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我的学术人生选择

来源 | 法律出版社

图片 | 网络

我的学术人生选择

-MY ACADEICE LIFE CHOICE-

我与知识产权结下不解之缘，是学术人生的重大选择。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选择，求学的选择、职业的选择、家庭的选择、栖居的选择……这些似乎构成了人生命运的选择。我等芸芸众生，不能坐等生活选择自己，而只有自己去选择生活。人生的道路上，无可选择中也有选择，多种选择中只有一种选择，今天的选择决定着明天的生活。

17 岁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作为 1967 级初中毕业生与同时代的大学生、高中生，都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大学停办，工厂停招，只能到农村做“知识青年”，这是中国历史命运的安排，作为弱小无助的个体无从选择。在乡村的两年间，我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一年到头，虽有劳作之累和生活之困，但农暇之夜煤油灯下的阅读——读文学、读历史、读政治，就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享受。

19 岁时，我有幸招工进了湖北边城的邮政部门，总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这是没有职业选择中的最好选择。从投递员直到共青团干部，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独居异乡的日子，生活是平寂的，但也有些许色彩，两本读书笔记和一些文学创作是我的青葱年代最重要的收获。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人家喝咖啡、逛马路的时间，我是用来读书看报的”。感念生活道路的艰辛，在求索中学会选择。

1977 年恢复高考，生活让我有了新的选择。时年，我以 27 岁的“高年龄”，初中两年的“低学历”考取了大学。中南政法（时称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 级，聚集了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新三级学人”。经历过国家动荡的十年，青春荒废的十年，我们渴望走进校门重新学习。对于我们来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50位同学的共同选择。

四年大学生活结束后，大多数同学选择了法律实务，日后成长了两位部长、十几位厅局长、几位大律师。一部分同学选择了执教，成就了今天中国法学界的大家，包括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黄进（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余劲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法）、方世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行政法）、邵沙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李仁真（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等。毕业当年，我已过“而立”之年，既没有进入政界，也没有走向京城，而是选择了在本校教书。留校既有家庭之累的考虑，更有职业取向的选择，由此实现了“农民—工人—职员—教师”的人生转型。感念高考制度改革，我等有了选择的机会。

“中国法学第一班”

1986 年，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由于硕士授权点的限制，我报考的是法学理论专业，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出于对民法学的偏好，又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先生和罗玉珍先生指导之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最终在老师们宽广的学术胸襟中，我自己选择了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学位论文。

在读期间，时逢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明确承认技术在商品价值中的作用，肯定了技术作为知识形态商品的属性。我意识到知识、技术创新的重大社会价值，并痛感当时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的薄弱，于是选择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努力方向。可以说，我的研究生阶段学习，是以法理学为学科平台，以民法学为专业基础，以知识产权为研究方向。

据资料统计，我的硕士论文是新中国第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学位论文（参见杜学亮主编：《著作权研究文献目录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三十年前的那篇学位论文中，我提出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本质特征”，主体的“有条件国民待遇原则”，权源的“法律事实构成理论”等观点，得到了担任评委的著名民法学家戴錞隆先生、经济法学家凌相权先生的好评。感念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使选择成为创新。

1991 年秋，我以“不惑之龄”、有惑之心，开始了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生活。1992 年 8 月，我即作为教育部委派访问学者前往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进修，为期近一年。后来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即是我访问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成果。

“合理使用”曾被美国和日本学者称为著作权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在民法学大家、导师赵中孚先生的悉心指点下，我选择其为题，进行“理论分析、制度分析、规范分析”，“将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崭新水平”（参见《1999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介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由著名法学家谢怀栻先生、王立英先生、郭寿康先生、沈仁干先生等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1999年，经两位著名法学家、法学院院长曾宪义先生和学术委员会主席高铭暄先生的推荐，该文获得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唯一一篇受奖的法学论文。感念国外留学的滋润和本土学术平台的涵养，使选择取得成功。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的学术活动从罗马法到民法都有涉猎，但大部分时间专治知识产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语），也愧被媒体称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先行者”（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语）。80 年代，中国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刚刚起步，我的工作目标是编写专业教材，构建知识产权体系。我与同学、同事闵锋（后成为执业律师）合著并于 1987 年出版的《知识产权法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

在该书中，除述及知识产权各基本制度外，我还草创了知识产权“总论”的内容框架。90 年代，我则着力于基础理论研究和比较法研究，早期承担的两项国家级课题“西方国家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和“中国区域著作权制度比较研究”以及后期完成的“优秀博士论文作者基金项目”成果《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是本人在那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新千年以来，凭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国家文化部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等学术平台，我又先后主持了三项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和发展”、“科学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其中，相关著述还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感念新的时代，使理论创新的选择具有价值。

学术人生的过程必有选择。从谋生的选择到职业的选择，从学业的选择到专业的选择，我的人生过程与学术人生就行走在不断的选择之中，但布衣学者是为底色。对自己而言，漫漫人生道路上其实并没有多少机遇可以挥霍，从草图到画卷，从初排到演出，我最初的选择几乎就是最后的选择。在缤纷变换的几十年里，我练就了一种职业惯性和学术定力。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同事不忍清贫走出校门，在南方闯出一番天地。在这股被称为“胜利大逃亡”的浪潮中，我选择了坚守；21世纪初，时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之际，有中央部委和司法部门领导对本人表示延揽之意（此处略去一百字，以避标榜之嫌），自以为志趣在学术江湖以远，不敢高攀于庙堂之上，我选择了坚持。自己大半辈子都在知识产权园地耕耘，职业、专业与事业得以相通相融。微博言，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的是事业，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的是职业，我有幸将自己能追求的事业与所喜欢的职业合为一体，因而是苦中有乐，乐此不疲。

学术生命的意义在于选择。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说道，“一切自由、一切真理和一切意义都依赖于个人作出并予以实施的选择”。在学术活动的过程中，选择是方向，也是兴趣使然。只有选择了自己感兴趣并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这就是选择。厘定长期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虽非易事，但非常重要，这些无一不在选择之中。三十余年来，我致力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专注于两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其研究方法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学，间或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二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现实问题研究，其研究注重社会需求和问题导向，或立法，或司法，或战略实施，或知识创新，或产业发展等。坚持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坚执学理探究与术用应对、坚守专业研究与学科融通，这是知识产权学人应有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养。

我自诩学术中人，是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学术是一种存在方式，学术是一种事业追求，学术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自己人生道路的学术选择，不以仕途为图，不因稻粱所谋。

我已过耳顺之年，但学术生涯还在继续，在此有两句感言：“读书、教书、写书，不卖书，以书为伴；学法、研法、立法，不违法，与法同行”。

这就是我的选择！

吴汉东

2017年元旦于武昌

吴汉东，在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家等。27 岁上大学前，当过农民、投递员和机关干部。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一直读的都是法学专业。虽有在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任立法会议员顾问的海外阅历，也有在高校从事管理、任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的社会经历，但三十多年来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与研究。在校期间讲授过民法、罗马法、知识产权等课程，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知识产权教学团队"的带头人。

（吴汉东教授）

著有"当代中国法学家文库·吴汉东法学研究系列"六卷本，另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专著和论文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类）、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入选2011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两本著述将以英文、韩文在海外出版。2006 年 5 月，在中央政治局第 31 次集体学习上为国家领导人讲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2009 年、2011 年两次被评为"年度十大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具影响力人物"，并于 2009 年、2011 年两度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MIP）杂志评为"全球知识产权界最具影响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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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伟娜

终审 | 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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