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文捷｜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认知的发展及其影响

摘要

在当前美欧亚洲和中国学界盛行的“内亚研究”(Inner Asian Studies)及其所鼓吹的“游牧民族征服中国(China)论”、“清帝国内亚殖民说”和“反对清朝汉化论”等史论有其深刻的欧洲东方学学术史根源，是对中世纪以降欧洲学界亚洲观和中国观的继承与发展，受到了托勒密地理学、传教士汉学和19世纪欧洲中亚研究的重要影响。其中，被部分当代西方亚洲研究者用以解构中国“天下”和“大一统”观念的，由“Scythia-Serica-Sinæ”、“Tartaria－China”和“Central Asia－China”发展而成的“Inner Asia－China”等二元中国论述的认知与理论框架是支撑上述史论的基石。因此，有必要对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认知的产生、演变、发展和影响进行研究，以便从学术史角度解析欧美学界借历史重构来干预中国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思维模式与理论范式。

作者

恽文捷，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问题的提出

欧美对中国和亚洲的认知建立在两大学术史系统基础之上。首先是“汉学”(Sinology)，由利玛窦以降欧洲来华传教士创立并经西方学术机构里的中国研究者们规范化，由于重视对中文文献和中国思想的研究，其中国观明显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和实践之影响；其次是“东方学”(Orientology)，系欧美列强在对东方尤其是亚洲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建立并用以促进其了解、征服和控制殖民对象的知识体系。奥斯曼帝国、中国和印度是17世纪至20世纪欧洲东方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与汉学不同，东方学对中国的认知因其固有宗旨和目标而呈现出更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色彩。许多东方学家只是把中国的典籍文献作为构建其亚洲乃至世界知识体系的技术性资料，并不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及其思想观念。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描述侧重体现欧洲乃至俄国、阿拉伯、波斯或印度的中国认知。东方学家总是倾向用欧洲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以满足殖民者在华活动需要并适应西方社会对东方和中国的想象。

用欧洲历史记忆里“游牧”与“农耕”二元对立的地理、经济、民族和社会文化观来描述亚洲和中国是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重要区别。由之衍生出的“Tartaria(拉丁文，法文为Tartarie，英文为Tartary，中文译为‘鞑而靼’)－China”、“Central Asia(中亚，法文为Asie Centrale)－China”和“Inner Asia(亚洲内陆、内亚)－China”等二元中国认知一直是东方学家们用以建构有关中国和亚洲历史叙述的基础，并经常将之用以批评和解构“汉化论”(Sinicization)与“大一统”中国观。从某种意义上说，“Tartaria、Central Asia、Inner Asia和China”之类观念与名词在欧美学界的流行、边缘化或意义变迁，不仅反映了东方学与汉学两种学术范式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更体现出西方知识阶层对中国感情的亲疏变化。

当前，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内亚”研究再度拾起欧洲东方学的二元中国观，以之向美国汉学的“中国中心主义”发起攻击，力图将西方所谓“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如元和清等塑造成“内亚帝国”(Inner Asian Empires)，以强调其非“汉”和非“中国”特性。通过把西方的后现代阐释学以及美国的区域、民族和文化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美国的内亚和新清史研究者们意图在欧美社会通过“诠释”来“异化”、“疏离”和“解构”前辈汉学家们笔下的历史中国。他们虽然不敢如19世纪的东方学家那样公开表达殖民主义目标，却仍然企图利用东西方相对应学术概念的内涵差异来大做文章。他们将元清两朝描述为拥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西式帝国，而无视中国历代王朝天命和道统等政治思想和国家观念的传承。同时，他们在遣词造句中坚持使用欧洲东方学的术语和观念，用极强的西方中心论来对“中国”进行拆解和碎片化叙述，以迎合欧美社会当前的政治需要与集体心态。

我国学界提出的相关批评或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寻找语言和史料运用的硬伤，较少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其基本概念的源流与发展。本文拟从欧洲东方学与汉学二元中国认知的建构和发展着手，尝试厘清美国“内亚研究”相关偏见的学术史根源。

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认知的

形成和发展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欧洲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形成，则是从古代的传闻和记载发源，在中世纪晚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定型于19世纪。可以说，从古代欧洲中国观初创时起，其中国认知便因东方信息的来源和途径而呈现出二元特性。正如英国东方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在探讨古代欧洲中国知识的专著《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里所说，古代欧洲人笔下的中国由两套独立的话语名词系统构成：其一是将中国描述为沿亚洲南缘海路东行的终点；其二则是从北部穿越亚洲大陆的陆路东端。前者的代表术语为“Sin、Chin、Sinæ和China”，后者则为古典文献里的“Seres”和中世纪普遍使用的“Cathay”。

古希腊和罗马人沿海路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人处得知位于亚洲极东的中国，并以“Sin－China”系统命名。古希腊人使用“Seres”一词的时间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400年。古罗马学者斯特拉波(Strabo，前64－24年)、梅拉(Pomponius Mela，？－45年)、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年)和旅行者狄俄尼索斯(Dionysius Periegetes，公元2世纪)在其地理志中将亚洲东部分为三块：北方是“斯基泰人”(Scythæ)、中间是“赛里斯人”(Seres)、南方是“印度人”(Indi)之地。虽然上述名词所指并不准确，但构成了罗马时期欧洲对亚洲东部和中国的认知基础。

著名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100－170年)在其世界地理体系中继承了上述观念，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获得的东方信息系统化。他把北高海(Mare Caspium，里海)和波斯以东的亚洲地区从北到南划分为“Scythia”、“Serica”、“Sinæ”和“India”。比照现代地图，“Serica”和位于“意貌山”(Imaum)以东的“外斯基泰”(Scythia Extra Imaum)大致构成了中国北部；“Sinæ”则位于中国南部。玉尔因此认为，上述希腊罗马学者的东方三分观念，是欧洲东方学界保持至19世纪中期的“Tartaria－China－India”亚洲观的前身。

东方学以“Tartaria－China(Cathay)”建构的中国认知则从蒙古西征和中世纪晚期开始。

1.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知识与东方想象

托勒密完成于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导论》（Γεωγραφικὴ Ὑφήγησις）在中世纪欧洲长期失传。拜占庭僧侣翻译家马克西姆·普拉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于13世纪晚期发现该书希腊文手稿后，乃由意大利学者雅各布·安吉鲁斯(Jacobus Angelus)在1406年翻译成拉丁文。1477年该书在博洛尼亚首次出版后，欧洲学界才得以系统了解其世界观。此前是蒙古西征给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带来了中国知识与东方想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Tartaria”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Tartaria”这个拉丁词汇源自欧洲和波斯人所谓“Tatar”种族。“Tatar”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据韩儒林先生对公元732年8月1日立于鄂尔浑河右岸和硕柴达木湖畔“阙特勤碑”的研究，可能是该碑侧翼南面突厥碑文所刻之

“OTuZ:TaTaR(S1：

，三十姓鞑

靼)”。

中世纪犹太拉比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被认为是欧洲学界最早使用“Tartaria”一词者。他在1173年写成的著作里使用了该术语。13世纪初，“Tartaria”又出现在《基督教鞑靼大卫王报告》(Relatio de Davide Rege Tartarorum Christiano，1221年)和法国熙笃会三泉修道院编年史家阿尔伯里克(Albericus Trium Fontanum)的著作中。1224年5月12日，格鲁吉亚女王鲁苏塔娜(Russutana)在致教皇何诺三世(Honorius III)的信里称呼进攻格鲁吉亚的蒙古人为“Tartares”。1236年，多明我会修士于连(Julien)受贝拉四世(Béla IV)之命赴钦察草原、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寻找马扎尔人发源之处“大匈牙利国”(La Grande－Hongrie)。他在1238年初寄回的报告里，使用“Tartares”一词来指代正与基辅罗斯作战的拔都汗所率蒙古军队。

此后，“Tartares”成为欧洲学界指代蒙古人及其势力的术语。在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5－1252年)、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1220－1293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和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年)等人的东方记述中，“Tartares”(两种拉丁文写法：“Tartarorum”和“Tartaris”)被广泛用于称呼蒙古人。“Tartaria”和“Mongal”两个名词也相应被用于指代“蒙古人之地”(De Terra Tartarorum)。随着上述东方旅行记文本的传播和翻译，“Tartaria”成为中世纪晚期以降欧人指称中北亚游牧地区的标志性术语。

在柏朗嘉宾1246年出访哈剌和林后所著《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拉丁文本里，他对“Tartaria”的定义如下：

东向有地域名为“Mongal”或“Tartaria”，位于世界之极东北处。其东部为Kythaorum之地，有Solangorum人；其南部为Sarracenorum人地方；东南为Huynorum人地方，西部为Naymanoru人属地；其北部则为大洋所环绕。

由此可见，“Cathay”当时在欧洲是与“Tartaria”并行使用、相互印证的地理名词。记载鲁布鲁克1253年出使蒙古的《旅行记》亦以“Tartaris”和“Moal”称呼蒙古人，并称他们把“从多瑙河到日出之处”的整个斯基泰地区占领瓜分。

“Tartaria”在中世纪晚期欧洲还有另外一层宗教涵义。蒙古西征之前，神秘的东方极北之地在犹太传统和《圣经》故事里，是与上帝及其选民相对立的邪恶力量盘踞之地。根据《旧约》之《创世纪》、《以西结书》和《启示录》，诺亚之子雅弗的后代“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一族是救世主弥赛亚的敌人，将在千禧年结束之际与撒旦为伍夺取世界，因而与基督教世界末日说相关。在亚历山大大帝传说中，“歌革和玛各”因食人而被视为不洁王国之主，被大帝驱逐到位于里海和高加索的“亚历山大之门”以东，居住在神秘、黑暗和野蛮的东北大陆。耶路撒冷的罗马化犹太学者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37－100年)在其著作《远古时代》(Antiquities)里认定“歌革和玛各”一族就是斯基泰人。其后，耶柔米(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约342－420年)等希腊和拉丁末世论者发扬此说，认为高加索以东和以北地区居住着“歌革”的后代，乃所谓末日部落(Apocalyptic Hordes)，将在千年后由恶魔带领到巴勒斯坦与圣人对抗。西罗马帝国行将覆灭时，圣依西多禄(Isidorus Hispalensis，560－636年)曾将入侵的哥特人当成“歌革和玛各”。于是，阿兰人、匈奴人、哥特人、可萨人(Khazars)、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等亚洲游牧民族先后被中世纪欧洲学者用“歌革和玛各”来指代。

于是，“Tartaria”和“Tartares”一出现即与基督教世界末日说发生关系。欧洲社会将其与亚洲东部位于南方、用以指代中国中央王朝所处地区的所谓“Catayo”(Cathay的异体字)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南北地区的想象。

综上，“Tartaria－Cathay－Sinæ”所蕴含的中古欧洲社会有关东方的复杂心态，如对匈奴、突厥和蒙古铁骑的畏惧、对救赎的渴望、对大汗治下无尽财富的倾慕以及对世界边缘的好奇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后世西方学界的中国观和亚洲观，影响了欧洲东方学家看待亚洲游牧民族及其政权的心态。

2．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发展“Tartaria－China”二元论

真正使二元中国观得到长足发展的是利玛窦及之后来华并长居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把传教士东方记述作为核心参考资料的欧洲学院派东方学家们。他们把欧洲对东方的想象与在明清两朝获得的中国地理知识相叠加，构造并强化了欧洲有关中国的“Tartaria－China”南北二分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认知。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塑造公元17和18世纪欧洲东方学中国观最关键的人物。他不仅通过绘制《坤舆万国全图》(1584年利玛窦绘制，1602年李之藻刻本)将托勒密地理学全球观和当时欧洲海外殖民所获之世界新知传播到中国，还根据朱思本原著、罗洪先编绘的《舆地图》和《广舆图》等资料把明人的天下观介绍到欧洲。通晓中文的利玛窦向欧洲人明确指出：葡萄牙人所谓“China”就是托勒密地理学所谓“Sinæ”和“Serica regio”，以及马可·波罗的“Cataium(Cathay)”。在向欧洲社会解释“中国”概念时，利玛窦阐述了中国中心观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不过，他还是根据欧洲传统，把“China” (在其中文世界地图里译成“大明一统”并置于地图中央)的陆地疆域定义在长城以南、海南岛以北、云南和沙漠向东直到大海的范围内。长城和沙漠被当成“Sina”和“Tartaria”的分界线。

利玛窦的中国知识纠正了此前欧洲自北至南“Tartaria－Cathay－Sinæ”的错误认知，促成了“Tartaria－China”二元认知的形成。他之所以将“China”与“Tartaria”分离，固然受到欧洲学界亚洲观和中国观的影响，也反映了明朝官方和士人的政治疆域观及其看待蒙古和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心态。因此，在《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等世界地图里，他把明朝文献里的“鞑靼”、“瓦剌”、“靺鞨”和“室韦”等名词与音译的欧洲东方名词混用，以描述当时中西均了解有限的中亚和北亚地区。《坤舆万国全图》对“鞑靼”一词的注解——“鞑靼地方甚广，自东海至西海皆是，种类不一，大槩习非、以盗为业，无城郭、无定居，驾房屋于车上以使移居”——表明，利玛窦对欧洲的东方观和中国观基本保持了继承而非变革的态度，遂采用欧洲的“Tartares”和“Tartaria”这两个概念来理解明朝史料里的“鞑靼”一词。这使他向欧洲传递中国知识之时，既消除了部分误解，又制造了新的误读。

利玛窦对中国地理的认知和描述为后续来华传教士开创了先例和典范。他们在绘制的中西文亚洲和中国地图里大多继承和坚持了“Tartaria－China”二分的基本方法。在其向欧洲介绍中国概况时，明清朝野均视为圭臬的天下一统中国观只被粗略提及，并不曾深究，以便适应欧洲学界对中国的想象和话语系统及其世界知识建构和殖民的需要。

“Tartaria”概念在17－18世纪的演进和细化则是来华传教士与欧洲东方学家们共同推动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年)在其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及所附《万国全图》中正式将“Tartaria”这个欧洲概念引介入华。与利玛窦不同，他了解“Tartaria”和中国史籍里的“鞑靼”所指并不相同，遂将其翻译为“鞑而靼”，以与“鞑靼”相区别。他说：“中国之北，迤西一带，直抵欧罗巴东界，俱名‘鞑而靼’。” 艾儒略可能是首位用中文明确表述“Tartaria－China”二元中国观的欧洲学者。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则通过其在欧洲出版的《鞑而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1654年)、《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和《中国上古史》(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1658年)等汉学著作进一步明确了“Tartaria”和“China”的关系。上述著作与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年)所撰《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1642年)一同成为欧洲东方学界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核心参考资料。曾德昭在著作里把“China”限定在明朝末年的15省行政区划里。卫匡国延续该做法，把长城、沙漠迤北、迤西的地理区域称为“Tartaria”，四川迤西则称为“Sifan”(西番)。

在《鞑而靼战纪》里，卫匡国强化了所谓“Tartaros(Tartars)”与“Sinæ(Chinese)”的矛盾，说居住在长城以北的“鞑而靼人”是亚洲很多种族的祖先，与“中华帝国”(Sinicum Imperium)对抗逾四千年。双方多次爆发战争，“鞑而靼人”虽屡屡失败，但也经常征服“中华帝国”部分地区。他进而把“鞑而靼人”分为东西两部，分布在自西向东从“Minore Tartaria”(小鞑而靼)和“Regno Cascar”(喀什噶尔国)到日本以北“Anian”海峡(白令海峡)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包括“Samahania、Tanyu、Niuche、Niulhau和Similia”等地。卫匡国所谓“西鞑而靼人”为蒙古各部，“东鞑而靼人”则为满洲诸部。

在《中国新地图志》里，卫匡国用地图和文字对所谓“亚洲极东”(Extremæ Asiæ)和“中华帝国”(Sinarum Imperii)区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形象描绘。书中所附“帝国总图”和明末十五省分图，把欧洲关于“China”的认知和想象具体化、详细化并进一步定型。他的地图因被收入荷兰著名制图学家琼·布劳(Joan Blaeu，1596－1673年)编绘的《世界大地图集》(Atlas Maior)而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卫匡国对明末中国疆域的认知与理解随着该地图集传遍欧洲，重塑了17－19世纪欧洲东方学界的中国观。此外，该地图集亦收录了《Tartaria sive Magni Chami Imperium》和《Magni Mogolis Imperium》等图，描绘了当时欧洲学界对“Tartaria”和莫卧儿帝国的认知和想象。

琼·布劳《地图集》的中国地理知识与佛兰芒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年)1584年出版的《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相比有巨大飞跃。《寰宇概观》里收录了《Tartaria》地图和简述，以及葡萄牙制图师路易斯·若尔热(Luis Jorge de Barbuda，约1564－1613年)所绘之《China》。其中，“Tartaria”范围甚大，处于北海(即北冰洋)、鄂毕河、伏尔加河、里海、乌浒水、意貌山和大东洋(太平洋)之间，包括“Sarmatia Asiatica、Scythia和Serica”三大块，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全部，因此充满错误，无法与“China”地图对应。在琼·布劳《地图集》里，“Tartaria”和“China”已经并立于亚洲东北部，共同构成了当时欧洲地图里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卫匡国、帕莱福(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年)和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年)等来华传教士在欧洲出版的描述明清之际中国王朝兴替的著作，这些服务于宫廷、交游于士林、把传教事业立足于大明的欧洲教士们受中国王朝正统思想的影响，将明朝视为欧洲之“China”，将明人称为“Chinese”。同时，以“华夷观念”把汉人所谓“鞑子”等同于欧洲的“Tartars”。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述里，他们从地理空间、生活方式、人种、文化和政治关系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两者的对立关系，并根据元明清三朝历史构建了“Tartars”征服“China”的宏观叙事体系。该历史叙事为近现代欧美中亚和内亚研究者讨论长城南北政治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欧洲东方学里的“China”在学术意义上并不能翻译为“中国”。尽管利玛窦等人在著作里简要介绍了“中国”(Ciumquo)和“中华”(Chiumhoa)两个术语及其背后的天下观，但欧洲学界并未接受“中国”和“中华”这两个概念，仍按照西方传统以“China(Sina)”和“Tartaria”来理解和研究亚洲东部和北部地区。这种思维和举措在17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信息传到欧洲后得到固化。其后，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将长城以南、西藏以东的区域明确称为“China”，而把“China”以西以北直至里海和伏尔加河一带的广大亚洲地区称为“Tartary”。随着清朝版图的不断扩张和变化，他们再把“Tartary”划分为“Chinese Tartary”和“Independent Tartary”，并发展出包含“China”和“Chinese Tartary”的二元中国论述，将其统合在以罗马帝国为理解模型的“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概念之下，用以指代清朝乃至整个帝制时期的“中国”。这种“二元中国观”在西方学界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是支撑美国内亚研究的认识基础之一。

究其缘由，来华传教士在向欧洲学界介绍中国政治和历史之时，没有积极主张按照以“明”“清”或“中国”“中华”等准确的中国自我称谓来订正西方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框架，却以细节的修正和补充来迎合欧洲社会的东方想象，根本原因在于其来华的主要目标是以基督教改变中国。因此，他们必须顺应和利用欧洲学界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知识体系，难以用准确和全面的中国知识，尤其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意识形态来颠覆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于是，这些公元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连同对其作品进行研究和诠释的欧洲学院派汉学家与东方学家们，在建立和发展关于中国的认知和诠释体系时，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二元中国观”。

参考资料来源不同是欧洲“二元中国观”得以持续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侧重使用中文资料与主要参考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文献造成了汉学家与东方学家笔下中国认知的差异。这充分体现在被视为18世纪欧洲东方学百科全书的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所著《中华帝国全志》和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年)所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各类鞑而靼通史》等书里。杜赫德的著作参考了在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尤其是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等参与了康熙《皇舆全览图》(1718年)实测项目的法国耶稣会士们传递到欧洲的最新中国信息，构建了由“Chine”和“Tartarie Chinoise”构成的清朝前期中国知识总览。这也体现在法国著名制图家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年)依据《皇舆全览图》为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绘的中国总图里。德金和编纂出版了《成吉思汗史》与《帖木儿史》的法国东方学家弗朗索瓦·德拉克洛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1653－1713年)等人则侧重使用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里的记载来描述和理解中国。他们参考了波斯学者歇里甫丁·阿里·雅兹迪希瓦汗(Sharaf ad－Din Ali Yazdi，？－1454年)的《帖木儿传》(Zafarnama)、艾布·加齐·巴哈杜尔(Abu al－Ghazi Bahadur，1603－1663年)的《土库曼世系》(Shajare－i Tarakime)和《突厥世系》(Shajare－i Türk)等有关亚洲中部区域的波斯文、突厥文、察合台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以及欧洲传教士翻译的中文资料，偏重介绍中亚地区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亚民族的中国观，遂凸显了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差异，也展现了汉学与东方学的分野。

综上所述，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传递回欧洲的中国知识，不仅没有改变欧洲社会对中国的二元认知，反而将其强化，在18世纪后期确立了由“Chinese Tartary”和“China”共同构成“Chinese Empire”的基本认知框架。他们构建的南北中国以长城划界，尤其是游牧与农耕的对立和“鞑而靼”游牧民族征服中国的论述为19世纪欧洲列强在中国开展殖民侵略活动奠定了话语基础。

3．19世纪欧洲殖民者对“Central Asia－China”的建构

尽管“Tartaria－China”二元中国认知架构被西方学界延续使用到19世纪中期，但从19世纪初起，受到工业革命巨大推动的欧洲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扩张，促使欧洲学术界打着“理性”和“科学”的旗号将研究进一步专业化、系统化和实用化。近代地理学和东方学遂成为英法俄等欧洲列强对外扩张和全球争霸的重要工具。由于地理学理论、测绘技术、统计学和民族志的长足发展，欧洲学界迫切需要以实地调研和现代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信息来取代过去从东方文献里拿来的二手知识和信息。

19世纪初，英法荷等国通过海洋路线对亚洲濒海地区的殖民活动已经开展得颇具规模，借东印度公司之手控制了印度和东南亚诸多地域并开展地理测绘和调研统计。但是，它们对亚洲内陆地区的了解仍非常有限。虽然俄国借派遣东正教驻京传教团之机，得以调查和搜集蒙古地区的情报，并在向里海东岸、北岸和哈萨克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与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保持着商贸和外交联系，但其搜集的相关地区地理和社会经济信息仍不够准确和系统。因此，欧洲学界对亚洲内陆地区的认知十分匮乏。英法俄的地理学家和东方学家们非常渴望填补这一知识空白。

欧洲学界探索亚洲内陆地区的意愿受到英俄两国政府的支持，以满足其向中亚扩张的战略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后来的英属印度一直企图打通从印度到中亚汗国和中国新疆与西藏的商道，以便拓展贸易并保护印度的西北边疆安全；俄罗斯帝国从彼得一世起便有开辟经中亚地区通向中国和印度商道的构想，期望把俄罗斯的势力拓展至印度洋和太平洋。于是，资本主义对贸易和霸权的追求推动了英俄两国向中亚和中国的扩张。有此需求，英法俄等老牌殖民国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纷纷建立东方学会和地理学会，以促进对世界各地的探索和知识积累，方便其全球军事扩张和殖民征服。

在此情形下，欧洲学界以“Tartaria”为标志的知识体系便不敷时代所需。原因有三：首先，该词汇源自中世纪末欧洲对蒙古帝国的道听途说，数百年来时过境迁，其所指已经非常不准确；其次，该词汇混合了种族、地域、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内涵，难以用于追求“科学”和“精确”的近代地理学；最后，该名词难以与近代欧洲地理学中以“亚洲”为代表的一系列术语相协调，容易造成认知错乱。于是，以英国历史和地图学家约翰·平可顿(John Pinkerton，1758－1826年)、法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年)和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了用“Central Asia(Asie Centrale、Zentralasien、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央亚细亚)”来取代“Tartaria”，以便准确指代北至西伯利亚、西到里海、南至喜马拉雅和中国长城、东达太平洋的亚洲中心地域。

克拉普罗特提出了“大中亚”(Asie Centrale)概念，将其定义为从顿河到太平洋之间，被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里海、乌浒河、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中国内地、长白山、兴安岭、贝加尔湖、萨彦斯克、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包围的地域。1843年，洪堡根据中亚周边特质山脉的分布及其内部的水文系统将“Zentralasie”定位为一个以天山和昆仑山为中心的，位于东经62度到119度、北纬27度到52度之间的长方形自然地理单元，其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南抵喜马拉雅山。其后，“Central Asia”概念开始取代“Tartaria”，成为欧洲地理学和东方学界的专业术语并传播到亚洲。

在欧洲学界构建“中央亚细亚”概念时，相对“大中亚”产生了“狭义中亚”的认知。随着西方学界对清朝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探查与研究的开展，他们认识到上述区域之间地理、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差异。处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汗国与中国新疆的天山南路地区因宗教、语言和社会习俗相近，被季姆科夫斯基(Ег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имковский，1790－1875年)等俄国东方学家称为“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俄国征服中亚汗国后，在原浩罕、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基础上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欧美学者遂将其简称为“Russian Turkestan”或 “Russian Central Asia”(俄属中亚)。相应地，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为“Chinese Turkestan”或“Chinese Central Asia”(中属中亚)。中国新疆和俄属中亚遂共同构成了欧美学界的“狭义中亚”。

英俄私分帕米尔后，中亚出现了中英俄三国以帕米尔为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英俄争夺中亚的博弈更促生了“陆权论”等带有很强帝国主义色彩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亚随之成为欧美学界视野里的亚洲“心脏地带”和“枢纽地区”，是争夺世界霸权必须掌控的地区。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控制中亚，英俄法德等国组建了中亚专家群体，出版专业学刊，将大中亚及其区域内的中国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俄属中亚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者彻底改变了18世纪的东方学研究模式，转而根据近代欧洲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现实需求来重构对上述区域的知识和解释体系，以满足殖民中亚的需要。

“Central Asia－China”于是取代“Tartaria－China”成为19－20世纪西方学界二元中国认知的基本话语架构。欧洲殖民者更是在“China”概念基础上提出了“China Proper”一词，用以解构清朝的国家体系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为侵略和分裂中国的行动提供理论支持。“China Proper”有两层涵义：一是将清朝国家治理的制度差异放大为政治、经济乃至主权差异，仅将十八省当成中国本土，而把藩部和属国等同于欧洲所谓“殖民地”(Colonial Possessions)，以便用欧洲的国际法和国家理论来论证鼓动其独立的合法性，并落实在对华交涉实践里；二是用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来分化中国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将汉、满、蒙、藏、回视为可以分别构建近代欧式民族国家的基础，以便对中国“分而治之”。这些基本观念充分体现在欧美东方学家有关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研究著作中。

因此，在列强对中国的认知和殖民活动空前提升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出版了按照晚清行政区划绘制的现代地图，西方政界和学界并没有改变其以长城为界的二元中国观，仍坚持用“Chinese Empire”来指代清朝，把“China”限定在长城以南。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大中亚地区则划分为“Manchuria”、“Mongolia”、“Chinese Turkestan(Xinjiang)”和“Tibet”。部分日本和中国学者模仿欧美，在绘制地图时，把西方的中国观输入中国，将“China”翻译为“支那”或“中国本部”。更进一步，一些日本学者和军国主义者弃“中国”一词不用，转而拿欧洲“China”之所指替换后的日本汉传佛教名词“支那”来指代中国，从而使“支那”与“满洲”和“蒙古”等地理概念并列，构成了日本侵华话语系统。

综上所述，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和东方学家们构建了基于近代地理学的“Central Asia”概念，并以之取代“Tartaria”，成为与“China”并列的地理区域，使之共同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争夺的对象。随着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加剧，欧洲的“二元中国观”被日本利用，也输入中国社会，并为美国的“亚洲内陆说”进行了理论准备。

美国“内亚研究”

对东方学“二元中国观”的继承

当前，在美国学界及受其影响较大的部分欧洲学者群里非常流行的所谓“内亚研究”(Inner Asian Studies，又译为亚洲内陆研究)是在美国的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大致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兴盛起来。根据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年)《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袁同礼《西文中国研究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美国《亚洲学刊》每年所编的《亚洲研究书目》(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以及美国的苏俄研究专家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Austin Pierce，1918－2004年)编纂的《苏属中亚研究书目，1558－1966》(Soviet Central Asia: A Bibliography，1558－1966)等书所载欧美有关中国北部和中亚地区的学术著作目录，考狄在20世纪初仍以“西部鞑而靼”(Tartares occidentaux)，“满洲”和“蒙古”共同构成的“Tartarie”，还有“天山南北路”与“西藏(Tibet)”作为“中国(Chine)”的藩部来进行文献分类；袁同礼则以“东北诸省(满洲)、蒙古(含唐努乌梁海)、西藏和新疆”作为中国的北部边疆地区来进行文献分类；皮尔斯则直接以苏联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来进行文献分类，并将浩罕、希瓦和布哈拉汗国文献归入乌兹别克斯坦范畴内。也就是说，自美国因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深度介入亚洲事务后，美国学界一直将大中亚地区作为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和讨论。以费正清和《剑桥中国史》学派为代表的中国研究群体的中国观，虽继承了欧洲汉学界的南北二元看法，但在国家概念和政治论述方面一直坚持以“China”来统指“中国”。有关文化和社会方面，他们则根据不同语境以“Chinese”来指代“中国人”或“汉人”。

其中，虽然有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年)和傅礼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年)等学者主张用长城以北游牧地区或中国西北和中亚穆斯林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其论述基本没有脱离剑桥史学派的大中国框架，只是试图通过边疆研究来凸显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从而纠正美国汉学界和美国社会将“汉文化”甚至华南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偏见。在拉铁摩尔等人的“内亚研究”对美国汉学界造成一定影响后，美国《亚洲学刊》的书目开始将部分原来归于“China”或“Central Asia”的文献置入“Inner Asia”范畴中。

拉铁摩尔主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来研究被其视为与南方“农耕中国”并立的所谓以游牧(Nomadic)经济及其衍生的社会文化为特点的长城以外的“北部中国”。其基本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在美国汉学体系内采用欧洲东方学的材料和传统视角来观察和解析中国，并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而侧重社会文化解析。受欧洲东方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历史目的论(Teleology)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如何“汉化”(Sinification)就成为拉铁摩尔及其同时代美国学界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的重要议题，其讨论中以农耕为主体的汉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动随之成为研究特色。对长城以北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视促使拉铁摩尔使用“Inner Asia”而非“Central Asia”来强调气候、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内陆性”。

在拉铁摩尔内亚研究的基础上，其学生辈学者如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丹尼斯·西诺(Denis Sinor，1916－2011年)和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把“内亚”乃至所谓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视为美国亚洲研究中的特殊和独立区域来加以推进，将有关中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亚各国的研究纳入其中，形成与“China”和“Russia”并立甚至对立的研究领域。从1996年起，美国出现所谓“新清史”研究群体，他们利用“内亚研究”注重“游牧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掺入美国后现代族群和身份认同等政治理论，力图在西方世界史语境里发掘元、清等所谓“非汉王朝”的“内亚草原帝国”(Steppe Empires)特性，以便解构欧美汉学的“汉化论”和费正清与《剑桥中国史》偶尔表达出的“中国中心观”。于是，在他们的历史叙述话语里，长城南北再次被割裂。元朝和清朝成了罗马或不列颠式的“内陆亚洲”殖民帝国(Colonial Empires)。“中国”(China)变成清帝国的一部分，蒙古、新疆和西藏成了清帝国的殖民地。于是，在他们有关游牧的“Inner Asia”对农耕定居的“China”的叙事话语里，殖民时代的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观”被招魂，“Tartaria－China”和“Central Asia－China”变成了“Inner Asia－China”。

究其根本，美国“内亚研究”乃至“新清史”的兴起及其对欧洲东方学“二元中国观”的重启，皆受同时代美国政治和学术思潮之促动而起，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内亚说”是美国亚洲研究界对英美有关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理论的回应。其中，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等陆权论者提出的亚欧大陆心脏和边缘地带霸权论是推动美国学者以世界岛“内陆－濒海”之“内外”架构来观照亚洲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英、美等海权国家以域外视角来研究亚欧大陆的固有思维模式。于是，他们倾向于利用西方地理学、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来发掘亚洲内陆地区的“共通性”，通过寻找气候、经济、社会、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的相关性而论证该区域“自成一体、别具一格”，而非仅仅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化的交汇区与过渡带。这样一来，就必然与美国汉学里的大中国认知发生冲突，“内亚说”对“中国”的解构也势在必行。实际上，同欧洲东方学类似，美国学界构建“内亚”理论及其世界观时，对亚洲国家的本土世界观基本采取了忽视态度。这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打着“理性”和“科学”的旗号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知识体系的一贯做法。

其次，“内亚说”体现出美国学界对亚洲大陆可能出现某种政治和文化联合的防范心理。大中亚地区本是亚洲几大文明之间的交汇点与融合区。美国的“内亚”研究者如西诺等人将其视为独立区域和曾经孕育了“Scythians、Sarmatians、Huns、Turks、Uighurs、Karakhanids、Tibetans、Mongols”等游牧民族及其帝国的文明基地，进而在世界文明层面把内亚抬升为可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比肩的游牧文明区。这种以文明分野来强调亚洲各地的区别和区块割裂之论调，实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异曲同工，是美国学界用孤悬于亚、欧、非大陆板块之外的身份和视角，通过“内亚”的世界史构建来凸显亚欧大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总体上说，亚洲的文明融合不是美国学界的关注对象，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分化和瓦解。这一基本研究态度背后，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和后冷战时代美国企图独霸世界并分而治之的心理诉求。

最后，美国学界在后冷战时代一直寻求建构一种不同于欧洲学界的所谓“世界史”，以便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在美国处于边缘位置的亚洲研究群体长期致力于通过适应在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欧美研究的话语系统来巩固并扩展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到“新清史”，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们的努力目标，从向美国社会尽量准确深刻地介绍一个异质文化的中国转变成通过“创造性诠释”来根据现实和理论需要塑造一个符合美国政治与社会想象的“中国”，以便迎合主流学界构建美式“世界史”与“世界知识”的需要。于是，在亚洲文明史里长期处于边缘和过渡地带的“内亚”，因其拥有人员、物资和思想的强大流动性而符合以美国社会为蓝本的资本主义、文化多元和去中心化的文明史观，从而获得美国学者的关注，以期超越欧洲以某一文明为基点发展建构的世界史模式。于是，在对美式世界史的追求中，欧洲东方学古老的“Tartaria”及其背后的“二元中国观”被美国学者们包装后再次利用。

余　论

从中世纪晚期到当代，欧美学界的中国和亚洲观及其相关研究范式均服务于其世界认知与实践的需要。世界知识的构建既有客观性，也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文化和文明对世界的理解彼此不同，各大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拥有天然的“中心主义”。当西方学术在近代乘殖民主义扩张的东风，打着普世主义的大旗传播并具备世界性影响力后，欧美带有典型“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种观念和理论对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化心理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带来身份认同、国家观和世界观的错乱，更甚者，即使在后殖民时代也常常反客为主，在异质文明地区形成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

就欧美“中国观”的输入而言，我国学界在对欧美和苏俄学术的某些关键名词、概念和理论进行翻译、引进和应用时，在两大学术系统里对其来龙去脉和学术史源流进行的考察和辨析尚存在不足，以致造成片面、模糊甚至错误的解释。这就需要中国学界在引介和使用西学概念之时必须小心谨慎，务求深入和全面理解相关术语的内涵和意义，并予以相应的批判、选择乃至创造性的吸收或扬弃。其实，真正的世界史构建恐怕并不是如某些美国学者主张的那样，把基点放到“内亚”等文明交汇区即可实现，而是综合比较各大文明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观之后建立的包容性认知和多元叙事。这就需要中外学界保持平等开放的心态，抛弃各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偏见和恶意，共同建立相对客观的世界诠释体系。当然，这必然是在长时间的思想碰撞、摩擦甚至是冲突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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