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国之大者：30年河东，30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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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人口问题乃国之大者，也是人类之宏大命题。随着世界步入“科技文明”这一人类文明3.0阶段，“马尔萨斯陷阱”预言的人口爆炸恐慌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与此同时，老龄化与少子化成为主要挑战。面对这一“富贵病”，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历史已无法重来一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虽然靠“吸引移民”延缓了老龄化危机，但移民问题也成为欧美社会种族冲突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有全球共性，也有中国特殊性：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曲线断崖式特征，以及买房难、上学难导致的“不敢生”。
老龄化之所以是一个危机，原因有二：1）劳动力占比下降，意味着价值创造能力降低，经济增速下滑；2）老龄人占比上升，意味着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中国能否为破解“老龄化挑战”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老龄化成为“基本国情”
全球瞩目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公布，这项数据已经成为过去数月内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
• 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人口红利”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人口老龄化被视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 外媒此前炒作中国 2020 年已出现人口负增长，摆好了“围观”的准备
官方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以下重要信息：
• 人口仍在增长但增速显著放缓：2020 年全国人口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 5.38%，年均增长率为 0.53%。
• 2020 年数据异常事出有因：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仅 1200 万人，较 2019 年下降 18%，为自 196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笔者认为，2020 年出生人口数据之所以下降 18%，主要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影响。由于新冠疫情集中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很多人很可能因此而推迟生育计划，考虑到“十月怀胎”的生育周期，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年上半年会出现生育低谷。数据表明，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集中于第四季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翠玲指出，“国际经验表明，疾病等灾难性事件平均导致9个月后人口出生下降10～15%”。
• 老龄化趋势加剧：2020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13.5%，比 2010 年的 8.9% 高出不少（7%为老龄化，14%为深度老龄化，20%为超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但由于中国从 1980 年开始推行“一胎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医疗、生活水平改善，也会导致寿命延长，老龄化率提升。1980 年 25 岁的年轻人可能适逢生育高峰但却遇到“一胎制”影响导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而 1980 年 25 岁的人到如今恰好步入 65 岁的高龄阶段。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坦言，“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 计划生育效应仍在持续：受“一胎制政策”惯性影响，2020 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 0.48 人。
• 刘易斯拐点显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中国劳动力减少4000多万，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诺奖得主刘易斯总结出一个规律：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最初劳动力是无限供给阶段，但随着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劳动力进入短缺的阶段，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2020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出现自 2008 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比上年减少 517 万人。当然，2020 年农民工总量数据也会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出现失真。
• 经济差异引发人口跨区域流动：经济繁荣地区就业机会更多，自然会吸引人口流入。2020 年流动人口为 3.758 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 亿，省内流动人口为 2.509 亿。
• 2020 年，31 个省份中，有 25 个省份人口增加，换言之，有 6 个省份人口下降。人口增长较多的 5 个省份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广东省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反映了经济与人口流动的密切关联。最值得关注的区域变化是：与 2010 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 个百分点，而东北占比下降 1.20 个百分点。
• 城市化率持续提升但户籍依然是瓶颈因素：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比 2010 年上升 14.21 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45.4%，两者差距达到 18.49%。
怎么了？
人口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变量、慢变量、重要变量。
对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有两个基本判断：
• 这是规律，不是世界末日：日本 2020 年出生人口仅 84.8 万人，是 1899 年有统计以来最低值。韩国、台湾、香港均在 2020 年录得首次人口负增长。
• 中国的老龄化的确有其特殊性，导致“未富先老”，需要引起重视：1）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跌破国际公认的 1.5 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的 1.63。2）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均增速为 2.7%，发达国家为 2.1%，而我国为 3.2%；3）其他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占比14%）时人均GDP多在三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只有1万美元，还不到美国的 1/6，于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未富先老”局面。2020 年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 38.4，正式超过美国的 37.8。
未来趋势不容乐观：
•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首席分析师预测到 2030 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 18% 左右，相当于西班牙和挪威当前的水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 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会在 10 年后到达最高峰水平，之后出现负增长。到 2065 年，人口将减少到 12.48 亿，回到 1996 年的规模。
• 美国布鲁金斯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 认为，到 2049 年，中国高龄老人数量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这一问题的确值得重视，但原因比任泽平等人吆喝的“全面放开生育”要复杂和困难的多。
• 中国 2015 年宣布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 年新增人口超过 800 万，2017 年 737 万左右，然而这一趋势仅仅维持两年，2018 年和 2019 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 530 万和 467 万左右。
显然，指望“全面放开生育”一招制胜，真的很傻很天真（任泽平这个人，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中国人民大学陈卫2016年调查发现，育龄妇女只有不到30%打算生二胎。
对于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区分为：无法改变的因素、可以改变的因素。
▐ 无法改变的因素
• 生育观念的改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年轻人生育观念会出现变化，这是全球性现象，例如“丁克”家庭、单身族、晚婚晚育等。中国目前已有超过两亿人单身、超过 60 万丁克家庭，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很难扭转的。
• 中国强大的文化和传统，决定了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接受移民。况且，移民会带来很多长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 可以改变的因素
• “结不起婚”：“买房结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畸形的房价导致结婚难，成为“出生率下降”的第一杀手。巧合的是，在公布人口普查数据的同一天，财政部等四部门在京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导致出生率降低的是房价！笨蛋！）。
• 养不起：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报告称，北、上、深、广的“养娃成本”均在 200 万元以上，就连长春也要 121.5 万元。
• “上学难”令人头大：中国家庭传统上重视教育，而上学难始终是令父母头疼的大事。从前些年的“条子生”到如今的“学区房”、“摇号”，上学难令准备生育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 “鸡娃现象”令人揪心：在现行考试选拔制度下，“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导致家长为各种培训班而奔波，此类“羊群现象”虽然短视，但也给那些不参与培训的家长以心理焦虑，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于是出现全民打鸡血的“囚徒困境”，培训费用水涨船高。“鸡娃现象”令年轻人在经济能力上和心理上都会排斥多生孩子。
怎么办？
1. 激励力度要大：对生育二胎和多胎的“中低收入家庭”免除个人所得税，这一措施“心理感知度高”，容易取得显著的激励效果。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执政百日”演说时宣布：
对拥有 6 岁以上儿童的家庭，实行 3000 美元的“儿童税收减免”（6 岁以下为 3600 美元），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获得 6000～7200 美元对税收减免用于照顾孩子。这一计划至少会持续到 2025 年。
2. 下决心根治房地产泡沫（只有从根本上入手，才能避免房价“空调”：伟大的博弈：摁不住的房价与经济学无敌逻辑）。
3. 下决心向不健康的“996”社会风气宣战，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又见马云）。
4. 全面取消生育限制，这是社会共识。
5. 财政从“投资型”向“保障型”转变，大幅度提高对医疗、教育、养老相关的支出比例，从而降低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6. 向各类“应试培训机构”严厉监管、长期高压，减少“零和博弈”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和资源浪费。
7.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员工权益保护、加大教育投入、压缩政府规模、反垄断、鼓励创新创业等），扩大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和收入水平；
8、顺应人均寿命延长的趋势，适度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
9. 为父母双方提供更长的“产假”激励。《“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10. 推动中小学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扩大社会办学准入，增加学校供给，缓解上学难。
11. 推动大学“供给侧改革”，扩大社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引导“大学录取标准的多元化”，从根子上改变“唯学分论”。目前已有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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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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