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补贴效率的微观机理：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叠加效应——理论解释与检验
政府创新补贴效率的微观机理：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叠加效应
——理论解释与检验
张 帆 孙 薇
论文节选
【内容摘要】选取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对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发现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呈双拐点倒“U”关系，并解释了双拐点倒“U”关系的经济含义；应用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政府R&D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而非补贴存量的总效应，认为补贴的（边际）总效应是补贴的（边际）激励效应和补贴的（边际）挤出效应相叠加的结果；同时，测度了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大小，根据其增减变化，判断政府补贴的作用状态，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基本是无效率的；进一步地，实证分析了环境因素——知识产权保护、要素市场与基础设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要素市场与基础设施这两大因素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巨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增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R&D补贴 激励效应 挤出效应 叠加效应 创新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8）04-0048-13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R&D活动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2000-2015年，中国的国家财政R&D补贴总量由575.6亿元增加到7005.8亿元，扩大了10多倍，平均每年增加401.9亿元①。政府R&D补贴作为财政资源的一项重要支出，有必要对其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估，从而为完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2016年，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展开了一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辩论。林毅夫指出在技术创新特别是基础研发领域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张维迎则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在认知能力有限与激励机制扭曲的情况下，产业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阻碍创新，技术创新中政府合适的角色绝不是提供补贴而是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而政府R&D补贴正是产业政策的工具之一，技术创新，市场还是政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R&D补贴以平均每年401.9亿元的规模递增①，每年的新增R&D补贴实际上是一个边际增量概念。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任何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增加都会遵循边际收益递增、不变、递减的规律。遵循这个思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用边际分析方法，进一步厘清政府R&D补贴总量和边际增量的关系，探究其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机理，这对于提高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效率和开辟国家创新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R&D补贴的效应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二是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存在挤出效应；三是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呈倒“U”关系。
持激励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R&D补贴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任曙明和吕镯，2014）、分担创新失败的风险（解维敏等，2009）、弥合私人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距（Clausen，2009）来实现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另外，政府R&D补贴还具有“光环”效应，有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激励其增加研发投入（王刚刚等，2017）。同时，补贴的溢出效应将使未来的研发活动面临更低的固定成本，对非补贴项目的盈利状态产生积极影响（Boeing等，2016）。陈林和朱卫平（2014）通过构建南北间的静态古诺模型，得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R&D补贴可刺激企业提高创新产出，增进社会福利的结论。此外，Bjorn等（2012）、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陆国庆等（2014）以及王德祥和李昕（2017）均实证证明了政府R&D补贴的正向激励效应。
持挤出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往往难以甄别哪些项目值得政府补贴，从而有可能把资金投向低效率的项目，存在事前的逆向选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将补贴资金投入非研发用途，存在事后的道德风险（Antonelli 和 Crespi，2011）。同时，分配补贴的政府官员出于对政绩的考虑，倾向于把补贴资金投向预期成功率高、回报率大、获得收益快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并不面临融资约束，政府R&D补贴挤出企业自有研发支出（Catozzella 和Vivarelli，2016）。Marino等（2016）基于法国企业数据，进一步发现政府R&D补贴的挤出效应在中高水平的补贴中更为显著。此外，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以及张杰等（2015）的实证研究均支持了挤出效应观点。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认为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呈倒“U”型关系（Dai和 Cheng，2015；刘虹等，2012）。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在于，补贴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存在着一个边界，其边界就是最优补贴点，当补贴水平低于最优水平时，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当补贴水平高于最优水平时，对企业创新具有挤出效应。
本文与既有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有研究大部分考察的是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创新投入或产出）的效应和影响，少有从创新效率的角度探讨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创新效率由于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是反映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绩效更为有效的指标。因此，本文以创新效率为基本视角，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第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补贴存量的总效应，而本文更关注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仅关注补贴存量的总效应而忽视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据此得出的分析结论以及制定的相关政策将有失精准。在政府R&D补贴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本文应用边际分析方法考察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这将对更为科学地评判、制定和修正补贴政策产生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三，无论是激励效应观点、挤出效应观点还是倒“U”型观点，在解读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均把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割裂开来。和这些研究不同，本文认为，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贯穿于补贴发挥作用的全过程，所有呈现出来的最终效应都是两者力量叠加的结果。因此，本文从“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叠加效应”这一新角度出发，对政府R&D补贴中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分别析出，从而扩展了已有界定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方法，克服了将二者割裂开来的问题，进一步刻画政府R&D补贴的作用机理。
第四，在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方面，新产品产值、专利申请或授权量的使用已成定势，而忽略了非专利技术这一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无形资产”项下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和商标权之和构建企业创新产出的新指标，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次从“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叠加效应”这一角度出发，对政府创新补贴中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了分解和测算，扩展了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界定方法，克服了既有文献将二者割裂开来的问题。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立足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解构政府创新补贴效率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呈双拐点倒“U”关系，目前，中国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政府R&D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总体呈现激励效应，此时政府补贴每增加0.01亿元，提升企业创新效率3.71E-04个单位。在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方面，要素市场与基础设施所起到的作用数倍于政府R&D补贴，补贴政策几乎失效。从而在实证方面对“林张之辩”中张维迎的观点有了一个佐证，也进一步回答了“技术创新，市场还是政府？”的问题：市场比政府更具有创新效率，创新活动应交给市场去做，营造优质的创新环境、建设完善的创新机制才是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政府R&D补贴政策。鉴于政府R&D补贴政策的低效率，政策优化的总方向是逐步减少补贴甚至完全退出，然而这在当下的中国并不现实，因为政府仍然在不断地加大补贴力度。因此现实的做法是对现有的补贴政策渐进调整和不断完善。在实际操作中，应更多关注补贴增量的边际效应—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根据其大小和变化，评价政府补贴的边际效率，并据此制定或调整相关的补贴政策。
2. 继续完善创新的要素市场与创新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方面，完善人才流动的激励机制，实现高质量劳动力在行业内、区域间的自由流动；金融市场方面，降低政府对信贷资金分配的干预程度，逐步形成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融资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技术市场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发展技术中介机构，鼓励科技成果走向市场。重视基础设施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加快推进高质量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园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的建设，实现创新企业的资源共享与集群效应。
3. 完善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企业技术创新信息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加速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与市场的接轨，实现科技创新要素的优化组合；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当好企业技术创新的“后勤员”，提高效率、精简手续、信息公开。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道路，形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深化技术创新领域的国际协作，吸收先进技术，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
作者简介
张 帆，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 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博弈模式与激励性规制改革的路径研究”（14BJL002）；陕西省软科学项目“基于陕西省碳排放特征的陕西省减排潜力与减排路径研究”（2016KRM063）。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第4期或登录http://czyj.cbpt.cnki.net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