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宏源 ｜ 能源转型视阈下美国地缘俱乐部的发展与影响

摘  要

气候危机约束下能源政策目标的紧平衡、传统化石能源的产能过剩、能源转型背景下能源通道控制效应衰减和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外依赖共同推动美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拜登政府以能源地缘俱乐部为工具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低碳环保、盟友约束等一系列多元和冲突的政策目标相统一。一方面不断强化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突出西方能源供应链体系的整体韧性建设，并致力于打造以自身供应链配置为核心的“轴辐式”地缘能源俱乐部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援助俱乐部，从而服务美国能源霸权的网络式延伸、排斥主要竞争对手并实现规范引领。与此同时，美国的霸权干涉和“国内优先”导向也将为全球能源治理及自身俱乐部体系运转带来多重风险。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基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家，在新旧能源格局转换中享有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权力变更的领导者。中美能源资源领域的竞争不断挤压双方气候合作空间，中国应关注和警惕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的战略风险，既要在中美能源共栖中强化能源安全韧性建设，也要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防范美国地缘俱乐部体系损害全球能源治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作者简介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目 录

一、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二、美国能源地缘安全战略转型的动因

三、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安全战略转型的影响

结 语

资源竞夺是国际关系史上不变的主题，也决定了国际权力格局变更和大国领导力转移。全球体系主导权和美国能源政策密切相连。《大分流》一书提出了英国煤炭利用与其经济霸权的关联，保罗·肯尼迪强调最有效利用石油的美国继而成为了世界体系和能源体系的霸权国。美国的能源战略基于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全球能源金融的市场逻辑和能源转型的治理逻辑，通过能源技术优势、能源产量支配、能源通道控制、石油美元工具、能源俱乐部协调等方式，美国长期维持了对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导地位。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凸显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根本性影响，放大了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主要国家转换资源战略，融安全、能源及环境政策工具为一体，力求在能源不可能三角（安全—能源—环境）中寻求平衡并竞争全球能源转型的制高点。

在气候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叠加的风险背景下，输出过剩能源、组建资源盟友、主导清洁能源转型和维护绿色供应链韧性是美国能源战略转型的动力，其中能源地缘俱乐部成为重中之重。美国拜登政府聚焦重拾美国能源领导力，重新动用能源地缘俱乐部工具以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低碳环保、盟友约束等一系列多元和冲突的政策目标相统一， 一方面不断强化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快对欧盟的能源控制和加速绑定传统化石燃料的最后市场；另一方面，突出西方经济体系的整体韧性建设，致力于打造以高标准和排他性为核心，由多伙伴参与，围绕美国形成“轴辐式”地缘能源俱乐部体系，以及围绕盟友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以面对点式和有选择性合作的多边俱乐部。

一、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

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美国一直以来将能源安全、市场效率、能源合作视为其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之一，随着减排和能源安全目标日益强化，美国逐渐从传统化石能源富足国转变为清洁能源供应链高度对外依赖国，其国家能源政策正在进行重新调整。拜登政府寻求主导当前全球能源结构变革和治理进程，将能源地缘俱乐部视为实现美国战略地位重新回归的重要工具，通过输出过剩能源、主导清洁能源转型和维护绿色供应链韧性来协同地缘政治伙伴，以期引领全球能源领域的产能、市场和规范的转型。能源地缘俱乐部的根本逻辑在于将美国盟伴体系的约束性和排他性在能源和供应链议题领域不断外延，并以诸边性和共识基础的俱乐部形态不断优化和拓展自身合作体系，政治上表现为议程设置和倡议引领，经济上则致力于形成内部一体的国际分工体系。

第一，输出过剩油气能源，组建以美欧油气绑定为核心的传统化石能源供需俱乐部。美国作为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其出口战略在于维护盟友关系、打击“资源民族主义”以及稳定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能源市场。在气候目标紧缩的背景下，围绕传统化石燃料的地缘政治斗争加剧，虽然在短时间内，各国排放目标和行业规范的趋紧导致传统化石燃料所受的供给端抑制远远大于需求侧，造成能源危机的常态化。但从长期结构性视角来看，以化石燃料进口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传统能源供需双方的市场博弈将让位于化石燃料出口国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维护。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入“能源补充阶段”（the phase of energy addition），清洁能源的增长也将建立在美国足量传统能源剩余的基础上。俄乌冲突再度提升了化石能源在当今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美国正加快对欧盟能源市场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将俄油气挤出欧洲能源市场。天然气作为关键过渡能源和未来混合能源结构的基础要素将在前碳中和时代扮演重要角色，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份额也将从目前的23%增加到2050年的27%。欧委会“REPowerEU”计划致力于可负担、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寻求增加来自非俄罗斯供应商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和管道进口。在挤出俄油气方面，拜登政府率先提出对俄限价思路，美欧自2022年7月以来研究对俄石油限价制裁，拟通过保险、贸易等制裁措施把俄罗斯石油价格限制在40—60美元/桶。“限价俱乐部”利用美欧金融非对称优势在推动能源市场去俄化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能源供需自给一体化，并寻求建立一个容纳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的议价联盟。“限价俱乐部”是美欧组建国际能源供需自给俱乐部的预演，双方通过俱乐部间能源政策协调，以彼此能源供需绑定为基础，不断优化能源体系内部的供需适配，还希望容纳美国难以替代的能源生产国和发展中能源需求大国加入，形成美国主导的能源自循环体系。

第二，打造以美国为中心，多伙伴参与分工的“轴辐结构”绿色供应链俱乐部，并致力于形成一系列具体的、可实施、诸边性、便于修改的绿色供应链规范体系。影响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多重因素在复杂且易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相互激荡或抵消，形成了难以预测的复杂系统，美国以重塑供应链为核心的绿色产业政策将通过庞大的盟伴网络持续发挥作用。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识别自身供应链上的薄弱环节来制定供应伙伴清单；另一方面则通过合作能力和安全风险精准甄别三类合作伙伴，重点同一类和二类伙伴缔造合作俱乐部。

其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伙伴关系更新路线图》、美加墨协定（USMAC）等为代表，美国致力于整合北美清洁能源供应链，打造围绕自身供应链配置为核心的近岸俱乐部，以北美市场为依托推动友岸外包，利用加拿大的资源优势和墨西哥的制造潜力填补美国国内的产能空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围绕关键矿物含量、组装本地化等要求特别规定了一定比例的电池组件及矿物资源在北美制造和回收，强化北美地区在“友岸支撑”中的主体地位。其中，加拿大是美国钾盐（75%）、碲（57%）、钒（33%）和铝（50%）等关键矿物的主要来源国，同时也是镍、钴、锂和石墨等原材料的生产国，拥有从开采到冶炼和精炼相对完备的供应链。

其二，美国通过七国集团（G7）、“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甄别和接纳关键矿产资源国融入俱乐部体系，并确立发达国家在矿产国开采的先发优势及行业标准的主流规范。2022年6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并接纳盛产石墨、钴、镍等关键矿产的莫桑比克、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家。2023年4月，七国集团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通过“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并支持经合组织2022年部长级会议启动的“自愿性关键矿产安全计划”（ IEA voluntary critical minerals security program）。

其三，美国着眼于西方供应链的集体韧性，推动在美英澳安全协议（AUKUS）、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四国机制（QUAD）、国家技术产业基地（NTIB）等盟友及伙伴间共享能源资源供应链，运用发达国家“政府—企业—社会”为内在结构的多元整体力量确立在全球能源资源竞标、投资和尽职调查中的主导地位。美日印澳四国在供应链中的不同位置存在着互补关系，有望形成澳大利亚在上游和中游，印度在下游，美国和日本提供资金、技术和最终市场的供应链架构，美澳之间已就氢氧化锂等工艺开展具体合作。美欧TTC框架强调供应集中和市场瓶颈是构成能源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美欧双方已围绕稀土、太阳能等行业达成共识，通过产业政策对接确保跨大西洋供应链的无缝衔接。国家技术产业基地是美国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间协调对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程序，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完备供应链的韧性合作俱乐部，随着聚焦核能供应链和产业融合的美英澳安全协议出现，两者在信息共享、技术转让方面的合流趋势将进一步凸显。

第三，构建围绕特定发展中国家的、以面对点式的、有选择性合作的多边援助俱乐部。美西方的气候政策以能源系统竞争为导向，强调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脱碳进程，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辐射对象。在G7框架下，美国一直推动“重建美好世界”（B3W）、欧盟全球门户倡议、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英国国际投资倡议间对接。随着G7最终以“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G7 Partnership for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确立为发达国家整体对外合作框架后，2022年G7环境能源部长会议正式确认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实施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将作为“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在国家伙伴关系方面探索的一种新形式。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欧盟同南非政府共同组成了国际合作伙伴集团(IPG)，并宣布启动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发达国家承诺在未来3至5年内筹集85亿美元推进该伙伴关系，以支持南非国内气候目标下的脱碳努力，包括去煤电和清洁能源投资部署，强调“公正转型”在投资和融资方案中的核心地位。G7还将寻求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和越南等建立类似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伙伴关系将以两个发达国家牵头，针对特定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形式展开，形成德国和美国负责印度、法国和德国负责塞内加尔、英国领导的国际合作伙伴集团负责南非、美国和日本负责印度尼西亚、欧盟和英国负责越南的多层结构，而G7所有国家也都将参与到整体的谈判和援助过程中。美日与印度尼西亚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已经启动。

二、美国能源地缘

安全战略转型的动因

美国的能源战略长期基于能源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全球能源金融的市场逻辑和能源转型的治理逻辑。一直以来，美国通过能源技术优势、能源产量支配、能源通道控制、石油美元工具、能源俱乐部协调等维持了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导地位。随着气候危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叠加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权力格局变化重组、能源市场结构持续动荡以及能源治理体系进一步碎片化，传统化石能源的产能过剩和清洁能源与绿色供应链的对外依赖及竞争力不足不断加剧美国能源政策目标的平衡难度，推动美国能源地缘战略加速俱乐部化转型。

第一，气候目标约束下能源政策目标的动态平衡挑战。能源安全（可及性）、能源价格低廉（可负担性）和能源环境友好（可持续性）的能源政策目标“不可能三角”决定了全球能源体系转型的必要性和不稳定性。能源消费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随着《巴黎协定》将环境可持续性的能源目标提到了新高度，可持续发展目标中（SDG7）“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被正式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条约，各国纷纷围绕可持续的能源政策目标制定能源政策。这一方面体现为全球能源转型“竞优平衡”格局中清洁能源政策的全球扩展。能源转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指的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联合国环境署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清洁能源生产、供应链、金融、规则、技术创新将成为全球发展高地，其发展席卷全球各个行业。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下，160多个国家在中央、次国家和地方层级设定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目标并提出包括吸引投资、推动部署、促进能源技术创新等在内的多项发展政策。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各自发展轨道，通过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推动产业升级来突破增长的极限，共同推动世界进入新能源时代。另一方面，在能源系统全面转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环境可持续性在能源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并要求国家、地方、国际间气候目标相一致，导致能源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从而放大了各国能源转型的阶段风险。

外部冲击是推动美国能源政策目标调整的主要动因，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下，美国能源政策确立了确保能源的可靠供应、将能源成本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同时保护环境的三个主要目标。但长期以来，当能源危机来临时，复杂能源政策目标下的政策组合往往会加剧危机蔓延。拜登政府致力于实现国内低碳转型，先后宣布美国“2050净零排放”和“2035年净零电力”的减排目标，清洁能源配置带来的安全担忧和投资成本成为主要制约。在国内电价高企阶段，拜登政府不得不放松油气开采，回撤部分气候承诺。作为主要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尽管化石燃料开采面临气候目标和社会压力，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分析，2022年的美国油气产量及出口均创新高。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高度不稳定的初始阶段，美国能源政策多目标间的动态平衡将持续面临挑战，特别是俄乌冲突下，美国在化石燃料中的优势使之不仅强调油气的成本优势和稳定性，并致力于实现美欧油气绑定，更强调清洁能源替代的多元配置发展，导致其能源政策目标的紧平衡态势持续加剧。

第二，能源转型背景下关键资源对外依赖和能源通道控制效应衰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严重、规模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需要加快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欧盟、美国已经采取了气候新政策，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开启了能源转型的时代潮流。2022年以来，全球能源安全受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3C”危机的叠加影响，能源结构转型持续加速。清洁能源供应链及其技术所必需的关键原材料供需分布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焦点，美国能源安全的地缘霸主地位在气候危机时代面临新的挑战。首先，美国难以在清洁能源时代继承其传统能源的全球优势。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迫使美国投资替代能源研究并取得多项突破，但随着国际油价的迅速回落，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转弱，并进入漫长的静默期。究其原因，一是尽管美国在二战后长期主导新兴能源技术领域，但其产业体制侧重微笑曲线两端的科创研发和市场销售，而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大量外包，导致制造能力的过度萎缩，进而威胁美国在新兴关键产业的整体优势地位。二是受国内环境法规和舆论压力影响，稀土等关键矿物的开采和生产不断迁移至境外，导致美国在关键矿物供应链中上游严重对外依赖。其次，能源通道安全的逻辑转变削弱美国能源地缘优势。扇形理论（fan-spread）和“第一岛链”战略表明美国致力于控制国际关键能源通道，美国通过两次海湾战争控制了世界上重要的石油资源产地和运输通道，确保从中东产油国获取大量石油，并确保其在中东、拉美、东南亚的地缘优势。《联合国海洋法》和《能源宪章条约》使一国对能源航道控制的战略意义大幅下降。前者规定所有国家有权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铺设电缆和管道的权利，后者作为国际能源领域最具有影响力和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规范了国际能源管道过境运输、能源效率和争端解决等内容。与油气能源管道和航运的线性运输模式不同，清洁能源时代关键矿产资源时空分布的高度不均衡以及从开发到应用的精细化和长链条分工体系又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依赖航道运输和管道运输的传统能源供应形式逐渐被企业跨国投资、产业规模聚集和供应链网络管理模式所取代，传统大国对国际关键航道的控制丧失意义，企业投资规划与国家产业政策协同的重要性上升。在国家产业政策高度竞争的时代，关键矿产资源的在岸、近岸配置和供应链主权将成为衡量各国能源安全水平的关键。

第三，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的优势放大效应。围绕能源产业的投资和竞争将推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和新的国家或区域合作形式。对能源可靠供应的主导是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影响了诸多冲突，美国能源政策始终与能源俱乐部外交密切相联。美国主导全球石油市场达百年之久，并利用廉价的石油资源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对内以能源硬实力为核心，聚焦能源开采生产、技术优势转换和逐步加强的国家产业政策；对外则以能源软实力为核心，注重以能源俱乐部组建的形式协调伙伴国间能源政策，遏制第三世界能源民族主义浪潮，约束石油生产国权力。历史上的多次能源危机表明，单纯的依靠国内政策无法起到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和实现供需平衡，更无法解决全球能源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于是美国转向积极干预全球市场，依托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政策协调发挥作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国能源政策造成冲击，也唤醒了美国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干预。石油危机期间，经合组织石油委员会等高级别协调机制未能及时发挥作用，基辛格提议在经合组织之外组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是由消费国集团，并最终促成了1974年国际能源署（IEA）的建立。与此同时，美国也将其创建的非正式的美、英、法、西德四国“图书馆会晤”机制逐步发展为后来的七国集团俱乐部（G7），形成由美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的能源消费国议价体系。自那时起，美国历届政府开始根据能源地缘版图的变化，通过不断变更能源资源盟友和组建能源俱乐部发挥地缘和市场影响力。

随着全球气候行动和清洁能源发展逐渐改变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俱乐部式伙伴关系将是美国实现其战略地位回归的重要工具。拜登政府《供应链周年审查报告》指出，美国无法自己制造、开采或制造所有东西，必须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培育和促进集体供应链的韧性。在确保对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获取方面，美国需要同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确保充足和有弹性的供应，既要保障海外供应也要同盟友企业扩大在岸的可持续开采。美国实施以能源地缘俱乐部为核心的国家能源战略，聚焦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两方面，将进一步影响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

三、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

安全战略转型的影响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2050年全球能源消费较2020年相比将增加近50%，其中煤炭和石油消费占比将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将从2020年的15%提高至30%左右，届时全球55%的发电将依靠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是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其次是风能。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并积极普及新能源汽车，将进一步催生对铜、铝、纯碱（用于光伏玻璃）等特定金属和能源化工产品的需求。能源转型是气候行动的经济基础，美国气候政策以能源政策为内核，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工具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外基于伙伴关系层级和能源资源需求的紧迫程度构建能源地缘俱乐部。这一战略选择在加快全球能源关系重组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治理危机、固化发展中资源国的分工地位，并在能源经济基础上推动国际体系朝阵营化方向演进。从目标来看，美国希望通过能源安全地缘俱乐部的构建发挥霸权支柱效应，依照霸权护持逻辑服务于其能源主导地位的俱乐部式延伸、排斥主要竞争对手和实现规范引领。

首先，能源地缘俱乐部是美国调控国家间关系和塑造国际环境的制度性工具。通过不断组建能源类俱乐部并将能源和供应链韧性议题嵌入到既有的俱乐部合作框架中，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的“俱乐部化”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各类俱乐部中的主导优势，形成美国“俱乐部式”的霸权延伸轨迹。这得益于两点，其一是美国在各俱乐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美欧油气供需俱乐部”为例，美国在俄乌冲突后通过“俱乐部式”共同行动在能源领域主导了欧洲政策制定并重塑欧洲的能源安全观，提出并引领美欧对俄石油“限价俱乐部”。在天然气方面，美国从生产端和消费端提前绑定欧洲天然气市场，为国内天然气出口畅通销路；其二是确保“美式俱乐部”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优势地位。这体现在美国对三类合作伙伴的精准甄别中，包括重点纳入有共同价值观基础、战略资源需求互补和有利于形成国际优势的合作伙伴，保障了俱乐部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通过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低碳环保、盟友约束等一系列多元和冲突的政策目标相统一，在未来碎片化和多中心化的全球能源体系中优先夯实其主导的能源资源自循环体系。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提出的诸多的双多边倡议的意图并不在于短期内的落地实施，而在于对长期合作环境的塑造和孵化并形成对其霸权结构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支撑。奥巴马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并未落地生根，但却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转向提供了思维框架和理论基础。美国历史上的诸多外交伙伴框架，包括美日印澳在内也并未在初始阶段付诸实践，其价值在于基于未来不同阶段的合作需求而有迹可循的加工利用。由此可见，拜登政府着力推动的“小多边”外交模式和俱乐部伙伴关系将构成美国重塑全球能源霸权秩序网络的铺垫，其影响不容小视。

其次，美西方能源地缘俱乐部以排斥主要竞争对手为特征，呈现出对华能源供应链的“合围”和“挤出”态势。美国政府不断强化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色彩，将限制中国发展全面制度性嵌入到其内外政策体系中，聚焦在能源供应链领域消解中国优势。作为全球能源资源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具有强大的干预体系变革的政策工具，随着当前资源体系的权力结构转移趋向“中升美降”，美国针对中国在体系变革背景下的权力、制度和市场结构中的相对获益意识增强，倾向于牺牲全球能源资源市场稳定和制度供给，重塑体系使之朝向有利于自身优势方向转变。

在地缘“合围”方面，美国重视同“印太地区”的俱乐部伙伴合作，美日宣布建立“美日气候伙伴关系”，强调能源安全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重要性，双方在减排目标、气候融资、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和应用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上展开合作，推进美日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CEESI）、日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JUCEP）等合作。美韩合作则聚焦解决关键矿物的采购和加工问题，深入推进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物合作，强化韩国制造优势在俱乐部体系中的“补链”作用。美日印澳寻求打造“印度—太平洋清洁能源计划框架”，将以此引领印太地区的能源转型，并推动建立负责任且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突出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和多元配置。在东南亚，清洁能源合作也已成为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的四大支柱性议题之一。美国以对华制裁和“预留豁口”的方式不断推动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加速转移至东南亚地区。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地区的制造业商品进口从2020年占GDP的12.95%攀升至2021年的14.49%。科尔尼中国多元化指数追踪了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逐渐转向东南亚这一趋势，中国的份额从2018年的66%持续降至2021年的55%，而这一份额不断被东南亚国家取代。全球能源转型和中美能源资源竞争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关系基于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调整和重组，加剧国家和国家集团间竞争态势。

再次，美国地缘能源俱乐部重视规范引领。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中心正由西向东转移，然而矿产资源贸易规范、定价权、产业标准和信息数据等的权力中心仍在部分美西方国家。大国资源博弈持续影响了大宗商品供给、主要资源航道安全、市场预期和价格、能源贸易规则等。在规范塑造方面，白宫和能源部的系列报告为美国强化规范引领提出具体路径，包括美国应继续与盟友、行业和国际组织深化合作，在能源资源开采、提取、加工、贸易等缓解制定和执行环境及社会的全球标准，在产品制造、回收和排放等方面采取严格的劳工和安全标准，以及审查和认证全供应链过程。白宫供应链审查报告要求美国对能源资源治理倡议、负责任采矿保证倡议、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负责任矿物贸易公私联盟（PPA）等多边合作网络提供更多支持。在这一逻辑指引下，美国于2021年加入了由加拿大成立的采矿、矿产、金属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间论坛（IGF），致力于在全球采矿部门推广更加严格的环境生态标准以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

俄乌冲突为美国实现规范引领提供了进一步便利，一方面体现为美国传统能源主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在国内能源独立的基础上，美国强化了对过渡能源—— “天然气”的市场控制，将主要对手俄罗斯挤出欧洲。在天然气的排放端，美国牵头引领全球甲烷限排规范，甲烷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在天然气开采和运输中存在较大泄漏风险。2022年6月17日，美国、欧盟和11个国家启动了全球甲烷承诺能源途径，设定了减排30%的集体全球目标。天然气作为重要过渡能源在全球减排应用中将逐年上升，发展中国家在煤炭经由天然气的置换过程中也将释放大量的甲烷排放，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率先达成甲烷排放共识将对后发国家的减排和能源替代形成限制和“规锁”；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将西方国家在传统化石能源上的对俄依赖加速置换为在绿色供应链和关键能源资源领域对华依赖的担忧，美国能源部长格雷厄姆表示，能源转型中的关键矿物和材料供应链将成为继俄罗斯天然气之后的新能源安全弱点，不应将能源安全的弱点从后者转化成前者。美国不断利用欧州等盟友的对华焦虑，以产业政策协同和内部规范化合作进一步锚定未来清洁能源领导者地位。美国智库强调对中国关键矿产采购施加强制性的尽职调查是规范中国行为的重要一步，并认为中国对矿产供应链的低度控制和对尽职调查的高执行力将是走向未来竞争和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的理想场景。

最后，能源地缘俱乐部是美国重塑全球能源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区别于同盟手段，俱乐部约束的松散性和非强制性将弱化协同效力，而美国的霸权干涉和“国内优先”的政策导向将为全球能源治理带来两方面的风险。

其一，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易固化外围资源国的国际分工结构并构成严重的内政干涉。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加速变化使生产国资源民族主义和消费国资源民族主义同步上升，资源市场频发震荡。美国“轴辐式”的俱乐部体系在不断容纳发展中资源国的同时，也将导致其产业布局、国际分工结构以及在美西方“轴辐式”能源地缘俱乐部中的外围地位长期固化。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美国“友岸外包”会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多伤害。采矿业作为典型的收益递减类行业，专门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原材料或专门从事收益递减活动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国家将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比较优势陷阱”，加剧穷国越穷现象。在发展援助方面，美西方基于战略需求明确甄别对象国，围绕南非的“公正能源转型倡议”（JETP）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也暴露出干涉东道国内政、难以形成普遍经验、融资模式与转型不匹配等问题，同时存在以“俱乐部式”援助替代联合国多边框架的风险，从而忽略更多的气候受损和能源短缺国家。掌握集体优势和资金规模的发达国家在同受援国谈判时掌握主导权并催生附带交易。一方面，南非在外部压力下正在推动国内电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为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目标， 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在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南非脱碳转型预计需要380亿美元资金支持，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仅有85亿美元融资，且大多将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出现，显然无法满足南非转型需求，又存在加重债务风险压力，融资模式也构成南非同发达国家间的关键分歧之一。

其二，能源俱乐部体系是美国确保自身能源安全自主和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配套行动，也是美国调控衰落的霸权工具，美国国内法优先的霸凌行径以及产业政策的“虹吸效应”必然损害其俱乐部伙伴利益。目前，美墨加三国围绕美加墨协定中涉及劳工、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已产生诸多贸易争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琦表示，美国产业政策是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关键支柱。美国政府正准备启动质询程序，控告墨西哥一系列涉嫌违反美加墨协定中有关投资待遇和市场准入等规则的国内改革举措，并要求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将对墨西哥输美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美国作为能源资源体系的霸权国，遏制第三世界的资源民族主义是其手段之一。近年来，拉美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资源富足地，其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抬头，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秘鲁等国已陆续出台资源国有化政策，涉及锂、铜、天然气等诸多矿产资源。拉美“锂三角”地区占世界65%以上的已探明锂矿储量，但在年产量方面不具备主导地位，该地区国家正寻求通过集体力量整合区域价值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定价话语权。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印度尼西亚也正寻求建立一个“欧佩克式”的镍出口国联盟。这些进展时刻面临着能源主导国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随着各国围绕绿色供应链的补贴竞赛悄然进行，加拿大宣布将对绿色投资实行税收减免，以避免企业被吸引到美国。日韩等国则公开抱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歧视性条款，欧盟首次以文件形式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作出正式回应，指出美国的激励措施将影响到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清洁氢等产品的生产和投资，并强调美国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总额3690亿美元补贴和税收减免的一揽子计划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欧盟希望修改该法案中的9项条款，限制对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或在美国运营的公司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美国的单边补贴政策不但会损害伙伴利益，还迫使其面临“选边站”的抉择，也将破坏其俱乐部体系的团结稳定。

结 语

自2021年1月24日重返《巴黎协定》以来，美国将发展绿色能源与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国家竞争力相结合，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以加速能源转型为核心，通过清洁能源的投资和部署以将气候目标、产业回流、就业复苏、供应链安全等多重目标协调统一。拜登政府先后签署“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关于美国供应链”等行政令，对内致力于产业重铸，为清洁能源发展塑造良好的产业环境。拜登积极推动“清洁能源革命计划”，承诺将在2035年实现电力领域碳排放清零和2050年实现清洁能源全覆盖，并以府会合作形式先后通过“两党基建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扩大对清洁能源的一揽子支持力度。拜登政府还多次援引《国防生产法》加快国内风能、太阳能和关键矿产开采等部署。对外，美国推动既有国际平台“绿色化”，将能源合作不断嵌入到既有的双多边框架中，以“能源地缘俱乐部”形式重构其在混合能源时代的领导地位，引导G7、美日印澳四国集团、美欧TTC等聚焦能源供应链自主，强调美加墨协定“能源资源治理倡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在能源转型时代的关键作用。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国家的能源和绿技术需求增加，美国的较高能源过剩和技术扩散将以政府—市场—企业三位一体模式随俱乐部网络延伸至全球，形塑以自身为轴心的能源盟伴网络。

因此，拜登政府能源地缘俱乐部策略是协调美国能源政策目标和重塑能源主导权的核心工具，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埋下了潜在隐患，国际社会对美国“另起炉灶”式的体系性行为存在普遍忧虑。世界贸易组织警告称“世界经济有可能滑向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两大对立集团”，将导致地缘经济分裂以及全球总产值的下降。就其对华导向而言，美式能源地缘俱乐部以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对内“补链”和对外“断链”为主要特征，凸显出大国自我拯救式和延缓衰落的被动应答。参考大萧条后的主要大国推行以邻为壑的集团化经济政策，英国组建了帝国特惠制俱乐部，整合内部市场资源和强化对外谈判能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英国全球贸易影响力，但随着美国在二战后物质力量和规范能力的上升，从大西洋宪章的自由贸易条款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英美财政协定，标志着英式帝国特惠制俱乐部的彻底破产，也意味着全球经济规则领导权的转移完成。与当前具有相似性的是，体系主导国以封闭式和排他性的俱乐部服务于霸权护持逻辑，英国的衰落始于否定为其带来资本原始积累的自由贸易，美国保护主义的关税及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削弱其领导力的道义根基，但也应注意，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并不是垂直或线性的，未来的大国权力转移和能源竞合格局还将由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决定。随着拜登政府以立法形式在国内确立清洁能源转型方向，保障了共和党主导众议院后的政策延续性。在能源对外政策上，两党能源安全观的长期分歧在减少对华依赖方面高度一致，未来在共和党激进的供应链安全压力下，拜登政府将加快俱乐部间补链合作和在岸建设。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基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家，两国在新旧能源格局转换中都享有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权力变更的领导者。能源转型是个长期过程，国际社会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处在一个新旧能源结构混杂的格局中，兼具旧能源结构和新结构的权力特征。只有在新旧能源结构中都享有优势的国家，才能拥有最大的回旋空间，掌握最大的权力。在旧能源领域，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每天约消费2000万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每天约1400万桶。虽然传统化石燃料逐渐转向买方市场，但美国通过率先绑定欧洲市场有效维系了影响力，并通过对天然气生产端、消费端和排放端的主导获得了能源过渡时代的权力优势。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产能和市场潜力优于美国，而美国在特定技术领域领先中国，中美两国有望形成你追我赶的共栖型竞合关系。在治理领域，全球能源资源的贸易规范、定价权、产业标准和信息数据等依然由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合作主导，并确立了以纽约、伦敦等为中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中国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是美国对华“竞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缔造“去中国化”的能源供应链为主要目标，使得中美能源资源领域的竞争不断挤压两国气候合作空间，因此我国需要关注和警惕美国能源地缘俱乐部的战略风险，既要在中美竞争共栖中强化我国能源安全韧性建设和“双碳”目标行稳致远，也要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防范美国地缘俱乐部外交损害全球能源治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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