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晶 姜雪峰｜ 科学传播的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播

• 摘  要

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悖论，公众的社会认知、群体价值与对科学的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传播时遇到的认知偏见和认知公正等难题，极大地挑战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新的参与科学模式。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与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问题，需要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协助解决，并且优先需要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科学哲学的理论视角不仅可以介入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比如个体认识论与信念辩护、认识论信任与权威、群体认识论与认识论负担等；传播科学哲学同样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时，应该整合经验研究和理论框架，与其他学科一起诊断科学传播中的问题，从单一的描述性分析拓展到探寻机制解释，介入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

• 作者简介

朱 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雪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目  录

一、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提

二、科学传播困境中的哲学问题

三、被忽视的科学哲学传播

四、整合问题诊断与对传播效果的机制解释

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存在悖论，传播过度理想化的科学会给公众增加认知负担，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伦理与不确定性在传播时遇到的认知偏见和认知公正等困难，极大地挑战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社会文化与个人感知等均影响着公众对科学主张的接受与信任，并对公众所持有的与科学共识相悖的观点产生放大效应，这些现象又给科学传播中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提出了难题。此外，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与流行、气候变化、能源与生物合成等与人类安全相关的核心问题，再次凸显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信任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和环境等问题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科学传播在数字化时代遇到的虚假信息、去中心化等新挑战，促使我们需要更加综合性地思考不同学科如何更加直接、积极地参与到科学、社会和政策的交汇处，如何推动科学传播，如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并做出理性行动。

目前逐渐兴起的参与式的科学哲学（engaged philosophy of science）对科学传播中知识论问题的关注、传播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借鉴，已经体现出哲学与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对科学传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除了科学教育研究对科学哲学理论日益关注之外，教育实践还对讲授科学哲学日趋重视，专门提出了家族相似法来评价和指导如何在科学教育中融入科学哲学，这些均体现出科学哲学的传播在促进公众学习和理解科学中的突出作用。不过，科学传播中有哪些核心的哲学问题，科学哲学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何种理论框架，科学传播的实践反过来又为科学哲学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问题等等，尚未得到系统的讨论。为此，我们将对科学传播的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

本文的论证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讨论科学哲学在研究进路和理论视角上参与科学传播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剖析科学传播中出现的哪些核心哲学问题需要通过科学哲学的研究去解决，科学哲学的视角如何补充和丰富已有的其他学科对科学传播的研究；第三部分讨论为什么科学传播中的问题需要传播科学哲学来加以解决；第四部分提出科学哲学在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时，应该如何整合经验和理论研究工作，与其他学科的进路相互促进和启发。

一、科学哲学参与科学

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提

关于科学哲学关注科学传播的必要性，或者科学传播的研究为什么需要科学哲学的介入这个问题，往往会出现一种简单的论证：

前提1：科学传播是科学进步与发展事业的一部分，对科学传播的主要特征进行刻画，是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

前提2：科学传播在当下的科学研究及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核心作用。

结论：科学哲学应该参与科学传播。

以上两个前提给出了科学哲学介入科学传播的充分条件，不过关于其必要性，还需要在研究进路和理论视角上进一步澄清。对于前提1，科学哲学除了要刻画科学传播的特征，剖析科学传播的本质，还要能够输出信息，并对科学传播中的现实问题的解决给出建设性意见。科学传播具有很强的实践面向性，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往往是对其进行哲学反思、辨析其中的理论和概念、给出逻辑证据和推理、比照历史经验等，这些进路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要助力于提升科学传播的效果，则还需要参与到科学传播的实践之中，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转向真实世界来贡献哲学知识与哲学分析。

至于前提2，对科学传播进行哲学研究，不仅仅是因为科学传播很重要，还因为科学传播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确实与一些核心的哲学问题密切相关。虽然其他学科已经对科学传播中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而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经验和理论研究，也提供了相关建议去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比如，传播学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传播，其注重对传播效果的分析，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跨学科领域——科学传播学。近三年来，科学传播学对健康传播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再如，科学教育对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借鉴，从通识教育的倡导者、化学家科南特（James B. Conant）开始就初显端倪。《科学与教育》（Science & Education）在创办之初，就旨在倡导研究者使用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进路来促进科学与数学教育、学习和课程改进，并致力于宣传在科学与数学教育中利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成功案例。既然其他学科已经对科学传播中的问题展开了研究，那么还需要科学哲学的参与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科学哲学对科学传播中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基础。那么，科学哲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研究的切入点是什么呢？

科学哲学在最近二十多年发生了实践转向，开始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这些经验研究与理论成果显著地体现在与科学传播研究有关的三个方面上。一是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不断丰富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这些研究注重科学家在真实（非理想化）的研究中如何运用多种方法、材料和工具进行探索性工作，而不仅限于关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更替问题。二是关注科学实践的社会维度，强调结合社会认识论的视角讨论科学如何取得进步。这些研究不再割裂科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考察，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或者STS（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大多强调社会维度不同的是：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开始整合科学研究的认识论维度与社会维度。其中，既涵盖科学研究自身的社会结构，如科学合作与学科交叉中科学家的社会交互，也包括科学与社会界面的交织，如科学的价值、伦理与风险等。三是科学哲学在讨论科学知识的可通达与可理解性时，开始触及科学外行如何理解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关注不同群体如何获得知识，并呼吁科学哲学研究面向的对象之一就是公众。科学哲学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丰富了对科学的本质、科学传播面向公众的认识论目标、科学探究结果的功能和作用，以及科学研究的价值与风险等问题的回答，还试图通过对科学实践的规范分析，从认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研究的社会规范结构两方面来论证科学为何在认识论上具有权威性，进而回答了公众为什么要信任科学这一核心问题。这是科学哲学有必要介入科学传播的理论前提。

我们看到，科学传播研究依然多从传统的传播学进路展开，关注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其理论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或者STS的影响较多，强调对科技迅猛发展导致的社会消极影响进行反思。这些研究工作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考虑不多，科学哲学新近的理论进展尚未受到足够关注；对于科学传播的目的是什么、科学传播应该传播什么等本质问题尚需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对公众的个体知识与行动、专家知识如何通达公众的理解、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伦理与新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如何传递认识论信任等认识论问题的分析，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而这些问题却是科学传播中的核心问题，科学传播需要建立分析这些问题的规范性框架。另外，科学教育也反复提倡在课堂中讲授真实的科学实践，赞同对科学实践的了解有助于学习和理解科学理论。但是，真实的科学实践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的本质中不同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当下，科学教育中有关科学本质的理论资源和框架多来自科学哲学，而真实科学实践的本质一直随着科学哲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断发生调整，科学家所从事和理解的科学实践的认知方式和规范不同于公众所理解的，而这些并非都需要受教育者掌握。辨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度介入。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哲学问题、科学哲学的传播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缺失，以及科学哲学的研究如何整合经验与理论研究这三个方面，讨论科学哲学的视角将如何补充和丰富已有的研究，并且与其他学科的进路相互促进、相互启发。

二、科学传播困境中的哲学问题

科学传播是围绕科学展开的社会对话。公众除了对流行病以及与环境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产生争议之外，还会对是否接受进化论等科学理论，对基因编辑、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及其风险存在不同的见解。在这些与科学有关的社会争议中，公众的知识、对科学的信任与理性行为之间呈现出一种悖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传播的目标与模式。科学传播中以知识为核心的“缺失模型”日益受到挑战。逐渐增加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公众是否接受科学共识，与个体知识的多少呈现出微弱的而不是强相关性，传播理想化的科学反而给公众增加认知负担。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同样面临公众认知不公正的问题。知识与理性行动的关系悖论，以及这种悖论表现出来的跨文化的稳健性，成为科学传播面临的全球性困境。科学传播困境的突破，呼唤认识论研究这一传统核心哲学领域的回归，需要科学哲学介入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括：个体如何获得经过辩护的知识；不同类型的信任在个体对知识进行辩护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作为群体知识的科学知识为何具有认识论权威；公众需要理解的科学为什么不能等同于科学家所知道的科学；公众与科学家进行认知劳动分工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向公众传播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价值等。

（一）文化认知与群体价值

面对公众对科学共识或关键性科学事实的排斥，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对公众理解科学背后的认知机制和推理动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两类解释：身份认同与推理动机。这些研究提出，公众对科学的误解和拒斥，不能仅仅看成是公众对科学有偏见、不诚实、不理性或者公众忽视科学证据，甚至是公众缺乏科学知识，因为公众对其所处群体的身份、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影响着他们对科学共识的接受。

在这个框架下，非认识论动机影响认识论选择的动力机制被挖掘出来。比如，身份认同保护模型认为，公众更加倾向于选择与他们所属社会群体一致的观点，这在进化论、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等社会争议问题上都有所体现。如不接受进化论的公众，其推理动机更多地源于其所在宗教群体的价值。而且，在考虑公众的科学素质和计算能力之后，这一类非认识论动机依然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且科学知识水平越高的公众，反而越容易表现出因身份认同带来的两极化。不仅如此，科学哲学家对这种认知派别极化现象进行模型模拟分析之后发现，自主体往往不相信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信念的人所分享的证据，这种不信任会带来多维、高度相关、两极分化信念的自主体派别内生性的出现。这些复杂且充满对抗性的现象，使得科学传播中的“缺失模型”被认为失效了，知识在促进公众的理性态度上并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缺失模型”没有充分呈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群体价值，甚至情绪在公众信任科学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身份认同等群体价值影响公众接受科学发现这类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科学知识在促进公众做出理性判断这方面真的失效了吗？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给出的描述性结果背后，是哲学关注的焦点——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个体如何获得知识，不同群体如何形成自己的知识，个体和群体如何为信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等。

（二）个体认识论、信念辩护与事实性知识

在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框架下，个体的信念标准和推理方式的差异被用来分析公众对科学共识或关键科学事实的拒斥，从而将知识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通过知识和信念辩护之间的关系，再次拉回到科学传播的问题视域之中。

公众在为信念的合理性辩护时，会选择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标准。那些将经验证据和科学共识等事实性知识用来为信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公众，更愿意接受在科学上经过辩护的理论和观点；而那些将群体价值和个人内心观点作为辩护标准的公众，则更倾向于拒斥科学理论或关键科学事实。

不过，影响公众认识论标准的判定因素是复杂的。比如，公众是否接受大爆炸理论和如何看待核能的安全性，是欧美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在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中，那些主观上对自己所知的知识自信、而事实上对科学知之甚少的公众，更容易反对科学共识。另外，当公众质疑科学的认识论权威时，即使反复告诉他们科学共识，也并不能改变反对者的观点。不仅如此，虚假信息会影响证词来源的可靠性，比如某些媒体和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因此，在新媒体和数字化信息时代，公众获得经过辩护的证词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公众对于同一科学议题会产生两极分化的态度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机制，是由于公众在面对和自己不同的信念时，会将他人的证据看成是不确定的。即使这部分公众获得了有关真信念的证据，他们面对科学议题的态度也会出现两极分化，尽管真信念会对他们产生回报优势。

这些新发现说明了，传播科学的基于证据的信息很重要，同时也预示了获取信息的环境会造成个人信念与信息传播之间的障碍。不仅如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事实性知识和社会性知识常常混淆在一起，传播者和接收者在确定什么是事实时，双方的判断标准也可能存在分歧。由此，可信任的陈述与可信任的个体在信念辩护中的作用是什么？知识对抗论背后的动态机制是什么？这些复杂问题相互关联，将我们的关注点指向了认识论权威和认识论信任（而不是社会信任）的双向度问题。

（三）认识论信任与认识论权威

科学传播学者注意到，个体不信任科学家和科学机构、不相信科学权威的先入之见，已经成为影响公众信念的重要因素，因此，与公众缺乏科学素质相关的“知识缺失模型”正在被“信任缺失模型”所取代。学者们也提出质疑，公众在某个科学议题上表现出对科学的不信任，是否会影响对其他科学议题的信任并产生溢出现象（spillover phenomenon）。不过，这些研究对社会信任或盲目信任与认识论信任尚缺乏细致区分。传统的认识论学者对信任的研究认为，信任是盲目的，并不基于证据。而新近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开始提出，公众常常有足够的证据来评价专家的可靠性，并在这个意义上依赖这种证据，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并不必然是盲目的。由此引发的核心问题是：公众如何依靠证据来建立对科学的信任。

公众通过学习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就可以评价专家的可靠性吗？基于知识对科学问题建立认识论信任的困难在于，今天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随着认知内容的急速增长，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有准入门槛的事业。对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而言，他们理解彼此的工作尚且存在知识负担，更何况是不以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公众。再者，公众和科学家在面对科学问题时，采取的判定标准是不同的。面对科学内部的不一致意见，科学家会通过衡量经验证据来做出判断。对于公众而言，应该相信谁、根据谁的意见来做出判断，相比衡量不同的经验证据更加重要。面对不同的科学争议，要求公众衡量不同的经验证据进而做出判断，显然是一种苛求。特别是，公众对科学的信念更多源于科学新闻。然而，新闻报道中的“平衡报道”原则，会将不同的观点都呈现出来，由此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平衡报道”不仅不利于公众理解科学共识，而且会混淆社会争议和科学争论。为此，对于公众而言，在可信任的陈述和可信任的个体上，公众理解谁是可信任的个体更为重要。科学家和公众或者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应该有认知劳动上的分工，公众最好的认识论策略是相信专家。

在面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时，公众相信科学家具有认识论上的权威，通过求助专家权威获得知识并不一定能为理解提供担保，但是可以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有争议的问题本身的理解。这就要求，公众在理解科学家为什么具有认识论权威的基础上，建立起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同时这也意味着科学传播需要传播有关科学家为什么具有认识论权威的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尔多夫斯基（Brianne Suldovsky）提出，对科学赋予认识论权威是继续使用“缺失模型”最有力的补充。

（四）群体认识论与认识论负担

虽然传播科学具有认识论权威很重要，但科学传播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具有认识论权威时，依然会面临如下困境。首先，由于公众获取的科学信息大多来自科学新闻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在传播中有自我纠错机制，当科学研究中存在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共同体遵循高度专业化的撤回制度等科学规范时，这类努力并不能促进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反而会增加误解。其次，新闻报道和科学研究自身的规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媒体喜欢报道最新的和最初的科学进展，而科学界青睐科学研究的完整性。比如，对于医学领域的科学发现，媒体喜欢报道正向结论，如某物致癌或者某种行为可以避免患心脏病，而科学家在针对这类问题展开研究时，其研究过程是复杂而谨慎的，结论的得出也是有限定条件的。再者，新闻报道中的“平衡报道”和“可靠报道”原则，虽然看起来都是受科学研究中辩护方式和过程的启发，但是这两个原则都忽略了一个现实条件的区别，即新闻报道的受众与科学家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科学传播学者意识到，科学传播常常被误认为是两个具有同等社会和知识地位的人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事实上，除了知识水平的差异，科学家形成经过辩护的共识的社会规范和推理方式，与公众的和其他领域的方式并不一样。这些困境涉及科学哲学中重要的群体认识论和公众的认识论负担问题。

新近的群体认识论研究阐释了科学家形成共识的辩护标准与公众的辩护标准不同，与共识会议或者陪审团的辩护标准也不同。科学外行需要建立对认识论权威的信任，而科学内行需要通过整合认识论权威与同行的质疑来建立和维护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因此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博采众长的活动。同样面对科学研究内部的争议，科学规范会要求科学家通过可靠的陈述，而不是已有的科学共识或者认识论权威来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科学家达成共识的特定方式，正是科学具有认识论权威的基础。在面对有重要认识论价值的问题时，信任哪些证据与信任谁，构成了科学家与外行在认知劳动上的不同分工。与之相关的科学传播难题还有，公众信任某领域的专家，却不信任科学家群体。如公众信任某个核物理学家，但是不接受气候科学家的共识。然而，在科学传播中，公众建立的认识论信任的对象不应该是某个科学家，而应是整个科学家群体，应该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信任，成功的科学传播策略或许应该从个体进路转向彻底的社会进路。

群体认识论有助于我们澄清专家和公众或者科学界与社会在认知劳动上的不同分工，从而增进对科学的信任。这些观点给科学传播的策略带来的启发是，科学传播者应该减轻公众的认识论负担。科学家作为专家在制定科学政策或者传播科学时，其角色应该与作为科学研究者的角色分离，分担公众的认识论负担。科学研究的目的是逐渐增加被证实的新知识，对于这些新知识，科学家应通过科学方法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传播；而在向公众传播科学时，科学家应提供给公众的是有关科学的知识。作为听者的公众要在推理和辩护的基础上相信证词，这需要听者和言说者共同做出认识论上的努力。由于在传播他们的发现及证据时，科学家处于优先的认识论位置，因而应该分担更多的认识论负担。新闻报道应该更多地注意这种不同分工，将可靠的或者能够从中推导出科学事实的信息传递给公众，而不是过度追求“平衡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认识论学者提出了基于知识和过程的认识论信任，但是认识论信任产生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

（五）不确定性、风险和价值

科学传播的困境不仅仅在于社会争议问题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的复杂性，还在于科学研究自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风险问题。随着科学越来越多地与不确定性引发的伦理问题发生联系，如何传播科学的价值、如何识别科学的价值等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公众如何理解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如何参与到对技术风险的干预之中？科学规范中的透明公开等道德原则是否等同于科学传播需要遵循的准则？向公众公开、透明地传播科学家处于争论中的研究和不确定性，是否能够提高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这一系列问题既是科学传播中的难题，也是科学哲学近年来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进行研究时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今的科学哲学已经从此前的逻辑与认知分析拓展到关注科学伦理与风险问题。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研究是否应该涉及非认知价值、归纳风险以及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在评估具有社会后果的研究假设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开放科学中倡导的揭示科学研究实时过程、科学家对数据结果的审查过程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在科学伦理与价值问题上，科学哲学家提出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可能对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带来威胁，同样也可能在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科学哲学家的这些工作可以提供理论原则和分析框架，帮助科学传播来判断传播什么样的科学价值才有益于公众生活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毕竟，在传播者区分并理解了什么是科学自身的价值，以及科学研究过程是否应该涉及科学家个人价值观等问题的前提下，科学传播才能更好地促进公众完整而全面地理解科学。

三、被忽视的科学哲学传播

科学哲学对解决科学传播困境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不仅在于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还在于这些研究可以提供分析科学传播困境的理论框架和新的视角。但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作用是，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质（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的理解，可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对科学共识做出理性反馈。有时不仅仅是公众，作为科学传播者的科学家、媒体记者等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会存在偏差。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真实科学实践的新近研究结果，不断丰富着对什么是科学本质的回答，这些新观点和新结论并没有充分及时地呈现在科学传播的内容之中。要解决科学传播的困境，科学哲学也需要被传播。

（一）科学知识与关于科学本质的知识同等重要

在科学传播中的“缺失模型”受到文化认知理论者的质疑后，科学知识对于公众做出理性决策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科学传播者与科学教育者。科学传播者和科学教育者们一致赞同，接受科学共识并不等于理解科学。那么，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因素是什么？

科学哲学领域新近的经验研究发现，公众的科学知识和其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可以正向地促进公众理解而不仅仅是接受科学共识。比如，公众关于进化论的知识和其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能够一起促进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这种协同作用在气候变化、药物安全等问题上也表现出同样的正相关性和跨文化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能够抗衡文化认知和群体价值的负向影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科学知识水平越高的公众，当他们不理解科学的本质时，越容易表现出对科学共识的拒斥。而公众对具体科学发现背后的机制和原因越理解，也就是对科学家的发现进行辩护的过程越理解，就越容易接受科学共识，这是因为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对科学为什么具有认识论权威的信任。

这些经验研究启发我们，科学哲学中关于什么是科学、科学为什么具有认识论权威的研究结论，应该成为科学传播的对象。而且，科学哲学研究得出来有关科学本质的观点，会影响整个社会。特别是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客观性、科学方法与研究结果的暂时性等问题所持有的结论，不仅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还会影响科学的发展与公众的生活。但是，已有的经验研究同样发现，公众对科学本质有相当程度的误解。比如，在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争论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作为划界标准，但是争论双方对科学方法和过程的了解，却是理想化的或者单一化的。公众对科学方法、科学推理、科学共识的形成，对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科学传播面向科学研究的真实情境，科学传播呈现实践中的、非理想化的科学研究图景和方法，对于促进公众对真实情境中科学实践的理解，格外重要。

（二）科学传播者误解科学的本质

阐释科学研究中辩护的本质和科学为何具有认识论上的权威，并不同于讲授或者报道科学事实。除了公众，媒体记者、教师，甚至科学家等科学传播者，对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也或多或少有不同程度的误解。

目前的科学教育依然以呈现理想化的科学推理与认识论过程为主。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推理方式不同于公共论证，不是简单的集体论证，科学研究中的发现过程是分布式认知和认知迭代的过程；科学研究者也并不仅仅使用理想的、简化的假说—演绎模式或最佳解释推理、贝叶斯归纳法；科学研究的结果具有暂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不相信有真理。然而，科学教材、课堂、教师对科学本质的呈现和理解总是有限的。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独特性和优势，在于通过传递认识论过程来建立公众对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信任，但是，科学家并不太思考科学的本质，他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程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没有太多区别。如果科学家不理解科学哲学，比如不清楚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中的可证伪性与科学知识进步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面对公众用科学的可错性来质疑科学共识时，科学家就会显得传播能力不足。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和公众在面对科学问题时有认知劳动的不同分工，科学家在研究中面对的是同行，所以他们倾向于假设自己的结论只会被其他科学家阅读，因此通常会以影响适当的断言方式对命题做出非常具体的假设，而在科学传播中，他们实际面对的是在认知上和他们并不对称的公众。媒体记者往往不理解科学研究有一整套自我纠错机制，比如论文发表后如果发现错误，那么刊物会将这些论文撤回。可是新闻在报道了某项新发现后却通常不对已经撤回的论文再进行及时报道，于是被撤回的或被拒绝的科学信息还是会被使用和传播，而且推迟报道撤回的时间也会增加错误信息的影响力。为此，向媒体记者介绍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质的研究结论与观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有益于公众获得可靠报道和信息，还有益于公众通过报道来理解科学，而不仅仅是知晓科学知识。

（三）忽视从规范性维度理解科学研究的价值

回应公共科学争议并不是科学哲学家面向公众的唯一原因。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伦理、价值、不确定性等问题也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科学哲学从科学研究内部的规范性维度对科学的价值所进行的考察，有助于公众多维度地理解科学。而当下对科学本质的传播，偏重于科学方法，忽略了科学研究的社会结构中的规范性维度，特别是科学知识作为群体知识的社会认识论特征。

目前科学教育中倡导的科学本质的哲学框架，对规范性维度的内容涵盖不多，科学传播忽视了科学共同体在形成科学共识时进行交流和审查的规范性与复杂性。比如，科学研究自身的复杂性会促使科学家在使用不同的子理论上有不同的进路和方法，他们会有争论和质疑。而如果在传播信息时不讨论科学共识的形成过程，则很容易让公众误以为这些结论是互相矛盾的。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或者内部争论并不等于无知，虽然个人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但群体却不那么容易。比如，某些论文仅仅对原始数据提出了不同解释，有些是对部分研究结果提出反驳，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这是科学共同体继同行评审之后，进行自我批评并确保科学研究客观性的第二道保险。忽视这些规范性的维度，公众将难以充分理解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研究中的非认知价值与技术的应用价值的区别、科学研究的道德原则与技术应用的伦理原则的区别。

四、整合问题诊断与

对传播效果的机制解释

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研究要互相促进、彼此启发，需要双方共同跨出学科边界。一方面，科学传播可以借鉴认识论和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对科学传播困境中的问题进行诊断；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传播也需要结合传播学中的效果分析，进入田野，展开经验研究。如今，传播学者、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等已经通过合作而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科学传播学，而哲学和新兴的科学传播学领域的经验考察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况。科学哲学应和其他学科一起，通过整合性的工作，共同将科学传播中的问题和效果从经验描述转为机制解释，从而促进对科学传播实践的成功介入。

（一）从“缺失模型”到“参与模型”和“外展模型”

当下，基于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的科学传播学，强调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科学哲学对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视角，比如认识论信任、群体知识论、认知劳动分工等，可以被整合进科学传播效果的分析之中。

事实上，最近十年，参与式的科学哲学也开始用定量的方法来关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在对科学传播中的“缺失模型”“参与模型”进行哲学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展模型”（outreach model），并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外展模型”在一般的科学教育、传播科学研究的透明性等方面，以及解决公众在做出个人决策时与科学共识的对抗等棘手问题上，开始逐渐取得积极的传播效果。除了问题诊断，科学哲学家还开始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比如，科学哲学家主导的社群科学（community science）项目，将哲学框架、科学实践与科学传播的效果研究结合起来。再如，丹麦的大学要求学生必修科学哲学课程。科学哲学家注意到公众参与科学和将科学知识外展到其他领域需要的技巧与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技巧不同。公众有不同的背景、不一样的知识集簇和信念。此外，科学哲学可以细分为一般科学哲学与特殊科学哲学，它们分别侧重于科学的整体特征和具体科学学科的特殊性，它们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一般性和准确性上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可以在促进公众对科学推理过程的理解上发挥协同作用。比如，一般科学哲学与生物学哲学可以分别从科学论证的一般性特点和生物学倾向于历史解释的独特性，来共同提高公众对进化论的理解。科学哲学如果要超出仅仅关注与科学传播相关的哲学问题，在公众和科学之间搭建桥梁并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则需要进入科学传播的实践之中。

（二）从描述性分析到建立机制解释

科学哲学研究者的优势是擅长分析科学概念、方法和论证等问题，能够识别科学推理中的潜在假定，可以甄别对科学知识的误用。不过，如果对科学传播要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进行参与式研究，那么科学哲学研究者首先需要了解公众已经知道些什么。知识论研究领域一直试图论证知识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但比较少地讨论公众所知的知识和科学家所知的知识之间的具体差别；科学哲学多年讨论的科学划界标准针对的是同行而不是公众；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科学家与公众在认知劳动上的区别程度。这些理论问题和分析框架是科学哲学能在科学传播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切入点，而对这些工作的推进，还需要科学哲学研究者展开更多的经验考察。科学传播学倡导科学传播的研究应该走向田野，同样，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也应该走向田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原因，建立机制解释，从而回答一些棘手的传播问题。

科学传播的哲学研究与传播科学哲学都并非易事。虽然有关科学哲学的课程被部分高校纳入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但要求个体在修读完一门课程后成为熟练的科学传播者是不合理的，就像要求上过化学课程的学生马上发现一个新的化学反应一样。科学传播中认识论过程的严谨性如何与传播效果要求的趣味性相结合，还需要研究者依据具体的传播实践进行经验分析。信任专家这种默认权威的信念态度，如何通过个体“以言行事”的行为、通过说话者的第一人称判断，进而具备由构成性的关系所保证的知识权威；科学家的集体知识如何转换为公众的个人知识；如何寻找适合公众认知能力的科学划界标准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学的跨学科合作。总之，传播者如何让公众理解科学，公众要实现对科学的理解，两者都是一种技能，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学在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方法上的结合，将共同助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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