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惆怅：世纪瘟疫中再读《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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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永久改变。——基辛格
作 者 | 刘胜军
Jared Diamond 所著《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部研究人类历史的经典之作，视角独特而深刻，分析问题层层深入、扣人心弦。在 COVID-19 引爆新一轮全球瘟疫的当下，重读此书依然会令人打开历史的视界，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俯视病菌如何改写人类历史。
病菌甚于枪炮
现代最大的人口变迁是欧洲人对新大陆的移民，土著人几乎完全消失。最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的 PK。
皮萨罗率领仅 168 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而阿塔帕尔瓦拥有 8 万人军队。但皮萨罗却俘虏了印加皇帝并将其处死。这一事件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是决定性的。
168 个西班牙人打败了 500 倍于己的敌方军队，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著人，自己未损一兵一卒。这是如何发生的？皮萨罗的优势包括：
• 以枪炮、钢铁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
• 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
• 欧洲航海技术
• 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
其中，病菌成为“秘密武器”。阿塔帕尔瓦在与皮萨罗遭遇前，刚刚经历了一场病菌引发的内战：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又传播到南美印第安人，杀死了印加皇帝卡帕克及其指定继承人库尤奇。随后导致阿塔帕尔瓦与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下面这个案例更直接地说明病菌的威力：
• 1519 年科尔特斯带领 600 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陆，去征服拥有几百万人的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第一次对垒，科尔特斯损失了 2/3 的队伍；第二次阿兹特克人开展了顽强的巷战。改变战局的是天花。1520 年天花随着一个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来到墨西哥，由此拉开的天花流行杀死了阿兹特克一半的人口，包括皇帝奎特拉瓦科。到 1618 年墨西哥原来 2000 万人口急剧下降到 160 万。
数据表明，病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 美国小学生受到到教育是：北美洲原本只有 100 万印第安人居住。但实际的人数高达 2000 万左右。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印第安人口减少了 95%！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 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非洲南部的民族，这些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累计死亡率在 50～100% 之间。海地岛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抵达时 1492 年 800 万减少到 1535 年的 0 。1875 年，麻疹随着一位访问澳大利亚归来的斐济酋长来到斐济，杀死了 1/4 的斐济人。
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没有本土的流行病等着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尼、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热带非洲的黄热病，成为欧洲人前去殖民的严重障碍。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 400 年后，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的殖民才宣告完成。即使现在，只有在新西兰、夏威夷等几个面积最大、离赤道最远、最偏僻、气候最温和的岛屿上生活着大量的欧洲人，其他岛屿当地的病菌阻碍了欧洲人大批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战斗的还要多：
• 人类最大的一次流感（1918-1920西班牙大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了至少几千万人；
• 黑死病在 1346-1352 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城市死亡率高达 70% 。
动植物的驯化
人类的传染病大多来自动物。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杀手——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变而来。
分子研究证明，许多人类的疾病病菌在各种家畜和宠物中流行，流行病主要发生于有大的种群的群居动物。当我们驯养这些动物时，它们已经在等待着传播给人类。
在人类演进中，有两个关键事件：
• 动植物的驯化
• 人类的定居
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全世界作为候补的 148 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只有 14 种通过了驯化试验，其他注定要“永远野生”。
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旧大陆的“新月沃地”被驯化了；“新月沃地”驯化的植物有小麦、大麦、豌豆、亚麻等。
中美洲只有 2 种可以驯化的动物：火鸡和狗。它们所提供的肉远少于猪牛羊。中美洲的主要谷物玉米，也很难驯化。由于缺乏可驯化的动物，在新几内亚，无分老幼，常吃老鼠、蜘蛛、青蛙等小动物。
南非曾经试图驯化斑马，遗憾的是斑马长大以后变得难以对付：斑马有咬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
倾斜的轴线与各大洲的命运
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方向的，而美洲和非洲是南北向的。轴线走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如此之快？因为欧亚大陆同一纬度的地方，白天长度和季节变化完全相同，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雨量。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相关的气候特点。
南北方向则阻碍传播。虽然非洲是现代智人的家乡，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但非洲的南北轴线严重阻碍了牲畜的传播。新月沃地向非洲的传播过程中，马匹从来没有超过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王国。牛、羊在非洲赛纶格蒂大平原的北缘止步不前。直到在新月沃地驯化 8000 年后，牛羊才抵达南非。
在美洲，中间的热带气候区阻挡了传播。仅仅 700 英里的南北距离就导致墨西哥的玉米、南瓜和豆类在驯化几千年后仍无法到达美国西南部。凉爽的墨西哥高原应该是饲养美洲驼的理想环境，但美洲驼在安第斯山脉被驯化 5000 年后，墨西哥仍然没有除狗以外可供食用的驯养的哺乳动物。
04病菌的幸运：农业、城市与贸易
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病菌需要足够多、足够稠密的人口。小部落由于人口少，不仅无法承受外来的传染病，而且他们也很难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来人。
人口的聚集，随着 1 万年前农业的开始而出现，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出现而加速。
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的污水之中。农村的出现使病菌交了好运；城市的出现带给病菌更大的好运。
世界贸易为病菌提供了另一个路线：
• 罗马时代，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链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 165-180 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居民。
• 腺鼠疫在公元 542 年就在欧洲出现了。但直到 1346 年，所谓黑死病的鼠疫在开始全力打击欧洲，那是一条新的与中国的贸易路线，为满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从满是瘟疫的中亚到欧洲的快速通道。
我心惆怅：病菌与世界秩序
病菌只是秘密武器，旧大陆并未刻意把它当成工具。然而它带给新大陆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
进入 21 世纪，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疫苗的普及，人们早已将瘟疫视为“古老的过去”。然而当前的这场 COVID-19 以其惊人的规模给人类上了深刻一课。
与气候变化相比，病菌的威胁是更直接和现实的。2015 年比尔·盖茨在 TED 演讲中深刻警示：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
我们没有做好准备。部分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是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一套可以使用的系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系统。
非洲埃博拉病毒没有传到城市区。这纯粹是运气好。如果病毒传到了城市区，那么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止于此，所以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
笔者的担心不仅仅是病菌对人类生命的威胁。
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与民族依然是泾渭分明的客观存在。在世纪瘟疫面前，我们看到二战后建立的文明秩序正在受到冲击：
• 最发达的国家之间也为争夺口罩而怒目相向
• 一些人刻意污名化病毒，挑起民族之间的敌视
• 阴谋论成为疫情的伴生品
• 一些国家开始限制粮食的出口
• 全球贸易的脱钩可能因疫情而加速
• 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与病菌一样成为全球大流行
• 疫情和战争一样，促使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
• 一旦疫情引发全球大规模失业，经济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世界冲突的风险将陡增
当然，并非全是坏消息。至少疫情提醒人类：
• 地球是个村庄，我们都是村民
• 只有团结起来，人类才能战胜病菌
世纪老人、97 岁的基辛格 4 月 3 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表达了历史深处的忧虑：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氛围让我想起年轻时参加阿登战役时的感觉。现在就像 1944 年底一样，人们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它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随意打击且破坏力极大。
那个遥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当时，美国因为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而经久不衰。如今，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要想克服这些规模和范围前所未见的障碍，一个雷厉风行、高瞻远瞩的政府必不可少。维持公众信任对于巩固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关系以及保证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各国相信自己的制度能够预见灾难、遏制其影响并恢复稳定。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人们会认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失败了。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已无关紧要。现实情况是，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
△ covid-19 将永久改变世界
基辛格并非危言耸听。大瘟疫常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历史的轨迹：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经埃及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持续了五六十年，1/4的罗马人病死，瘟疫死亡总数近一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1346年蒙古金帐汗国进攻黑海城市卡法时，用抛石机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抛进城内，成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细菌战。卡法的一名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带入意大利，导致2000万人死亡的欧洲黑死病。
1350年欧洲黑死病导致大量青壮年丧命，劳动力锐减，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意外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劳动力的短缺也刺激了技术创新和航海探险的欲望。
1888年爆发的非洲牛瘟病毒杀死了非洲90%的牛，给非洲致命打击，导致1/3人口死亡。非洲社会的崩塌，意外为欧洲列强打开了方便之门。欧洲殖民地从1870年代的10%非洲猛增至1900年的90%非洲。
18世纪拿破仑派5万大军镇压海地起义，却遭受黄热病致命打击，逃回法国的幸存者仅3千人。从此，拿破仑不仅放弃了在北美的企图，索性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一交易成为美国命运的拐点，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大大加速了美国崛起的进程。
明末崇祯帝年间的鼠疫1633年始于山西，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边地区，“老鼠亡明”成为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京1643年8-12月保守估计死亡人数达全城人口的1/5，李自成攻占的北京城“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掩卷叹息，忍不住问自己：人类啊，我们究竟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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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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