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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迪 陈 蒙│城市中产家庭的子女品味培养与文化资本再生产
《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摘 要
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味在以往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相关研究中大多被忽略。基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家庭的半结构访谈对子女养育过程中品味培养的分析发现，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包含“传递”、“重建”、“超越”三种不同的机制：首先，父母和子女间通过品味与惯习发生着文化资本的传递；其次，一些中产父母通过子女培养实践重建起了基于品味的阶层边界；此外，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共存的背景下，部分中产父母寄望于子女超越父代，获取超越文化、地域和技能局限性的文化资本。解释当代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应重视国家、市场、全球化等多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和包括个体家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语境。
# 作者简介 #
朱 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陈 蒙(通讯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是当代中国社会长盛不衰的热议话题之一。近年来，学界的相关讨论多聚焦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变迁，以及阶层壁垒加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也有研究逐渐将注意力扩展至阶层再生产的深层机制。其中，文化资本理论受到的关注也日渐增多，被视为用以解释教育获取和社会地位获得不平等的一种重要理论假设。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教育扩张未能缩小教育获取的阶层差异；另一方面，教育竞争加剧，教育市场化程度加深，“影子教育”大行其道。在素质教育话语的形塑作用和全方位乃至全球化的教育消费市场刺激下，个体家庭除了大量投入常规的课业类培训外，其子女培育策略日益强调文化品味的培养。因此，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文化品味培养和文化资本再生产对于探寻中国家庭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儿童教育和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在养育过程中的品味培养实践具有城市家庭的典型性。本文聚焦城市中产家庭对子女的品味培养，以此深入理解其文化资本再生产如何发生。本文强调，个体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动态发展语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历史地解释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如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重力量推动下发生。此外，必须看到，文化资本再生产是一个受到家庭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影响的过程，而将全球化的影响纳入分析恰恰是在国家、市场之外为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本土化视角。笔者分析了来自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家庭访谈资料，认为当代中国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主要存在三种机制——传递、重建和超越，既不完全等同于已有西方研究对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过程的呈现，也区别于中国社会教育改革和全球化之前的阶层再生产模式。
一、文化资本再生产
与文化品味培养
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和文化品味的代内养成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布迪厄的定义，文化资本指的是一个人所积累的、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文化知识，在交换的体系中扮演着社会关系的角色。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社会变迁，文化资本的概念被不断发展和延伸。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文化品味的培养作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涵盖内容宽泛且难以用明确可视的量化指标测量，但可能对教育获取和社会流动结果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培养文化品味的过程也是个体家庭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阶层划界的行为。
事实上，不少关于文化资本和文化品味的经验研究都为“文化工具箱”这一宽泛的文化资本定义提供了支持。皮特森等人发现，欣赏高雅文化的人群比其他人群更加倾向“杂食”品味——即品味更为繁多，但不局限于所谓的“势利品味”(即高雅品味)，而是跨越了合法性品味、中端品味乃至低端品味，并且这一发现随着时间的变迁更加显著。瓦德基于英国的实证研究显示，布迪厄所谓的合法性文化正在减弱，文化消费的符号等级变得模糊，其研究也揭示出杂食倾向，以及基于阶级的社会区分仍然存在。无论如何，阶级、权力和品味的关系仍在持续，且形式表现更为复杂和矛盾。
此外，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显著增加的全球化时代，局限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的布迪厄理论无疑受到了新的挑战。全球化显著改变了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参数，也导致教育的社会性被重新定义：跨国性技能成为个人教育和职业履历的重要部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成为常态上被期待的价值。有学者基于对德国家庭的研究提出了“跨国文化资本”(trans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包括外国语言技能、跨文化知识与经验，以及对别国文化的开放态度和相应“品味”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这些技能和知识允许个人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社会领域内行动，也能够在自身所处社会的跨国领域中行动。无独有偶，蓝佩嘉在台湾地区中产阶层家庭中也发现了对“弹性公民身份”和“跨国移动力”的强烈诉求，以及为之调整家庭教养策略的意向与实践。随着教育扩张，教育文凭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拥有国际经历和跨国竞争力逐渐成为一种“资产”和“符号资本”，是中产尤其是中产上层展示其在持续地位竞争中所处位置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实现地位区隔的一种方法。
(二)文化资本传递、品味培养与社会流动文化资本、惯习和品味等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探讨文化资本传递对教育获取和社会流动结果影响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但是，学界关于如何定义和测量文化资本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强调学业表现和技能等制度性指标。例如，格拉夫等指出了国家教育体系与文化资本的关系，认为社会化的认知特质(尤其是阅读和语言技能)所定义的文化资本比高雅文化更适用于其所研究的荷兰社会，因为这种认知技能既可以直接传递给子女，也可以通过提供激励性的家庭学习环境和树立榜样促进孩子认知能力的提高，使得孩子在学校体系中获得奖励和回报。
也有学者则强调子女品味和生活方式培养(如艺术文化活动参与)在文化资本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属于后一种研究脉络，关注学业技能以外的品味、生活方式的培养如何促进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文化品味的内容既包括文化兴趣(比如喜欢听何种音乐、喜欢旅游)，也包括文化实践(比如现场听音乐会、国内外旅游和度假等)。本文综合考虑布迪厄对品味与生活方式的分类和访谈数据本身，重点围绕三类文化品味展开讨论：第一类是文化艺术品味，如音乐、戏剧、美术、阅读等文化艺术兴趣和活动；第二类是休闲旅游品味，此类品味在布迪厄看来更多与经济资源相联系，也是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表现最突出的消费偏好；第三类是体育运动品味，布迪厄视之为文化区分的重要领域，如网球是典型的中产文化品味，高尔夫则是典型的中产上层品味，而体育运动在当代中国也是中产阶层培养子女兴趣的重要领域，典型的选择包括足球、篮球、跆拳道等。
从既有的中西方文献中不难看到关于品味培养阶层差异的探讨。然而，由于品味概念的内涵宽泛和难以操作化，以往研究较少直接检验其对于教育获取和社会流动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考夫曼和加布勒从三个维度分析了美国青少年课外活动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证书理论”强调文化资本的追踪记录，在大学入学面试中有重要作用；“文化资本理论”强调熟悉高雅文化形式的学生更易受到大学面试官的青睐；“社会化理论”则强调以学校为中心的课外活动能够培养孩子对学校的认同或者象征意义上的奉献精神，从而提升他们进入大学的欲望。该研究还发现，相比于学生本人所接受的艺术培训，其父母的文化资本(如对高雅艺术的兴趣)因为能够增加子女接触精英文化的机会、增强其智力兴趣和知识的广度与视野，而更有利于学生养成精英大学所青睐的品质。文森特和鲍尔发现，英国中产阶层通过音乐、艺术和戏剧等兴趣班课程培养幼年子女的合法性品味及惯习，目的在于引导孩子学习自我控制、社交礼仪及互动技能等，进而通过“提前规划”帮助孩子增强其在学校体系内和未来的竞争力，促成阶级再生产。在高度强调父母责任和围绕孩子的健康、教育和福利营造各种道德恐慌的社会氛围中，市场和国家共同放大了家庭教育、家庭个体选择和决策的重要性，建构出父母的“无限责任”。
基于东亚社会的研究同样呈现出文化资本与教育不平等、社会流动之间复杂的关联机制。和西方的中产家庭一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产家庭也普遍采取才艺兴趣班、学区择校等“铺路消费”的方式，试图以此为实现社会流动目标积累充足的早期经验。所不同的是，几十年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使这些东亚社会呈现出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特征。在时间维度上，传统观念的力量并未消亡，和现代与后现代的元素集聚、杂糅；在空间维度上，原本在地域上相距甚远的不同文化和观念因素则在空间被压缩的状态下共存，导致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多元性。由此，个人和家庭往往需要以密集、精细、灵活的方式管理和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压缩现代性对私人领域产生的影响。就养育和教育策略而言，伴随着全球化、教育改革和就业市场竞争标准的变迁，东亚的中产家庭也不断调整着其对子女的培养目标。在东亚社会，历来被重视的学业成绩等“显性能力”仍占据首位，同时，“文化包容力、沟通合作能力、自信、资讯使用、学习力”等需要长期培养方可获得的“隐性能力”开始成为中产家庭子女养育目标中重要的扩展内容。尽管有经验研究发现，在东亚社会的教育选拔制度下，培养高雅艺术鉴赏能力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学业成就，也有相当一部分父母在艺术学习等领域的兴趣和品味培养会随着学段升高而中止，但中产家庭在文化品味培养上的投入仍蔚为大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和压缩现代性所带来的“偶发多元主义”下，东亚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分层不同于布迪厄在单一法国社会中所观察到的固有阶层区分，而是增加了东西方文化与制度元素之间的张力，以及对现代教养、文化世界主义、跨国移动力和“弹性公民身份”的向往。
(三)我国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除港澳台地区外)较少关注学业技能以外的文化品味培养，如兴趣爱好、举止行为、价值观等，对于文化资本传递的重要性。在历经社会政治变革和四十年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社会在文化消费领域呈现出较之西方社会更为复杂的格局。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但大众的文化艺术品味呈现出总体单一化的特征。市场转型以来，经济生活差距扩大、教育规模扩张、教育选择多样化和城市文化消费市场日益拓宽等社会变迁为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与品味的阶层差距扩大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渐畅通，本土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杂糅并存，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意义上的多元格局，而中国人的文化品味，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在经历了“断层”之后逐步开始复杂的“重建”过程。
如前所述，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开始考察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在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尤其关注文化资本对学业表现的影响。一部分研究的思路与拉鲁等学者的研究相似，强调教育成就和技能，如“影子教育”对学业表现的影响。相比之下，直接探讨文化品味培养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较为分散。林晓珊的研究指出，中产家庭更加注重学业之外的文化资本积累和阶层品味培养。吴莹、张艳宁关注儿童“玩耍”活动中的游戏、玩具、兴趣班等，探讨了教育理念的阶层差异，指出城市中产父母对于儿童的玩耍和嬉戏往往表现出清晰的教育价值观，将之视为有目的的、系统化培养、凸显特定养育理念的教育内容。田丰和梁丹妮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发现，课外班成为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外的第三重文化资本再生产渠道，而兼顾课业优势与品味的“杂食性”课外学习成为优势阶层家庭文化资本培养策略的重要特征。田丰和杨张韫宇则以钢琴学习为例指出，中产阶层家庭的艺术学习并非文化品味培养，而是一种教育竞争策略，体现出人力资本逻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针对中产阶层家庭所做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经历了两个阶段：2017年，笔者在上海访谈了13位来自中产家庭的母亲，主要聚焦子女养育问题；2018年，笔者进一步聚焦中产阶级的消费品味、子女消费和消费代际差异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访谈了6位父亲和3位母亲，访谈对象均来自中产阶层家庭。基于前文所述的研究问题，本文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将每位被访人的叙述视为能够代表其所在家庭态度和行为的访谈数据用于分析。
三、品味培养与中产阶层
的文化资本再生产
西方文献为揭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提供了若干线索，但如前所述，简单挪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并不能准确解释当代中国语境下可能存在的“重建式”和“断层式”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父母“现在”对其子女的品味培养更可能受到其“过去”流动经历、不同原生家庭中成长经历的影响，同时产生影响的还有其发生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共存时期的对子女“未来”社会流动和生活方式的期望。由此，这种文化资本再生产并不应被简单理解为类似西方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而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机制。
(一)文化资本的传递机制本文的中产阶层被访者均为“70后”和“80后”，阶层背景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典型的中产或白领家庭(其父母在退休前或现在仍为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医生、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等)，也有一部分来自“工薪阶层”或城镇工人家庭，经历了阶层向上流动。此外，少数被访人来自农村，父母除短暂的城市务工经历外主要务农。虽然一个人品味的形成与其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消费品味有密切关系，但从访谈分析可见，中产阶层品味与其阶层背景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蓝佩嘉在研究台湾地区家庭时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在教养理念和养育实践的层面呈现出“世代断裂”与“长辈上身”兼有的现象。与此相似，笔者在中产阶层被访者对父母和自身的比较中发现了文化和消费品味上“代际分野”和“代际认同”的并存。
和比较节俭、更愿意为有形物品付费的父母相比，中产阶层被访者强调自身对乐趣和舒适的重视，以及为服务和文化品味付费的消费取向。例如，在互联网行业担任程序员、年收入达到百万的王先生特别强调，“带父母和孩子出国旅游是值得的”，相比之下他不愿意把钱花在更丰富、更高档的物质产品上，比如换一辆更好的车。他认为汽车作为资产每年都在贬值，而旅游的过程与回忆则更能够带来满足感。在品味叙事的另一面，一些中产阶层被访者表现出对父母消费品味的认同，并意识到原生家庭总体生活方式或家庭氛围对自身品味的影响。作为少数来自农民家庭的被访者之一，金女士特别指出了童年时母亲对“看书”和“不看电视”的态度对自己的影响。到上海定居后，金女士逐渐意识到，母亲的教育观念在当时的农村环境中可谓“超前”，而自己现在家庭对阅读的重视也成为被别人羡慕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和父母的区分还是对上一代的认同，被访者连结自身与父母品味的叙事无不反映出其对“现代性”的建构，将品质、体验、文化消费、旅游和愿意为服务买单等维度视为更加具有合法性的品味。一方面，如果父母的偏好和当下的主流文化品味和消费价值取向之间存在明确的距离，那么被访会试图将自己品味和原生家庭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父母一代的惯习如果和目前的城市生活主导价值“局部重叠”，则会得到子女的认同。这一反思性的叙事在中产阶层家长对子女的品味培养中也有所反映——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追求这些具有合法性和现代性的文化和消费品味，也希望子女能够继承或者延续这种品味。
以上关于中产阶层的品味如何受到父母家庭背景影响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产家长对于子女的品味培养。从其亲职叙事可见，中产家长在日常养育和教育过程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用自己的文化品味或者对职业的热情塑造着某种家庭氛围、组织家庭的文化休闲实践，这形成了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传递机制。
在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大都对自身或者配偶的职业有比较清晰的理解，一些年轻被访者的职业选择是基于兴趣，也有被访者在职业生涯中逐渐产生对相关领域的兴趣。中产职业与兴趣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在对子女的品味培养实践中。被访者潘先生的太太在出版社工作，读书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潘先生家里有很多书，太太也爱给儿子买书。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之下，儿子也开始对阅读感兴趣，“他每天会在那儿自己看书，很早就识很多字，四岁可以背两百多首唐诗”。36岁的唐先生和太太居住在上海，两人都从事互联网行业，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开始对编程产生兴趣，“学着编程，已经学了一年多了，从Scratch开始入手，最近在学Python”。然而，唐先生认为这并非父母刻意培养的结果：
小朋友自己有兴趣。因为她妈妈是做游戏的，小朋友也很喜欢玩游戏，但是我们又不想让她玩游戏，所以我们就说你不能玩游戏，但是你自己可以做游戏。Scratch是自己可以来编辑游戏的，所以她自己做了很多。她自己开发了一款“植物大战僵尸”，僵尸跑、植物追，还做了很多迷宫游戏、纸牌游戏。(唐先生，36岁，上海，互联网企业创业、私营企业主，访谈时间2018年5月)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的中产阶层家长似乎都并未刻意制定兴趣和品味的培养计划，但却运用了自身所拥有的职业素养，实质性地塑造和促进了孩子在某一方面的兴趣和特长。
部分被访者还提及自己对孩子消费品味的培养，传达“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值得付出金钱和精力”的讯息。如服装设计师肖女士和先生就是向子女传递旅游热情和习惯的典型案例。因为时间比较灵活，肖女士一家每年都会在全国旅游，已经跑遍了差不多整个中国。正在上小学和还没上幼儿园的两个儿子也拥有丰富的旅游阅历，“别看他俩小，去的地方不比我少”。律所合伙人白女士在假期通常带着四年级的女儿“在路上”，国内外旅游成为了家庭年度常规项目，国内大概去了三四十个地方，国外则覆盖了亚洲、北美、澳洲等，每次至少持续半个月的行程让女儿增长见识的同时也满足了大人的旅游兴趣，“因为我们也想去看世界”。在目的地选择上，被访者往往有意识让子女广泛接触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并选择自主性较强的旅游模式，如自助游、Airbnb等，区别于“打卡式”的大众旅游模式，让孩子能够有机会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丰富见识。
中产被访者虽然由于时间自由度和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而存在文化品味传递模式和程度上的差异，但大多有意识地在当下的生活中传递自身的惯习和文化品味，他们的子女则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能够产生阶层区隔效应的文化资本。被访者在谈及对子女的未来期望时常常较为低调，强调孩子长大后能够经济独立即可，然而，家长的品味培养叙事又透露出明显的工具性动机和地位焦虑。数位被访者不约而同将自身的养育实践区别于精英阶层，突出体现在兴趣选择、培养动机以及隐含在其中的对子女未来的期待。
唐先生观察到，女儿学校里更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父母不会让子女那么忙碌，而是让他们学习马术、高尔夫等，或者让子女频繁游学，唐先生将这种差异开玩笑似地总结为“富人家的孩子学骑马，白领的孩子学奥数”。基于自身经历，唐先生认为社会地位的上升更多取决于知识、人脉和个人努力，也希望将这种经验连同财富、地位和品味一起传递给女儿。
在此，中产阶层被访者呈现出了对于精英阶层养育实践的浪漫化想象和对自身养育实践的工具化描述——前者指向希望子女享受生活、专注纯粹兴趣的品味培养模式，后者则指向工具性、目标性较强的品味培养模式，并透露出自身艰辛打拼的社会流动经历和与之相伴随的身份焦虑。其依据自身阅历的引导、对自身经验的延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品味培养实践，如体育或才艺等的学习也许并不宜于以“有用”或“无用”做简单概括，而是可以理解为中产阶层父母文化资本传递机制的一部分，反映出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待——希望子女更加认同努力、兴趣与工作的结合，追求优秀的能力与品质。
(二)文化资本的重建机制如前文回顾，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消费研究指出，文化“杂食”已成为一种新的、以品味的形式所表现出的社会区分。本文的被访者也普遍表现出一种“杂食”的品味模式——他们既没有特别追求高雅文化品味，也不会特别拒绝大众(或流行的)文化品味。与其他被访者类似，潘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对高雅艺术的陌生感：“不太喜欢(古典音乐)，我喜欢流行音乐。高雅音乐听过，也不能说讨厌，但是不太懂。你要说古典的，京剧、越剧我倒是听的，中国戏剧我倒是听的。摇滚乐我听，我参加过很多演唱会，但是交响乐我不要听，我不喜欢。”
应当说，这种“杂食”品味并不能简单挪用西方研究中发展出的理论加以解释，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品味有其独特的内涵。首先，在本研究所涉及的中产被访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尽管这并不表示没有自己的文化品味)，这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很多被访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及其父母家庭的文化艺术熏陶被外部力量割裂，学校和社会也同样局限于时代背景而无法提供多样化的文化艺术知识，可以说整个社会对西方语境下的高雅文化的认知至今仍未完全建立。此外，许多被访者的成长过程都深受父母“学业第一”观念的影响，而艺术和体育等特长发展常常被视为学业能力有限时的替代品。不少被访者遗憾成长过程中没有培养一些兴趣或才艺，既未构建起基于兴趣的职业生涯，也未能塑造出文化欣赏能力及生活方式。
其次，伴随个体化、商业化甚至后现代的文化潮流，新兴中产阶层开始面临快速勃兴的文化消费市场。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信息的加速传播，以及比以往充裕的经济资本都推动着中产阶层去接触品类多元的文化消费活动，他们游走于不同类型的文化品味之间——既可能投入时间和金钱去欣赏严肃的高雅文化，也愿意从流行文化欣赏中获得放松或刺激。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能总体越过了“文化势利”阶段——高社会阶层欣赏高雅文化而排斥流行文化，而直接进入“文化祛魅”阶段——高社会阶层跨越文化边界并且不排斥流行文化。转型国家往往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国语境下的“杂食”品味可以说是“压缩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杂食”品味模式下的中产阶层较少持有清晰的培养子女高雅文化品味的观念，但仍会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塑造子女的文化艺术品味，培养广泛的兴趣才艺，跨越文化艺术品味、休闲旅游品味和体育运动品味，当然在性质和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访谈显示，钢琴、舞蹈等经济能力要求比较有弹性的兴趣爱好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子女的“标配”，而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家庭则以更加密集的培训班，或者耗费更为不菲的兴趣爱好(如远途境外旅行)实现区隔；还有一部分文化资本比较突出的知识分子家庭和公务员家庭，更经常带领孩子一起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或去图书馆看书等。多位被访者从孩子幼儿园阶段起就报了多个兴趣班，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通常既有文化艺术也有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高先生给儿子报的兴趣班包括篮球、游泳、法语、演讲和钢琴；唐先生给女儿先后报了美术、舞蹈、羽毛球、游泳等兴趣班，再加上英语和奥数，仅这些课外培训班一年就花费十万元左右。当然也有被访者抗拒这种“打鸡血式”的教育。比如，潘先生给4岁的儿子只报了一个早教课程，但这并不代表他不重视文化品味的培养，区别仅在于这部分中产家长没有依赖培训机构提供的服务。潘先生发现儿子喜欢阅读和搭积木，因此买了很多童书和积木，和太太一起在陪伴中逐渐培养儿子的兴趣，因而这只是一种更加耗费时间和精力、但同样致力于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教养模式。
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成长过程中，或者阶级边界较为模糊，或者主要以经济资本进行社会区分，而文化品味及更广泛的文化资本很少作为阶级区隔的中介存在过——虽然在欧洲和当代美国社会都曾存在。那些看似随意，甚至由孩子自主决定的文化品味培养实践，其实暗含了中产家长对文化品味的理解和对子女未来的期待，并且与家长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紧密联系，最终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这种基于文化品味的阶层区分在子女的养育过程中逐渐建立，实质性地塑造并巩固了阶层边界，可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重建的过程。联系到中产阶层自身的品味和社会发展背景，这种社会区分机制的构建更多是中产阶层无意识的结果，甚至被所谓“杂食”品味和子女品味培养的广泛性所遮掩，连中产阶层自身也难以察觉；然而，伴随国家、市场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其在子女养育实践中逐渐凸显出来。
理解这种阶级区隔构建的动力机制，既离不开指向子女教育获得和未来社会流动的工具性动机，也离不开中产阶层试图影响子女未来生活方式的长远规划。文化品味的培养不仅意味着兴趣爱好，更意味着有助于社会竞争的“特长”与“资本”，这是理解中产家庭文化资本重建机制的关键。在具体的兴趣爱好培养实践中，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和外部的教育环境对中产父母培养子女什么样的文化品味具有导向作用。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一方面，中产阶层以自身对文化品味相对模糊的认知为起点，试图形塑子女的文化品味，并给予了子女生活方式、人格品质等多方面的期待；另一方面，日益扩张的教育消费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在市场刺激和社会比较的共同作用下，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中产家庭对子女兴趣爱好的心态也逐渐由“挖掘天赋、发展特长”演变到避免因缺乏课外兴趣而造成“特短”。
近年来，在中小学教育减负的同时，素质教育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开始备受家庭重视。此外，一部分占有优质资源的高中和大学在自主招生时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强调，也同样推动着中产父母们竭尽所能，试图将子女塑造成全方面发展的竞争者。厉女士关于如何帮女儿安排兴趣课学习的一段话清晰地传达出中产家庭如何顺应教育竞争的需要而建构孩子的综合素质：
我们最多的时候是九门(校外)课，现在我们是语数外三门，(加上)书法、舞蹈、笛子，一共六门，控制在六门。……跳舞我们估计到二年级就不跳了。我这个人也算功利了。学校考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厉女士，40岁，上海，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访谈时间2017年5月)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既有文献所反映的，教育竞争是中国家庭参与艺术学习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中产家庭对子女文化品味的建构可以用前文提到的“证书理论”和“社会化理论”来理解：除了实质上培养高雅文化品味，文化资本对升学的作用还体现在可以转化为漂亮的简历，从而增加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势。
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被访者普遍没有表现出对流行文化的排斥，但是只有少部分被访者培养子女学习打鼓、街舞等更倾向大众文化的兴趣爱好。同时，不同于大众对电子产品的普遍拥抱，中产阶层也更谨慎地评估此类产品对子女的影响，甚至明确表示限制子女对电子产品的使用。这其实关系到中产阶层所理解的文化品味培养的意义——虽然当下的教养实践可能体现出对“有用”或“无用”的考虑，但对于文化品味对子女未来生活方式、生活品质可能产生的影响，中产父母并非没有意识。
正如高先生强调，相当一部分中产家长将从小培养“艺术性”视为培养基本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敏锐的思维方式，而这些对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获得和生活方式的塑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你受过良好教育，当你的基本素质很好的时候，你一定会在一个阶层以上。……我觉得，如果你个人性格完好，有很好的艺术性，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体比较健康，思维比较灵活，那我觉得你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高先生，46岁，投资人、私营企业主，居住在北京和温哥华，访谈时间2018年9月)
可见，对于中产家庭而言，所谓的“品味培养”未必是仅仅追求短期效应，而是关系到一个人未来的生活方式——学习的过程渗透着更深层次的品质与价值观。换言之，文化品味的培养既具有满足教育竞争需要的工具性作用、形塑未来生活方式的直接区隔作用，也可能存在转化为价值观、人格等文化资本其他方面的间接效应。
(三)文化资本的超越机制中产阶层父母的文化资本占有普遍存在技能性和地域性的局限，这一方面与其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有关。虽然少数被访者因工作性质(如工作于外企)或亲属网络而拥有所谓的“跨国文化资本”，但是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乃至社会资本普遍局限于所谓“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域流动和跨文化、跨国界的职业流动。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阶层流动轨迹大多始于高等教育之后，步入职场后除了应付日常高强度的工作，还需要经常参加各类培训，补充相关知识来保持竞争力，保持自身优势，应对年龄等因素可能带来的职场危机(如程序员李先生提到)。可以说，从教育体制下的努力到职场上的“充电”，其文化资本普遍指向学业和职场技能。可以说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技能性特征主要出于地位焦虑，尤其是其职场危机意识。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仍有一些被访者(即便是缺乏跨文化与跨国界接触的人)希望子女超越自己，他们培养子女文化艺术品味和丰富的兴趣爱好，希望子女成为具有国际交流能力、国际视野的人。超越机制的本质在于子女养育过程中不断拓宽文化资本的类型和范围，以获得最终的选择自由。
跨越课内和课外、学业和兴趣的弹性教育，其前提是中产阶层自身拥有更丰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从而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发展空间。基于自己小时候没条件培养兴趣爱好的经历，安女士认为品味培养非常重要，至少跟学业技能同等重要：
我的孩子最好能有一个自己的兴趣，不要光是学习，他要真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做饭、做面包，我觉得这是我家孩子的兴趣，这些东西不一定非要成为他日后谋生的手段。(安女士，37岁，上海，国企管理人员，居住在上海，访谈时间2017年3月)
那些事业较成功的被访者，虽然在努力和上进方面为孩子树立了良好榜样，但在子女文化品味塑造方面，也力求孩子能够超越自己。律所合伙人白女士年收入高达四五百万，属于典型的“中产上层”，却在访谈中感慨自己“比较无趣”、“好像唯一的兴趣就是工作”，在这一点上她期待女儿能够超越自己，给女儿报了钢琴、舞蹈和美术方面的兴趣班，她解释自己的动机是，“自己比较无聊，希望小朋友生活有趣点，有趣的灵魂嘛”。白女士用“无聊”和“有趣”相对应，反映了文化资本的“超越”机制。
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玩儿”，是“无用的东西”，但中产家庭却认为能够帮助孩子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丰富人生可能性甚至塑造人生意义。如高先生谈到：“我现在给他增加这些东西(各种才艺兴趣的培养)，完全是让他综合素质提升，就是让他在选择的时候更有力量。”
如果说对学业要求的超越已经能够创造更多选择，那么超越地域性文化资本的努力则体现了中产阶层家庭对于孩子更具灵活性的人生的期望。访谈发现，中产阶层常希望通过“行万里路”培养子女更为开阔的视野。有些被访者指出，相对于国内旅游，境外游不仅能够拓宽视野，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国际交往能力以及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Gerhards的德国研究和蓝佩嘉的台湾地区研究中所指出的对所谓“跨国文化资本”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京沪两地中产阶层父母的教养模式中，且形式极其丰富——从早教阶段开始的英语培训班、各种渠道的英文夏令营到定期的家庭境外游乃至跨国社交聚会。这些耗时与耗资不菲、看似是“玩”、实则覆盖了满满教育日程的活动正反映了中产阶层家庭对全球化之下教育竞争范围和竞争标准变迁的认知。
就境外旅游而言，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不同程度将旅游作为孩子假期的重要活动，他们倾向自由行，比较排斥热门、商业化的景点；有所区别的是，经济条件较好、孩子年龄较大的中产家庭更侧重参观世界名校，或者拉长行程去融入当地生活，为孩子未来留学做探索。
从现在的品味培养努力联系到对子女未来的期望，一些被访者用不同的叙述都希望子女超越自己或者自己这一代人的局限性，比如赵先生认为未来子女这一代会更加“有品味”，而不会产生大量“暴发户”式的消费方式；潘先生希望儿子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而不像自己这代人一样“一路从应试教育走过来”；唐先生希望女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痛苦地为生计所迫选择人生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被访者直接在自己的过去、当下的品味培养和教育以及未来的文化资本超越之间建立关联，指向一种设定了“底线”和为之铺垫了经济资源准备的选择自由。也有被访者在相关问题上直接表达了阶层再生产的诉求：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如果我把他教育得很好——所谓的很好，就是比较知书达理啊，个人能力啊，各个方面，将来他的教育理念要比我更好。那也许在第三代身上，又是一个质的飞跃。(柏女士，36岁，上海，中产家庭全职主妇，访谈时间2017年6月)
在这里，中产阶层家庭对于文化资本在阶层再生产中的作用表现出清晰的意识，在与当下实践密切关联的未来期待中，他们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和文化品味建构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虽然前文分析显示出中产阶层对子女未来社会流动有一定程度的焦虑，比如子女培养的工具性动机以及对努力上进态度的传递，但是“超越”机制体现了中产阶层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既有对自身文化资本和更激烈的竞争环境的焦虑，又有对子女可能达到的更完美的人生状态的期待——不仅希望子女的生活充满动力，甚至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着眼于一种丰富多元且保留着选择自由的人生的培养。不管这些期待能否实现，重要的是它们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反思和认知，这本身就塑造了阶层区隔。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城市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基于在京沪两地采集的质性访谈数据发现：当前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可以用“传递”、“重建”、“超越”三重机制解释。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点：(1)中产阶层父母虽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背景，但通过教育和职业已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并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子女，是为“传递”。(2)尽管许多中产阶层父母由于成长时代和社会环境限制，并未呈现出布迪厄论述中所刻画的具有鲜明阶层特征的文化品味，如对于高雅艺术的偏好，却在日常的养育实践中试图通过形塑和建构子女的兴趣爱好建立起阶层之间的边界，占据教育竞争的优势，亦即本文提出的“重建”机制。(3)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还具有超越自身技能性和地域性文化资本的特征。在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市场突破国家边界和跨国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预期推动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尤其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跨国文化资本的积累，并追求学业技能以外的更加丰富多元文化品味的培养，而其对文化资本的作用也往往抱有更深层次的长远预期，是为“超越”机制。
在所谓时间和空间维度下都呈现出“压缩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仅存在与西方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的文化资本传递机制，还存在“从无到有”的重建机制。所谓“无”，既是指文化品味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一度相对松散，亦是指阶层区隔一度更多地基于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在中产阶层自身的“杂食”品味和子女品味选择的广泛性的遮掩下，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传递阶层意识、驱动社会再生产，基于文化品味和文化资本的阶层区隔也随之得以重建，从而实现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超越”。这种“超越”主要指对于自身和父辈家庭文化资本的超越，体现了中产阶层对当代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流动竞争的认知，并且联系到自身文化资本的局限性和对子女未来的期待，似乎又处于一种兴奋和焦虑并存的心态，而这种反映在子女养育实践(包括文化品味培养实践)中的复杂动机、认知和心态，在现有研究中鲜有关注。
近年来关注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父母和西方社会中的优势阶层父母一样，通过各种途径推进和保持子女的竞争优势。然而，父母在养育中并不仅仅是通过有形、可见的方式向子女传递文化资本，还会传递态度、品味和价值观。从西方的精英阶层研究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正是这一相对无形的代际传递机制成为有形、可见教育成就的强大辅佐力量，确保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个体具备了其目标阶层所强调的秉性和气质。因此，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理解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和养育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同时，本文强调对个体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分析。绝不可能忽略其个体的阶层背景、对未来的期望和家庭外部结构变迁等因素的作用。事实上，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的品味培养既是对自身社会流动诉求的实践，也是对教育政策和教育市场两相呼应所创造的素质教育“需求”的迎合。
考虑到子女处于学前和小学阶段的中产家庭更多投入兴趣爱好培养，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此类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聚焦于中产阶层父母在子女人生早期关于文化资本和品味代际传递的实践。当然，这与子女处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阶段的家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肯定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留待作者未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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