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厂那三年
按：这是作家邓安庆专栏“浮尘录”第一篇文章，讲述他曾在工厂工作的三年里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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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大学毕业后，在广告公司做过文案，视力矫正公司做过宣传，培训公司做过总裁秘书……每一次工作的时间都不长，工资也很低，所以总想着跳槽。2008年我被西安的一家公司辞退之后，决定去苏州碰碰运气。几经周折，我在苏州的一个木材加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文案的工作，工资能拿到二千块，还能提供食宿，我心里头十分高兴。
这个木材加工厂临近京杭大运河，为港商投资，占地颇广，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工业城的周遭十分荒芜，远处群山隐隐，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运货的大卡车。白天我在工厂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我在工厂的宿舍睡觉。
每天上班，我都要穿过大厂房，机器在轰鸣，工人在浮满灰尘的生产车间机械地重复流水线的规定动作。庞大的机器，黑沉沉的窝在巨大的厂房内，人小小，游移在机油和白乳胶的气味中。在厂房的底端走上铁梯爬到二楼空中办，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老总的办公室在空中办的最里面，其余办公室一律排其后，墙壁都是抠掉，装饰透明玻璃，老总在办公桌上抬头看，所有办公室的电脑都是对着他，什么情况一目了然，没有人敢轻举妄动。那双领导宛如狼狗的深深的黑眼球，一扫过去，嗖嗖都是子弹，打在胆敢懈怠的人头上。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工厂里待着，更没想到我做着与我喜欢的事情毫无关系的工作。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往外跑，送文件啦，去市区办事情啦，找一切能找的理由，逃离办公室。在市区的街头散步是不从容的，身着土黄色的厂服，衣服左上角，绣着工厂的集团标识，我这样猖狂地走在大街上。
风把人全刮光了，没有闲人，只有老人缩在车站等车。黑瓦白墙，苏州的色调，全浸在茫茫的水雾中。可是，下午三点过去了，我不能这样放任地乱走，我该回工厂了。领导的眼睛狠狠会叼着我的心虚，“你一下午去哪里了？怎么不向我汇报？”汇报，一个时辰一个时辰，领导要知道你每一刻的行踪，每一刻是否在为工资付出相应的劳动。你的白乳胶文案，你的强力胶照片，你的实用新型专利，你的细木工板胶合板科技木雕刻机重组装饰薄木切片，哦，还有你的本年度的宣传策划方案，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埋头写文案的时候，也常听见隔壁的声响，那里是人事部。隔着一层玻璃，我常看见手臂被旋切机或是冷压机弄伤的工人，拿着伤残报告，向人事经理要赔偿。工人那没有手掌的手臂徒劳地伸到人事经理的面前，人事经理不耐烦地挥手让他们回去等消息，不要在这里妨碍办公。
我记得有一个工人拎起他的裤脚，那被有毒的溶液浸泡的坏腿呈现出红黑交杂的模样，我当时吓得叫了一声，老总办公室的总经理抬头往这边看过来，我赶紧装着继续写文案。可是我的眼角看见那个工人跪在办公室，最后人事经理叫人把他拖走了。因为要把文件送到马路对面的总裁办，我走出了厂房，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炙热的阳光在马路的水泥颗粒上绽裂铺开。
叉车迎面开过来，那车子伸出的长长铁臂放着块木板，木板上搁着中暑的女工。我知道又是一个人晕倒在流水线上了，这是要送到卫生所去，有些女工因为晕倒没有及时发现，手臂被割伤了，头发被绞断了。这些时常发生。
我跟这些工人虽然同处一个工业城，可是待遇完全不同。我不用一天十二小时站在机器旁边，我坐在办公室，一天八小时，不用加班，领导不在，可以偷偷打个呵欠（领导不允许中午睡午觉，不准趴在桌子上睡，不准靠在椅子上睡，吃完饭要立马回到办公室，不准聊天）。
每当下班，我们办公室的一梭人鱼贯过厂房，底下的工人们抬起头看我们。嘿，他们要去吃八块钱的套餐啦，妈的，还有水果！他们只有一荤一素，再加上一碗米饭和一份白菜豆腐汤。可是我也做过流水线工作，大学毕业在月饼厂负责从流水线把打好模的月饼放在方盒子里，也做过泥瓦工，用切割机来切瓷砖。因而他们的心情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每当骑车经过浸染车间的时候，远远地我都能看到各种颜色的水雾从浸染池子里蒸腾而上，进去的时候，那种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里面的工人都是男人，各个哪怕是大冬天都是光着膀子干活。他们的眼白都是黄的。我想人在这种环境中，还谈什么喜欢不喜欢。我自己的那点郁闷在这里变得轻薄起来。
他们从全国各地奔波到此，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每天上十二小时，接单多的时候，有些员工需要连续上二十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因为我还负责一份企业的报纸，需要有版面留给员工的。我借此机会下到车间里去，采访线长、组长、机长、厂长，也采访那些流水线工人。他们一听说是要采访，咧着嘴笑说有啥可采的，不就是天天这么过呗。
我的本子上总是这样的只言片语，回到办公室只好编写，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表达工人对工业城的忠诚和热爱。老总嫌写得还不够热烈，亲手又改动了，最后的稿子是工业城简直如天堂，工人们幸福快乐地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还有自办的大专，专门让你们这些上不了大学的人拥有专门的技能和大专学历呢！你怎么能不感激呢？
傍晚我沿着工业城的马路一路走一路看，下班的工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响个不停。我驻足看着他们涌过来，然后消失于宿舍区。我心中涌起一种渴望，“我想写一个工业城系列。我要把他们写下来。”不是像企业报上那样粉饰，而是呈现。我想在纸上把工业城搭建起来，我熟悉的这些人物各种携带自己的经历，活动在这个城里。他们除开工作，也有家庭，也有纷争，也有抱负。
住在我隔壁房间的是一个当保安的小伙子。见我在写东西，他就蹭过来，跟我说：“嘿，你帮写一篇自传好不好？”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一下班就到我的房间里，跟我讲述他如何当兵，如何退伍回来做生意亏本，如何因为女方父母反对而单身到现在。我们拿着啤酒瓶子，歪在阳台上，他说我心里默记着。阳台前方一排排厂房蓝色的屋顶像是凝固的海浪。
我一想到要上班，一想到一天漫漫看不到尽头的写文案，敲打键盘，对着屏幕，眼睛肿痛，还有，那双领导精明的眼睛就发憷。然而我的心思在魂游。我的眼前办公室的各种人等，隔壁人事部常有的打斗纷争，工资晚发引起的工人起哄罢工，某厂厂长媳妇趁着厂长当班的时候下了老鼠药在饭里，都勾起我了解和观察的欲望。
白天上班，晚上书写。在写得烦闷的时候，常常趴在阳台上看看运河的船只，嗡一声船笛长鸣。我就下楼骑着自行车沿着工业城贴运河的那段马路骑行。路上见到修路的工人从防雨棚里钻出来，他手中抱着小孩出来把尿。那孩子笑咯咯的看着我，手摘着樱花上的花瓣吃。
隔几天出了一个车祸，这个小孩被车子撞飞了，然后坠落在马路中央死掉了。远远我看见那修路的父亲蹲在儿子死的地方，也不哭，也不叫，就是手在那一块拨动着，停了停，又拨动。仿佛孩子还活着等他挠痒痒。我记下了这个场景。
在工业城待了两年半的时间，我辞了这份工作。很快，我离开苏州到了北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和人群。构建我纸上工业城系列的写作激情，逐渐消退。我的耳边没有了那些机器的轰鸣声和工人敲着饭盆的铛铛声，他们一下班就去高架桥那边的福星食品店搓麻将，哗啦哗啦，这些声音都没有了。
倒是能接到那个跟我讲述身世的保安打电话给我，问北京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因为工业城马上要搬迁到其他地方去了。第二年我回了苏州一趟，沿着工业城的马路走，果然是都要搬迁完了，那原来的厂房都拆了，新的房地产公司入驻，未来这里将是苏州新的繁华街区。
而原来的那些工人呢？那个常在门外修自行车的师傅呢？那个开福星副食店的老伯呢？那路上原来一溜香樟树呢？一切都不见了，陌生而怪异。好像当初这里千件万件事情都如云烟消散。而留存下来的只有我写的文字。我希望发生的事情不只是发生，不能如风吹尘沙掠过，它要像是石头一般凝聚起来，成为文字，坚实地在我们的心里存留。我希望我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