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欣 顾 源 ｜ 收敛还是发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的年龄—世代轨迹

摘  要

在老龄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呈收敛还是发散趋势？这是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使用“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追踪调查（CLHLS2002—2018）”数据，并采用“分层年龄—时期—世代增长曲线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关系分析后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分层敏感性：教育方面，上过学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虽然略高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口，但健康梯度未随年龄和世代变化而改变（即平行趋势）；非农劳动者相对农业劳动者的健康优势随年龄增加而逐渐收敛，且在不同出生世代间保持一致；有足够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优势随年龄增加在年轻世代间呈发散趋势，而在年老世代间呈收敛趋势。

作者简介

刘 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 源，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目  录

引 言

一、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及健康不平等研究回顾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三、数据分析

结 语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居民的社会生活质量快速提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身体素质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却面临着“未富先老”的老龄化趋势。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2001年该比例正式超过7%，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根据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的一般定义（即一个地区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则该地区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在1999—2000年前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以来，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快速提升，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3.5%。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尽管全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健康水平平稳提升，但与增龄伴随的认知、运动、感官功能下降，以及营养、心理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约为2.64亿，其中约4000万失能或部分失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8%，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老年慢性病人口的增加加重了公共医疗服务和卫生体系的负担。在这些现实背景下，党和政府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并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成立了相关组织，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公平，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以往研究指出，老年人口在自评健康、生理健康、精神健康等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城乡、东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不同性别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对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的变化趋势探讨不足。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追踪调查（CLHLS 2002—2018）”数据，对近2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着重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年龄—时期—世代变化趋势。

一、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

及健康不平等研究回顾

社会流行病学将不同人群健康水平的差异（即健康不平等）视作更大范围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关注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并强调社会结构、制度性因素等作为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根本原因。在健康界定上，社会流行病学也不局限于研究特定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结核等），其关注的范围更广，如精神健康、主观自评健康等。社会流行病学把关键社会决定因素根据因果距离远近区分为远端因素（Distal Factors）、中距离因素（Mid-range Factors）和近端因素（Proximal Factors）。远端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文化，以及在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等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或物理环境等。远端因素通常不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结果，而是通过其他中距离或近端因素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结果。中距离因素包括家庭规模与结构、邻里关系、社区环境以及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支持等。近端因素是离个体健康最近、对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一系列损害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如抽烟、酗酒、高能高热饮食、睡眠不足、久坐或缺少体育锻炼、危险驾驶等。国内人口学和社会学健康研究在借鉴社会流行病学理论的基础上，特别关注特殊群体（如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妇女和儿童等）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接下来重点回顾有关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及不平等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呈现平稳提升趋势，尤其是平均预期寿命得到显著提高，但健康预期寿命的上升并不明显，主要是残障预期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城乡之间，城市地区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地区之间，东部地区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较好，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较差；不同性别之间，男性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比女性要好。

（二）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口的认知、日常活动能力和感官功能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不同老年人口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差异。国内研究针对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因素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总体上认为，中国城乡、不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医疗资源分配、医疗服务利用和可及性等方面的差异，城市相对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口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风险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拥有医疗保险（及不同医疗保险类型）或养老保险相对于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口而言，在自评健康、心理健康、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情况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良好的社会资本与网络、积极社会参与或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等对老年人口的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日常活动能力等方面也有积极作用。家庭对老年人口健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家庭居住安排（和子女同住）、子女对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生活照料等对老年人口身心健康、自理能力有积极促进作用，并降低老年人口的死亡风险。婚姻对老年人口健康具有保护作用，有配偶老年人口更能承受外部环境压力，调节自身适应社会变化。因而，有配偶对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死亡风险有积极的庇护作用。健康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口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长寿等方面也有积极影响。也有研究将老年人口健康置于生命历程的视角下予以考察，认为生命早期是成长发育的机会窗口期，早期健康奠定了个体未来发展的基础。生命历程视角关注童年经历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对健康的影响及变化效应。研究发现，童年不利的生活处境（童年逆境） 对于老年健康具有长期影响。

（三）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口健康

尽管上述研究已经充分展现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但社会流行病学认为，社会结构因素是人们健康差异的根本原因，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在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精神健康、主观自评健康等方面都要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人口。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成为普遍现象，国内研究中也发现类似趋势，高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在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功能状况和预期寿命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的解释主要认为，高社会经济地位通过食物获取、体育锻炼、文化娱乐/休闲活动和生活幸福感等对老年人口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研究的核心在于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的变化趋势，即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是独立地对健康产生影响，还是存在交互作用（调节作用）？如果年龄在健康差异的变化过程中，没有调节作用（仅有主效应），那么便不存在老年人口与一般成年人口的差异。以往研究中，关于社会经济地位随年龄增加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效应（年龄的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收敛效应”与“发散效应”。 “收敛效应”认为，中年时期和低龄老人中不同地位人口的健康差异较大，在高龄老年期健康分化则会变小甚至消失。“发散效应”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累积优势理论，认为生命历程中的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累积会对以后的生命形态产生影响，而早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将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累积，从而扩大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差距。另外，根据健康选择理论，早年不幸还可能导致成年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下流动，进一步加剧健康负面效应的累积。

劳瑞（Lowry Deborah）和谢宇使用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评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了累积效应和发散效应，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会抵消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李建新和夏翠翠在通过对不同高龄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分析后发现，不同健康指标对社会分层具有敏感性差异：在自评健康方面，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随年龄增加出现收敛效应；在心理健康方面，则呈现发散效应；除了此两种效应之外，如以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在患病率、心理健康等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平行效应，即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未随年龄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在上述研究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变化的效应（发散还是收敛）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国内学者对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已经基本上囊括了社会流行病学所概括的近端、中距离和远端因素，相关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的健康研究也基本吻合。但国内人口研究更多强调老年人口健康的性别、城乡和地区不平等，对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健康差异及变化趋势关注不足。在部分涉及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中，由于截面数据的原因不能反映健康不平等的变迁趋势；在追踪数据中，由于未能很好地控制年龄、时期与世代的共线性，不能精确反映解释变量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国内权威追踪调查数据和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着重分析老年人口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健康差异及年龄与世代变化趋势。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简称CLHLS）”。该调查于1998—2018年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随机抽取了大约一半县市共进行了八次跟踪调查（即1998/2000/2002/2005/2008/2011/2014/2018年），累计调查101179人次（不含亲属），收集了调查期间老人健康状况、生活质量与医疗和照料需求成本等详细数据，以及调查期间死亡老人的相关数据。有关该调查的调查背景、研究目标、样本设计和数据质量等可参考曾毅的介绍与说明。该项目调查数据质量经过评估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数据信息十分丰富，研究潜力巨大，是国内学者开展健康研究的权威数据。项目在1998年和2000年两次调查中，采样和追踪调查对象主要为80岁及以上老人，2002年及以后，项目组将年龄范围扩大到65岁及以上（含少数60岁以下的中老年人口）。本研究根据核心变量测量主要选取了2002年及以后年份的调查数据，在剔除部分缺失值之后，共获得分析对象60754人。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是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在以往人口研究中，不同学者使用了多种健康指标测量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如精神健康、自评健康、日常活动能力、认知能力、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特定类型疾病等。本研究使用精神健康作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量指标。精神健康主要通过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过去1—2周）的抑郁情况测量。部分测量指标在不同调查年份数据中有一定变化，但总体都来自CES-D量表，本研究选取了在历次调查中重复测量的7个问题作为精神健康的测量指标。这7个问题分别是：（1）您是不是经常感到紧张、害怕？（2）您是不是觉得孤独？（3）您是不是觉得越老越不中用，做什么事情都很费劲？（4）您是不是觉得与年轻时一样快活？（5）我遇到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开。（6）我喜欢把东西弄干净。（7）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选项设置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5个等级，编码依次为1—5。本研究将7项指标得分加总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取值为0—100分的连续型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教育、职业和收入是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本研究也分别从这些维度测量老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1）教育水平，由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绝大部分老年人口并未接受过教育。所以，本研究只区分了老年人口是否上过学两种情况，上过学编码为1，未上过学编码为0。（2）职业地位，根据老年人口在60岁以前主要从事的工作类型测量。尽管调查问卷区分了行政管理与专技人员、一般职员/服务人员、家务劳动者、农民和其他类劳动者等不同工作类型，但由于农业劳动者占据绝对数量，所以本研究也只划分了农业和非农业劳动者两种情况，前者编码为1，后者为0。（3）收入水平，采用是否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作为收入的替代变量，1表示够用，0表示不够用。

本研究将老年人口的一般人口学变量和童年经历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及平方项/100；出生世代，根据出生年份（调查中老年人口的实际出生年份范围是1884—1967年）分布，以10年为一组将老年人口划分为7个出生世代（即：1900年以前出生、1900—1909年出生、1910—1919年出生、1920—1929年出生、1930—1939年出生、1940—1949年出生和1950年以后出生等），编码依次为1—7；婚姻，在婚有配偶为1，单身无配偶为0；居住地，城镇为1，农村为0；童年是否经常挨饿，是为1，否为0。为了控制地区差异，本研究将调查省份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上述变量在CLHLS 2002—2018各年份数据中的描述统计见表1。

（三）分析模型

在截面数据中，通常由于年龄—时期—世代三个因素存在共线性而混淆了三种效应。加速追踪设计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它提供了个体内部的跨时间联系，从而提供了与真实出生世代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与单一世代追踪研究（A single cohort follow-up study）相比，它还允许更快速地积累有关年龄和世代影响的信息。杨扬等发展了针对加速追踪设计的分层年龄—时期—世代增长曲线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Growth Curve Model，简称HAPC-GCM），即以增长曲线模型的形式构建两级层次模型来评估个体变化。模型形式如下：

第1层模型：y_ti = β_0i+ β_1i * age + β_2i * age² + e_ti

第2层模型(截距)： β_0i = γ₀₀+ γ₀₁ * cohort_i + ∑γ_0k * Z_ki + w_0i

第2层模型(年龄一次项系数)：β_1i = γ₁₀+ γ₁₁ * cohort_i + ∑γ_1k * Z_ki + ∑γ_1qcohort_i * Z_ki + w_1i

第2层模型(年龄二次项系数)： β_2i = γ₂₀+ γ₂₁ * cohort_i + w_2i

在第1层模型中，y_ti 表示个体i在时间t上的因变量y取值，age是个体i在时间t的年龄，age²是年龄的平方项/100。 β_0i 是个体i的截距； β_1i 是个体i每年的预期线性增长率； β_2i 是个体i预期的二次增长率；e_ti 是个体i在时间t的随机人内误差，假定随机误差服从为正态分布。个体成长参数β_0i、β_1i和β_2i 取决于个体层面的特征。

第2层模型为每个世代指定了不同的平均轨迹，并结合了与每个个体相关的其他非时变变量。cohort是个体的出生世代，Z_ki是其他个体水平的协变量。 γ₀₁是世代的主效应，表示不同世代之间健康的平均差异或世代间均值的变异； γ₁₁和γ₂₁是年龄间的交互效应，表示世代间变化率的平均差异或年龄效应的世代间变化。γ_0k和γ_1k是个体水平协变量Z_ki的系数（如性别、婚姻、居住地、童年经历、教育、职业、收入等）。γ_1q是世代、个体水平协变量与年龄的交互效应，表示不同世代内各协变量对健康效应的年龄变化轨迹。为了简化模型，没有在二次项系数模型增加世代及交互作用变量。w_0i、w_1i和w_2i分别是在控制世代差异（及相关协变量）后，个体i对截距和斜率的残差随机效应（假定其具有多元正态分布）。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从普通增长曲线模型开始，逐渐增加世代变量和交互作用变量，最后构造包含年龄与世代交互作用的曲线增长模型（HAPC-GCM），以检验各解释变量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年龄变化趋势，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1未包含世代变量，是普通增长曲线模型；模型2只包含了世代和年龄变量；模型3是完整模型。通过比较模型1到模型3，可以考察在考虑世代效应后，各解释变量对老年健康影响的变化及年龄轨迹。

（一）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一般影响因素

1. 性别差异及年龄变化轨迹

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控制各解释变量之后，男性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相对于女性具有明显的优势（γ₀₂ = 2.494, p < 0.05）。这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但从年龄变化趋势来看，性别对年龄一次项系数并无显著影响（γ₁₂ = －0.019, p > 0.10），即是说老年人口随年龄的增长，男性一直处于健康优势的地位，存在稳定的健康梯度。

2. 婚姻庇护与年龄变化轨迹

在婚有配偶的老年人口相比单身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水平具有明显优势（γ₀₃ = 5.167, p < 0.001），婚姻对老年人口具有明显的情感庇护和家庭支持作用。但从婚姻对年龄一次项系数的影响来看（γ₁₃ = －0.031, p < 0.05），随着年龄的增加，在婚老年人口的下降幅度更大，在婚与单身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梯度显著降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庇护作用减弱。

3. 城乡差异与年龄变化轨迹

城镇在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障方面相比农村更加完善，老年人口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也更加频繁，促进并维持城镇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城镇老年人口比农村老年人口具有更高的精神健康水平，从居住地对精神健康的平均截距和年龄一次项系数的影响来看，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斜率方面（γ₁₄ = 0.024, p < 0.05），农村老年人口随着年龄增加，斜率更大，即下降速度更快，城乡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梯度越发明显并呈现扩大趋势，反映城镇居住地对于老年人口而言，具有累积优势。

4. 童年经历差异与年龄轨迹

童年时期经常挨饿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相比于童年时期不经常挨饿的老年人口明显处于劣势。在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看来，童年经历的不利方面将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得到累积，并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分化。本研究也发现了这种趋势，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童年挨饿经历的优势/劣势开始凸显出来，精神健康的梯度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两类老年人口之间的健康梯度显著扩大（γ₁₅ = －0.028, p < 0.05）。这一发现支持了童年经历的优势/劣势累积理论。

5.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年龄—世代差异

模型2仅纳入了年龄和世代变量，并通过年龄和世代变量的交互作用控制时期效应。分析发现，年龄和世代变量对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都有显著影响。年龄方面，与以往研究一致，无论年轻世代还是年老世代，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水平下降的加速度不同（年龄二次项系数γ₂₀显著）。世代变量对精神健康的平均截距、年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存在显著影响，表明不同世代出生的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存在不同模式。具体来说，世代变量对平均截距的效应为负（γ₀₁ = －6.967, p < 0.01），说明年轻世代（出生时间晚）相比于年老世代精神健康状况的截距要低，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年轻世代的出生时期要晚于年老世代，说明随着调查时期的推延，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水平有下降的趋势。世代变量对年龄一次项系数的效应为正（γ₁₁ = 0.176, p < 0.01），说明对于年轻世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精神健康水平下降的幅度较小，而对于年老的世代，随着年龄的增加，精神健康水平下降幅度较大。年龄二次项的截距为正（γ₂₀ = 0.453, p < 0.01），说明随着年龄增加，人们精神健康水平下降的速度加快，但世代变量对年龄二次项系数的效应为负（γ₂₁  = －0.099, p < 0.001），说明对于年轻世代而言，其下降的加速度比年老的世代慢。为了便于呈现这种年龄—世代差异，本研究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绘制了出生于不同世代老年人口的年龄与精神健康水平关系的变化趋势图，见图1。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及年龄—世代轨迹

本节分别从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维度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差异及年龄—世代轨迹。

1. 教育差异与精神健康及年龄—世代轨迹

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是否上过学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影响较弱，虽然上过学的老年人口精神水平平均高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口，但统计上显著性偏弱（γ₀₆ = 2.169, p < 0.10）。老年人口的出生世代普遍位于新中国成立前，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未上过学所占比例极大，因而从教育的角度，很难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的精神健康水平差异。是否上过学对年龄一次项系数的影响不显著（γ₁₆ = 0.007, p > 0.10），也即是否上过学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未随年龄增加而变动。换句话说，不同教育水平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梯度未出现收敛或发散效应，而是呈现了基本平行的趋势，见图2。在增加世代变量及世代与教育变量的交互作用后（模型3），教育及交互作用变量对总体截距和年龄一次项系数基本上不显著（除γ₁₉的显著性p < 0.1之外），这意味着教育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作用基本上消失，在不同世代间也不存在显著变异。

2. 职业差异与精神健康及年龄—世代轨迹

职业方面，非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农业劳动者，二者存在明显的健康差异，但随着年龄增加，两者的健康梯度呈收敛趋势。农业劳动者比非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水平平均低5.510分（p < 0.001）,但随着年龄增加，非农业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水平下降更快（γ₁₇ = 0.044, p < 0.001），因而两者之间的健康梯度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加逐渐缩小，见图3，若以职业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老年人口精神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加呈现出收敛效应。

在控制世代变量及交互作用后分析发现，农业劳动者与非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水平在世代间并未存在显著差异（γ₀₁₀ = 1.115, p>0.10），职业对精神健康影响的年龄变化轨迹在不同世代间也没有显著差异（γ₁₁₀ = －0.000, p>0.10）。图4呈现了职业地位对精神健康影响在不同世代间的变化趋势。无论是年轻世代抑或是年老世代，农业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水平均低于非农业劳动者，随着年龄增加，不同职业群体的精神健康水平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农业劳动者与非农劳动者之间的精神健康梯度开始减小，这种收敛的趋势在不同世代间几乎保持一致。

3.经济差异与精神健康及年龄—世代轨迹

老年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下降，主要收入来源是养老金或子女赡养费用等，因而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对老年人口健康具有庇护作用：一方面，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保证了老年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营养摄入，降低老年人口遭遇贫困、疾病等负面事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提升老年人口的医疗支付能力，降低他们因支付能力不足而增加的精神压力。研究发现，有足够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在精神健康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平均而言，经济来源够用的老年人口比经济来源不够用的老年人口高10.826分（p < 0.001），远超过其他变量产生的健康梯度，充分说明经济因素在老年人口精神健康中的重要作用。经济能力对年龄一次项系数的影响显著（γ₁₈ = －0.043, p < 0.001），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经济来源够用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下降幅度更大，与经济来源不够用老年人口之间的健康梯度有所缩小。若以经济来源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老年人口精神健康梯度随年龄增加，呈现收敛趋势，但收敛幅度较小，见图5。

与教育和职业地位不同，经济来源与世代变量的交互作用对总体截距和年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说明经济来源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在不同世代间，以及在相同世代内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年龄变化差异。这预示着，对老年人口而言，精神健康水平更依赖于经济来源。图6呈现了不同世代老年人口经济来源是否够用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年龄的变化轨迹。在世代间差异方面，越是年轻的世代，经济来源对精神健康的作用越弱（γ₀₁₁ = －3.534, p < 0.001）；反过来说，越是年老的世代，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更加重要。在世代内差异方面（γ₁₁₁ = 0.049, p < 0.001），即对于年轻世代而言，经济来源够用者与不够用者的健康梯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如1930年后出生各世代）；但对于年老世代而言，健康梯度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缩小（如1920年前出生各世代）。

在增加世代及交互作用变量（模型3）之后，尽管各控制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除系数大小之外，显著性方面未发生改变，但通过分层APC增长曲线模型解决了年龄、时期和世代三者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使得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老年人口精神健康之间随年龄和世代的变化轨迹更为清晰。

结 语

老龄化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国际性趋势，中国更是进入了快车道，老龄化增速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老龄化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提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增加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的健康不平等，是健康老龄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目标要求。

以往研究在社会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研究了社会结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等远端因素，社会资本与网络、家庭支持等中距离因素，以及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近端因素等对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并考虑到童年逆境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累积作用。但由于在数据分析中未能解决年龄、时期和出生世代三者之间的共线性，导致在健康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分析中，混淆了年龄与其他时间变量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根据杨扬等针对加速追踪数据设计的分层年龄—时期—世代增长曲线模型（HAPC-GCM），通过使用年龄和出生世代的交互变量达到控制时期变量的目的，从而分解了不同解释变量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影响的年龄变化趋势和世代差异。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性别、婚姻、居住地和童年经历等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与以往研究都较为吻合，即男性相对于女性、在婚有配偶者相对于单身无配偶者、城镇相对于农村、童年不经常挨饿者相对于经常挨饿者的精神健康水平更高。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呈加速下降趋势，且在不同世代之间下降速度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年轻世代随年龄增加下降的幅度和加速度均低于年老世代。由于本研究着重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年龄变化趋势，所以并未针对上述变量的年龄和世代变化趋势作深入分析。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本研究从教育、职业和收入等三个维度分别展开分析。研究总体上支持高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更好的普遍结论，但不同指标仍存在分层敏感性，如使用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时，上过学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虽然略高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口，但两者的健康梯度与年龄和出生世代的关系不明显，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加，两者的健康梯度几乎未发生任何改变（即平行趋势）；而使用职业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时，非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的健康梯度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缩小，即呈现收敛趋势，而且收敛趋势在不同世代中基本上保持一致；使用经济来源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时，经济来源够用与不够用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梯度总体上随年龄增加也呈现收敛趋势，但在不同世代中效应出现分化，如在年轻世代中（1930年及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口），健康梯度是呈现发散趋势的，而对于年老世代（1930年以前出生的老年人口），健康梯度呈现收敛趋势。收入水平对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更加重要，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年龄和世代中也更为复杂。这些与以往研究发现的累积或发散效应不同，李建新和夏翠翠也发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和不同健康指标之间存在分层敏感性，以及采用不同指标的健康不平等变化可能呈现平行效应、收敛效应或发散效应，但由于未考虑世代差异（预设这些效应在不同出生世代之间是同质的），上述效应事实上是一种世代平均效应。本研究考虑世代效应之后发现，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的年龄变化趋势在不同世代中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使用经济来源指标时），说明在研究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时考虑出生世代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出生世代的差异，老年人口所经历的童年生长环境（如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不同，导致了老年人口在成年期的生活机会也有所不同，最终影响了其成年时期和退休后的健康水平。

尽管本研究使用追踪调查数据和HAPC-GCM模型基本上解决了年龄、时期和世代三者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对于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的年龄和世代变化趋势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但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在健康测量指标和控制变量方面仍有一定不足，如以往人口学研究中多以认知能力、日常活动能力、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等多维度指标作为健康的测量指标，本研究除了使用精神健康水平之外，并未使用其他测量指标。其次，本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出于模型简洁性的考虑，在分析模型中，除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之外，并未纳入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医疗保障制度/类型、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对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也存在显著影响，并有可能存在世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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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往期目次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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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符 平 韩继翔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