄，南贯伊朗，海道则以波斯湾上的忽鲁谟斯为枢纽。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而蒙古人征略世界的最大结果是将13—14世纪的“各民族集聚一处”，“使之互换迁徙”。

元朝治下的多族人群就是13—14世纪各民族互换迁徙的结果。如所周知，元朝存在着四等人群：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金人三十一种”。所谓“蒙古七十二种”，据拉施特的解释，“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的一个部落……因为他们的外貌、形状、称号、语言、风俗习惯与举止彼此相近”。由于成吉思汗出身蒙古乞颜部，从13世纪起，它不只是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称谓，而是被使用于整个民族共同体，是混杂着众多“有毡帐百姓”的庞大群体。不仅“蒙古”是对全体突厥草原人的统称，“色目”也是13—14世纪对东迁西域人的统称。陈垣指出“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因为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活动，大量居葱岭以西的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哈剌鲁人、阿儿浑人、阿速人、斡罗斯人、术忽、也里可温等，或因被俘、降附，以军士身份被签发东来；或以工匠、驱口(多妇女儿童)被掳掠而来；或为技师、官员因招募、任职而来；或以商人、教士因贸易、传教而来。此外，所谓“汉人八种”，并不专指汉族人，它是元朝统治者对境内使用汉文的北方各民族的统称，还包括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亦歹等族群。而“南人”才是传统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人。

如上所述，从占据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到地位尊显的色目族群，再到元朝定义的汉人和南人群体，无不深刻地反映着这个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王朝所具有的多民族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元人曾不无自豪地声称“圣朝混一海寓，疆理万国。有三代所无之天，则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词章”，很显然，每一个个体都将带着自己本来的氏族烙印对这个时代的词章序列和知识谱系贡献自己的意义。

最后，“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治理态度与元代信仰、思想之驳杂。如前所述，蒙古人崛起于朔漠，之后历经“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再“下江南”，最终建成一统的大元王朝。与契丹人建立辽朝、女真人建立金朝的情形颇为不同的是，契丹人、女真人接触和学习的范本主要是北宋，蒙古人在建立元朝时，面对了非常多元的文化文明、宗教思想以及各种技术，以此，本来就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按照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包容态度对待其征服区域的各种宗教和思想文化。

与中原王朝自西汉以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管理思维颇为相反的是，蒙古统治者“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管理态度让这个时代人们的信仰和思想相当驳杂、平泛，缺乏主体性。信奉天主教的方济各教士孟高维诺，信心满满地从意大利远道而来传教，终于在大都修建起两座天主教堂，一座钟楼，组建了一支唱诗队，发展了6000余名教徒。按照孟高维诺的逻辑，如果不是有聂思脱里教的人阻挠，他能发展30000余名教徒；而如果有人辅助传教的话，他甚至可以让大汗也信奉天主教。但事实上，蒙古贵族们最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孟高维诺本人也承认，“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尽管如此，孟高维诺还是受到了蒙古皇帝隆重的礼遇，而与此同时，其他思想派系或宗教，比如儒家：蒙古人“要将儒释同尊奉，宣谕黄金塑圣人”；比如伊斯兰教，在大都大张旗鼓地进行封斋仪式“花门齐候月生眉”；再比如头陀教、全真教、玄教，等等，如孟高维诺所见“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似乎每个宗教信仰都没有被蒙古人冷落。

就一个时代的知识谱系而言，元代在疆土方面“未有如今日”一统之大，氏族群体方面“未有如今日”迁徙之频繁，思想信仰方面“未有如今日”共处之驳杂，而元朝统治者又貌似以不作为之态度，“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这有可能使原本固化、充满先验性的秩序遭到断裂、分散甚至逆袭，从而变成一个散乱、非中心的、充满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面对如此时代，元代文人不能再像以往处于相对单一、封闭状态那样思考，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书写环境和书写对象发生了巨变。

二、13—14世纪知识谱系

与元代文人的书写形态

受限于知识谱系的书写，实际也清楚地标志着与知识谱系相关的时代气质和特征。如上节所述，13—14世纪的元代文人面对的是一个知识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不仅物的种类和序列大大突破了以往的载记和见闻，而且，富有主体性、权威性的解释链条似乎也被拆散，人们在书写和表达时被迫有意或无意地越界、跨域或多语切换，也正是元代文人书写上的越界、跨域和多语特征，让人们能体悟和反刍出那个时代的世界性与全球性。

其一，权威性解释链条的消解与元代文人的平行书写。与被征服的诸多区域和王朝相比，蒙古人在文明与世界认知程度上远逊于他们。蒙古人建立大蒙古国时既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面对了非常多元的文化文明、宗教思想以及各种技术，蒙古人借由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而祭出的“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管理理念，这种管理理念是蒙古人文明程度落后的体现，更是他们征服世界后的自信彰显，最重要的是，这种管理理念相当程度地消解了单一文明或强势宗教的话语权威性，使人们在权威性解释链条的消解或者说断裂的现实中，表达相对松弛和涣散。有意思的是，胡应麟还特别指出元代文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云，“胜国则文士鲜不能诗，诗流靡不工书，且旁及绘事，亦前代所无也”，所以，比起追溯原始的语言意义，通过绘画的描述或许能更为直观地看到人们表达上的态度。且以元朝刘贯道的两幅画作来直接观察元代文人的平行表达。

以下两幅图，一幅是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下简称《出猎图》），一幅是刘贯道的《消夏图》，从内容来看，两幅图都是表现皇家贵族的清夏行为，但前者是表现大一统元朝的缔造者元世祖以出猎方式来清夏的行为，后者则表现汉人贵族室内静养的消夏行为，一外一内，意象迥异。而更有意味的是，画面的布置，体现出强调主体性和消解主体性的巨大差异。在《出猎图》中，尽管元世祖与其皇后察必位置居中，但他们的篇幅大小与周边侍从并未太多区别，能区别其身份的是他们衣服的颜色，蒙古人崇尚白色，在画面最中间的位置上，他们两人穿着白色的袍子，这就突出了他们的身份与地位，见《出猎图》中①。相比而言，《消夏图》中主人公阮咸及其卧榻占据了画面四分之一的位置，对主体人物和主体人物那种疏淡洒脱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意图特别浓重、清晰。

（此图为原文图片）

具体看《元世祖出猎图》的表现内容，似乎更能看出作者在表现多元文化上的开放与平等的态度。《出猎图》中②，在忽必烈夫妇右侧上角的是一位黑人，除了他的肤色具有辨识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穿的衣服，是一件红色的海青衣。据郑思肖《心史》记载：蒙古人“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双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所以这位红袍侍从的地位和意义可能很重要。图中③的那只回头看的猎犬，是细犬，原产自古埃及，是皇家狩猎的标配物，民间对细犬的体形特征总结云“黄瓜嘴，羊鼻梁，四蹄如蒜；腰似弓，腿似箭，耳垂尾卷”，画家对于细犬的这些特征表现得极为清晰，可见画家体察之深细。图中④是正在射箭的侍从，其细节处在于，这位射手用的是连射技法，一支箭正待离弦，另一支箭在弓弦处紧候。图中⑤涉及的两人，其中靠向忽必烈的那位侍从手中拿的东西是布鲁，蒙古语“布鲁”，在汉语中是“投掷”之意，布鲁是蒙古人打猎和放牧时的必备工具。右下角的那个侍从拿着的黑色徽标，蒙古语“哈剌苏勒德”，哈剌是黑色之意，而苏勒德意为“长矛”“徽”“纛”之意，是用兽毛制成的旗帜。哈剌苏勒德是战争的旗徽，象征着权力，画家对苏勒德使用兽毛制作的材质和黑色的意义标识得特别清楚。图中⑥的两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手臂上，靠向忽必烈的那位侍从手臂上架着白海青，作者对海青头上的红色鹰帽都有仔细的表现。另一位侍从手臂上架着鹰隼。与此同时，画作在两位侍从的身前都画了一面鼓，表示对蒙古人打猎之际善于用鼓声来恫吓猎物手法的熟悉。架白海青的侍从身前的鼓还画着海青捕猎天鹅的内容。图中⑦最值得注意的是，侍从的脸没有完全出镜，但他侧面浓密的黄色络腮胡子以及他坐骑背后蹲坐的猎豹却标识了他的欧洲人身份。

通过对《元世祖出猎图》中每个人、物的“考古”追溯，可以发现，相比于《消夏图》主题集中地表现农耕文明背景下，贵族读书弹琴的闲逸静谧生活，《出猎图》对游牧文化的狩猎和扩张特征同样理念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猎图》中，画面的上方，绵延无边的沙漠群山中，竟缓缓走来一支驼队（见图中⑧），而《消夏图》中，在主人公静卧的床榻的旁边置放着屏风，屏风上画着的主人公也在消闲读书，仿佛在呼应画面主人公的气质。而两种文明一动一静，一开放一封闭的特征呼之欲出。每个时代的知识都有其自身的构建秩序和谱系规则。对比刘贯道不同时期的两幅画，与其说是画家主观态度上的变化，还不如说，在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下，他们那种“无阃域藩篱之间”的生活态度致使这个时代的人们认知事物的范围和秩序都发生了极大的更张，他们的书写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其二，丝路大交通的繁荣与元代文人的跨域书写。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和驿站建设，改变的不仅是人们世代活动的空间，还并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网络和表达范围。相比而言，13—14世纪元朝文人的知识谱系，由于巨大疆域背景和多氏族人群及多元文化的影响，之前时代主体性较为确定，知识谱系相对单一且固定的情形被极大地改变。不仅聚合的人群身份、等级有巨大变化，而且物的来源、秩序、名称也千差万别，对于元代文人来说，如果要标记所见所感，则必须跨越固有的知识谱系进行表达。

如果说，平行书写是一种态度的话，那么跨越固有知识谱系而进行的表达，彰显的则是知识权限。所谓“知识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并规定着我们经验的秩序和思考的方式”。13世纪，欧亚丝路大交通的开启，元代社会在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互鉴极为丰盈，现实世界的丰盈也相当程度地激起了人们跨域书写的欲望。例如虞集对女真人高觽的书写：“公系出女真，以高为氏”，作为中原文人，女真族的地理、人文和历史、风俗等都越出了他们的知识谱系，所以虞集在文章中写道：“奎章阁艺文监丞纥石烈希元与公同出女真，亦以高为氏，状公世家、岁月、子孙尤备。臣又得考而载焉”，他从同事纥石烈希元那里获得了对女真族的详细知识。虞集描述道：

女真之地，东接高句丽，西迩燕云之北，分族此石居之，各为部落，非郡县，无市井杂处者。故其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称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纥石烈，曰孛述鲁，亦或为高氏。公盖渤海部之高也，先茔在辽东凤凰山，金时碑刻具在，多贵爵，位太师者一人，节度使者十人。

女真人源自3000多年前周朝时期的肃慎，在内迁中原的进程中，逐渐与汉族融合，其姓氏的出现和命名即反映出他们的内迁与汉化情形。“乞石烈”，出自唐朝时期“靺鞨三十姓”之一的“纥石列”，在金朝时称“纥石烈”，属于女真族中的“白号之姓”，即贵族之姓。“乞石烈”，汉语语义为“高”，在元朝时大多改为高姓。借助纥石烈希元的知识体系，虞集得知女真人分族而居，人们根据自己的名字、爵号、官职、故里来与同族同姓人进行区别。以高为姓氏的女真族有渤海、女希烈（钮祜禄），纥石烈（赫舍哩），孛术鲁（富珠哩），以及本来姓高的人氏。传主高觽，来自渤海高氏。另外，纥石烈氏以辽东为郡望，高觽家的先茔在辽东凤凰山，是金朝地位甚高的贵族，因此，虞集在文中特意交待，高觽家族在金朝有太师1人，节度使10人。虞集对女真族地理、姓氏的专业书写跨越了他的固有知识谱系，这不仅显示出他对新知识的积极学习态度，更重要的是他的书写弥合了一些间断、零碎的知识细节。女真族作为3000年前周朝时期即已开始活跃的肃慎族，尽管一直给中原定居民族造成困扰，但在中原文献序列中，鲜少被注视和陈述，所以即便是虞集这样堪称文坛“一代斗山”的人物，他的知识谱系中关于女真的内容竟然是模糊、暗淡的，也正因此，虞集的书写才具有其特出的时代意味。

不仅是虞集，所有元代文人的书写都有强迫自己突破固有知识谱系的趋向。比如柳贯的《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

毳幕承空拄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祠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蔟坐，蒲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赐酺千官醉，坐觉中天雨露低。

“失剌斡耳朵”蒙古语siraordun的音译，sira是指黄色，ordun是宫殿之意，这首诗是柳贯观览元朝皇帝在上都棕毛殿中宴请贵族们的纪行诗。元朝从世祖中统四年（1263）一直开始到至正十九年（1359）都实行两都巡幸制，一般每年夏历四月皇帝率领“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九月再回到大都。其间，皇帝要进行祭祀、宴请宗王、狩猎等活动。而宴请宗王的活动一般都在失剌斡耳朵中进行，允许旁人观览。另外由于皇帝有大约半年时间在上都，以此，上都设有许多行政机构的分院，馆阁文人也每每因职事所需而有上京之行，上京纪行诗文即在元代馆阁文人群体的推动下，影响波及整个时代，成为一代之作。柳贯作为馆阁文人也曾积极参与上京纪行诗的创作。作为南方文人，柳贯博览强记，“自礼乐、兵刑、阴阳、律历、田乘、地志、字学、族谱及老佛家书，莫不通贯”，但元朝帝王的统治制度及生活内容则并不在他的知识谱系中，在这首《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诗的下面，他特别注释道：“车驾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上京五月，芍药始花”。无论“失剌斡耳朵”“马奶子”“上京五月”还是诗中的“葡萄法酒”等专有名物、特定时间都越出了传统中原文人的知识谱系范围。为时代形势所染所迫，柳贯勤于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诚如宋濂叙述柳贯的生平时说，柳贯于“国朝故实、名臣世次，言之尤为精详”，而这些知识正是13—14世纪新知识序列中最特出的内容。

虞集、柳贯的书写情形并非元代书写的特例，而是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可以说，13—14世纪的时代现实打破了人们的固有知识体系，也赋予了人们跨域书写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人们如果试图注视和注释他们所处的周围世界，就会发现传统时代“存在的语言、文本、印刷纸张和已被记录的故事”远不能与现实世界的所见所闻一一对应，他们必须跨域书写。

其三，13—14世纪知识谱系的变化与元代文人的多语书写。“作为以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社会最独特、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其多文明形态共存、多民族融合、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交流的全球性特征”，传统时代的知识经验秩序缘于元朝的全球性特征而被相当程度地颠覆。如果试图对元代社会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习俗驳杂、风物气候丰富等等现实内容进行如实表述，就意味着，元人文人书写的多语性以及多语切换表达成为必然的形式。

例如欧阳玄为高昌偰氏所撰家族传：

偰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国人，隋乱，突厥入中国，人多归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为可敦。乃与谋其国政。《唐史·突厥传》载其事甚详。默棘速卒，国乱，婆匐可敦率众归唐，唐封为宾国夫人。而默棘速故地尽为回纥所有，暾欲谷子孙遂相回纥，回纥即今伟兀也。回纥尝自以其鸷捷如鹘，请于唐，更以回鹘为号。伟兀者，回鹘之转声也。其地本在哈喇和林，即今之和宁路也。有三水焉，一并城南山东北流，曰斡耳汗；一经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发西北东流，曰忽尔斑达弥尔。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辇杰河。回纥有普鞠可汗者，实始居之，后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会高昌国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绰也。和绰，本汉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绰，遂为和绰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

欧阳玄的这段传记书写在元代文人书写中既普遍又典型。由引文可以看到，偰氏是伟兀人，而“伟兀”这个词又来自“回鹘之转声”，这个转声又是源自“回纥”。“回纥”之意起源于唐朝，因该族的人们认为其身形“鸷捷如鹘”，请于唐朝皇帝，遂名为“回鹘”。伟兀人居住于高昌，此地在元朝被称作哈剌和绰。哈剌，黑也，因为其地有黑山，和绰，即汉语“高昌”之音转，因为“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绰”，故而“和绰”又称作“高昌”。来自回鹘族的偰氏，为何姓“偰”？这与族群居住于“偰辇杰河”的地理分布情形密切相关。欧阳玄在叙述偰氏家族的每一个信息时，都采取了多语的表达方式，而每个非汉语语词都有自己的历史、方式、习惯，可以说在解释高昌偰氏家族来历之际，“凭着语言，空间之模糊的单调性被打破了，而时间连续性的多样性却被统一起来了”，在保证家族来历的时间连续性不被中断的同时，欧阳玄被迫运用多语表达。借由语音语义的分析和阐述，在叙述偰氏家族的家族起源、民族迁徙与融合、族群分布与姓氏来源等信息时，欧阳玄的书写实际打破了那些信息本来模糊的空间，进而为书写本身赋予了深厚的内涵意蕴和独特性。

在13—14世纪那样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环境中，元代文人的书写几乎是不自知地进行着多语切换表达。再如周伯琦的这段文字：

翼旦，至察汗诺尔，由此转西，至辉图诺尔，犹汉言后海也。……以其两水，故名曰鸳鸯。或云水禽惟鸳鸯最多。国语名其地曰哲哷哈喇巴纳，犹汉言远望则黑也……界是而西，则属兴和路矣。巴纳曰苦水河儿，曰回回柴，国语名和尔图，汉言有水泺也，隶属州保昌。曰呼察图，犹汉言有山羊处也。……果有名平坡者，似来禽而大，红如朱砂，甘酸。又有名呼喇巴者，比平坡又大，味甘松。相传种自西域来，故又名之曰回回果，皆殊品也。……昔司马迁游齐、鲁、吴、越、梁、楚之间，周遍山川，遂奋发于文章，焜耀后世。今予所历，又在上谷、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

以上两段文字出自周伯琦的《扈从集前序》《扈从集后序》，在这两段文字中，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进行多语切换表述。因为他一路前往的地方在“上谷、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这些地方不仅“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也是周伯琦所熟悉的汉语典籍没有命名和记载的内容。

风俗习惯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又可能影响到书写表面及背后一切相关的东西。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杜尔哥《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景象》的论断写道：“‘语言与书写的任意符号向人们提供了保证拥有他们的观念以及保证他们以一种遗产的方式相互交往的途径，这种遗产会与每个时代的新发现一起增加；并且从其起源处考察，人类在哲学家的眼睛里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这个整体，像每一个体一样，拥有自己的童年和发展。’语言向时间的永久性中断提供了空间的连续性，并且，正是就语言分析、表达和划分表象而言，语言才具有在时间的跨度上把我们关于物的认识连接起来的力量。”福柯的这段话具有极强的理论启示意义，的确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而分析语言才有可能真正梳理清楚书写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的丰富意蕴。这一点在分析元代文人的多语切换表达时，尤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当周伯琦进入那些他读过的书本从未言及的地方时，每一个地方以自己的童年和发展历程呈现给他，如果想要分享所见所闻，就必须进行多语切换和解释，别无他辙。在周伯琦的多语切换解释过程中，还包含着其他文化的字母书写与他的母文化的表意书写的切换，就书写本身而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意味深长的。

三、13—14世纪知识谱系

影响下的元人书写理念

13—14世纪疆域与驿路的极大开放，现实环境的突变，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浸袭，大量信息的交流汇聚，对包括元代文人在内的所有人而言，都是挑战。胡应麟在比较唐、宋、元人之诗歌创作时说：“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元人诗如镂金错彩，雕绘满前”，诗歌写作是书写的精粹体现，胡应麟的这番评价不经意间揭示出唐、宋、元三朝在书写特征上的迥然相异之处。唐人的“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缘于他们对外在世界化繁为简，无所谓求而浑然天成的自信；宋人的“披沙拣金，力多功少”，在于他们力图将纷繁的世界纳入到自己固有的知识谱系中，对其进行解释和内化的努力；而元人的“镂金错彩，雕绘满前”，则在于他们试图对巨变的世界不避繁复丰赡，竭其所能地描述的愿景。可以说，元代文人的“平行书写”“跨域书写”“多语书写”等形态特征正是这种愿景的外显。而支撑元人形成这种书写愿景的内核则是那个时代上至统治者、精英文人，下至普通作者都期望消除多元文化交流碰触过程中语言与信息的模糊性，实现对新知识谱系的擘画与掌控。

首先，统治者期望推行能“译写一切文字”的新文字。“译写一切文字”的意图来自元朝创建者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汗位稳定，即将一统南北的前夕，一方面期待通过创制新字，建构有利于自己的一统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有感于“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的世界性广泛交流的背景，他期望能创造一种可以“译写一切文字”的符号体系，消除所有因语言而导致的信息遮蔽。忽必烈将这一伟大设想交给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去完成。

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参照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书写及构字方式，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八思巴字。八思巴字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共有42个字母，其中母音10个，子音32个，试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各民族的语言。就文字书写而言，八思巴字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次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这固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创制理念，可以说，八思巴字母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八思巴文是古代的“世界语”。与汉字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汉字主形，八思巴字主声；汉字书写千变万化，但发声读音却不与之相应，而八思巴字则字形不繁，字数不多，发声完备。对于八思巴字的时代意义，元代最优秀的儒学大师吴澄的理解非常深刻到位。他认为，相比于汉字，八思巴字字不盈千，却唇、齿、舌、牙、喉所发出之读音无不包括，“于是乎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可以将国家意志传达的工具，从中原中州一直到“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

在创制新文字的同时，忽必烈和他的回回地理学家们几乎都产生了勾勒世界地图的想法。至元二十三年（1286），札马剌丁计划在《一统志》中，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世界地图。如果扎马剌丁他们的地图勾画了全世界，而八思巴字又的确能“译写一切文字”的话，那么，元代便真可能缔造出“通天塔”，甚而廓清一切因沟通不畅而造成的信息模糊。

其二，精英阶层期望摒除一切情绪与偏见。应该说，摒除一切情绪与偏见的书写理念同样是元代统治阶层的意愿，这一理念借由以虞集为代表的馆阁文人群体提出，目标在于期望所有作者能够站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一统社会现实立场上，理解、平视并表达不同文化的内容。虞集在其《天心水面亭记》一文中这样阐述道：

“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

《天心水面亭记》是天历三年（1330）虞集奉元文宗之旨而作，内容源于文宗与其最信重的三位馆阁文臣虞集、柯九思、李泂进行的一场山川形胜之论。就文章字面意思而言，月至天心，方能朗照四境；水若至平，方可涣然生纹。譬诸人事，如果能摒除物欲之偏狭与遮蔽，才能以清明澄澈之心发见世界之全貌；如果能趋下而不争，无意于冲突，则能如水一般，溥畅明达，涣然成章。

“月到天心”论所反映出的书写理念在于，元朝作为一个“混一海寓，疆理万国”的泱泱大朝，人们只有用涵容博取的态度来面对本朝词章之盛，做到“与造物者同为变化不测于无穷焉”。在书写过程中，作者能不放纵情绪，不固执偏见，仿佛以“至平之水”的态度面对如“方动之风”的各类新鲜词章和物类，与造物者同其变化，“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最终做到“辞平和而意深长”，令人“因一代之词章而知一代之盛治”，从而完成时代的书写任务和旨趣追求。

虞集的书写理念借由其馆阁身份和文坛影响披靡于整个时代，元末布衣文士戴良呼应虞集的言论，在《皇元风雅序》中写道：“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语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戴良所谓的以诗名世者，不仅包括元初姚燧、卢挚、刘因、赵孟等大家，也指虞集、范梈、揭傒斯、杨载等中期文坛首领，更包括马祖常、萨都剌、余阙等其他民族作家，还有“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是指元代所有作者。某种程度而言，元代作者包括上至虞集为代表的馆阁，下至戴良辈的布衣，他们自信元朝“混一海寓，疆理万国。有三代所无之天，则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词章”，只要秉持性情之正，以海涵四境的胸襟书写时代之盛，便足以区别于唐、宋之世，成就本朝书写之盛隆。

其三，所有书写者皆追求“言之如水之监物，烛之取影”的写实境界。所谓“言之如水之监物，烛之取影”，这句话来自罗璟给元末布衣之士杨允孚的《滦京杂咏》所写题跋。文中罗璟对写实之“言”进行了清晰的定义：

世所贵于能言者，非以其能自为言也。穹壤之大，古今之异，生物之情态，殆万变而无穷。能者言之，如水之鉴物，烛之取影，如传神写照，短长肥瘦，老壮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丑好，或得之一览之间，或索之冥搜之表，要各有以极其趣而后已焉。夫岂有穷乎哉？百年以来，海宇混一，往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希有之遇者，单车掉臂，若在庭屋，其强宇所至，尽日之所出与日之所没，可谓盛哉。杨君以布衣从当世贤士大夫游，幞被出门，岁走万里，耳目所及，穷西北之胜，具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尤喜以咏歌记之。使人诵之，虽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齐鲁，历燕赵，以出于阴山之阴，蹛林之北，身履而目击，真予所谓能言者乎？予索居闲乡，闻见甚狭，闲独窃爱中台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贯，时能以雄辞妙笔，写其一二。今得杨君是集，又为增益所未见。……岁在玄黓困敦，里诸生罗大己敬书于其集之末云。罗璟跋。

文中，罗璟将“能言”与“自言”进行了区分，指出“能言”不同于师心自用、自为之言的可贵之处在于，这种书写能“如水之鉴物，烛之取影”，用透视的手法将“穹壤之大，古今之异，生物之情态”传神写照般地记录下来。罗璟认为，元人面对的是一个“尽日之所出与日之所没”、旷世稀有、疆域极大的世界。能言者即善于将耳目所及的事物，无论短长肥瘦，老壮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丑好，各极其趣，令人读之宛然如见。罗璟指出，他题跋的对象杨允孚所作《滦京杂咏》能将穷尽西北之胜，将元代上都的“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描摹如见，其他如马祖常、虞集、柳贯等人也同样雄辞妙笔，备述物态之妍丑。而除了罗璟提到的作者之外，元代文人往往都能不避“辞句鄙近”“据事直书”，所言所赋，虽不能够与传统创作之风雅精致相匹，却表表然，足存一代之人物、典章、制度。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字创制出来之后，至元八年（1271），元廷从行政层面“颁行朝省”，要求“郡县遵用”，全面推行八思巴字，使其“迄为一代典章”。而虞集在1330年提出的立足“月到天心”视角摒除一切情绪和偏见的书写理念，一定程度地体现于元至正时期辽、金、宋三史的撰修宗旨中，所谓“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正是要求所有的参与修史者抛开民族偏见，直面被遮蔽的知识谱系，平行叙述。对于所有的元代文人而言，无论是学习能“译写一切文字”的八思巴文，摒除一切情绪和偏见，也无论是平行书写还是跨域写作、多语切换表达，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如水之监物，烛之取影”般写实。而罗璟给杨允孚《滦京杂咏》题跋时，是明朝弘治五年（1492） ，距元朝灭亡时间（1368）有百余年。作为后来者，罗璟观照和表达的可能是整个元代的写作现实与文坛态势，并不经意间揭示出终元之世，从元好问到赵孟、到虞集、马祖常、柳贯等一代又一代元代文坛引领者们，选择通过写实的路径来努力区别宋、金文风的文章改革理念，而这也正是知识谱系处于巨大变化中的13—14世纪最需要的书写理念。

往 期 推 荐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及摘要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