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国运的镜子——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阿富汗形象变迁

摘要：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阿富汗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中一度被忽略。本文通过对近代报章杂志中关于阿富汗认知的相关信息的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在阿富汗认知上的三次流变过程，并揭示其认知重心与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内部议题之间存在的历史关联，从而力图为丰富我们对于阿富汗的历时性认知提供必要的补充与说明。

关键词：近代中国；知识；阿富汗；形象

这个帝国的疆界：北部和东部有高大的山脉，南部和西部则有辽阔的沙漠，构成一种使外来的敌人望而生畏的天然防御。这个国家的总貌是荒凉可怕的；在人们的想象中，它是妖魔鬼怪经常出没之所。但这种印象并不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在山谷中和平原上也还有着比较优美的景色。在那里，栽种着农作物的田野笑脸迎人，农夫在忙碌地劳作［1］。

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阿富汗，这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缘背景下具有不同面相的中国陆上邻国。该国如今在诸多媒体中往往被贴上“帝国坟墓”的标签，其战争与混乱特质成为当代公众认知的一般性基础。

认知的构筑既基于现实，又关乎历史。如果我们从时间维度来加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对于阿富汗的一般性认知在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极大的转变。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中国、阿富汗两国之间政治、社会的“双速发展”有关，同时也与两国所面临的不同内外部环境相涉。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受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揖欧追美”自然成为主流观念，对于其他区域的认知则往往附属于欧美认知，甚至处于边缘或遗忘的位置，处于整个对外认知链条的末端。近代中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近代中国周边与世界认知的不同面相，又反过来印证着中国近代自我认知内部的不同路径。

一、作为“分隔空间”的阿富汗：理解的起点

阿富汗（现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广义上的中亚区域，是一个 25 58573 25 14939 0 0 1926 0 0:00:30 0:00:07 0:00:23 3075陆国家，领土面积约六十五万平方公里。其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东部与中国接壤，东南与巴基斯坦相接，西部则与伊朗相邻，人口约三千五百万，首都为喀布尔。

不管是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阿富汗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因此成为周边和域外大国力量博弈的重要舞台，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周边和域外大国的历史进程。这种态势，随着整个欧亚格局的调整，越到近代，表现得越明显，正如恩格斯所言：“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细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2］

例如，英俄之间围绕阿富汗等地所展开的大博弈就深深影响了英俄两强在世界其他区域的扩张步伐甚至内部政治走向。20世纪70至80年代，阿富汗的政治军事泥沼更是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内部资源，为其90年代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及其后续行动更是影响至今，深刻塑造了中亚甚至东亚的当代政治地缘结构。

当然，阿富汗这一关键地缘位置的获取并非外部力量“压力”的产物，而是其内部发展的外溢性结果，正如英国学者珀西·塞克斯所指出的：“从某种观点来说，阿富汗是个把幼发拉底河文明同印度河文明和乌浒河文明互相分开的山区地带。还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连接中亚细亚与印度平原的许多商路的必经之地，那里有着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些通常被称为印度锁钥的城市。……再有，骁勇的阿富汗人不仅屡次侵掠过富庶的印度平原，而且还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拓过王国。他们还曾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支配过波斯。”［3］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富汗自身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为大文明的“分隔空间”角色，其连接中亚与印度平原的“中介空间”特质处于附属地位，这与一般意义上我们对诸多国家（如苏联中亚五国）主要表现为“中介空间”的定位截然不同。

此外，“由于其位置正好横跨东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古代贸易和军事通道，致使阿富汗一度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地。然而在现代，阿富汗却充当了英、俄这两个膨胀帝国的终结点。由于其令人生畏的地形和贫瘠的自然资源，两大帝国最终都满足于使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继续存在，将其置于他们的正式控制之外，也置于当时已经延伸穿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铁路、电信和文化的基础设施网络之外。”［4］

可以说，阿富汗国家自身的独特历史与传统，以及其地缘区域特质，成为我们认识和思考阿富汗形象变迁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和认识阿富汗在当代中国视野中的具体图景时，历史的脉络必然是无法回避的。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近代中国对外认知的流变中，中国本身存在着两大政治上的“断裂”：首先是清朝从包有天下的帝国结构转为受外部列强压制并被迫接受现实政治的国家结构，其次则是从帝制的清朝向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国体变革。这两方面的转变体现在对外视野方面，就出现了从传统帝国视角向一般民族国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身使得关注重心也渐次转移，从维护既有的宗藩秩序与天下格局向逐步认知外域空间及其地缘动态转变，所关注的群体也逐渐“下沉”，从本来我们认知中的最高领导层逐渐向君主领导下的中高层群体转变，从而逐渐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外部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阿富汗所处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与如今的周边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内部动力相比，外部压力在形塑阿富汗国家性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历史与传统的国家，阿富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只是他们对国家政权深恶痛绝，爱好各自独立，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这种自发性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受一时的情绪支配并且容易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们激情的政治阴谋家迷惑。”［5］从民族与语言构成上看，它不像意大利或日本那样具有统一的民族或者语言，其内部存在数十个种族集团，并拥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它也不像澳大利亚或者希腊那样具有天然、可明显辨识的地理界限，甚至也没有像埃及尼罗河那样的著名标识。从地理上看，阿富汗的疆界被河流所限，而没有海洋或者山脉作为天然疆界。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喜马拉雅山天然延伸的兴都库什山在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北部天然疆界的同时，又将阿富汗一分为二，这种情况就使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阿富汗很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侵扰，而移民得以从四面八方进入这个国家。而直到1747年阿赫哈迈德建立杜兰尼帝国之前，除了作为更大的外来帝国的组成部分之外，阿富汗本身从未被作为单一的国家加以统治过。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阿富汗及其统治者一直努力避免受到波斯、俄国和英国的控制，而这种抵抗常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这种对抗性独立本身为超越种族或部落忠诚的独特的阿富汗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6］。

当然，正如笔者在探讨哈萨克斯坦议题时曾经指出的：“当我们在分析和认识哈萨克斯坦在当代中哈关系史中的具体图景，尤其是当代哈萨克斯坦在知识界的形象的过程中，历史的图景本身必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也是中国形成关于当代哈萨克斯坦认知图景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种认知的连续性过程中，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去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认知图景之前的相关信息，尤其是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丰富自身对哈萨克斯坦的多方面认知，才能进一步建立起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整体性认知，并进而形成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观’。”［7］与之相比，阿富汗的情况既有相似性，又存在着差异性。所谓相似性，在于阿富汗同样属于广义的中亚地区，在19世纪同样成为英俄帝国博弈的主战场，并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先后成为英国、苏联的势力范围；所谓差异性，则在于阿富汗所处的地缘位置，这种独特位置使阿富汗在欧亚大陆尤其是大中亚的结构中成为帝国力量博弈的关键区域，也成为外域力量对本区域施加影响的重要着力点。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涉及阿富汗的形象认知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外交流史视角下对古代中国与阿富汗之间交流互动层面的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层面的当代阿富汗问题研究，如何了解和认知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阿富汗的态度、观念变迁，并理解阿富汗在近代中国对外认知视野转变过程中的独特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周边空间。

二、从“爱乌罕”到“阿富汗”：叙述结构的转折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话语中，阿富汗往往以“爱乌罕”等名称出现。以具有认知转折意义的《海国图志》为例，在叙言部分，魏源曾这样概述本书的两大信息来源：“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勾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维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8］这表明，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框架形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知识拼接”的阶段，即以外国本土的相关叙述为基础，再结合中国历史记载以及外国地图、语言信息，从而形成近代意义上最初的对外世界认知。在正文的叙述中，《海国图志》曾以“西南洋”为名来展现传统历史中对于阿富汗的连续性叙述：“《皇清四裔考》曰：爱乌罕在巴达克山西南，部落最大。《汉书》：西逾葱岭，有北两道，北道出大宛，南道出大月氏，此当为大月氏地。有三大城，曰喀奔，曰堪达哈尔，曰默沙特。喀奔城南北西面山，东面平旷。堪达哈尔城四面俱山，其汗爱哈默特沙居之。默沙特城旧属伊兰，爱哈默特沙征取之，统治三城。事耕种，无游牧。胜兵十五万，军器鸟枪、腰刀之属，无工矢。善田作，户有余粮。少物采，自兼并温都斯坦部后，资其金丝缎匹，物力加丰。亦有奄竖，多取诸温都斯坦。商人不至其国。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将入爱乌罕境，为巴达克山酋素尔坦沙擒献，其属下有奔爱乌罕者，唆其兴师问罪于巴达克山，素尔坦沙惧，遣使具言诸不得已状，爱哈默特沙云：大清国地广人稠，见于记载，未知道路远近，今拟与尔部偕往投诚。遂屡贡焉。（案：爱乌罕，亦作阿布额尼，亦作甲布尔。）”［9］进而又叙述道：“阿附干国即加布尔，在亚细亚州中，印度之西北，北极出地二十八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五十七度起至七十度止。东至塞哥国，西连白尔西亚国，南接北罗吉国，北界达尔给国，长三千二百余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约五万二千七百余里，烟户四兆二亿口。本国地势，东南西南平原坦阔，其余各方峻岭重叠。”［10］

上述的两段记述，从具体的叙述模式来看，分别鲜明代表着中国传统官史的叙述方式以及近代西式的分国叙述方式，正是在“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中，这两种叙述方式被糅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由藩属叙述向外域叙述转变的标志性文本类型。在这里，原本主要强调延续性的历时性叙述结构，在一个已经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并逐步失却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及其历史现实面前，开始逐步让位于主要强调差异性的共时状态下的分国叙述结构。这种由叙述结构转折而形成的文本类型，实际上成为我们后来认知周边各国所惯常采用的叙述模式，那就是将在古代中国羁縻治理下的藩属国（或地域）历史的线性叙述纳入到近代逐步形成的、基于地理区域划分（如亚洲内部的次区域划分等）的，并与中国具有相同结构性位置的民族国家结构框架当中。这种叙述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历史中国”及其传统外围秩序的叙述中心性正在逐步消解，而“现代中国”及其周边世界的叙述模式正在形成。关于阿富汗叙述的变化，正是这种叙述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例证。

三、三波流变：近代阿富汗的中国“投影”

漫长的18世纪，世界格局出现新的调整，中国与世界各自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欧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洪流，欧洲殖民帝国正全力推进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工业与军事输出，并将大片区域转变为各自获取原材料并倾销制成品的殖民地。中国则经历了明清鼎革，开始进入“康乾盛世”的漫长稳定期。进入19世纪，欧洲在亚洲的力量进一步拓展，随着俄国对中亚地区的逐步控制和对中国清朝形成巨大的北部压力，以及英、法等殖民帝国力量在东南、西南方向对中国清朝的巨大冲击，东亚传统政治秩序逐步松动、瓦解，这一情况反过来刺激着近代中国的知识界，使之迈出了“开眼看世界”的步伐，开始全面关注周边国家的情况。

同一时期的阿富汗，经历了国家正式形成和王朝更替的两大转变。此前的“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和波斯人的统治。在不列颠人来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塔梅尔兰和纳迪尔－沙赫，都是走这条道路。1747年，纳迪尔死后，在这个军事冒险家的手下学会了兵法的阿罕默德－沙赫（即艾哈迈德——笔者注），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最辉煌和繁荣的地步。”［11］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扼要概括了阿富汗在18世纪关键性的统一进程。在1747年，阿富汗普什图酋长艾哈迈德开始着力拓展其控制区域，并在随后的岁月里成功统一了所有普什图部落，普什图民族意识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他以个人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真诚的宗教情感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但他缺乏对行政事务的兴趣，而这恰恰可能是把一个部落联盟转变成一个真正民族－国家的关键所在。”［12］

到了19世纪，阿富汗开始逐步与英俄力量接触。1809年，舒贾成为首个接待英国正式使团的阿富汗统治者。而与此同时，俄国于19世纪20年代吞并了哈萨克草原，并开始觊觎在杜兰尼王朝控制下的阿富汗土地。1839年至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1863年，多斯特·默罕默德去世，其子希尔·阿里继位，一直统治到1868年。1872年，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为避免双方的直接冲突，英俄确立了阿富汗的北部边界。1878年至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从1880年至1901年，阿富汗在阿卜拉·拉赫曼汗的统治之下，在其间的1893年，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杜兰德边界线”得以确立。总体而言，到1878年，随着英国占领阿富汗，清朝官方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当中国进入近代时期之际，阿富汗也开始与周边的殖民帝国发生重大冲突，而这些冲突所导致的后续影响则一直持续并不断发酵；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中国知识界开始了解近代阿富汗的具体国情与变革动荡。

（1）1875—1880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起步期

早在1875年，《申报》即以《波斯与阿富汗失和》为题，记述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文中写道：“昨得一电音述，悉波斯国现与阿富汗有失和之信，不知所启何釁，且未知其用兵与否，容后有信来再述。该处居印之西北，与回部、准部各地似有犬牙相错之势，未知与喀酋军事有无交涉耳。”［13］这是笔者查到的国内中文报纸首次以“阿富汗”为名作的相关报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报道将近代阿富汗与历史上中国对于阿富汗（爱乌罕）的认知第一次区分了开来，并成为以后国内认知阿富汗及其地缘、国情的基础。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申报》多次就阿富汗与英国势力之间的冲突进行报道。此外，1879年的《万国公报》也记载道：“电报云，英兵至阿富汗，王亲至营垒，京城颇有乱意，未知日后如何。”［14］

可以说，从1875年至1880年，是近代国内媒介关注阿富汗的起始阶段。正如《综论阿富汗事》一文所指出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理易明，千古不易，故有国者欲治其国，必先靖内乱而后外患可除。承平之世，君明臣良，法立政理，可以无忧矣，而庙堂之上，尚有忧盛危明之意者，以其宴安无事，祸患隐于无形，不早防维，一旦猝发，其势往往不可收拾也。欧洲列国数十年间，渐有中国风气，政治之要，大概知之。盖通商以来，文书图籍，自东而西，一二儒者，遂举中国列代兴废之迹，与其国事参考，知其同异之故，于是为政大旨，亦不外此，往往著为议论，法戒昭然，与中国先儒之言，相为表里，故近来英法德美诸国，政事日臻美盛，惟其所尚者得其道也，然僻处之小邦，未能常与上国往来，识其政治之所法戒者，亦尚有之，如阿富汗之在西藏之西，而印度之西北也，地当两大沙漠之中，尚在亚细亚洲界内，而远与欧洲之英国有盟，永为属国……”［ 15 ］到了1891年，国内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介绍阿富汗的作品——《阿富汗考略》［ 16］。在这之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当时的学部又编印了《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以及《阿富汗斯坦新志》，开始对阿富汗的相关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介绍［ 17］。

对近代阿富汗国情认知的开启，并不仅仅是对外知识的简单拓展，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所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在外部世界观上的重要转折。这是作为道德空间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在外力压迫下确定了边界但依然拥有“天下想象”的、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开始逐步承认自身处于一个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18］而就事件的指示性而言，“它们帮助中国指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新的机遇。这个问题是：一个由历时性的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够在势不可挡的欧美、日本强权的环境下被建造为全球重建的活跃场域。这个机遇是：这个世界如何能够被转变为一个普遍存在的舞台，来供中国人和同伴们反抗构成他们的共同世界的全球不均衡性。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有意识地进入和建造的有关认同和接近的世界舞台的复杂形势；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种族、斗争、革命和关注亡国的意识，合并为一个共时的现代全球的时间性及不均衡的全球空间性，这便允许了中国和全球空间性的非中心化，并使得亚洲、太平洋、非洲和其他地方进入视野，它们不是作为惰性的地理名称或不幸的亡国之地，而是作为创造和表演崭新的全球、国家和地方的意义、实践、历史的具体场所出现的。”［19］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和认知外部和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内部进程的一种重要折射。

（2）1919—1923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一次高潮

进入民国时期，国内对阿富汗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前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国内对阿富汗认知较为缺失的问题［20］，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加以细致梳理和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对阿富汗的认知依然在进一步推进。当然，这种认知推进，其关注的议题本身也往往与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变动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从1901年至1919年，阿富汗处于哈比布拉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阿富汗在政治、社会与思想层面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在1903年建立了第一所近代中学，次年与波斯明确了陆地边界；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近代中国也经历着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变迁，清末新政艰难推进，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这些接踵而至的急速变革为近代中国知识界催生了新的对外认知需求，近代中国知识界试图在对外域各国的认知中获得改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1912年，《东方杂志》记述了阿富汗内乱的情况：“阿富汗之蒙古人及番民等约一万人，忽起叛乱，其势甚盛。阿富汗政府束手无策。此种乱民，不惟有极精之枪械，且系集尔硕族（阿富汗诸种族中人数最多之族，其势力独厚）为之倡始，其他各族，将不免为所煽动云。”［21］1915年的《英语周刊》则有这样的记述：“……阿勒富海之左右岸，既为英突之战场，而波斯复有侵入俄境之谣。阿富汗亦有加兵印度之举，直接虽为不利于俄英，而间接则不利于法。吾国山东半岛中立之苦况，攒眉忍受，余痛未忘，自无暇游目西注，然而西北之危，亦不可不思患而预计之也。盖阿富汗者，与吾新疆仅隔一波谜罗者也。世界最高之山，既起顶于波谜罗高原，余支四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既定震旦山河两戒，其东南行者为希玛纳雅，是为藏卫印度之界山，西南行者曰因都哥士山，因都哥士又有支岭，曰苏里曼山，则南行而稍西者也。二山之交，印度河之西源发于是。是地即为阿富汗。……清官书或谓之爱乌罕，爱乌罕之离波斯而唱独立也，在十八世纪之十年。是时俄人既下突厥斯坦，英人亦挟全力经营五印度，而波斯适当中央亚细亚之咽喉。英俄方交恶，各争其地，以为己屏翰，以一孱国介于狞狮猛鹫之间，而又不善应付，致丧其北鄙数州，而波谜罗高原，亦为俄所蚕食。俄英属地，仅阿富汗支格其间……”［22］将阿富汗所处的历史与现实地缘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并注意到了该国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1918年，《英语周刊》刊载了阿富汗国王的照片，这是国内报刊首次刊载该国元首的照片［23］。

1919年，哈比布拉遇害，其子阿马努拉继位。从1919年到1929年的十年，是在马赫茂德·塔尔齐（1865—1933）协助下对阿富汗进行改革的十年。马赫茂德·塔尔齐是阿马努拉的岳父，他作为20世纪初亚洲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在创立现代阿富汗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19年的第三次英阿战争中，阿富汗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同年，阿富汗与新生的苏俄签订友好协定，稳定了其北部形势。1923年，阿富汗通过了历史上的首部宪法。1926年，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后续还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及北伐战争，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改革和革命期待，极大地增强了对外域知识的认知力度。阿富汗的十年改革，因其同为被压迫国家的地位以及重要的改革成效，而经由国内报刊的介绍而被知识界所知晓，并在对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深切期待中，形成了近代中国认知阿富汗的第一波高潮。其最主要时限为1919年至1921年，并延伸至后续的几年。

例如在1919年，当时的报刊就专门报道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协议［24］。到1921年，《东方杂志》连续报道阿富汗问题，其中指出：“阿富汗位于中亚细亚，虽为一蛮荒之国土，然在地形上，则为近东外交之门户，其地向为英俄两国所争逐，大战之后，形势又复变易。”［25］而在1921年3月17日，又记载道：“俄劳农政府近与阿富汗签订一约，俄国承认阿富汗之完全独立，并允每年以金卢布或银卢布一百万枚津贴阿富汗政府。约中与英国有关之重要条款，为双方不得与第三国缔结与今缔约国一方面有害之军事或政治条约。”［26］1923年，《新省知阿富汗局部通商》中记载“新疆杨督军近与阿富汗国王订立局部通商之约，内容共分十项”等诸事宜［27］。同年，《社会学杂志》刊载陈绍南所写的《研究社会学与社会问题之资料：阿富汗人婚娶之礼》一文，该文可以被视为国内专门研究阿富汗婚礼习俗的最早文献［28］。1925年，《记阿富汗王国》一文写道：“阿富汗为我国之西邻，乃亚洲西部之独立王国。其地北界突厥斯坦，西界波斯，居民除阿富汗人外，有蒙古人、印度人及波斯人，奉回回教为正教。其人民与外界甚少往还，禁止外人自由往其国内游历，故能言其风土人情者甚少。其首府喀布尔，地当交通孔道，军事商务，均关重要。”［29］同年的一份报道还专门论述了阿富汗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问题：“中亚细亚阿富汗国与我国派使议约一事，喧传已久，迄未实现。兹据外交方面消息，中阿两国间距离最近，关于商务关系，甚为密切，两国派使议约，颇有刻不容缓之势，顷闻新阿局部通商条约，现已议定妥协，兹觅得双方条约全文，照录如下，关于新阿临时局部通商条约条件草案，中华民国新疆官府、阿富汗国政府欲互通商，增进双方人民利益，以互相获益之临时条约规定之，因是互派专员，在新疆哈什噶尔（即喀什噶尔——笔者注）道属之莎车县开议论云。”［30］

（3）1928—1931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二次高潮

1927年，阿富汗首次发行统一的货币——阿富汗尼，同时在政治社会层面进入全速发展态势。而当时的中国，经过北伐战争，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建设的期待日渐深化，这同样反映到对于周边邻国的认知层面。从1927年至1931年，国内报章大量报道阿富汗的相关问题，形成国内阿富汗认知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也是国内关于阿富汗问题报道频度上的高峰期。

在1927年的相关报道中，有文章指出：“阿富汗向取闭关政策，但现在已派遣领事一名驻扎印度，经理对外商业、国内道路，近两年大有进步，本年度拟添筑大路若干条，以便输运，铁路尚未举办，近来已有意从事建筑，并向美国访问铁路材料市况。至于天然富源之地藏，尚无详细调查，就已知者而言，铁矿煤矿及宝石矿颇为丰富，又可供耕牧之地，面积甚大，国内无银行，商业买卖大都用卢比，每年进出口货各约值银币一千万元，主要出口货为瓜果、羊毛、手巾及地毯，主要进口货为棉制疋头货、棉纱、革制品、五金制品、衣饰、燃料、汽车及漆。”［31］同年的《东方杂志》则以更直白明了的语言，介绍了阿富汗所处的独特地缘位置：“苏俄的外交，真来得厉害，以英国张伯伦那样的手腕，然而到处碰壁，现在苏俄的外交，又在阿富汗方面得胜了，是怎样一回事呢？据莫斯科官报称：苏俄与阿富汗的协议成立了，已于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喀布尔阿米尔夏宫签字。这自然是一桩外交上的重大事件，是英国报纸所认为最可注意的事件，因为阿富汗是介在印度与俄领土耳其斯坦间的一个缓冲国，现在折而入于俄国一方面了。”［32］当年发表的《阿富汗的现状》一文，对阿富汗的历史、政治、经济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是国内报刊第一篇全面介绍阿富汗基本国情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阿富汗的地位，在历史上向来是重要的。马其顿人、波斯人、蒙古人他们想远征以达繁富的印度，皆取道于阿富汗，近代自英人并印以后，阿富汗便在印度帝国的规划之中。自俄国获得土耳其斯坦后，以英俄接触的关系，阿富汗又处在缓冲国（Buffer State）的地位，于远东问题有重要关系，所以阿富汗独立国家的成立和存在是有国际的意义的。”［33］到了1928年，有报刊开始将阿富汗看成是一个“没有条约规定的新兴国”，文章指出：“现时分散于欧洲、亚洲和其他各地的许多新兴国，除了由俄国分出来另外创立一国的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莱多尼亚（即拉脱维亚——笔者注）等国以外，不是经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便是由洛桑条约承认了。不过这多少也有除外的例子。……那便是这里要说之中央亚细亚的新兴国阿富汗了。这也是和埃及一样，由脱去英国的羁绊而加入到独立国之例，并且也一样是没有条约上规定的独立国。这是新兴阿富汗和其他许多新兴国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地方。……一九一九年的战争，据英国方面的宣传是英军胜的，但我们从英国在战争后所缔结的条约上，完全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一点上说，也可见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属于英国方面的了。参加一九一九年英阿战争的英国将校说，一个阿富汗兵能够敌过四个英国兵，这大概不是欺人之谈吧。总之，阿富汗的独立，不是由他们所恩赐下来的独立，而却是以铁和血夺得来的独立。”［34］《东方之又一土耳其：阿富汗》一文则更是不吝对阿富汗的称赞“：为了一个黄色面孔的小国王轰动了世界两个大城——巴黎和柏林的人民，法国政府挂灯结彩，给他包了巴黎第一个大旅社……柏林城中好像中了狂毒一般。我们想阿富汗一个新独立的无名小国，何以能这样受睥睨一切的德法政府的欢迎呢？德国有一个左党的报，说得好：‘我们不是欢迎别的，乃是欢迎阿富汗将来好做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呵！’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阿富汗是亚洲一个小国，界在苏俄、波斯、印度之间，本是英国的保护国。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才由今王‘阿麻奴拉’利用英俄正有事他方的时候，宣布独立。那时英国不肯承认，由印度出兵侵入阿境，想以武力征服，但是阿富汗得了俄人、德人的暗助，把英兵打败了。本年八月八日，订了和平条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国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阿富汗本是闭关自守、实业不振、交通不便的国家，虽经阿王数年的经营，至今还没有一条铁路在国内，但我们不能薄弱，要知阿王登位才九年，中经阿英战争，虽时间不久，然耗费国力，一定不少，以一个闭塞不知近代工业为何物的国家，在八年中有了这种成绩，已经是可惊了。现在阿富汗的马路已满布全国，此外如近代工业、发电厂、机械厂、织造厂、军械厂都应有尽有，全国人民穿的都是本国工厂的布。阿王有次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我国人民原来都是用英货，本国工厂初出货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购用，我后来以身作则，我的衣服完全采用国货，并且一面禁止政府的人员购用英布，上行下效，于是一般人民，都竞穿本国布为时髦了。’近年阿富汗的人民，差不多全用本国货。我写到这里，不免回想到我们祖国从前的情形，我们旧政府中的人，却和阿王的思想相反，而提倡的方法，则是一样；因为中国的大人先生们，未尝不以身作则，却是反转来提倡洋货。我记得有一种报上，记载关税会议的情形，说以‘印度绸’做桌布，表示中国政府的阔绰，我不知参加议税会议的委员，坐在这方阔绰的布前，做何感想呢！”［35］语气中充满着对作为小国的阿富汗独立自强的赞赏，以及对疲弱无能的中国“恨铁不成钢”之意。1928年的《阿富汗民族及其独立后的政治状况》一文则从革命救国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展开现代亚洲的舆图，就看见中国的地形像一片海棠叶儿摆在图上，附近这叶片的两端，各出现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叶柄这一端，是东邻日本，在叶尖那一端，是西邻阿富汗。阿富汗虽然还比不上日本那样富强，得到全世界人士的重视，但他的民族，勇敢强悍，却不在以‘武士道’自雄的大和民族之下。他们从奴隶的地位，追求解放的幸福，不顾一切的牺牲，向大英帝国主义宣战，以铁以血，争得国家的独立自由。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他们是先驱者，并且是胜利者。他们近代的历史比起日本民族的，实在较为光荣，假使东邻是使我们畏惧，西邻却值得我们崇敬了。……我们沦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民众，正在国民革命斗争之中，西望帕米尔高原，庆幸得到一个英勇的邻族，我们革命的工作，不感着寂寞。虽然目前我们是孤军奋斗，但总希望将来彼此能联合战线，向着共同的敌人反攻，以求得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36］同年的《粉墨登场的阿富汗》一文则更是从国家比较的角度，凸显了阿富汗独立自强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意义：“阿富汗国王这回访问亚欧两洲的各国，已引起世界政治家间的重大猜测了。这是因为阿富汗王是一个有作为并且有进步的思想的人，这回游历的目的，并不是为个人娱乐和靡费国帑，像许多印度王和其他人们一样。他的离开本国，实在是做一个世界政治的很认真的学生，要亲自得到这个问题的报告，和世界大政治家握手见面，使他以后能够对他的祖国服务格外有效力。……阿富汗王是很明白一件事实，就是英俄两国倘若协力压迫阿富汗，阿富汗就不能保持它的独立，除非亚洲各民族和欧洲的若干国一致起来反抗这种举动。所以阿富汗王近来曾经说过，他相信国际联盟的原则是保障一切民族的领土完整后，可是他以为要保障亚洲独立必须组织一个亚洲的国际联盟。阿富汗王的这个信心好像就是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间积极友睦的根本，也就是阿富汗注意和印度、中国、日本接近联络的原因。讲到这里有一件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去年十一月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亚大会，本年第三回大会已经决定在卡布尔开了。……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政治里边的一种原动力，它的重要将逐渐增加，所以和阿富汗没有土地接触的欧洲列强像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亚洲的大国像日本、中国也都将特别注意于阿富汗对世界政治的态度，至于那土耳其和印度是不必说了。”［37］

但好景不长，1929年，阿富汗内战爆发。哈比布拉短暂执政，随后进入那第尔统治时期。1931年，该国颁布新宪法。从1933年起，进入查希尔的漫长统治时期，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1973年。1934年，阿富汗加入国联，同年与美国建交。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与建设交织的阶段，同时也开始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与之相应，国内知识界的关注重心也转移到对阿富汗内部冲突的认识上。

1929年《阿富汗内战记》［38］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本专述阿富汗内战的书。在书中，作者记述了阿富汗由乱而治的历史。在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仪撰写的序中这样写道：“在一八四二年间，猛听得锻锒锒一声铁链响，大英帝国主义者伸展他的魔手到亚洲来，既锁住了亚洲中部的中国，又键紧了亚洲西部的阿富汗。于是中国与阿富汗，丧失了自由，破损了主权，被人束缚了将近百年，喘不过气来。可是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锁他不住的。‘我们有我们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一九一二年，中国武昌城轰的放出一声大响来，‘国民革命！’一九一九年，阿富汗喀勃尔城中轰的放出一声大响来，‘宣布自主’，主权么，要独立。国土么，要完整。不平等条约么，要取消。国际地位么，要平等。近十余年来，中国与阿富汗打着鲜明旗帜，泼剌剌向前奋进的，都是这回事。中国因为情势复杂，期望厚大，到于今尚在挣扎之中，阿富汗呢，自从一九一九年五月战胜英军，同年八月英阿两国在拉窝彭地签订了对等的和平条约后，卒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奏乐，鸣炮，成功，凯旋，万岁，阿富汗万岁，一片庆祝声，好不快乐！……国民革命军军事杂志社宁李泰同志，近编《阿富汗内战记》一书，启示国人，属为之序……”［39］该书在记述阿富汗在亚洲之形势时，这样写道：“展读世界地图，我国形势，恰似秋海棠叶。叶之尖端，即西邻阿富汗。然与西陲新疆，相隔仅咫尺。阿境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接近帕米尔高原，西北境内之山地约千余里，在清初原为我国所辖，迨至末叶，英夷印度，俄并费尔干省，该地遂成为阿国所有，中阿关系不啻唇齿之重要焉。”［40］在结论部分，作者写道：“阿富汗为亚东新之国家，然革命风潮，声势赫弈，阿王阿玛努拉被迫下诏，取消其改革计划，迨后殷纳雅图，又不能继承王位，一再复辟战争，而以克占特一役，全军覆没，废王不得已，出亡于法，王室崩溃，斯为自然之气数耳。”［41］

（4）1934—1947年：近代阿富汗认知的第三次高潮

从1933年起，阿富汗进入查希尔国王的漫长统治期，由于其秉持相对中立的政策，得以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国际纷争与战争中保持国家的完整与独立。而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国内建设的逐步推进，以及抗战在边疆地区的渐次展开，国内知识界对于阿富汗的认知也进入了第三个主要阶段。因具体关注点的转移，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较小的认知关注期，分别为1934—1936年基于国家内部建设和外部交往的关注期，1940—1942年基于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的关注期。这两个关注期的转折点为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

随着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同年出版了《亚洲弱小民族剪影》一书［42］。该书共13篇，分别概述了朝鲜、中国的台湾、菲列宾（菲律宾）、马来亚（马来西亚）、暹罗（泰国）、越南、缅甸、印度、阿富汗、伊兰（伊朗）、伊拉克、巴力斯坦（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等亚洲弱小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情况。其中的阿富汗部分这样写道：“我们检阅地图上的阿富汗，东南两面与英属印度相毗连，北面跟苏联的疆界仅隔一条俄克萨斯（Oxus）河。在地理上，它显然是英帝国主义与苏联两大势力的接触点；在事实上，英帝国主义与苏联却也都欲维持它的缓冲地位。正因为如此，阿富汗在最近十余年来，才能够逐渐走上维新的道路，粗具现代国家的形态。……阿富汗脱离英帝国主义的保护而独立，还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即在对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一年之后。真正的建设工作，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暗杀的奈迭尔国王（Nadir Khan）。奈迭尔国王统治阿富汗只有短促的四个年头，他无情地扑灭各部落的反抗，以全力维持国内的和平，他所造成的安定局面，揭开了阿富汗历史的新页。他以渐进的方法，致力于阿富汗的发展，改革旧的制度与习惯，避免刺激原始的回教徒的情感。”［43］1945年，《亚洲谈薮》一书出版，其中有《改造中之阿富汗》一文，该文写道：“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一样，近来都动员以防侵略，倘‘北方之强’飞渡了号称天险的兴杜库什山，则大好河山将夷为喋血鏖兵之地。该国为印度门户，所以英国对之非常注意。”［44］1946年翻译出版的《亚洲之地与人》一书，专门阐释了阿富汗的自然环境及其地缘态势，其中写道：“阿富汗与印度、苏联均有密切的地理关系，故应将其合并在印度或苏联内叙述较为合宜，但在气候和文化上该地与伊朗又不可分，因之我们将其列入西南亚洲来叙述。在气候上，本区是冬雨式的地中海气候最东分布的极限，雨量是地中海气候中之最少者。地势平均高度超过伊朗，但地形和土地利用，与伊朗殊为类似。阿富汗之世界重要性，在其为英、苏两大势力间之一缓冲国。该国本身并无招致外人征服之吸引力，唯因其当印度北进中亚、欧洲之通衢而显其重要。在其边境两侧，一面是帝国主义者，而另一面则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阿富汗英明的统治者拉曼（Amir Alxhir Rahman）曾在其自传中说过：‘阿富汗像一只可怜的山羊，一面是凶猛的狮子，而另一面立着一只可怕的大熊，他们都在待机吞下此牺牲品。’面对着此种事实，阿富汗仍能奋勇维持其独立地位。环列于印度西北边区的阿富汗各部落，一世纪来给英人极大的烦扰，较之印度沿边任何其他民族来得强悍。在过去若干世纪中，阿富汗人曾越过山岭阻塞征服伊朗、布卡拉（Bukhara）和俾路支，而且也曾占领过印度一部分领土。对于阿富汗自由生存的最大威胁多来自北方，由于从北部侵入该国在地形上较为方便。”［45］1947年出版的《亚洲西部地理》一书［46］，在第二章专门介绍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作为这一时期认知阿富汗的尾声，1948年出版的《三十二国风土记》中，以《阿富汗——山人国》为标题介绍了阿富汗的相关情况，其中总括道：“第一次大战以后，亚洲有着两个值得注意的民族，各自跟帝国主义的势力光荣地斗争了一番，因而提高了国际的地位。这就是土耳其和阿富汗（Afghanistan）。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Kemal Rarha），收回了许多失地，便在国内竭力推行着新政。土耳其的国势一步步强盛起来了。阿富汗的故王阿马努拉（Amanullah）为本国争得了独立，也用同样彻底的精神打算着除旧布新，然而他的新政刚才开始，国内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却就把他的王位推翻了。阿富汗的封建状态大半是它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连绵的山岳使这高原国的各部分差不多彼此隔绝。全国这才分成了若干部落，各有酋长统治着。部落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发生凶残的仇杀，然而每逢国家的大敌当前，各部落也能够联合起来，一致抵抗。……阿富汗的国王也许竭力要使这国家能现代化，可以使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始终成着现代化的阻碍。阿富汗前途的命运是难以捉摸的。然而有一点可以断言，就是今日的苏联和不列颠帝国都要维持它的缓冲的地位。”［47］

四、“发现”阿富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国运期待

中国作为拥有众多邻国的大国，认识自身与认识周边是一体的两面。古代中国的人们尽管交通条件有限，但已经开始对周边进行不懈的探索与认知，进而逐步累积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框架，进而构筑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观念。进入近代，随着外部世界秩序的变迁以及内部社会思想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对外认知视野也经历了一个激烈动荡的过程，并逐步形成了新的对外认知侧重点。在这中间，不可讳言，对外认知的主轴已经转向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或区域，曾经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对于西部邻国的认知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视，从而形成了近代对外认知层面的不均衡状态。

“发现”近代阿富汗，不仅是一个在认识层面将阿富汗从中国近代对外视野中抽绎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比较过程中认知中国近代变革与转型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国运起伏的关注，也在对中国周边邻国兴亡史的关注中得以体现，这种背景就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聚焦点，并从19世纪后期起开始了数十年的持续关注，进而形成了关于阿富汗形象的几次认知浪潮。

从破碎小国，到统一小国，再到独立自强之国，这是一面国运的镜子，既反映了近代阿富汗的改革与困顿，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与动荡时代的知识与思想期待。在同一时期认识欧美日本国运历程的过程中，揭示中国知识界认识阿富汗及其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周边邻国，进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历史关联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周边认知视野也必将得到拓展，包括对阿富汗认知在内的中国对外认知也将更具历史性和语境感，注意到近代国运及其地缘环境的变迁，而不仅仅局限于古代和当代认知。“发现”近代阿富汗在中国知识界的投影，也正是笔者拓展周边和中亚认知视野的一点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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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亚诸国的认知观念流变”（项目编号：CCSIC2017－ZD03），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跨文化适应研究”（项目编号：HX2015061）的阶段性成果。

公众号：《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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