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芝士：Fun享文遺－墓碑背後的不平凡故事】

上一期的【藝文芝士：Fun享文遺】介紹到澳門基督教墳場及其背後的歷史，大家可知道，長埋於基督教墳場的每位人物，各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平凡的人生，有些更與重要歷史事件甚有關聯。本周【藝文芝士】繼續邀請到遺產學會副理事長勞加裕，為大家介紹安葬在基督教墳場的幾位人物故事。

基督教墳場

馬禮遜家庭（第141、142、143號墓）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與他的家人埋葬在基督教墳場的深處，若非後人在1934年為馬禮遜豎立一座逝世百年的紀念碑，相信他的墓地不太容易被人辨認。在馬禮遜的墓地（第141號墓）旁邊，是他的妻子瑪麗．馬禮遜（Mary Morrison）及他們的兒子馬儒翰（John Morrison）的墓地（分別為第142號及143號墓）。如果細心地觀察，還會發現在馬禮遜和瑪麗的墓地之間有一座小墓碑，屬於馬禮遜夫婦夭折的兒子——詹姆士．馬禮遜（James Morrison）。

在1808年，倫敦傳道會牧師馬禮遜來到中國，開展基督新教的傳教工作。這位初赴異國的傳教士首要的是學習中文，其後開展出版和翻譯工作，包括出版《華英字典》（第一部英漢字典）及翻譯《聖經》。馬禮遜對英漢翻譯有著重要貢獻，不但出版早期的翻譯著作，也培訓了一批早期的英漢翻譯人才，包括兒子馬儒翰、傳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等。

馬禮遜來到澳門後一年，便與莫頓醫生（John Morton）的女兒瑪麗結婚，誕下長子詹姆士（不幸夭折）、長女瑪麗．麗蓓嘉（Mary Rebecca）和次子馬儒翰。瑪麗在澳門期間，健康一直欠佳，所以她曾經帶同兒女一起回家鄉照顧兼養病，直到1820年他們再次回到澳門與馬禮遜團聚。然而，馬禮遜家庭團聚的時間只有僅僅一年，瑪麗就在1821年因病逝世。

妻子過世後，馬禮遜照顧兒子馬儒翰，在父親的教授下，馬儒翰成為一名出色的中文翻譯員。在鴉片戰爭期間，馬儒翰為英國遠征軍的一員，並擔任《南京條約》談判的翻譯。在香港開埠後，馬儒翰又被任命為代理輔政司，但他在香港期間患病而返回澳門，於1843年8月29日與世長辭。

台約爾（第146號墓）

在馬禮遜家庭的墓地附近是與馬禮遜“亦師亦友”的傳教士台約爾之墓。台約爾在小時候便認識馬禮遜。當馬禮遜從澳門返回英國休假時，他曾經教授台約爾中文，而在1827年被倫敦傳道會派到位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工作，也協助管理在馬六甲由馬禮遜創立的英華書院。在南洋工作期間，台約爾改良中文印刷技術，用金屬雕刻的活字板取代傳統的木板，不但降低印刷成本，而且印刷成品也相當精美和準確，因此之後被中外作印刷之用。

在香港開埠後，倫敦傳道會於1843年在香港舉行會議，討論中國傳教的事情，台約爾以會議秘書身分參與。他在會議結束後前往廣州，卻患上疾病，打算返回新加坡，但在澳門過世，埋葬在恩師馬禮遜的墓地附近，在墓園安息。

錢納利（第40號）

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之墓是這基督教墳場內最另類、最有氣派的墓地，這點倒是非常符合這位“怪人”的風格。

錢納利1774年在倫敦出生，祖父威廉（William Chinnery）是一名著名的書法家，而錢納利在少年時靠繪畫為生。作為一名畫家，錢納利理應不需像商人或傳教士般冒險遠赴東方發展，但他認為亞洲再險惡，也比不上醜陋的妻子瑪麗安（Marianne Vigne）和債主們。於是在1802年，錢納利由倫敦“逃”往印度，過著肖像畫家的生活，直到妻子帶著孩子上門找人，才於1825年再“逃”到遠東的澳門。

雖然錢納利在償還債務或家庭方面可能是個不負責任的人，但他的繪畫技術和風趣幽默的性格，卻贏得不少人的歡心，並為商人和知名人士繪畫肖像畫，包括馬禮遜、馬儒翰和龍斯泰等。除了肖像畫，錢納利也在澳門繪畫多幅風景畫作和速寫，讓後人得以重溫在相機發明前的澳門風光，為澳門作出重要貢獻。1852年，負債累累的錢納利在澳門的家逝世，並長眠於墓園。

龍思泰（第60號墓）

如果說錢納利是用畫筆來記錄澳門的話，那麼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是用書寫來記錄澳門。

龍思泰為一名瑞典商人，曾經到俄羅斯從事教育和翻譯工作，甚至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v IV Adolf）出訪俄羅斯時，擔任國王的翻譯員。在1798年，龍思泰任職的瑞典東印度公司派他到廣州主管瑞典商館的事務，直到1813年公司結業為止。

在鴉片戰爭前，滿清政府對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實行“住冬令”，要求這些商人在貿易結束後，於冬天離開廣州，因此，除了在廣州經商之外，龍思泰也因清朝的“住冬令”而時常前往澳門居住，並在1815年初至1816年定居在澳門。由於龍思泰在對華貿易上的貢獻，瑞典王室在1815年授予瓦薩勳章給龍思泰，而在1820年更獲任為首任瑞典駐華總領事。

龍思泰對澳門的歷史非常感興趣，因而投入大量時間鑽研史料和文獻，並且撰寫了《早期澳門史》（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Settlements Missions in China），不僅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鉅著，也是首本以英文撰寫的澳門歷史書。

龍思泰在1835年逝世，葬在基督教墳場內。雖然龍思泰在異地終老，但他沒有因而忘記位於瑞典林雪坪（Linköping）的家鄉，還把自己的財富捐建學校（Anders Ljungstedts Gymnasium），而這間以他名字命名的學校至今仍然營運。

亞當斯（第38號墓）

在錢納利的墓地旁邊有一名美國海軍上尉亞當斯（Joseph Harod Adams）的墓地。

雖然歷史上沒有記載太多他的經歷，但他身分顯赫，祖父為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伯父為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亞當斯家族的成員都在政府任職或從政，但他卻走上從軍之路。亞當斯是美國軍艦“波瓦坦號”（Frigate Powhatan）的一員，並於1853年來到亞洲，準備加入培里（Matthew C. Perry）艦隊，但他卻在金星門航道病逝。

“波瓦坦號”與培里艦隊匯合後，艦隊前往日本，並且在1854年與江戶幕府簽訂《日美和親條約》，日本正式結束鎖國。當時，艦隊成員威廉斯（John P. Williams，第23號墓）安裝了日本第一台電磁電報機，標誌電報通訊在日本的開端，而威廉斯其後在澳門逝世，同樣安葬於基督教墳場內。

邱吉爾（第133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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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邱吉爾的名字，大家馬上想起鼎鼎大名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但原來這位首相的叔曾祖父邱吉爾勳爵（Lord Henry John Spencer Churchill）也安葬在澳門。

邱吉爾勳爵的父親是斯賓塞伯爵（Sir Henry Spencer, 5th Baronet），出身高貴的他選擇軍旅生涯，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其後晉升為海軍上尉。在1840年，清朝與英國處於戰爭狀態，邱吉爾指揮“德魯伊號”軍艦（HMS Druid）前往澳門，準備加入進攻中國的英國艦隊。然而，在英國艦隊抵達之前，邱吉爾在艦上因病去世，遺體安葬在澳門基督教墳場，而幾乎所有當時在澳的外國人，不論是葡萄牙人或是英國人，也出席他的葬禮。

邱吉爾勳爵不是墳場內唯一參與鴉片戰爭的英國軍官。在他的墓地附近，有在廣州之戰（1841年）負傷去世的海軍上尉菲茨傑拉德（Edward Fitzgerald，第132號墓）、“布倫海姆號”（Benheim）艦長森豪斯爵士（Sir Humphrey Le Fleming Senhouse），以及馬德拉斯本土步兵隊（Madras Native Infantry）的達夫上校（Daniel Duff，第138號墓）。

賴廉士（第178號墓）

基督教墳場在1858年起關閉，禁止再落葬，但大家能在墓園裡發現一座1977年的石碑，他是最後一位在墓園立碑的人。

賴廉士（Lindsay Tasman Ride）生於澳洲，本身是一名遺傳學家，並在香港大學擔任生理學系主任。在二戰時，他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雖然曾淪為戰俘，但其後逃到內地成立“英國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協助營救在戰俘營和拘留營的戰俘。戰後，賴廉士在1949年成為香港大學校長，直到1964年卸任。

在1950年代，賴廉士與妻子梅麗（May Ride）經常來到澳門基督教墳場考察，記錄各座墓碑，並對墓園進行詳細的研究，形成墳場研究的初稿，可惜賴廉士在1977年去世時手稿仍然未能出版，直到1996年《澳門基督教墳場》（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才出版，而中文譯本在2017年面世，是認識和研究這座墓園的重要著作。

備註：本文所提及的墓地編號是按照賴廉士（Lindsay Ride）與梅麗．賴德（May Ride）的《澳門基督教墳場》內對墓地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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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賴廉士（Lindsay Ride）與梅麗．賴德（May Ride），譚樹林譯，《澳門基督教墳場》，澳門：澳門文化局，2017年。

Eliza 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第2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8年。

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編，《天國之園：馬禮遜墓園文化地圖》，澳門：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2017年。

關俊雄，〈福音初至之地的見證：澳門基督教墓園所反映的十九世紀早期新教在華面對之社會關係〉，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4期（2010年春刊），第81 – 100頁。

張坤，〈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在澳門的居住與生活〉，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0期（2009年春刊），第65 – 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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