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萧放等：文化礼堂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四市九县的调查

对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考察发现，文化礼堂建设基本实现了政府、村民、乡贤能人和社会力量的共建共治共享，文化礼堂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其建设经验主要表现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党建引领、尊重群众主体性和多样化需求、重视乡村能人和返乡乡贤的参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作用、注重运营管理的模式创新。建议增强政策弹性，完善文化礼堂建设评价标准和目标定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提升文化向心力；创新管理模式，提升文化礼堂的化人育人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乡村空心化、老龄化日趋明显，基层组织涣散，公共产品缺乏，乡村弥漫着挥不去的“乡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如何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探索和推进农村文化礼堂惠民工程，致力于将其打造融礼堂、讲堂、文体活动空间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目前已朝向“建、管、用、育”相结合的提质、扩面、增效的新阶段迈进。2019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设施”，将这一创新性实践提升到国家层面。同年4-8月，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调研组实地踏访了舟山市定海区、湖州市安吉县、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瓯海区下辖9个县（区）24个村庄（社区）的30多座文化礼堂，获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已经基本实现了政府主导、村民踊跃参加、乡贤能人和社会力量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文化礼堂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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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经验

坚持政府主导文化礼堂建设

文化礼堂建设是一项多部门协调的综合工程，由各级宣传部门牵头协调，文明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组织实施，农办、国土资源、财政等部门联动，并被纳入政府实事工程，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乡镇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文化礼堂推进程度体现着政府的决策能力、基层的执行能力以及当地经济社会综合实力。

以湖州市安吉县和温州市龙湾区为例，安吉县以“为民、便民、利民”为标准，将文化礼堂建设在居民较为聚集、环境相对优美的区块，定位为“乡村经济的增长点、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点、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展示点”。文化礼堂建设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两山理念”等，着力打造既有村落自身特色又能充分凝聚人心的标志性文化产品，如村歌、文创产品等，增强村民归属感，并以活动为主线，一堂一韵，将文化礼堂建成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坚持党建引领文化礼堂建设

坚强并富有成效的基层组织和领导是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党务政务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调研发现，文化礼堂建设比较好的村落或社区都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宁波市鄞州区回龙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得益于现任党支部书记及其所带领的村两委。从2013年开始，回龙村两委坚持每周六晚召开圆桌会，宣讲国家形势和政策、通报梳理一周村内大小事务和矛盾纠纷。参加者以党小组为主，还有村民代表、本村志愿者和流动人口代表，有时也邀请法律、工程、环卫等专业人士参与。高效的工作机制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

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

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对象。目前绝大多数文化礼堂均能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利用村庄既有文化资源，推动群体参与和管理，以集约型模式，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例如，宁波市鄞州区的传统村落走马塘村具有丰富历史底蕴，建筑保存较为完整，其文化礼堂便直接利用旧祠堂等建筑群改建而成；东光村文化礼堂由原有的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和篮球场改扩建；回龙村文化礼堂改建自破败的徐姓祠堂。通过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文化礼堂实现了功能节约化，承担着乡土文化传承、传统礼仪和青少年爱国教育等多重功能。

重视发挥乡村能人和返乡乡贤作用，推动多元共建

乡村知识分子和返乡乡贤大多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对家乡具有较深的情感，他们当中很多人已从资金投入、运营管理、活动组织等方面参与到文化礼堂建设和管理中。

温州市瓯海区梓上村注重发挥华侨资源优势，成立了乡贤共建理事会，服务于梓上村的村落建设，包括分享国外先进治理理念，提供国外优秀产品资源，鼓励借助华侨优势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乡村建设设想等。华侨为文化礼堂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瑞安市曹村镇文化礼堂都有乡贤参与，乡贤理事会负责出点子、出钱出力。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和转化

调研发现，文化礼堂建设比较好的村落或社区存在一个共性，即尊重传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安吉县山河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村至今传承着青狮舞队、腰鼓队等多样化传统组织，在传承传统民俗技艺的同时，“青狮会”的神圣和威严也被传承下来，发挥着对参与表演和观看表演者的规训功能。

创新运营管理方式，实现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

文化礼堂的运营管理考验着基层的创新活力。宁波市回龙村作出了有力的探索。当地本着实用为先的原则，采取分波段的方式，将文化礼堂从最初不足400平方米的旧祠堂，逐步建成了融举办讲座、节庆礼仪活动及日常休闲健身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功能体，且仍在不断更新。这样既可以降低资金风险，也可以随着时代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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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文化礼堂经过几年的建设基本满足了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社会仪式、文体活动以及举行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不少社区组建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乡土道德宣讲员等“道德走亲”队伍，利用文化礼堂向群众宣讲时事政策、弘扬正能量。

文化礼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村民的精神园地。文化礼堂有历史名人与当代道德模范的事迹展陈，有引导健康文明向上的寿星榜、学子榜、家风家训榜，有农业文化遗产与村落生活文化的鲜活呈现，还有的引入国学书院讲学、共读传统经典等，极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文化礼堂成为传承弘扬优秀伦理道德和移风易俗的文化空间。村两委利用文化礼堂为村民提供酒席餐饮公益服务的时机，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寿庆简办，宣传“文明餐桌”和“酒席减负”，宣传火葬和文明祭扫等。

文化礼堂成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间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节点。文化礼堂对村史名人和乡风民俗的展览展示起到了留住乡村记忆、唤醒乡愁、提升村落认同的重要作用。各种节庆仪式活动以及放电影、送戏下乡等促进了人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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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政策空间和弹性不足

文化礼堂的建设和管理由于牵扯部门过多和各部门行政条割，一些问题很难协同，且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一刀切”。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当地村庄发展背景、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各有不同，城中村、合并村、严重空心村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按照现行政策要求，文化礼堂必须在三年之内全覆盖，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拉大了村庄之间的差距。比如由六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涵玉村，按照当地人话说属于“弱弱联合”村，在文化礼堂的选址上就出现了困难。

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队伍

文化礼堂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带头人的意识直接相关，魅力型权威在相关制度不完善时能够起到较大作用。调研中普遍反映的土地使用、资金匮乏等问题，说到底均与村两委的工作能力挂钩。宁波市回龙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及使用取得较好效果，并得到上级部门极高评价和宣传，就与村党支部书记的个人魄力、较高的个人素质及良好的团队领导力密切相关。反观部分建设一般的村落，要么村委委员对本村情况都不甚明了，要么村两委协作力不强，要么对文化礼堂作用缺乏正确认识。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调研发现，文化礼堂无论从建设和使用，对于文化的挖掘和创造性使用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绝大多数文化礼堂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且在建设过程中基本由村两委主导，展览展示部分流于简单化，有的委托给外面的公司来做，甚至展品都是从外村收集的。这与利用文化礼堂唤醒历史记忆和凝聚人心的主观目的还相去甚远。二是文化活动还存在普及性不强、本土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活动组织者总体上还缺乏文化自觉，活动的目的还停留在“拍照取证”和“应付报表”层面上。

文化向心力有待提升

文化礼堂是一种“行政嵌入型”或称“外源性嵌入式现代公共空间”，无论是政策宣讲、公益讲座还是礼仪活动，都无不体现着较强烈的国家意志。再加上礼堂和很多党务、政务工作的结合，使得其本身在硬件和内容建设上都与乡土文化传统有所区别。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引入现代文化观念对传统文化载体进行适度开发值得思考。以祠堂而论，祠堂是祖先信仰的物质载体，被改建为文化礼堂，体现出政府要在不同于宗族约束逻辑的另一套现代化治理逻辑中，试图延续扮演祠堂曾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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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

当前，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也存在公众参与不足、内容不足即“公共文化”建设欠缺等问题，就此，高丙中提出构建国家与社会双元主体，吸纳非遗资源，构建地方特色公共文化等建议。陈波、侯雪言也提出探索提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率的对策。基于文化礼堂建设的提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增强政策弹性，完善文化礼堂建设的评价标准和目标定位

第一，文化礼堂建设应该因地制宜，是否需要建，怎样建，建成什么标准，需灵活处理。一些人口严重空心化、经济水平较低和政策处理复杂的合并村等要作出针对性的规划。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村落，也可适当降低硬件要求，提升内容建设要求，以杜绝攀比浪费。第二，文化礼堂在全国的铺开也要有序施行。转型时期的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千差万别，要尊重当地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和群众需求，适当推进。第三，文化礼堂的内容选择对于民间传承的生活文化要留有比较宽容的政策空间，要在强调党和国家文化宣传教育的主导精神下，尽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让文化礼堂在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教育传播阵地的同时，也成为地方传统文化与民众生活文化空间。

培育熟悉政情与民情的权威型领导者和具有实干精神的管理队伍，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关于文化礼堂的建设，现有论述多将其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加以讨论，但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执行的文化行政工程，最终的落地和创造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实现，要靠乡村的内生动力。文化礼堂不仅事关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综合工程。所以有关部门要拓宽思路，提升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将文化礼堂建设置于“三农”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大背景下实施，打破条块分割，形成资源整合。

采取多种措施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人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关于文化礼堂的改进建议的研究很多，都提到要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群众主体性。本文认为，只有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才能从本质上提升其主体性和创造性。首先要根据村庄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综合考虑文化礼堂的选址、建设规模、改进措施和建设方向等。突出礼堂的实用便捷，减少不必要的装潢设施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深入挖掘提炼本土文化传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要建基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成为提升农民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载体。

建议：第一，尊重村民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和情感信仰，合理利用、深入挖掘和有效整合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礼堂作为村落历史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教育的空间。第二，采用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向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革命传统，传承优秀乡土文化，提升人们的乡土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礼堂建设的认同。第三，尊重乡村社会治理传统，将其与基层党建、村民自治以及社会组织建设相结合，用本土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使文化礼堂由政府宣传的平台变为能够满足村民需求、自由表达意愿、自愿参与管理的精神家园，成为组织人群、凝聚人心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精神空间、情感空间与社会活动空间。

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社会治理作用

经过几年的大力推进，浙江省文化礼堂已经基本实现了“在500人以上的村全覆盖”，硬件建设齐备，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国如火如荼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大背景下，文化礼堂又在积极作出新的探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改进管理模式和增进实际效用，发挥文化礼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其打造升级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紧密结合，成为下一步的重点任务。建议可继续加大管理创新，采取“管办分离”模式，在坚持公益性前提下，社会环境许可的地方，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走公共文化市场化之路，将文化治理作用落到实处。

作者：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贺少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讲师；鞠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

本文摘自《社会治理》2020年第8期《文化礼堂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四市九县的调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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