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投入、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异质性
《财政研究》第11期
内容简介
技术革新在经济结构的分解和重构进程中所具有的至高地位已成为不争的国家间共识。想要形成具备竞争力的创新动能，主要取决于“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股螺旋”机制。但市场经济个体自发进行的创新活动难以规避“市场失灵”问题，这为政府力量的介入和校正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对于国家（区域）创新而言，政府最直接的创新支持手段应属财政科技投入。因此，从财政科技投入角度来考察中国（区域）创新效果，对于发挥政府力量引导区域创新，利用创新驱动来为经济乃至社会福利优化提供持续动力，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1999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检验，有如下发现。其一，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导向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优化趋向，大部分地区对高端创新活动更为偏好，对低端创新的促进则不明显；其二，在政治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演化出了两种分化明显的财政科技投入模式，一种对高端创新活动更为注重，财政科技投入更加有效，而另一种仍禁锢在“经济总量”至上的囹圄之中，以至于财政科技投入出现了偏差，降低了区域创新动能；其三，地方财政收支失衡限制了财政科技投入的效力释放。特别的，当地的财政分权程度越大（财政力量相对更强），则财政科技投入的有效度就越高。当然，地区间的财政转移也会削弱地方的财政力量，从而降低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创新产出效果。其四，在经济（创新）活动较好的地区，只有高端创新才能对社会福利起到推动作用，而迫切做大经济总量的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如何落地形成社会福利则关注不多，政府的行为偏好需要进一步优化。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官员绩效考核和财政分权的解读，在“财政科技投入—创新能力”框架中嵌入地方政府行为函数，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下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用，为理解政府行为，并优化财政科技投入导向提供学术意见；第二，将区域创新异质性拓展到两个维度：创新层次异质性，考察地区的实质性和非实质性创新有利于深入研究地区创新能力；地区异质性，通过划分不同地区进行分析，不单有助于提高估计效率，还有助理解不同地区的政府行为差异及其创新后效；第三，大量文献集中在了如何提高地区（企业）创新实力上，但对于创新如何落地，以真正转化成为社会福利，缺乏深入探讨，解读“财政科技投入—创新能力”的福利效果和发生机制，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所在。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第11期）
作者简介：
吴 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杜金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华民，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广东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BJY172）；广东省高等院校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区域金融政策研究团队》（项目编号：2014WCXTD005）；广东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课题《地方政府支持与区域创新发展：机制识别、实证检验与政策选择》（项目编号：2017-JDX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