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豪 ｜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 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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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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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思豪，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目  次

一、“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学术背景

二、赋与小说：“新王官之学”体系的“新”参与者

三、“采言官”序列：由言而文的“观采”之道

四、艺文类聚：知识体系的文学化思考

以现代文体学观念来审视“赋”与“小说”，这两种文体似乎关涉无多，但经过钱锺书、郭绍虞诸位先生的悉心考索，提出“汉赋似小说”、赋乃“小说之滥觞”等观点，以此揭示汉赋与小说在体与流方面存在颇深渊源关系。无论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荀子·正名》“小家珍说”，还是到桓谭的《桓子新论》以及稍后《汉志·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的《诸子略》中作为“九流十家”之一的“小说家”，都肇显小说家与“诸子之学”的密切关系。而章学诚在考察赋家源流时谓“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直言“赋家”出入诸子，能成“一子之学”；刘师培承续章氏观点，亦有谓“枚乘、司马相如咸以词赋垂名，然恢廓声势开拓㝔穾，殆纵横之流欤？……若词赋一体，则孟坚之作虽近扬马，然征材聚事，取精用弘，《吕览》类辑之义也……即有自成一家言者”，并遵循《汉志·诸子略》“九流十家”出自“王官之学”的学理路径考镜源流，指出“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赋家与纵横家同出一辙。

汉代是一个以学术整合促进政治思想一统的时代。从《七略》到《汉志》，“略”下称“家”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学理变迁路径，诚如徐兴无先生所谓：“这可以让我们透视出《七略》的一个基本思想架构，即新王官之学由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部分构成，而每一部分却又有若干家构成。”这里的“新王官之学”是区别于周朝以六艺为主体的王官之学而言的，据钱穆先生考证：经秦焚书坑儒后，汉自文帝以来，即按秦制恢复博士制度，六艺、诸子等学说的博士官全部来自民间，而所谓“家人言”就是平民私家之言。所以，汉代的新王官之学的内容，包括“小说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及诗赋诸家，这些“家”“一开始就不是从王官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而是由民间私家之学聚合而成”，至宣帝石渠会议，民间学术争相要求挤入新王官之学，尔后，从萧望之、夏侯胜、刘向、刘歆“这些通儒的主张和思想来看，他们皆要求朝廷广立学官”，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从建构新王官之学的宏观角度，从逻辑的与历史的角度，将所有的学术资源的形态都视为民间私家之学”，这些学术资源，包括“小说家”与“赋家”之言，“应该而且一定会以王官之学的形态，重新回到王道和王官的怀抱”。因此，在由西周“王官之学”到战国“民间私家之学”，再到汉代“新王官之学”转捩的学术背景下，考察“小说家”与“赋家”之内涵与外延的复杂纠葛，显得尤为必要。

又，子、集二部相互旁侵，界限最不清晰，马䌹章《论古近文体之不同》谓：“吾国文字之学，断自《尚书》《春秋》，其流为诸子，其承为词赋，其变为文集……此其大概也。”词赋前承诸子，后启文集，在“子”与“集”之间的承接作用不可忽视。从目录学由“七略”到“四部”的学术流衍、以及从“知识归类”到“知识文类化”的学术趋向视角来重新认识“小说家”与“赋家”分属问题，或可为早期中国的“知识学”研究有所芹献。

一、“家”意识觉醒：

赋与小说成“家”的学术背景

“小说家”与“赋家”较早且明确被提出乃在《汉志》中，《汉志》总序有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官学”衰微，孔子教授自由民弟子，“私家之学”由是兴起：首先是“艺”四分五裂而成“家”，其次是有诸子之学。因此，首列“六艺略”，每一“艺”下分“家”，《汉志》谓：“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所谓“名家”，即在官家教授经学，以师法相承，各自名家，“家法”分明，“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汉代经学阐释“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成一“家”之言后转而以“家法”相授，在以六艺统摄诸子的理论框架下，“家”意识进一步觉醒。

次列“诸子略”，由于“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有“九流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其中“小说家”有“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与“六艺”分家一样，大致“以家名书”。再来看“诗赋略”：

屈原赋之属……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陆贾赋之属……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荀卿赋之属……右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杂赋……右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作赋之人亦以“家”属之，这与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句中赋作者有“诗人”“辞人”之称有别， 《汉志》“以家名赋”重在突出“成家之学”，诚如章学诚谓“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而“杂赋”正如“小说家”之有“百家”一样，大致也是“以家分属”。其他如“兵书略”分权谋者、形势者、阴阳者、技巧者；“数术略”分天文者、历谱者、五行者、蓍龟者、杂占者、形法者、数术者；“方技略”分医经者、经方者、房中者、神仙者、方技者。综合来看，《汉志》分类谱系大致遵循：略→家（者）→篇（卷），即由篇、卷书籍之言构成一类思想者的诸家之说，再总诸家之说而成一大类略。

《汉志》将“家”的意识加以强化、凸显，因此，我们要把“小说家”和“赋家”放到《汉志》共计“六百七十七家”中去综合考虑。章学诚认为：“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究目前所知，学术史上，最早对诸子学派进行评述的是《庄子·天下篇》，其中有“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之说，但仅以“百家”概称，没有具体称呼某一家，其评述的各家有：一为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二为墨翟、禽滑厘，三为宋钘、尹文，四为彭蒙、田骈、慎到，五为关尹聃，六为庄周，七为惠施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之徒。此之后，《荀子·非十二子篇》所非议的各家是：一为它嚣、魏牟，二为陈仲、史鰌，三为墨翟、宋钘，四为慎到、田骈，五为惠施、邓析，六为子思、孟轲。庄、荀评述诸子，仅是归类，未冠上具体“家”的名号。

甫入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尝窃观阴阳之术……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开始依序论列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以“者”与“家”并称。至《汉志》明确“十家”之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其所长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从《汉志》表述来看，“家”之含义就是“此其所长也”，其意义与经学上的“成一家之言”是一致的。“十家”皆出自“王官之学”。西周之学，官师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古者官师合一，私家无学。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有私家之学，吕思勉先生纵论先秦学术源流有谓：“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向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家之学矣。”赋与小说作为“私家”之学或“百家言”的内容，亦在由“王官之学”向“民间私家之学”的过渡中形成。钱穆综合考察《汉志》的分家之法，提出战国秦汉学术有“王官学”与“百家言”之分：

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鲍白令之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百家言者，不属于王官而属于私家，易辞言之，即春秋以下平民社会新兴之自由学术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故《诗》《书》既与官史有别，亦复与新兴百家言不同。《诗》《书》之下流，正可与博士之上浮，交错相映，而说明春秋、战国间王官之学与百家私言之盛衰交替过接之姿态焉。

钱穆先生之言“故《诗》《书》与官史有别，亦复与新兴百家言不同”，下有自注曰：“ 《诗》《书》乃旧典，百家言乃新著，且百家言亦不尽据《诗》《书》。”其中的“旧典”与“新著”启示我们，《汉志》重构新的王官之学的路径：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新兴的众多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加以建构，并将“小说家”与“赋家”也纳入其中。成帝之时，刘向、刘歆奉诏校理群书；哀帝登位，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班固据《七略》而成《汉志》，他们是在对上古以来的学术体系进行一种主观上的理论总结，“具有将汉成帝以前的文献‘汉代集成化’的重要特点”，是在以“艺文出于王官”为宗旨整理汉廷“中秘”图籍，如《六艺略》“诗类”小序谓“古有采诗之官”，“春秋类”小序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兵书略》大序谓“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术数略》大序谓“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杂占类”小序谓“故周有其官”；《方技略》大序谓“王官之一守”。刘向歆父子、班固以“宗周官学”为模板，在整理故籍的同时，也是在“替汉制寻找历史根据”，建立起大一统的汉家学术体系，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这是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

二、赋与小说：

“新王官之学”体系的“新”参与者

《汉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皆出于周官，与上古王官一一对应，唯独“小说家者流”，谓“盖出于稗官”。“稗官”一名不见于《周礼》和其他先秦文献，或“只是秦汉以来地方上的一种小官，其与《周礼》所载的西周王官系统丝毫无涉，所以小说家出于稗官，当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臆想之说”，这也就是《诸子略》序中只论“九流”的缘故：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其一，“小说家”不入上古王官之学，但《汉志》却有意将“小说家”纳入“官师政教合一”的新王官之学。其二，“九家”兴起的原因是王道衰微，王官失守，这与《汉志》总序所论“微言绝”“大义乖”一脉相承，意在重建新王官之学。其三，如何重建新王官之学？明王圣主“礼失而求诸野”，也就是“总序”所谓“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秦之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建立起新的王官之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李斯建言：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李斯也认识到随着旧的王官之学崩溃，民间私家之学兴起，其建言焚书只为阻断书籍在民间的流传，以便成为官掌之书。刘向歆父子与李斯的目的是一样的，即是在新朝建立新的王官之学，只是途径不一：李斯采取的是“焚书”，刘向歆父子采取的是“校理群书”。在李斯建言中，我们注意到他所要禁的是“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百家语”，包括的范围很广，但“小说家”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当亦包括其中，且“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或即“百家语”之属。汉王朝汲取秦灭亡的教训，萧何、刘邦进入咸阳的第一要事是收秦的藏书，“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贾谊在《过秦论》中指摘始皇之过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扬雄《剧秦美新》亦谓始皇“刬灭古文，刮语烧书”，“语”即“百家语”。而西汉天子是“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张衡《西京赋》），此即《汉志》“小说家”所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再结合班固“秦人是灭，汉修其缺，……述《艺文志》第十”的目的，汉人意识到“小说家”或“百家言”可能会关系到政权存亡，故将“小说家”纳入“新王官之学”序列之中。

《诸子略》序谓“九流十家”各有所长，“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这是“新王官之学”建构的总原则，赋家亦如是。班固《两都赋序》谓：“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此《赋序》要在三大旨意：一是追溯“赋”是《诗经》之流裔，是“雅颂之亚也”，承接旧王官统绪；二是“赋家”队伍包括“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等，皆属“崇礼官”之列，属于王官系统；三是旧的“王泽竭”，即旧王官系统崩溃，而大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正在重建新的王官系统，目的在于“炳焉与三代同风”。同样，在《汉志》“诗赋略”序中也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此序将“赋家”的源流由“言语侍从之臣”进一步追溯到“不歌而诵”“登高能赋”的春秋“行人之官”。《周礼·秋官·司寇》载“大行人”“小行人”诸职，“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章太炎在考辨“赋”之本原时有云：“纵横家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择衢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抽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辨之隽也。”据《左传》《国语》等记载，行人之官务在“赋诗言志”，于战国即流为“纵横家”，对于这一点，刘师培《论文杂记》论述甚详：

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有当于诗教。则诗赋之学，实惟纵横家所独擅矣。……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

考诗赋之流别，源于纵横家，汉以后纵横家又退而为赋家，《汉志·诸子略》将“纵横家”归为“行人之官”，所以刘向歆父子编撰《诗赋略》遵循的正是“诸子出于王官”的思路，将“赋家”纳入“新王官之学”序列之中，诚如前揭章学诚所谓“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赋家成为汉代新文艺中之一大家。

赋家“成一家之言”，是超越了行人、诸子、纵横家，取《周礼》来建构汉礼，有着鲜明的“大汉继周”的使命担当。班固《汉书·律历志》云：“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徳。天下号曰‘汉’。”就礼乐制度层面而言，汉人的“大汉继周”意识尤为强烈，《汉书·礼乐志》载：“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汉代赋家也普遍有这样的使命与自觉，如枚乘《七发》“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文本替换自“召穆公美宣王”的《诗·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句。扬雄《长杨赋》“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写法拟《诗·大雅·皇矣》“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认为高祖皇帝是奉天成命建立大汉王朝，代秦者必大汉，汉人多将西汉受命比作西周受命，班固《东都赋》“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文本替换自《诗·小雅·鹿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汉”替换“周”字，拟之曰“汉行”，将周文王替换为今之汉家天子。张衡《七辩》“汉虽旧邦，其政惟新”，文本替换自《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汉”代“周”，大汉继周，意在建立新王之政。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下，由此再回溯《诸子略》“小说家”存“千三百八十篇”，其中：“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臣寿周纪》七篇”“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虽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名称上来看，当是依托“周事”而作，且其篇数占了“小说家”的八成以上，或许“周事”是“小说家”重点宣扬的对象。《青史子》，据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考证“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从佚文来看亦是崇尚周礼。又“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钱大昭谓“五行家有《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疑皆后世依托”， “汉承尧运”“汉家尧后”与“大汉继周”均是五行相生学说运转下的产物，而这些也与新王官之学的建构思想相一致。

余嘉锡先生“考汉诸子十家，惟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人之著作，余若纵横杂家，皆至武帝时止，农家至成帝时止，小说家至宣帝时止……可见当时前汉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而有意思的是，据班固《两都赋序》知，武、宣之世，正是赋学创作繁盛之时。从早期的上古王政之天子官学，到行人之官“赋诗言志”，到诸子百家，到纵横家，直至“小说家”敷衍“周事”，而赋家亦是在由诸侯王国向天子王国转变时期，继子学之后出现，“崇周礼”，“与三代同风”。《汉志》在重构汉代新王官之学的时候，采取了更开明而宽容的策略，择“小说家”入“诸子略”、“赋家”入“诗赋略”，积极将“小说家”与“赋家”纳入到新王官体系里，从中“采”新王言，“观”新王政之道。

三、“采言官”序列：

由言而文的“观采”之道

前引《汉志·诸子略》序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被剔除出“可观者”之列。但在“小说家”类又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又谓“小说”之造“可观”“可采”。《汉志》的编纂者将“小说家”纳入诸子之略，有意提升“小说家”的地位，将其纳入到新王官体系中，因此就必须要有“可观采”的理由，而“征圣”是最佳办法，故引《论语·子张》中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正义曰：“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者焉。”虽然《汉志》将子夏的话当做孔子的话来征引，但“圣”的意味浓厚。桓谭《新论·本造》称：“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又称：“若其小说家……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此论也是在借助“圣人”之大道来推崇小说之“小道”有可观采。

“陈诗观风”是旧王官之制度。《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孔颖达疏：“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掌乐之官备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观风”是天子实行王政的重要方式，汉代学者对此也深有体认，如：刘歆《与扬雄书》谓：“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又《汉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之官”，多为行人职守，《周礼·秋官·大行人》有云“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行人是周王朝的采言之官，属于旧王官学体系，而其重“言”的特性，也由此开源出诗赋之学“出于行人之官”的合理性结论。而“小说家”出于“稗官”，何谓“稗官”，歧论纷纭， 《汉书》颜注引如淳注：“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如淳认为稗官的职守是采言以让“王者”知风俗，正是承担了“行人之官”部分职能。 

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赋家”，都属于王官体制中的“采言官”序列。《隋书·经籍志》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这段话的内涵：一是小说家与“士传言”一样，都是广义的采言之官，源于《左传》襄公十四年的记载：“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而《国语·周语上》记载更详：“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将这段话与班固《两都赋序》并看：采传言于市，就是采街说巷语之说，“瞍赋”也属于采言之官的“近臣”序列，发展为后来班固所称朝夕献纳的“言语侍从之臣”；而“公卿至于列士”，发展为班固所称“公卿大臣”。二是考“木铎”之义，《周礼·天官·小宰》谓“询以木铎”，郑玄注：“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又《尚书·胤征》谓“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孔颖达疏：“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采言官”的职责在于“文事”，振兴文教，这与桓谭言小说家“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班固言赋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文教观一脉相承。

“赋家”与“小说家”虽同被纳入“采言之官”的新王官体系中，但在身份上皆有“俳优”之忧。如淳在注解“稗官”时有曰“今世亦谓偶语为稗”，饶宗颐先生解释为：稗音“排”，排与“俳”声符同且常假借混用，因此，稗亦音“俳”，“俳可以训偶， 《说文》谓“俳，戏也”，段注云：“以其戏言之，谓之俳。”钱坫《说文斠诠》引《三苍》云：“俳，偶也。”“俳可训偶，知俳必是二者对语，时杂嘲戏，故俳亦曰俳谐。”据此可知，俳优是从事语言活动者，作为出自“稗官”的“小说家”身份类同“俳优”，故《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赋家亦如“俳优”畜之： 《汉书·枚皋传》称“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 《东方朔传》称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 《扬雄传》载扬雄认为赋者“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故汉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上颇俳优畜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亦谓：“东方、枚皋，哺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徘也。”赋亦是“俳”，故有“赋说”并言之谓，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称司马相如赋作“多虚辞滥说”“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上书汉灵帝所谓“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赋”“说”在创作者身份与文辞造作上有了“合流”的趋势。追溯这种身份与文辞“合流”的源流，可考《国语·周语》“瞍赋”一词，《说文》谓：“瞍，无目也”，即是盲人，联系《汉志·诸子略》“小说家”中有“ 《师旷》六篇”，师旷者，晋乐师，生而无目，自称盲臣，事迹在《左传》襄公十四年、十八年、二十六年、三十年、昭公八年中可考。《师旷》其书已经亡佚，鲁迅、顾实先生有辑录，据赵逵夫先生对现存的《师旷》佚文进行分析，推测：“ 《师旷》一书……应是一部小说与赋的集子，是春秋末年以来以赋诵为职业的瞍矇搜集、选编而成。”小说与赋的作品合集，尤其是与俗赋的合集，渊源有自。

“小说家”与“赋家”的身份职守变迁，从春秋“行人之官”的采言属性，或“俳优”偶语的“谐隐”特征，都具有鲜明的“言语”特征。汉代是一个从“言语”到“文学”的时代，康有为通观古今文学演变后云：“古者惟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而“自秦汉后，言语废而文章盛，体制纷纭，字句钩棘。”在由“采诗之官”采言的时代向“赋说造作”时代的流变中，小说家与赋家共同以“文辞”承担起新王官体系建构的任务，诚如刘勰所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赋与小说虽属小道小技，但“意归义正”， “有足观者”，故能为“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而赋又因是“古诗之流”而成功尊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而“蔚为大观”。

四、艺文类聚：

知识体系的文学化思考

汉儒恪守“家法”，务求“事类”，刘师培考辨汉宋学术异同谓：“汉儒继兴，恪守家法，解释群经，然治经之方，必求之事类以解其纷。”知“事类”以成一“家”之法，刘向歆父子建构新王官之学运用的也正是此种策略，冯友兰纵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知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我们谓之为知类。……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系从类的观点，以观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知从一类之学，即成一家之言，“类”的意识形成，就是“家”的意识觉醒，诚如许结先生谓“汉人将先秦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了一种‘类’的意识”。而在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更大的贡献是在“艺文类聚”，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

赋是应“类”而作。曹丕《答卞兰教》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晋皇甫谧《三都赋序》论赋之特质谓：“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翻阅汉赋作品，“类”的提法非常普遍，枚乘《七发》“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司马相如《长门赋》“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李尤《函谷关赋》“命尉臣以执钥，统群类之所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随色象类，曲得其情”、蔡邕《笔赋》“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丁廙《蔡伯喈女赋》“叹殊类之非匹，伤我躬之无说”。究具体创作而言，司马相如《子虚赋》写云梦有云：

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山、土、石、水、花、草、树等等，莫不连类繁举，诚如萧统《文选序》所谓“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赋家“总众类而不厌其繁”，遵循“可观”和“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诗教观而让“艺文”呈现“知类”意识。陆次云认为：“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袁枚为《历代赋话》作序谓：“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艾南英《序王子巩〈观生草〉》称汉赋“排比类书”云：“ 《上林》《子虚》《两京》《三都》，读其文，不过如今之学究据《通考》《类要》之书，分门搜索，相袭为富，求其一言一字出于心之所自得，无有也。”后世大型赋总集从“知识学”角度出发，按照题材给赋分类，如北宋李昉《文苑英华》、明周履靖《赋海补遗》、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和庐江太守《赋海大观》等均以题材分类，直似类书。也因此，赋与类书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如唐宋时期的类书，大量摘录汉赋作品，踪凡先生以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为例，进行列表统计，指出：“唐宋四大类书所摘录的汉赋就已达248篇，占今存汉赋总篇数的90.55%。” “赋代类书”说是对汉赋“博物”与“比类”意识的直接体认，是一种知识系统的文学化。

小说亦以“赋法”写“类”。《神异经》写昆仑之山有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上有大鸟……南向……东向有宫……东方裔外有东明山……南方有兽焉……西南大荒有马……北方有兽焉……西方深山有兽焉……”在叙述空间的架构和名物铺陈上与《子虚赋》“云梦之泽”的描写如出一辙。又《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二写《甘泉宫》名物云：

编翠羽麟毫为帘，青琉璃为扇，悬黎火齐为床，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于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有霞光绣，有藻龙绣，有连烟绣，有走龙锦，有云凤锦，翻鸿锦。……咋之有膏，膏可燃灯，西王母握以献帝。燃芳苡灯，光色紫，有白凤、黑龙、馵足来，戏于阁边。有青鸟，赤头，道路而下，以迎神女。

这一段描写，可以与扬雄《甘泉赋》相颉颃。这种“赋法”化的文本结构和叙事体例在积蓄内在的驱动力，在四部分类法下，使文学化的“知类”小说逐渐从史部剥离。《隋书·经籍志》立有“杂史”“杂传”类目，其“杂史”序曰：“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之策之正也。……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杂传”序曰：“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刘向的《列仙传》，以及其后干宝《搜神记》等，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归入史部杂传类；至《新唐书·艺文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列仙传》归入子部道家类，《搜神记》归入子部小说类；至《宋史·艺文志》中，《汉武洞冥记》《列仙传》归入子部小说类。又如《神异经》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入史部地理类，至《新唐书·艺文志》中归入子部道家类，至《宋史·艺文志》归入子部小说类。这些“属辞比事”“因其事类”的虚诞怪妄之作逐渐与小说建立起关联。

汉代小说的“知类”意识也得到批评家的关注和认同。刘向《说苑序奏》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号曰《新苑》，皆可观。”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序称：“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 《后汉书·应劭传》称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又称“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后世小说戏曲家也沿袭“知类”意识，以“赋法”写小说，钱锺书对比汉赋与小说“排类”方式后谓：“小说、剧本以游戏之笔出之，多文为富而机趣洋溢，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中，旌旗壁垒一新。董说《西游补》每喜铺比，第一回各色百家衣、第三回武器、第四回万镜又看榜人、第七回梳洗用具、第八回派起鬼判及使者，皆稠叠而不冗滞。……尽俗之言，初非尔雅，亦非赋体，而‘繁类’铺比，妙契赋心，抑且神明变化，前贤马、扬、班、张当畏后生也。”小说的“事类”书写“妙契赋心”，共同将“知类”意识“艺文化”。

刘勰《文心雕龙》谓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繁类以成艳”， 《上林赋》在“连类繁举”的同时，还有“成艳”，即“艺文化”。赋体承续“《吕览》类辑之义”，章学诚、刘师培的这个论断很有道理，赋与小说的“知类”意识直接启迪和开启了类书的编纂，前引曹丕有“赋者，言事类之所附”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正编于曹魏之初。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之“事类”赋创作最为典型。继吴氏之编，踵事增华，有明人华希闵《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亦可称《事类赋统编》）的系列编纂，其功能是“赋体类事”，将赋体与类书凝合为一。自《汉志》载录《虞初周说》（即张衡《西京赋》所谓：“小说百家，本自《虞初》。”）之后，《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以及《类说》《续世说》《说郛》《古今说海》《说略》《说类》等专门的小说类书层出不穷，小说与类书凝合为一。而追溯类书“艺文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艺文类聚》的编纂，唐人欧阳询在叙述《艺文类聚》的编纂动因时云：“《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前代类书多专门类事，而《艺文类聚》类事又类文，保存大量汉魏以来的诗赋名篇，陈振孙称“其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清四库馆臣谓其“以事实居前，诗文列后……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开创了“事文一体”的新体例。这种新体例让类书具备总集的特征，诚如闻一多所说：“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无论是从旧、新王官之学的转换，还是从“七略”到“四部”的更迭，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知识的归类，至《艺文类聚》形成“文”与“事”比类相从的体例，又是文学章法的知类化与知识体系的文学化的集中彰显。

余  论

刘向、歆父子归类条别文献，以《周官》为之法则，在文章盛而文集未立之时，“小说家”与“赋家”之言因有可“观采”而列入新王官之学体系中，成一子之学。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集》中谓：“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由著述之作到文章之撰，由典故艺文到艺文类聚，两汉辞赋与小说在这“一变”中扮演重要角色。

章学诚考镜《汉志》“诗赋略”赋家源流，谓：“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岂若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从辨别者哉？”后世不明“赋家”之学，是因为诗文别集出现，以致无从辨别。恽敬在《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中，将汉唐宋诸家古文归入“一子之学”：

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从横家入……晁错自法家、兵家入……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从横家入……苏子瞻自从横家、道家、小说家入……至若黄初、甘露之间，子桓、子建……于是文集与百家判为二途……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

这是子、集之间的“二变”。章学诚对此深有体认，谓：“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 “子”与“集”合而分，分而合，学术流别由“七略”之流为“四部”，今之人视“小说家”与“赋家”，一方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小说家”与“赋家”皆是“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方得其旨；另一方面，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诚如刘咸炘谓：“西汉悉是子势，东汉以降乃会合子与词赋而成文集之势，梁后过文，唐后过质，皆不与焉。实斋谓诸子衰而文集盛，始于东汉，乃论著述，非论辞派，而适与吾说合。”由著述到辞章之学，可觇见“小说家”与“赋家”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传播知识，有可观采，又繁类以成艳，至“艺文类聚”，且与子部逐渐分离，“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至明人谢升直谓“窃以为集莫盛于近世矣，而说家兴焉，亦集之流也”，逐渐进入“集部”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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