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 赵 洁 |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摘  要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作者简介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 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目  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以偏为准：社交媒体时代的后政治心理

三、由偏致极：后政治心理如何加剧政治极化

四、依极促偏：政治极化对后政治心理的反向加强

政治极化是晚近欧美政治生活的最新发展和显著特征。在政治极化的催动下，一系列民主乱象接踵而至，政党纷争不断，政府频繁关门，社会撕裂加剧，种族仇恨甚嚣尘上，身份政治愈演愈烈，公共政策难以执行。特朗普执政时期，政治极化渐呈加剧和蔓延之势。政治极化现象之所以在欧美国家兴起且持续升级，是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彼此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社交时代的到来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本文尝试为社交媒体何以加剧政治极化提供一种更为细致的可能性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局势和各国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全球化遭遇逆流，“脱钩”“断链”屡见不鲜，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或是沉渣泛起，或是相互裹挟。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场景下，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国家，各国内部的不同党派、不同群体甚至是不同性别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围绕各种政治现象和问题的看法愈发割裂，甚至难以调和，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政治极化。以美国为例，起初，政治极化主要是指政党和政治精英之间对立与分裂，发展至今，政治极化已然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症候，无论是政党、国会、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公共政策都存在高度两极分化现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影响。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不断更新，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各国民众传播和获取信息、进行新闻消费的主要媒体，依托社交媒体的算法、深度造假等技术也深刻嵌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数字2022：全球概览报告》，2022年初全球互联网用户已攀升至49.5亿；截至2022年1月，全球已有46.2亿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互联网用户的增速。在使用时间上，2021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2小时27分钟。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较多，尼日利亚以用户平均每天登录时间为4小时7分钟居于榜首，老龄化国家较少，但是也都在一个小时左右。从效能发挥的角度，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民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根据皮尤中心2022年9月的调查，社交媒体在美国人的新闻消费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其中的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是美国人获取新闻的首选社交媒体。

在此背景下，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问题被推至研究前台，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各国学者围绕社交媒体、算法技术等与政治极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纵观既有研究，关于社交媒体中是否存在极化现象以及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政治极化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结果不一。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结果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明确肯定社交媒体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多数研究认为，由于社交媒体中存在选择性曝光、算法推送、回音室、信息茧房等传播机制，因此极大加剧了政治极化。早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桑斯坦就曾提及群体极化的现象，他警醒新科技包括网络让人们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同时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这种缺乏竞争观点的信息暴露会埋下极端化的种子，对社会和民主构成潜在的危险。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聚焦于算法推送、选择性曝光等传播机制。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将美国走向政治极化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新兴社交媒体。在他看来，社交媒体是美国民众信息定制的过滤器，加剧了美国社会在政治领域的极化态势。帕里泽等学者也都提及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可能会加深受众对政治的固有看法，久而久之使其做出偏执的选择。国内学者也围绕社交媒体、智能推送和算法传播同政治极化的关系展开多方位的探讨，提出这些传播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治极化的进程。除此之外，也有少数研究反其道而行，虽然肯定了社交媒体加剧政治极化现象这一结论，但却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社交媒体使人们能够接收到多样化的信息，而非过滤泡沫所导致。

第二类研究对社交媒体加剧政治极化现象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有研究针对回音室效应进行深入分析，从源头质疑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之间的关系。学者提出回音室效应需要分情况论之，当社会网络结构表现为意见领袖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星形网络时，回音室效应极强；当社会网络结构表现为较长社会距离的线形结构时次之；但是，当社会网络结构用户间平均社会距离较低、且有较多中心和次中心节点存在的情况下，回音室效应的形成就会受到限制。故而，由于回音室效应本身就存在条件限制，那么回音室效应对政治极化的加剧效应也就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有助于个体接触与其关系薄弱的人，为个体提供了新颖信息。这种弱关系联结减少了政治极端主义。再有研究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人口群体进行分析，发现在最不可能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人群中，两极分化现象增加得最多，由此倒推社交媒体在解释政治极化加剧方面作用有限。甚至有研究提出非算法或算法生成的新闻都不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党派两极分化，社交平台并非政治极化的源头。

由此看来，当前学界针对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加剧政治极化这一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众多相异的观点和相左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和传播方式，探讨了其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但是却没有充分关切到由社交媒体特性到产生政治极化效果之间存在的其他诸多深层因素和步骤。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与步骤直接影响着社交媒体传播效能的稳定发挥。换言之，虽然与其他媒介相比，社交媒体具有独特的传播特性，形成了特定的信息传播和接收机制，但是这些机制使行动者既能够选择同质化的信息，也能够接收多样化的信息。因此，社交媒体何以导向政治极化，其中还应有很多转化机制。目前，现有研究对于这些转化机制的探讨还有待深入。故而，本文尝试聚焦于关键转化机制之一——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心理，并以此为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和加剧提供一种可能性解释。

二、以偏为准：社交媒体

时代的后政治心理

当人们步入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俨然不再只是一种中介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结构化要素，上至对宏大社会政治生活，下至对个体微观的政治行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行动者使用社交媒体传播和获取信息时，其政治传播方式必然受到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影响，这将直接决定个体行动者政治心理的个性特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逻辑会对宏观的政治传播环境产生结构性冲击，这也将间接影响个体行动者微观政治心理的发展变化。

媒介化是“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媒介化理论的奠基学者施蒂格·夏瓦将媒介化置于高度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关于媒介在文化和社会日渐增强和变化的重要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加以使用”，用来解释媒介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及其特质对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长期、大范围的结构性影响。事实上，媒介化概念最初就是指政治媒介化，指涉媒介对政治生活的嵌入和影响。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媒介逻辑开始与政治逻辑相互交织、彼此嵌入，政治行动者越来越需要考虑媒介逻辑，将其作为实施与调整政治心理与行为的基础。学者杰西帕·斯特伦巴克从四个维度解剖了政治媒介化这一概念：一是信息来源，即相比个人切身经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信息来源，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相关信息；二是媒介自主性，即媒介在结构和功能上独立于政治机构和政治权力的程度，强调媒介变化对政治传播秩序的重塑；三是媒介内容的呈现，即相较政治逻辑，媒介内容的呈现方式受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四是政治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所在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受政治逻辑或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

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和社交媒体的深入发展迅速改变了既有的媒介格局，社交媒体超越大众媒介成为人们实践和交往中最经常、广泛运用的媒介。根据政治媒介化四维度理论，在信息来源维度，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便捷的渠道之一，为人们提供海量的信息；在媒介自主性维度，社交媒体重塑了政治传播秩序，改变了政治传播的规则，大大增强了普通用户的传播能力，使其能够自主生产内容和传播信息，同时也削弱了专业化传播机构的权力；在传播内容维度，由于社交媒体中存在海量的信息，并且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非常快，因此，内容及其表达形式既需要尽可能快速地把握受众的注意力，又需要与受众建立起长期的联结；在政治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方面，政治行动者愈来愈需要考虑和利用适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叙事和话语进行表达，甚至从个体微观的政治心理到宏观的政治生活都时时刻刻充斥着由社交媒体构造的传播逻辑。凡此种种都表明：随着自主性和影响力的大大提升，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个结构化要素，人类正悄悄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交媒体时代。

约翰·舒勒曾在一份名为《网络空间的基本心理特征》的报告中指出，虚拟网络空间与人际真实世界大不一样，数字化的人、关系和群体扩展了人类互动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独特的心理特征塑造了人们在这个新的社会领域中的行为。虽然舒勒的讨论针对的是互联网，但是同样适用于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场域中，行动者逐渐培养出与社交媒体相适应的、不同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心理。为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心理相对应，可以称其为“后政治心理”。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心理不仅弥漫在网络空间，也逐渐延伸至现实生活，成为影响现代人的主导性心理，规约着人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社交媒体是基于六度分隔关系理论、以用户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信息场域，具有独特的传播逻辑和传播特质，为行动者提供了截然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政治传播方式，重构了以往人们所熟悉的政治传播秩序。因此，由于政治传播方式的转变、传播秩序的重塑、传播内容的引导、传播话语的刺激，久而久之，行动者的政治心理也随之改变，并逐渐形成了以“偏”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

第一，社交媒体时代的行动者易于形成偏向性的政治认知。认知是人们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和体认周围世界具有中心作用。按照微观心理和行为决策理论，每个人都是认知上的守财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频出不穷的日常问题，人们的大脑乐于并且善于走捷径，不但选择最适合个体信念的信息，刻意忽略相反和不一致的信息，而且还常常以具有偏见的方式解码信息，从而减少人们内在的认知冲突及其带来的心理不适，实现认知的动态平衡。不过，经过专门学习和经验累积，人们的理性思维和意志力会使人们尽可能地规避认知吝啬，以理性、开放和谨慎的态度审视信息并做出抉择。然而，人们规避认知吝啬的努力需要社会与信息环境、媒介技术等基础条件作为前提保障。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却恰恰迎合了人们固有的认知吝啬，放大了个体的认知偏见。

在社交媒体中，行动者的自主意识大大提升，这加强了行动者对自我政治认知的自信心和政治参与的满足感。在舒勒看来，行动者在网络场域中独特的心理体验之一就是平等的地位和均衡的状态。这意味着，在社交媒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体验和心理感受基本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为自己发声。虽然有意见领袖的存在，但多数情况下，借助社交媒体，绝大部分行动者都能够随时随地发表对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看法，根据自我的理解解码相关信息，并在原始政治信息上添加饱含自我意识的评价，赋予政治信息以新的意义。即无论是信息的传播还是解码活动，行动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彰显，且相对自由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动者的自主意识，增加了行动者对自我政治认知的自信程度，他们不仅确信自己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政治观点，而且愿意显露自己的政治立场，积极加入到政治辩论之中。

在社交媒体中，行动者易于获得相似的观点并和持相似观点者产生联结关系，这加强了行动者固有的政治认知。行动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接收和新闻消费呈现两大特征。首先，行动者接收信息的选择性更强且更多，能够自主地选择是否以及如何接收某类政治信息，并且，辅之以算法技术的针对性和个性化推荐，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和回音室效应得以形成。行动者更容易去选择或者获得自己认同的或者是能够让自己愉悦的政治信息，并在反复的选择和获得中形成具有一致认知的圈层。在社交媒体营造的信息生态中，看似行动者是在进行双向或者多向交流，实则是交流双方在相互加深既有认知中固步自封，甚至走向极端偏执。其次，通过社交媒体，行动者在客观上也能够接收到更为多元的政治信息。这也是部分学者做出社交媒体并不会加剧政治极化这一判断的理由之一。与其他媒介相比，借助社交媒体，弱关系能够建立起联结，并且社交媒体中信息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更新速度也更快。社交媒体的这些特性使行动者容易接触更多角度的信息，轻松获取更大范围的知识，逐渐拥有更多消费的经验，也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获取和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已经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恰恰为形成具有偏向性的政治认知提供了契机。或者，在多如牛毛又眼花缭乱的政治信息中，由于缺乏专业或者权威信息源的存在，行动者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假，更无法甄别信息的优劣，因而只能转向自己熟悉的信源，沉浸在信息茧房中，选择相信与自己原有政治认知和价值观相同或相近的观点。

可见，社交媒体中独有的信息接收与传播方式迎合和加剧了人们认知本身的吝啬规律，使其愿意进行政治表达，并且倾向于接收与其原有信念相一致的信息，成功抵抗非一致的信息，进而提升行动者对自我政治认知的自信度和偏执度，形成或是高度赞同某个观点和支持某个人物，或是怀疑一切，认为自己不再能够得到真相，只能愈加确信自我判断的认知。

第二，社交媒体时代的行动者易于形成偏激性的政治情绪。情绪是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它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构成了一种倾向体系，影响我们对于正常的、熟悉的情境的反应；二是扮演着监督的角色，让我们对新奇的，可能危险的情境保持警惕。在社交媒体时代，行动者的情绪本就容易被激发并且趋于偏激，况且政治议题还是一种易于激发极端情绪的生活领域。

社交媒体是一个公私交融的场域，行动者能够轻易展现情绪和敏锐感受情绪。社交媒体是基于用户的社交关系建立起的平台，除新闻消费、关系维系外，表达观点和分享日常也是社交媒体的重要功能。可以说社交媒体是一个公私交融的场域，行动者能够将私人信息公之于众，将个体情绪暴露于在公共平台之上。一方面，行动者既能够便捷地传播信息，根据事态的变化表达自身观点和情绪，而且这些观点和情绪还可能会得到裂变式传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行动者也能够轻易地接收到海量的信息，敏锐地感受到个体、群体和社会情绪的变化。虽然个体情绪往往是暂时的、冲动的，但个体的情绪表达容易激发个体间的共鸣或者对抗；群体情绪则具有感染性，能够裹挟个体情绪，使其导向更加偏执的程度。

社交媒体的传播风格较为简单直接，其中简单粗暴的文字，直击心灵的图片和戏剧化的视频都容易激发行动者的情感，调动行动者的情绪。社交媒体中的文字以简单明了为显著特征，寥寥数语就能够完成一次传播。并且，由于社交媒体的草根特质，直白甚至粗暴的话语在其中屡见不鲜。这种表达方式更容易触动人们的情绪，而非调动理性思维。此外，目前很多社交媒体以图片为主要传播媒介，有些是图文相结合的方式。相比文字，图片的传播力更强，阐释空间更大，吸引力亦更足。生动多彩的图片能够快速地抓住受众的注意力，直击受众心灵，产生视觉冲击，调动受众情绪。同时图片还容易被转换解读语境或者进行移花接木，以此来左右人们的情感。视频可以看作是图片的升级版，内容呈现更加生动真实，引人入胜，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往往更具戏剧化色彩，因此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波动。

社交媒体中匿名制度的存在提升了行动者表达偏激情绪的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中，行动者可以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进行表达，退一步言之，即使不是匿名制，由于现实空间距离的限制，社交媒体中的冲突多表现为语言冲突，实质性报复并不多。正是由于匿名制度，以及被制裁或者报复的可能性较小，行动者便能够更加敏感地意识到他人糟糕的行为，而且更加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审视他人，产生对不道德行为表达愤怒的高动机，以更加愤怒、偏执的情绪来指摘他人。进而，在个体行动者激动地情绪表达过程中，情绪与情绪不断交汇、叠加，逐渐引发公共讨论热潮，升级为群体愤怒或者集体质疑；继而当个体情绪在群体中获得共鸣，又会进一步扩大和强化，愈演愈烈。

第三，社交媒体时代的行动者易于形成偏执性的政治人格。态度通常被认为是由一些思想单元所组成，每一思想单元由某一认知成分和一种对于它的情绪反应组成。相比认知和情绪，作为认知和情绪整合的态度更具有稳定性。在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还是多元信息接收和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行动者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的信心，这就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同时，置身社交媒体场域的行动者容易暴露或者夸大自身情绪，并且易于感知他人情绪进而引发情绪共振与叠加。久而久之，当民众形成了偏颇的思维方式或者常常处于偏激的情绪中时，就容易针对某人或某物生成偏爱的政治态度和偏执的价值取向。并且，这种偏向态度还会在其他因素的刺激下变本加厉，进而形成极端而偏执的政治人格。

三、由偏致极：后政治心理如何加剧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是近些年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宏观政治现象，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民主困境和治理危机的症结所在。政治极化之所以在西方民主国家凸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凸显、竞选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与蔓延、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对政治传播秩序的改变等都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不过，当剥去上述各类原因的刚性和显性维度，隐藏在后面的微观政治心理便显现而出，即政治极化的形成和蔓延都离不开个体政治心理的隐微变化与相互感染。进而言之，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作为一种柔性机制，恰好充当了政治极化现象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源和助燃剂，由心理上的偏狭、偏激和偏执不断加剧政治上的分化、裂化和极化。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偏激的感性情绪、偏执的政治人格与党派利益、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不期而遇时，就会演化为疯狂的个人追捧、极端的政党认同、激进的意识形态和强硬的政策取向，从而为政治极化的升级和加剧推波助澜。

第一，后政治心理驱动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事实上人们能够接触到的世界只是一个由媒介塑造出来的拟态环境，而非全然真实的现实世界，所谓的形象和真相一般来说具有较多塑造和建构成分。对于大人物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往往拥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英雄的与凡人的两类自我，并且通过一种虚拟的个性而广为认知。换言之，自古以来，任何公共人物都会借助媒介刻意塑造公共形象，打造出极具个性的人设。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随着公私界域的融通，公共人物能够与普通民众直接展开交往，形象塑造更为便捷，效果亦更加真实。以特朗普为例，他的每一条推特、每一次出镜和每一篇演讲都在竭力打造一个深沉的爱国者、坚定的经济发展者、国家重建的领路人形象。这种个性鲜明的形象塑造容易吸引到本就对此感兴趣的民众，或者暂时抓取到其他民众的注意力。当然，这种暂时的关注和短时的头脑发热只是政治极化的开端。想要真正形成无脑追捧与非理性认同，还需要后政治心理的迎合与作用。

在民众被后政治心理裹挟，容易形成具有偏向的政治认知和偏激的政治情感的心理状态下，暂时的好奇或者是瞬间的吸引会被助燃，引发舆论场中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与碰撞，产生强烈的情感对抗或情绪渲染。由此，在群体内协同和群体间对抗中，短暂的偏好或厌恶会分别得到强化，形成长期的、忠诚的认同与偏好，作为“路人”或“路人粉”的民众会逐渐演变成特定领导人的忠诚的甚至疯狂的“死忠粉”或“黑粉”。当该领导人发表言论或者制定政策时，就会在舆论场中呈现出两股极端的政治态度，围绕特定领导人而非具体的事件或者政策理念展开博弈：一方只要是该领导人提出的观点或制定的政策都无条件支持，另一方则截然相反，不论事实的对与错都会极力反对。此时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孰优孰劣的竞争关系，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事态的发展也到了“只对人不对事”“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境地。线上的舆论之争甚至还可能演变为线下的暴力行动。在美国近两次的特朗普与希拉里、特朗普与拜登的政治竞选期间，网络舆论就明显地分为两个派别，从政见、性别、身份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支持或反对某位特定的领导人。不止于此，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曾聚集华盛顿特区向正在进行的国会联席会议施压，后又暴力闯入国会山，这一行为正是对特定领导人追捧的极端表现。

第二，后政治心理触发民众对党派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遵循。当前欧美国家政党层面的两极或者多极分化已然十分明显，尤其在竞选捐款、国会唱名投票、立法提案等方面最为显著，这种分化格局开始影响其他精英甚至社会大众，并有逐渐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渗透之势。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国会中的两极分化就开始显现，几乎每一届新的共和党议员的投票记录都比该党的老党员更加保守，民主党中由于黑人和拉裔代表人数增加，立场左倾趋势也日趋明显。除此之外，各类媒体亦不断展现和烘托党派极化的趋势。他们运用“左派”与“右派”、“自由派”与“保守派”或“民主党”与“共和党”等二元标签和对抗框架进行报道，借助党派间辩论、党派观点和党派选举呈现出党派的显著区别，强化和放大党派极化立场。

面对日益分化的党派，已然形成后政治心理的党派成员和选民就像异名磁极一般紧紧地吸附在党派之上。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基于原有意识形态形成的党派认同的韧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一方面，民众形成了党派偏爱，不会再针对特定事件、人物或政策进行具体思考与判断进而发生党派认同的流转，而只是坚定地遵循政党意见，即使之后政党的理念和政策会发生转变，他们将仍然忠于自己所选择的党派；另一方面，更加坚定认为他们的政党所提供的公共政策和产品是最为优越的，将其自身能力、立场甚至命运都与政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其次体现为他们对本党派形成了强烈的忠诚感、信任感和依赖感，并且更加敏感于我群体和他群体之间的界限与区别。一旦本党派与其他党派间出现不同的观点认知，民众极容易对他群体展现出明显的敌意。换言之，党派分化与后政治心理的结合会激发出选民高度的认同、信任与忠诚，将过去理性的、流动性的政党认同转变为感性的、持久的党派心理依附和行为遵循。

第三，后政治心理诱发民众对政策的极端选择和对异己群体的仇视行为。面对堕胎、移民等公共政策，民众通常会有三种态度倾向：一是堕胎/移民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合法的，不受任何限制；二是堕胎/移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受到限制；三是堕胎/移民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在后政治心理的驱使下，民众更加倾向于选择第一和第三种趋于极端观点，放弃温和的观点。这是因为当面对不同的公共政策选择时，不同立场和身份的民众必然会围绕政策进行辩论，形成对立的双方或者多方。辩论的结果之一是各自妥协，形成高度一致或底线共识；结果之二是各方固执己见，均不愿意让步，由此理性的辩论会逐渐演变为对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叠加和升级，最终形成群体非理性。

显然，结果之二就会在后政治心理的加持下而实现。在偏激情绪的激使下，为了满足一时的胜负欲或者其他的情绪诉求，狂热的支持与极端的仇恨将占据上风，导致民众做出情绪化的抉择。再者，由于偏向心理的作用，人们常常基于性别、阶层、党派归属等不同的社会身份形成强烈的情感偏向、心理依赖和社会认同，并以此为依据将多维度、多因素和多面向的公共政策选择简化为非此即彼的身份与立场抉择。如前所述，对于某一议题或者政策，选民也许并没有强烈的看法，但是却会根据党派的观点直接进行选择。有学者曾围绕美国民众对堕胎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民众尤其是男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本党政治人士关于堕胎问题的道德建议。因此，一旦政党出现极化，民众的政策选择也必然是趋向极端的。除政策选择外，偏执的政治心理还极易诱发一些民众对异己群体产生暴力行为。2023年1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名56岁美国女子用折叠刀刺伤与其同乘一辆公交车的亚裔女孩，其原因并非利益纠葛或者人情纠纷，只是因为二者的种族身份和国别之分。无独有偶，在外来移民较多的美国、法国，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居民具有偏执的认知和情绪，只看到了异己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认定外来移民抢夺了他们的资源与利益、冲击了国家的价值与信仰。

总之，原本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在社交媒体时代就极易形成，甚而，当外驱力与内驱力相结合——民众又受到外界的政治指引与劝服时，这种偏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人格就会逐渐加强、趋于极端，甚至做出非理性的极端行为，进而推动或者加剧政治极化格局和趋势。

四、依极促偏：政治极化对后政治心理的反向加强

萨托利认为“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多以‘我们—他们（us-them）’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二元划分未必一定是敌视和好战的，而是同时意味着不断的分分合合，这意旨边界的划分因为不受‘他们’所划定的界线限制的这个‘我们’会在无形中消失”。换言之，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行动者虽然有依赖群体和获得认同的内在需要，但是隶属群体的变动和既有观点的转化却应是常态化现象。并且，在群体或观点的动态转化过程中，极端与温和态度并存，冲突与共识现象同在，忠诚与背叛都可能随时发生。与之相反，当政治生活中出现极化现象时，不仅行动者的态度会发生两极分化，社会中缺乏温和、中立的观点，而且行动者的群体归属亦极度忠诚，呈现出固态凝结的态势，政治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常常出现群体内部凝滞与群体间激烈冲突的状态。这种现象进一步助长了以“偏”为核心的政治心理的深入发展，使得“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时且广泛存在于民主政治中。

第一，政治极化滋生“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的政治心理。在政治极化的情景中，领导人个性突出，政党立场明确，社会舆论对抗，由此，以感性思维为主导的情感联结、信任与认同开始在行动者的选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众的选择由以前深思熟虑的理性考量转变为以自身偏好为基准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价值为先、立场先行和情绪做主等心理状态成为主导。进而，在持续的感性选择体验中，民众眼中的真相由事实性真相转变为主观性真相，客观事实演变为主观事实，人们愈来愈相信自己这一方永远且绝对是正确的。由此，现代性内涵的理性价值和科学传统持续塌陷，民众越发关注自我的接纳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除民众主观上的心理演变外，具有极化倾向的政治精英同样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心理。他们为了获取民众更集中的关注，赢得更忠诚的支持，往往使用对立性、极端性和简单化的政治话语竭力鼓吹自身观点，有意引导大众“自我—他者”的二元想象。由此，在极化精英的引导和渲染下，本就以价值、立场或情绪为首要依据进行选择的民众，会深陷于“同一”情绪和观点的螺旋增强中，以道德高尚方自居，对自我或者所属群体的观点深信不疑，即使该观点只是制造出来的事实或者片面的真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深谙此道，“他借助浅白、粗暴甚至略显偏执的话语，成功地激发了中下层白人群体心底潜藏已久的怀疑、愤怒和恐惧，使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观点：必须坚决抵制全球化、外来移民和穆斯林的扩张”。

正是政治上的“绝对自负”令事实和真相发生了贬值，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常常被加以涂抹利用，民众才会逐渐“怀疑一切”。首先，在具有极化倾向的民众眼中，“怀疑和敌视对立方”是一种常态：当政治精英和政治当局不是他的选择时，任何由其所做出的政治决策和执政行为都会被天然地、生理性地怀疑、屏蔽和反对；当新闻报道不符合人们的既有认知和个人体验时，其往往容易忽略、怀疑并快速遗忘这些信息；当他人观点与自身看法相左时，两人便可能会怀疑对方的动机，变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其次，久而久之，怀疑“除本群体以外的一切”的政治心理就成为大势所趋，整个社会弥漫着政治的不信任感。况且，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每个行动者都可能成为亦真亦假、时真时假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为了获取认同或者增加流量，也会故意使用夸张修辞甚至编造虚假信息。在这一政治信息生态下，每个人都切身参与至虚假信息制造的实践中，这些行为经验反作用于民众心理，不断引发民众对各类信息真实性的怀疑和否定。如此一来，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感知与行为的映射中，行动者“绝对自负”和“怀疑一切”的政治心理循环往复，不断加强。

第二，政治极化激发出“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的政治心理。在人类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自然、空间等资源不断被开发使用，变得越发紧俏甚至稀缺。进入21世纪，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世界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为了在不确定性中最大化地获取确定性，部分民众不仅改变原有全球化能够带来更多资源和自由的想法，而且开始认为抢夺各类资源，维护个体权利和特定价值观具有极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治极化现象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可能性结果之一，同样也迎合和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在政治极化场域下，政治精英、媒体或者普通个体都倾向于以极端的态度和夸张的话语进行表达，所采取的决策与行为也具有极端偏向性。这类言行凸显了群体之间的对立性，增强了行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强烈意愿，也强化了个体利益被损害却又无法得到弥补而产生不满与怨恨感。由此，民众对异己群体损害自身利益的焦虑和恐惧心理不断得到激发和扩大，甚至引发对未来是否能够保持正常生活的恐慌心理，例如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对就业形势的担心，对不同价值观和宗教发展的抗拒，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再分配的担忧等等。民粹主义的盛行正是“无限恐惧”政治心理的一种直接体现。它具有平民对抗精英和本国居民对抗外来移民两种内涵，前者恐惧作为政治资源分配和规则制定的政治精英的压制和盘剥，后者是对全球化日益侵蚀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应激反应，惧怕他们“抢走本国民众的工作机会、破坏社区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从而威胁到本国民众的主导性、正统性和纯粹性”。

与“无限恐惧”政治心理相对应的是对民主制度、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毫无敬畏”的政治心理。在政治极化中，民众会狂热崇拜特定领导人或者极度依赖某个政党，形成特定的情感偏向和联结。由此，在选举等各类政治活动中，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学识、形象变得越发重要，领导人专断的可能性日益加大，政党的意见亦成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反之，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和协商制度等各种成熟制度的效用大大降低，甚至无法通过有秩序投票、平等协商等行为形成共识。换言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制度和程序的敬畏之心遭到削弱。众所周知，民主与法治是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环节，通过民主制度与程序选出的领导人和制定出的政策均具有合法性。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确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了总统选举的各类情形，确立了选举的合法性。并且，在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中，竞选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进行败选演说，以表达对胜利者的支持和对选举程序与结果的尊重。2008年，麦凯恩输给奥巴马后就曾进行了败选演讲，表达合作与支持的意向，提出将与新任总统一起创造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但2020年，同样是败选，特朗普却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姿态，在推特上发表不承认选举结果的言论，鼓励其支持者向国会大厦聚集发起“停止偷取选举结果”大游行，引发出后来令世界震惊的占领国会山运动。这场暴力冲突正是特朗普支持者们无视法律与程序、毫无敬畏之心的印证。之后，这些行为被新闻媒体加以报道和渲染，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了无视规则与程序的先例。无独有偶，2023年1月8日，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同样以选举结果被窃为理由无视选举程序和结果，强行闯入国会、总统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并与军警发生冲突。

第三，政治极化助长“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的政治心理。顾名思义，政治极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体或者群体在政治方面的极端化和绝对化，具体体现为情感极化、意识形态极化和行为极化等多个维度。也就是说，政治极化加剧了政治精英和大众的政治心理中的极端和狂热基因。在过去，竞争中的党派和候选人之间是对立但不敌对的竞争状态，充其量只是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对“这个国家怎么了”“我们应该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而已。他们既不会绝对自负，相信自己一方就是永远和绝对正确的，也不会将其他阵营及其支持者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并且站在代表人民的制高点上断言不同意自己的另一方就是“与人民作对”，甚至应该被彻底打倒的激进观点。但是，当候选人、政党具有极化趋势，他们不仅会使用对立性、极端化的话语表达观点，而且往往声称自己是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一方，激进狂妄之感呼之欲出。

并且，借助极化的政治传播，选民、候选人与党派之间会形成紧密的情感绑定，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如果政治精英不断鼓动民众参与政治，那么部分民众会对参与政治、采取行动抱以极大热情和激情，这是民众狂热政治心理的表现之一。其外在体现为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频率会大大增加，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政治行动中，小至在社交媒体上情绪化地发声，大至参与线下的示威甚至暴力等各类政治活动。此外，具有极化倾向的党派、候选人也会深刻影响到民众的政治态度，使其变得愈发偏执和狂热。再者，随着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提升，民众会越发以群体的荣耀为荣，以群体的耻辱为耻，表现出极强的内聚性和对抗性。例如，凡是所属党派或者阵营提出和赞同的，党派成员和选民都会无条件支持；凡是特定领导人或候选者的言论，支持者都会予以绝对信任与拥护；凡是关乎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决策，民众不再会多方位权衡，而是会直接根据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感性偏爱进行选择。总之，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支持与信任会产生一种感性的屏幕，通过这个屏幕，个人倾向于看到什么对他的党派、群体和支持者倾向有利，党派关系和个人联结越牢固，选择和感知扭曲的过程就越夸张。久而久之，当这种状态愈演愈烈，就会形成以非理性忠诚为首要特征的政治狂热。

当部分民众处于狂热和偏执的状态之时，另一部分民众则会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保持政治沉默。宽容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心理基础，其本质是在求同的过程中存异，在包容异见中形成共识，有助于缓冲社会冲突，形成底线共识，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转。因此，在民主社会中，任何言论和观点本应都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且应鼓励多种观点之间的辩论，即使是不符合大众审美和主流观点的言论也能够自由表达。随着政治极化的日甚一日，整个社会都趋于思维僵化和情感对立，只允许与自身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存在，但凡与本群体观点相异的言论都会遭到强烈的抨击。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观点上的反对否定会转化为人身攻击，甚至会引发出人肉搜索等非理性行为。因此，部分表达异见的民众会遭受到强烈的抨击、谩骂甚至恐吓，进而被打压至不敢发声，远离社会政治生活；部分民众则会因为这种舆论氛围而对现实政治产生失望，主动选择保持沉默，不再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并且，在非理性的意见碰撞和争执之后，有效的共识并不能如期形成，反而会导致群体间、党派间更加深刻的排斥心理。

综上所述，当代欧美各国政治极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根源，突出表现在以“偏”为主基调的后政治心理。在新技术革命的加持下，社交媒体时代中传统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以极端、激进和不妥协为表征的后政治心理逐渐酝酿、形成，不断刺激并加剧着政治极化的层级和烈度。与此同时，后政治心理在政治极化的格局和态势中寻找到了进一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从而异化衍生出更多不宽容、不妥协、不团结、不合作和不理性的心理症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政治心理与政治极化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互补互济、彼此构成的关系模式。帕特南的研究成果显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孤立、猜疑、逃避和利用同样也相互强化着。由此可见，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现象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尽可能以谦逊、温和的心态，阅览多元化的信息，对各种言论和人物保持理性，挖掘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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