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
《财政研究》第11期
内容提要： 2016年年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集中全院科研力量在全国开展“降成本”大型调查研究，基于四大片区的实地调研和全国线上问卷调查，形成了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一些认识与看法。在六大类成本中，总体税负有下降态势，行业税负存在一定差异；综合融资成本有下降趋势，结构性差异显著；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人工成本增长存在地区差异；用能成本居高不下；物流成本有上升趋势。我们认为降成本应置于“三去一降一补”整体结构性改革中看待，而非一项孤立任务。在“降成本”工作实践中，不能对所有企业成本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应正确认识和理解企业成本，明确不合理的企业成本及其成因，从而为“降成本”指明方向与重点。“降成本”的“降”是实现成本合理化的过程，谨防“降成本”陷入若干误区，尤其是需要充分认识降成本可能带来的风险，树立正确的“降成本”理念。就落实国务院行动方案应该把握的重点，以及如何继续推动“降成本”，我们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提出“治顽疾、增效益、树机制”3个方面共9条建议。
关键词： 降成本 成本合理化 整体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6）11-0002-17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其中，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及长远，具有特别重要的特殊地位。2016年年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集中全院科研力量在全国开展“降成本”大型调查研究。4月中旬至5月中旬，派出四个调研组，由院领导带队，分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等十二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在19个地市与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及200余户企业进行调研和座谈。与此同时，联合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面向全国开展“企业成本与负担问题”在线问卷调查，截至2016年7月16日共取得8000余户企业成本原始数据。在实地重点调研与线上问卷调查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问题中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一、企业成本到底怎么样？
为了全面掌握企业成本真实情况，我们设计并开展了“企业成本与负担问题”在线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呼应于本次调研主题，共有10个板块19个大问题（下设若干子问题）。问卷填报以客观数据为主，同时兼顾主观评价。回收的样本经过数据清洗得到的有效样本问卷为7867份①。下面的数据分析就来自全国问卷调查和十二省区实地调研。
（一）企业成本变化情况分析
1.近三年来企业微观经营效益普遍呈下滑趋势，东北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2013-2015年总成本费用②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2015年降幅分别为7.2%和2.9%），但是无论产值或是利润指标，都揭示了企业经营效益面临更严峻挑战。在企业平均产值逐年下降（2014年、2015年降幅分别为2%、5%）、平均利润总额大幅下降（2014年、2015年降幅分别为37.5%、14.3%）的背景下，平均产值效益率（利润总额/产值*100%）由2013年的0.47%降至2014年的0.27%，2015年进一步下降至-4.28%。
总成本费用占收入的比重在2013-2015年都超过100%，表明总成本大于总收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分区域看，不同地区成本结构不尽相同，但财务费用和人工成本上升是通病，东北地区整体压力显著，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连续两年下降，2015年总成本占收入的比重在全国最高（见表1）。
2.传统产业效益下滑明显，行业效益分化显著
分行业看，采矿业成本收入比上升幅度最大，2013年为102.82%， 2014年、2015年分别升至115.06%、127.26%；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014年为112.97%，2015年升至119.03%；金融业成本收入比则连续下降，2013年为112.53%， 2014年、2015年分别降至110.01%、107.96%；批发零售业成本收入比也出现下滑，由2013年的108.45%降至2014年、2015年的103.79%、102.87%（见表2）。
3.行业之间成本费用结构差异大
金融业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最高，每年在8%～10%，是建筑业平均0.15%的几十倍；金融业管理费用占收入比重最高，每年在17%～19%，且逐年增长，是批发零售业平均0.85%的二十多倍，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管理费用占收入比重每年都在9%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财务费用占收入比重最高，每年都在10%左右，是建筑业平均0.4%的二十多倍；建筑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占收入比重最高，每年约为2.3%，是批发零售业平均0.2%的十几倍。
以上分析表明，2013 - 2015年，企业经营困难加剧，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亏损面增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累积严重，企业面临多重压力。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成本费用结构差异较大，降成本政策的方向和力度还应当根据地区、行业有所侧重，突出针对性。
（二）六大成本情况分析
从企业税收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含“五险一金”费用）、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成本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企业成本具体变化趋势。
1.总体税负有下降态势，行业税负存在一定差异
样本企业总体税负①2013—2015年分别为6.61%、6.60%、6.53%，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分区域看，从高到低依次是：西部（7.18%）、东北（6.98%）、东部（6.95%）、中部（5.65%）。除东北地区外，其他三个地区2015年税负都比2014年有所下降（见表3）。
从行业看，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税负略有增加外，其他行业税负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在所选取的重点行业中，以2015年为例，房地产业税负最高，为15.12%；其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分别为12.51%和11.40%。农林牧渔业税负最低，为3.46%；其次为批发零售业，为4.97%；其他行业税负均在平均值上下。
2.综合融资成本有下降趋势，但结构性差异显著
企业融资的方式主要有银行信贷、票据贴现、小额贷款、民间借贷、直接融资（债券与股权）、融资租赁等六种。综合来看，2015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企业各项融资费用总额占融资额度的比重）约在6%～20%（以加权平均年利率计算）之间，较以往年度有明显下降，但存在结构性矛盾，行业差异、主体差异明显，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融资未能成为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有效渠道，非利息支出（服务性收费和业务回报）减负有限和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增加成为阻碍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的主因。
（1）企业融资两极分化严重。大中型国企与大型民企融资难度较小，议价能力较强，融资成本较低。据东部调研数据反映，约有85%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企业能以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上浮5-10个百分点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微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也存在经营不规范、账务不透明等短板，议价能力弱，融资难度大、成本高。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能以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5-10个百分点的利率水平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20%，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大”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没有可变现的抵押物和担保，贷款利率上浮更高。
行业融资两极分化也很明显。东部调研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商贸服务、物流等行业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其他产业。安徽调研数据显示，煤炭、电力、银行、有色金属等39户企业长期借款余额1646.9亿元，占总量的72.7%，银行信贷向部分龙头行业和优质企业集中，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逐步收窄。
（2）金融机构减费让利幅度有限。据浙江省银监局统计，2015年全省银行业取消收费项目715项，整合精简1293项，降低收费标准248项。在江苏，2015年全省银行业机构共精简收费项目424项，降低收费标准154项。2016年一季度，江苏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再次整合精简收费项目159项，降低收费项目71项。但是，江苏目前收费项目仍超百余项。
调研发现，对于部分企业贷款，银行要求必须通过担保公司提供信贷担保，企业贷款额15%左右将用于担保抵押和手续费；企业续贷过程中需要支付高额“过桥费”；“公关”费用增加了灰色的额外成本；风险保证金抬高了融资成本；银行以外的第三方收取的担保费、财产评估费、咨询费、审计费、公证费等推高了融资成本约2.63个百分点。
在资本市场债券、股权融资服务收费方面，据Wind资讯统计，2012年以后主板、中小企业版、创业板的平均发行费率上升至6.04%、10.88%和13.156%，中小企业与创业企业的发行上市费率高于大型企业。
（3）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行业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受到经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冲击，经营状况明显恶化，亏损严重，出于审慎因素考虑，金融机构普遍收缩对这两类企业的信贷投放或股权投资，企业出现转贷难、续贷难、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经营状况。
3.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1）行政审批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搜索成本等仍然较高。近些年来，虽然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盖章多等问题。
（2）中介收费不规范，甚至较为混乱。一是审批前置、年检、上岗资格培训等中介服务收费较高且乱。一些中介服务只是走过场、收收费，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甚至还存在一些中介机构数量较少，导致评审时间较长等问题。二是检验、检测、检定、检疫等种类繁多，重复送检、收费现象普遍存在，且存在较多的隐形收费。三是行业协会收费较乱。许多企业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同性质协会都邀请企业参加，缴纳会费和活动经费，增加了企业负担。四是一些垄断行业强制收费现象依然存在，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
（3）政策不透明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企业应该享受的税收优惠、财政奖补及融资等政策由于信息不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实际无法享受。比如，企业对人才公寓、职业教育培训补贴等相关政策知晓度低。
（4）政府市场管理“缺位”带来的成本。典型的是企业法律诉讼及维权成本高昂。涉企诉讼案件普遍审理周期长、执行难度大，企业在提起诉讼后需垫付大量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鉴定费等司法费用，同时承担着高额的律师费成本，还不一定能够带来合意的效果，一些合约纠纷虽然胜诉，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4.人工成本增长存在地区差异，三大险种占工资总额比例基本稳定
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近两年企业职工工资成本连续上升，2014年增幅为5.95%，2015年增长了15.64％。从工资增幅看，东北地区职工工资近两年均为下降态势，2014年、2015年分别下降1.19%、3.84%；2015年东部地区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最快（31.97％），其次中部地区的职工工资总额上升20.34％，西部地区下降幅度不大。这一趋势与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此外，大多数企业对2016年企业人工成本上涨持认同观点，并认同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逐步完善是造成人工成本上升的两个重要因素。
近三年，除了东北地区社保缴费额出现下降态势外，其他地区均呈增长态势。从全国看，“五险一金”总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大险种占工资总额比例近三年基本不变，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占工资比例有所上升。
部分企业承担办社会职能，用工负担显著增加。部分企业延续了历史上的制度惯性，承担了诸如供电、供热、供水、物业、办学校、医院、发放社保等多项成本，使其难以轻装上阵。
部分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员工培训成本偏高。特别是互联网、软件开发等行业，引进来的初次就业者经过2 - 3年的培育，成长为可用人才之时，就会面临被其他企业挖走的风险，变相增加了企业人工成本。
5.用能成本居高不下
工业用电价格高是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如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每度电0.81元以上，高于2015年全国工业用电平均价格0.79元。东北地区资源富集，但丰富的电力资源并没有在市场上形成相对低廉的价格。2015年4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工业用电平均价格分别为0.86元/度、0.86元/度、0.81元/度，均高于全国平均价格。河南、安徽、河北三省企业也存在“能源成本占比偏高、逐年增长”的现象，尤其是在技术含量低、创新投入少、能源依赖型的企业中（如化工原料行业）更为严重。
部分企业反映自备电厂发电上网收费高、备用容量费过高。目前试点中的直供电政策深受企业欢迎，但是受电网企业独家垄断买卖电力格局、利益藩篱难以突破等影响，目前这一政策在多数省份还仅仅处于试点阶段，企业额度非常有限，试点之外的企业无法享受这一政策带来的优惠。
6.物流成本有上升趋势
江苏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物流成本占工业企业总成本的比重约为0.9%，物流成本的主体是产品运输费（占工业企业销售费用比重为22.3%）。以东部某企业的物流成本为例，运输费占87%，仓储费占5%，装卸费占8%（见表4）。
物流成本结构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运输、配送、装卸与搬运、仓储、包装。分地区看，中部地区的运输占比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部分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网络。调研发现各区域均有多家企业物流成本不同程度上涨。从运输能源价格数据来看，2015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35%，但并未带动运输费用的下降，价格并未形成联动，因此工业企业的产品运输费用仍有下降空间。
二、如何看待企业成本？
降低企业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成本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应正确认识和理解企业成本，明确不合理的企业成本及其成因，从而为降成本指明方向与重点。
（一）正确认识趋势性成本与非趋势性成本，人工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上升是大势所趋
在各类企业成本中，应认识到近年来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上升是趋势性的。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步丧失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企业的人工成本（尤其是工资成本）和环境成本在逐步提高，有人也将此称为中国进入“高成本”时代。
从实际情况看，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5348元、9333元、18200元、36539元和56360元。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的10.5倍、6.0倍、3.1倍和1.5倍，已超过同期物价增长速度。其中，除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成本的增长外，《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要求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社会保险缴费部分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应增加，都加快了工资成本的持续增长。再从资源环境成本看，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逐步完善和严格，排污费征收标准的逐步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加大和缴纳的污染排放费用增加，都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成本。
从合理提高国内工资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看，工资水平和企业资源环境成本在一定阶段的逐步合理提高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趋势。因此，企业降成本应区分趋势性成本和非趋势性成本进行分析和对待，应正确理解人工成本（尤其是合理的工资水平）和资源环境成本等趋势性成本的增长合理性，不能片面地抑制工资收入和资源环境成本的增长。
（二）正确认识市场决定成本与非市场决定成本，由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是改革重点
如果不考虑企业管理等因素所形成的内部成本，企业涉及到的外部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决定的成本，即企业在市场中与其他企业进行交易并由市场决定的成本，如原材料成本、工资成本、物流成本等；二是非市场决定的成本，即企业遵从政府各种制度与管制措施并由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如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收费、电力价格等。
在市场机制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在市场出清情况下形成的原材料成本、工资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地成本等，理论上不属于降成本的范围。
但从实际看，上述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用能成本、用地成本等又是与政府的税费制度、行政审批、管制、行业垄断等政府干预密切相关，土地、原材料、人力、能源、物流、融资等虽是市场化的生产要素，但政府干预却会导致相关市场机制的扭曲，并带来一些与市场运行无关的企业成本。如政府征收税费形成的企业负担，征收社会保险收费所附加的人工成本，电力行业垄断所形成的用能成本，金融市场垄断所增加的融资成本，政府管制形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这些由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构成对企业负担的直接影响，是降成本的重点。
（三）正确认识合理成本与不合理成本，企业成本“高”在不合理成本
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也可进一步划分为合理成本和不合理成本。合理成本是指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不合理成本是指政府不合理的制度制定、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
具体看：一是税费负担，基于国内实际国情合理制定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税收和收费制度所形成的企业税费负担，不能理解为企业的高成本范畴，而制定不合理的税费制度及其负担才是企业感受负担高的原因；二是人工成本，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符合国家发展趋势，也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和偏高的社保缴费比例是推动人工成本过快增长的原因；三是用能用地成本，政府定价和垄断定价所导致的能源市场机制的扭曲和政府定价机制的不合理，会导致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居高不下；四是融资成本，金融行业的垄断和金融创新不足是导致融资成本过高的根本原因；五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不合理的行政审批、管制和行业垄断等所形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高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是物流成本，制定不合理的交通运输收费标准和一些乱收费行为推高了整体物流成本。
总之，政府不合理干预所形成的成本才是造成企业成本“高”的根源。因此，并不是所有政府决定的成本都是需要降低的企业成本，只有不合理的企业成本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四）正确认识企业税费负担的高与重，企业税费负担“重”在“不规范收费”
从宏观角度看，以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税负指标（一定时期的税收或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考察企业整体税负，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呈现下降趋势。据统计，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8%、18.7%和18.5%，全部政府收入（四本预算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0%、35.7%和34.1%。上述调研结果也表明全国样本企业的总体税负在此期间是逐步下降的。当然，具体到企业的微观层面，会存在企业税费负担高低差别的结构性问题。
企业税费负担的轻重应属于企业的心理感受问题，与企业一定时期的负担能力和感受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普遍感受经营困难，亏损面增加。对于附加值低和赢利能力低的企业，其消化成本的能力弱，在无利或微利的情况下，仍要缴纳大量与利润无关的税收，必然会感觉税收负担沉重。可以说，“企业自身有病，一根稻草都嫌重”。
相对于税收负担，政府收费负担并不算高。但种类繁多、政出多门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一些不规范的收费加剧了企业税费负担“重”的感受。例如，从全国层面看，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非税收入“类”下有7个“款”级项目，分别为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又分为62项，而每一项下又有若干个“目”级收入，仅以“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例，其款下有22个“目”级收入。粗略估计，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种类则不下500项。因此，企业税费负担“重”在“不规范收费”。
（五）正确认识企业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是改革难点
税费负担、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企业成本中，既包括相对公开和透明的显性成本部分，也包括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由于政府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成本。
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下政府的越位、缺位与错位所形成，具体表现在行政审批和垄断经营等方面。一是市场准入严格，在注册、登记、设立和资质获取等方面设置了过多的前置条件和复杂程序，提高了企业准入成本；二是行政审批项目较多，程序复杂，要求严格，过分强调事前审批，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三是依附于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繁多，如项目投资、资质获取等方面的咨询、论证、评价等强制性的中介服务比较多，收费过高；四是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服务和水、电、气等垄断性行业产品价格刚性，并利用垄断地位保持高价，同时借助这些垄断行业搭乘了一些不合理收费。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国内还出现了“显性成本隐性化”的问题，即由政府收费转变为依附于行政机构并由政府指定的中介组织或协会组织的服务性收费项目，如企业生产建设中的各种许可、评估与评价等收费。政府收费与中介收费之间此消彼长，企业总体负担水平没有减少。
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各个领域内种类繁多、弹性较大的“灰色地带”，也成为降成本的难点所在，需要通过机制体制的改革完善，并实现不同降成本措施间的协调配合。
综上，我们应在区分趋势性成本与非趋势性成本的基础上，将由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以及其中的不合理成本作为改革的重点，并正确认识企业税费负担与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考虑到不同的企业成本，导致其成本偏高的原因不同，因而还有必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制度制定不合理、改革不到位等基础上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抓住企业成本的关键影响因素，为降成本措施提供方向和实施路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负责人：刘尚希
成 员：王朝才 傅志华 马洪范 许 文 李成威 樊轶侠
（赵治纲、封北麟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