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人为什么这么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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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象级电影《82年的金智英》，就看了小说。豆瓣上一个高赞评论说：
一百多页薄薄一本，字号稀松内容流水账一样毫无文采可言，更谈不上写得多好，差点以为是把什么热门长微博和高赞留言整理拓充改写了一下，至于能热销则毫不意外，大概是因为韩国女性从小经历的不快都被按时间顺序吐槽了一遍。如果你身边有个从不看书也不了解性别问题的，可以送他补补课就是。
这就是不会看小说的看法。《82年的金智英》是社会学小说。
作者赵南柱（Cho Nam-Joo，b.1978）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当过多年时事类节目编剧，她自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将生活在韩国的女性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歪曲和贬低地记录下来。”
所以金智英就要是一个最最普通的人，是韩国女性这个合集的最小质因数。她甚至不能有什么特殊性格，特殊体貌，特殊际遇，甚至不能有超过一般人的感受力，一旦用细腻的笔调写她的感受，就会显得她的痛苦是自找的，是敏感疤痕体质易磕碰。
赵南柱的创新，在于这出入具体个人-抽象个体的笔调，写出了一个浑浑噩噩中一路积攒了无数伤害的人，一个由质化数据合成却不概念化的人。这其中的控制力是惊人的，才让无数普通个体受到了当量极大的冲击。
这我以后又看了金爱烂（Ae-ran Kim，b. 1980）的《你的夏天还好吗？》
金爱烂写的是有气味的小说。她的叙述能力太惊人了，甚至比借助声光电制造出的影像世界更逼真，在最细微的感知层面上施展能为。
“这些灯让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某种专业空间。”
——对电视台大胃王节目片场的印象。
“突然，滚烫的热流涌向喉咙。那种突如其来的感情像沙漠里遇到的暴雨。我想到因为我活着，或者在我活着的时候，有人很痛。我也不知道的地方，某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因为我而剧烈痛苦。”
——一种非关爱情却是首次清晰在事后意识到的生死存亡关头的那种由身体而翻天覆地的领悟。
“打开窗户，叠被子。热水器调至温水。撒出新一天的第一泡尿。”
——存在的喜悦。
“四四方方的阳光斜斜地照着地板革，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正方形里隐隐地荡漾。那是地板映出的游丝的影子，也是在我脚下神秘荡漾的春之气息。我顿时激动地感叹：‘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也有影子。’”
——幸福的人打开感官才会收到的喜悦。
“明华认识到自己说出的不是祖先的语言，只是外地人使用的“劳动者的语言”，也了解到声音和语调唤起的某种气息。明华甚至渐渐领悟了死也无法达到完美的他国语言的质感。”
——说着朝鲜族韩语的中国女人在韩国打工。
这太可怕了。以往看现实主义小说、社会批判是有安全感的，托尔斯泰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福楼拜也好，读者终究知道横亘在面前的是别人的人生，作家描绘的单位极限就是个体。彼此之间虽然有共性，有共振，有共情，总还是有一层皮隔着，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读者总可以推脱成“毕竟是别人的事”。
但是金爱烂写的是存在，是让你忽然意识到“原来我的存在是这个样子啊”这种，是你的生活不可剥离的那些物质分子和关系，是你每分钟都感到的气压温度和压力动力。
完了。金爱烂真是个坏女人，发现这点时已经晚了。她的笔调不是任人惬意躺靠的安乐椅，她的日常即将异化为可怖的异世。她那似乎能探入到物质原子的笔力，所以这转化也就毫无转圜地彻底，岂止寸草不生，每个细胞、每个原子都变了。上一分钟给人安全感的水，在下一分钟就变成另一种威胁性的物质，看起来一样，里面已经变了。
所谓的异化也不是异化，正如所有的科幻片或者僵尸片都是关于当下，是将社会现实里不可告人的部分可视化出来。贫穷、压力下的生存状态。
太宰治《人间失格》被评为“是每个个体都能有部分认同”，我觉得很不至于。但是金爱烂的人间真能让人痛哭，因为她描写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个人的原子，一不小心我们就被她写到身上来了。
被她写出这些草芥之生不可救药的腐烂，全无还手之力被外界碾压。
腐烂中、被碾压的个体会痛，会怕，我们已被牵引入这些个体的神经里，我们被迫直面这全过程，再也无法回到正常而虚假的人生。如果蝼蚁蟑螂有知，它们感受到的世界是何等模样，而如果我们不能感知到真实存在的全貌，和蚂蚁蟑螂又有什么区别。
金爱烂笔下剑气纵横，引起了我对韩国女作家的集体兴趣。找到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Yung-Hee Kim翻译并做导论、文本解析的《追问之心：当代韩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集》。
原来在金爱烂、赵南柱背后有逾百年的女性小说传统，最早一批女作家出现于1910年代，恰值日本吞并朝鲜，李氏王朝终结之际。也许是家国离乱的激发，也许是外来殖民统治削弱了加诸在妇女头上的儒礼枷锁，也许是日本盛行的西学渐于朝韩，总之1917年第一篇出自朝鲜女子之手的小说由21岁的女中毕业生金明淳（1896-1951）写了出来。
金明淳是一个富商家庭的妾生女，她母亲是从良的艺伎。这母女俩都很受正妻的磋磨。这身世又为就读汉城女中的金明淳招致流言蜚语，以致15岁辍学。1913年，她只身赴日本读麴町女中，未毕业就回到朝鲜，到1917年才完成学业。
学业蹉跎阻挡不了她的才华脱颖而出，同年她的小说《神秘女孩》夺得《青春》杂志二等奖，被认为是真正的现代文学，把朝鲜前现代文学翻开了新的一章。
1918年金明淳赴日读大学，学习文学和音乐，加入进步文艺社团，回国后大量创作，参加戏剧社团活动，1925年出版了作品集《生命之果》——该国第一本由女作家出版的书籍。她通过考试成为韩国最老资格的《大韩每日申报》的记者，也是韩国第一批职业记者之一。
但是金明淳的兴趣转向了表演，她投身电影业，并担任至少五部电影的主角，当时的影业足以使人倾家荡产，1932年，金明淳文学创作枯竭，财政上入不敷出，一度要上街做小贩糊口。据说1932-35年间她去日本学法语和音乐，1936年回国，改写儿童文学和诗集，然而终究没有找回在文坛上的位置，晚年贫病交加，死在日本的精神病院里。
日本殖民时期的韩国作家们要应付日本政府的审查，对知识分子的监控，以及后期对韩语的禁用。然而，那时候韩国女作家依然相信教育能把女子带出困境，能走出一条自我实现的道路。
第一代女作家里最瞩目的莫过于罗蕙锡（Na Hye-sŏk，1896-1948），她以”晶月“的笔名写作，作品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罗蕙锡比金明淳幸运，同出于富商家庭，却受家人宠爱。在日本留学的哥哥鼓励她也去日本，17岁中学毕业就去日本学西洋油画，正值日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际，日本女性主义团体青鞜社（Seito group）及其出版的杂志《青鞜》无疑给她很大影响，罗蕙锡大学期间担任”在日韩国女学生协会“的秘书长以及其会刊《女子世界》的编辑。
1918年，罗蕙锡毕业，成为韩国第一个有艺术本科文凭的女画家, 在女子高中教美术。她偏偏参与反日独立运动，失去了教职。此后她开个展得奖，声誉鹊起，嫁给一个留日时期就追求她的律师，后来丈夫被日本政府作为外交使节派驻南满的安东，她也随行。后来随丈夫访欧访美，同时养育三个孩子，作画参展，给报纸杂志写艺术和文化评论，也写小说记录婚姻中的苦闷。
到1932年之前，罗蕙锡可谓全韩国风头最劲的女子，杂志报纸追着她做采访，要分享她的世界见闻。随即而来的劲爆八卦让全韩国人都反应不过来了，天道教领袖崔麟发表文章大写他和罗蕙锡在巴黎的情史，罗蕙锡在法国法庭起诉崔麟诽谤她的名誉，罗蕙锡的丈夫和她离婚，罗蕙锡也失去了子女的监护权。
因为名声败坏，她不再被允许参加公开展览，但是也依然能靠卖画和卖文为生，直到1934年，她分上下篇在《全朝鲜》杂志上发表《离婚告白书》，才真正招致众怒。
在这篇文章里，罗蕙锡所透露的不仅仅是个人婚姻家庭里的不堪，更挑战了父权社会的底线，她指出女性性需求的被压抑，丈夫不能满足她也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并建议“试婚”可以有效避免她的悲剧重演。
此文一出，她的画卖不掉了，她的原生家庭也与她断绝关系。从1934年到1936年，她依靠在《全朝鲜》杂志上写游记和文章糊口，逐渐陷入赤贫，在慈善医院默默死去，无人知晓她姓名，也无人知道她埋骨何处。
而在民间，她也成为放荡堕落的同义词，如女孩想学艺术搞文学，家长都会怒斥：你想成为第二个罗蕙锡吗？
但是依然有一代又一代女作家顶风作案，不屈不挠，拒绝和时代和解：
有写贫穷平民的姜敬愛（Kang Kyŏng-ae，1907–1943)；写女人、妻子、母亲生涯里那些平凡抗争的崔貞熙（Ch’oe Chŏng-hŭi，1912-1990）；也有回溯韩国从殖民到韩战后历史创痛的宋媛熙（Chŏn Pyŏng-sun 1927–2005)，李石奉（Yi Sŏk-pong，1928–1999)，朴順女（Pak Sun-nyŏ b. 1928) 。
1974年，罗蕙锡传记《你妈妈是个先锋》出版，终于把泼在她身上的污名洗刷掉了一点。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三零、四零、五零后女作家们开始横扫文坛各种大奖：朴婉緖（Pak Wan-sŏ，1931-2011)，徐永恩（Sŏ Yŏng-ŭn，b.1943)，金知原（Kim Chi-wŏn，b.1943)，金采原（Kim Ch’ae-wŏn，b.1946)，尹静慕（Yun Chŏng-mo，b.1946)，吴贞姬（O Chŏng-hŭi，b.1947)，和姜石景（Kang Sŏk-kyŏng，b.1951)；
然后是当下国际上屡次为韩国斩获殊荣的女作家们：2012年，申京淑（Kyung-sook Shin，b.1962）以《请照顾我妈妈》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2016年，韩江（Han Kang，b.1970）的《素食者》获得曼布克国际图书奖，这还是韩国作家乃至亚洲作家第一次入围并得奖。
所以，为什么韩国女人这么能写？她们始终有冲动要告诉世界，女性生命和时代变迁之间如何互动，她们始终有创新创造的使命感。归根到底，还是骨头硬吧，不懂得转弯和含蓄，也不懂得放弃和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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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树波
题图：《82年的金智英》剧照
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