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航｜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百年变迁

摘要

ABSTRACT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国际秩序观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对外政策理论，指导外交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积极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主张，党的国际秩序观不断深化拓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世纪。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角度观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变迁规律，具有何种世界意义，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与国家治理密切互动的时代背景下，这应该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议题。

■  王宇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一般而言，国际秩序是指能够保障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目标和行为的机制与模式，国际秩序观则反映了国家对自身目标和行为与国际社会保障机制之间的互构关系。对于“国际秩序”的内涵，英国学派提出“普遍目标”说，美国自由主义学派提出“国际机制”说，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秩序也存在不同的学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时代”为单位，审视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总体情况，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秩序观。列宁进一步区分大时代与小时代，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理论判断。

1921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逐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国际秩序观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等对外政策理论，指导外交实践，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国际秩序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积极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主张，党的国际秩序观理论不断深化拓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世纪，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角度观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变迁规律，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与国家治理密切互动的时代背景下，这应该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议题。

政党与国际秩序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活动的核心力量，尤其执政党的外交政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来源，而国际秩序观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对外政策是“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体(常常为国家)所实施的对外关系的集合”，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国内政治是决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一)政党与国家对外政策关系的理论阐释

钟准在《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一文中梳理了政党和对外政策关系，比较了八个国家案例，归纳了六种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多党制下参与对外政策的政党较多，并具有特定对外偏好，从极端多党制(意大利、以色列)到温和多党制(德国、法国)，极端政党的影响力减弱，政府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增强；两党制下政府任期稳定，传统上两党对外主张趋同(如相对两党制的英国)，但两党制也存在极化竞争，尤其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客崛起，加剧了两党分歧(如绝对两党制的美国)。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一党主导制的日本和一党领导制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更加集中，较少受其他政党的掣肘，更有可能主动统筹外交与内政。一党长期执政就有条件使用长线的战略思维，统筹国内发展实际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周期变化，制定长期对外政策原则和近期外交政策目标，进而形成较为稳固的决策系统和外交政策理论。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研究，存在两种研究阐释路径：第一，“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国际主义”模式。自成立起，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推行殖民统治，疯狂瓜分世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国际革命，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是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的典范。这种研究模式将阶级属性作为影响党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同样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给予援助的观念动因，尤其体现为毛泽东在1960年代提出的“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更突出说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此时对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影响。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调整，在这种模式的观点中，认为存在两种扩大：一方面是政党交往对象的扩大，集中体现在十四大党章对外政策部分调整的解读研究，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退出官方话语体系后，逐渐退出学术讨论；另一方面是共同利益的扩大，主要是十六大报告提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概念后，中国的国际主义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这种逻辑的理论延展。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责任”模式。这种研究路径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蕴含的国际秩序观，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源自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积淀和历史传承，体现了深厚的世界责任担当。建党之初，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彻底的公平正义，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深度契合。这种模式重点在于阐释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着眼于争取对改革开放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经济贸易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提升，文化自信逐渐呈现，更多地凸显中国的主体意识，更强调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国际话语中的渗透和转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创新基础上建构当代世界秩序，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体现了“家国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渊源。

(二)中国共产党确定国际秩序观的法理原则

从法理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包含了应然的评价要素和实然的解释要素。应然的评价要素主要指人类社会发展和主权国家相处的国际愿景观和为实现此目标应秉持的国际正义观，实然的解释要素则主要指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地位观和推动国际社会实现国际愿景、坚持国际正义的国家行为观。世界愿景、国际正义、国家地位、国家行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四要素，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则”的对外政策部分有充分体现，决定四要素变化的主要原则也可以在党章的总体叙事结构中找到，因此属于党章的权威性赋予的法理原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是党全部政策的总依据，是政策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时代主题反映了党调整对外政策、确立国际秩序观的伦理前提，是政策进步性的主要依据；历史任务则是落实立党宗旨和承载时代主题的实践指向，是政策务实性的基本依据。

第一，“性质宗旨”确立的合法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了“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党的十六大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决定了立党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贯穿百年历史，是党在各历史时期制定大政方针的根本遵循，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及人民利益。“初心使命论”将党的国家使命和世界使命有机贯通，将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密切结合，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时代主题”确立的进步性原则。“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追赶世界发展脚步的过程中，早已洞悉国际社会不仅仅是比拼实力的角力场，还有国际公平正义。国际法学者亨金认为，“在国际生活中，在一个既没有政府也没有掌握垄断性暴力的权威中央机构的体制中，法所追求的秩序源于对国际和平的期盼……和平至关重要，但光有和平是不够的。国际体系所要求的，国际法试图促进的，是在和平框架下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秩序”。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伦理前提和道德基础首先源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善于做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从建党之初寻求真理于东西、求民族解放自立于世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再到改革开放后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发展进步的历程，也折射了世界秩序变迁中不同历史时期对国际公平正义的需求。

第三，“历史任务”确立的务实性原则。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与国际公平正义需要在实践中变为现实。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值得世界欣赏。欧洲中国问题专家柏思德认为，中共能够快速地作出决策、执行政策来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先后确立“三大历史任务”“三步走战略”“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历史任务。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是担负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先进政党。同时，随着民族复兴的加速，国家利益与世界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到90年代的“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交流”，再到21世纪的“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边界超越国界，多边机制、国际合作和全球经贸秩序都事关中国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越来越多地反映了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扩大共同利益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理性主张。

放眼世界的觉醒者：

从理想世界主义成长为理性国际主义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惨败、清末变法失败、中华民国建立、军阀混战，20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自强不仅在于器物与制度之变，更在于人心与知识之启蒙，故以中国传统礼教为批判对象，求救国之法于西方诸国。因此，五四运动前，致力于启蒙的先进知识分子侧重于把西方列强看作世界先进文明的化身，并未刻意强化其侵略者的身份，更愿意相信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身。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反转，当把中国与西方分别贴上“落后”与“文明”国家标签的时候，掩盖的是话语背后的不平等及塑造“文明进化”话语的西方霸权。更为严重的是知识霸权把中国置于西方势力和话语支配之下，企图抹杀中国主体意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救国真理。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因为在俄国革命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根源，他们开始在世界结构中探寻中国革命和独立自强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在世界多国同时爆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突破了这一论断，但列宁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1920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系统阐释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方面是一国无产阶级斗争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俄国革命的世界主义精神再次点燃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的时候，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他们也必然具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萌芽，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都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有过论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世界主义精神，“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人之今日精神……倾向于世界主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毛泽东在1920年给新民学会会员的回信中也表示，应该“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周恩来认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正是基于中共早期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集体意识，中共二大宣言对世界形势作出分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日益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直陈中国的反帝运动也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在二大制定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首次申明：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苏俄为师开展中国革命斗争，这表明早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非常成熟，展示出来的国际秩序观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城市的工人阶级也比较壮大，在城市有革命成功的阶级基础。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发达农业文明的古国，近代又沦为半殖民地，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成的反动统治力量异常强大，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需求最迫切的底层民众，中国的革命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和道路。

照搬俄国革命的做法，将马克思主义本本化、共产国际的领导教条化，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屡次受挫，刚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不得不面临“国家迁徙”和“军队转移”。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经验和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指挥红军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领导集体等方面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开始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出发，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目光从马克思主义的他国实践转移到本土中国，中国革命的“中国意识”的出现和成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渐次开启。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和世界大革命与战争前夜的紧迫形势，确立党的策略路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维护中国工人农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为了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制定了十大纲领，并要在抗日战斗中求得纲领的实现。因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瓦窑堡会议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走向成熟的标志。一是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第一次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全民族的先锋队，作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进而斗争的需要，中共准确定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依靠的阶级力量和群众基础，并在革命斗争中将维护阶级利益和全民族利益作为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就必须积极争取苏联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同时要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为中国革命尽量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二是继承了中共建立早期的国际主义精神品质，通过分析世界革命与战争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脱离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有力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世界革命。可见，此时中共国际主义精神已经更加成熟理性，能够把握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主要价值原则已经基本确立。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关关系问题”。这就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党在全国执政后，中国融入世界秩序并开启与其他国家平等互利交往新局面奠定了政策基础和理论准备。

屹立东方的执政者：

在“三个世界”战略空间中

争取和平反对战争

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大外交决策。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另起炉灶”针对国民党时期外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在华合法性问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开办的各类机构，消除帝国主义对对外贸易和海关管理的把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在不承认外国在华机构合法地位基础上，取消国民党政府时代帝国主义在华所有特权，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一边倒”是基于当时已经形成的美苏两极对立世界格局，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坚定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中共外交三大原则，有效解决了“承认、援助、安全”三个关系新生政权稳固性的核心问题。一是率先赢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部分亚欧国家的承认并顺利建交，打破了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谋；二是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工业发展较为薄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工业基础，为在十几年内建设初步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提供了较为强大的技术支撑；三是中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场，面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毛泽东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重大决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以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深刻诠释了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为人类和平和正义事业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塑造了一个崭新东方大国的国际形象，也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国际秩序观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面对二战后两极格局中战争与和平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1950年指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在国际上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内涵。因为只有抑制战争、争取和平，才能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才能为国内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与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会议后半段改为“中南半岛”)问题，中国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积极斡旋，广泛接触相关各国，推动了中英关系发展，为日后中美通过日内瓦管道进行谈判沟通埋下了伏笔，也提升了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和平问题上的影响力，以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改写了美国操控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形象的污名化。二是朝鲜战争胜利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思考如何与其他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友好相处。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谈判解决中国西藏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的序言中。毛泽东在1954年多次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出于双方意愿和平共处，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在同年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标志着党的外交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最高意志，在全国执政后，党的外交政策日臻成熟。三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下，中国外交取得新进展。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美国多次干扰破坏，部分出席会议代表也大谈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发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和平的国家形象，积极促成了亚非会议的成功，并形成了“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万隆精神。万隆会议结束后，一批亚非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成立后第二波建交潮。

196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美苏两极对峙，局部冲突不断。实现民族解放的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组建新的主权国家，获得了独立开展外交的自主权，成为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和公平正义的新生力量。西欧和日本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对美国依赖性降低，冷战初期形成的两大阵营开始瓦解，中间地带成为美苏争取的重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大阵营内部的松动。1954年，毛泽东在同来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提出，“美国反共……首先是占领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其他发达国家。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非拉国家都是在二战后反殖民地斗争中新解放的民族国家，与中国在近代有着类似的国家命运，因此，在追求国际公平正义方面有着类似的立场和主张，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可信赖的伙伴。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大陆十国和亚洲三国，给非洲这块觉醒的大陆和阿拉伯国家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非洲访问掀起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的建交热潮，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中苏交恶后，中国面临来自北方巨大的战略压力，1969年珍宝岛战役更加剧了中国对来自苏联威胁的警惕。1970年代，中共决策层对国际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的判断就是世界大战主要威胁来自美苏，相对而言，苏联威胁更大更直接。因此，要维护自身安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首先缓和中美关系，改善与欧洲、日本等第二个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于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战略决策和外交运筹下，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现代“大外交”精彩上演。在中美外交关系破冰之后，中国与欧洲、南美等一大批国家陆续建交，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系统下属机构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空前提升。1974年，毛泽东在同卡翁达会谈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正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代国际秩序观的理论定型。坚持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拓展中国的外交舞台，这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对外开放的变革者：

在国际主义迭代中维护和平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一轮科技革命初露端倪，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凸显，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先后出现“新经济”形态。随着经济形态的变革，国家间行为方式发生变化，由美苏两大阵营国家意识形态对立、局部热战的短期竞争转变为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要素在内的综合国力的长周期较量。世界虽处于美苏两极格局中，但美国在越战后国力下降，苏联也全面收缩，国际格局出现缓和迹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定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对世界格局的认识也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判断逐渐改变，集中体现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即“两个转变”。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同年，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标志着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后的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作出了新判断，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为推进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奠定了战略前提和政治基础。

有了相对缓和的总体国际环境，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总不能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中国是否要融入国际社会，如何融入？通过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实际的判断，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这一对外政策调整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和时代动因，“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个任务”。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中，都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对外政策作了重新表述，提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中国改变了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在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出了“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重要论断，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最高意志。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定位是“积极参与者”，中国外交获得全方位发展，这符合党在1980年代的历史任务和国家利益。中国抓住全球化历史机遇，主动“引进来”国外资金和先进设备、技术，坚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系列反映对外开放时代主题和体现现代经济管理要求的法律文件，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相继出台。在实践中，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开放领域的改革，如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逐渐放开外贸经营权，采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方式，不断引入国外资本，成效显著。这一阶段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逻辑在于“引进来”为我所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文化也日渐繁荣。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群众活动，都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两极格局解体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1992年初，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巡视深圳等地，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坚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轨道，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我们党在199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了加速改革开放，进一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因此，两极格局之后，争取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能够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经过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深入认识，党中央作出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判断，积极调整党的对外政策，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解，即“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系统提出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总体想法，并对党章序言的对外政策部分作了较大篇幅修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打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改变了根据意识形态塑造国际秩序的惯性，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多边体系，继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多边机制后，“最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加入WTO，在WTO中遵循国际法规范，并积极参与争端解决”。党章不再保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不是表明中国放弃了国际主义，而是国际主义在迭代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追求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不是单纯以意识形态作为选边站队的标准，而是从国际法规范的作用和限度的角度思考国际事务的架构，这适应当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阶级变动的实际情况，也符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代需要，同时也是融入全球大市场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向型特点逐步显现，对国际贸易繁荣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我国进口贸易的世界排名是第13位，2009年至今稳居世界第2位。进口贸易稳步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甚至超过50%，对全球贸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恢复起到重要拉动作用。不仅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在国际经济危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响应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提议，努力促成多边国际机制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同时，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同传统贸易伙伴的合作水平，建立高水平自由贸易机制，并积极推动同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促进下，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分工日益复杂，阶层利益分化重组，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新的形势。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在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之后，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作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已经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者逐步转化为维护和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者。中国积极利用21世纪战略机遇期，推动国际社会不断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1990年代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的基础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主张，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作用，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坚持互利合作，建立开放的国际经贸机制，实现全球普惠；坚持包容精神，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提高。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愈加立体丰富，并随着中国文化的逐步复兴，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被吸收进中国的政治法律话语体系，开始成为擘画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文化要素。

应对变局的引领者：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时代之问”

人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共识”土崩瓦解，自由主义模式破产，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稳，南北发展鸿沟日渐严重，个别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难民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成为全球性问题，人类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2017年1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主旨演讲中借用狄更斯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喻指当今世界的发展与挑战，进而提出了“世界到底怎么了”的“时代之问”。破解“时代之问”，首先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定力和理论思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国际秩序发生加速变革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主题观、宗旨使命观、历史任务观作出了系统创新。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大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把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作为重中之重，“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党的十九大对新形势下的国际秩序作出重大战略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事实已经证明，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国际秩序新判断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民粹主义回潮、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国际社会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屡有出现，给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带来严峻挑战。在2018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意味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要牢固树立危机意识，要善于“变局之中开新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物流阻断，国际经贸合作受到重大干扰，极少数国家更是肆意破坏国际和平。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出现重大重组，显示了中国国内市场发育的逐渐成熟和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但这绝不是关起大门，而是为了更好地对接两个市场，促进世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方位。在世界大变局中，明确中国的时代方位对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至关重要。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是世界经贸发展的重要引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人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各式“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2014年3月，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正是在“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使命的促动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维护多边机制并在逆全球化下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毛泽东当年期许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引领国际合作，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习近平在100多个国际场合进一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与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60余次通话致函中，习近平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抗疫的重要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性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回答“时代之问”的系统方案，对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全方位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国际合作倡议，中国一方面发挥自身发展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对外开放进入2.0时代。另一方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支持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均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发展，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四，平等多样包容开放的全球文明观。人类在几千年里创造了多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在近代以来创造了深刻改变世界的现代文明。世界没有哪两个文明是一样的，每种文明都有它自身的魅力和特质。尽管近代文明发端于西欧，并随着西方各国的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地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上，而且，转型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是很好地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养分，不断加以创新并发扬光大。全球不存在比其他文明高人一等的超级文明，破解当代世界发展难题更需要激发各种文明智慧，实现文化的自我深化，促进世界文明形成竞合生态，而不能走向文化内卷、精神凋敝。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中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民族精神注入时代精神，为中国走向世界树立最为深沉厚重的文化自信。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秉持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搞一种文明替代另外一种文明，不提倡价值观与特定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所谓“普世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奉行平等包容开放的全球文明观念，坚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从诞生之际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政党，在人民解放、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学习与世界打交道，在成熟对待自身传统文化和其他国家文明的同时，担起了一个世界大党的政治道义。

结  语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年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与世界深度互动互融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时代巨变、世界重组与中国的内在关联。经过浴火重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展日新月异，精神面貌更是发生革命性变化，建构了基于中国实践的主体自觉和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三大思想来源，也是建构“中国共产党与新文明”这个时代课题的思想进路。“新文明”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和推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历程。此文明之“新”：一是“老树发青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国吐故纳新，焕发新的文明生机，演绎了新的文明内涵，丰富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选择，从向外部寻求文明变革的合法性，转变为顺应文明自身演变规律而自主自觉地拓展文明的疆域；二是“新桃换旧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顽疾，中国崛起不靠掠夺和霸权，是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的和平发展之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三是“环球同凉热”，经济全球化虽遇挫折，但发展潮流不可逆转，新冠肺炎疫情更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共存、风险与利益共担，人类社会必将遵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提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时代方案，是当代中国文明给予世界的重大思想贡献。在世界再次发生力量重组的时代路口，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只要我们秉持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摆脱各类“东方主义”的他者视角的干扰和内化，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能够避免内卷化带来的各种困境，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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