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仁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

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

摘要：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基本经济制度

来源：冯仁方.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1): 84-92.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1.009

(责任编辑：孙豪)

作者

冯仁方

作者简介：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不断创新发展经济理论，既聚焦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经济规律的研究，又加强对不同社会制度特殊经济规律的研究，尤其重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重大问题的探索，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形成路径及阶段划分

（一）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形成路径

政党是由近似或相同政治立场的人为实现同一政治目标所构成的政治组织，政党的理论就是组成政党的这些个体的观念总和。但由于成员在经历、视野、认知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政党并非在开始就天然存在统一的观点和思想。相反，那些能够被称之为政党的理论往往是经历了实践的千锤百炼才得以形成的稳定的集体共识。一般认为政党理论的形成路径有三种：其一是直接继承或沿袭先前学派党派的主要观点，并将其进一步改造以适应现实情况；其二是由政党领导人最初提出后经反复实践验证获得政党绝大多数成员认同并最终上升为政党的集体意志；其三是来自其他政党或社会群众的智慧，特别是根据具体工作总结出的可复制做法模式。如果说第一种路径尚处于学习模仿的阶段，那么后两种路径可以视为发展创新的过程。实践表明，无论是学习应用还是创新应用，政党理论并非天然就完善，相反都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优化，是一个从个别到总体、局部到全面的深化发展过程。

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考验与淬炼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与智慧。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就是这一系列思想在经济战线的高度体现。从形成机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大体上遵循前述所说的三种理论路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直接来源于三个方面，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放在指导地位上，同时辩证地对待西方经济学，借鉴吸收其有益成分和批判其错误观点，另外积极挖掘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其次，在自上而下的主动式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不断研究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或是发起于党内人士的专业经济知识，或是源自其他党派的经济建言献策，形成了集体智慧结晶；最后，广大人民群众在自下而上的倒逼式改革中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营养。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又不断与时俱进，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被运用于指导实践，这些理论在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阶段划分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种理论的产生往往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只有当一种理论回应了现实关切，解答了现实疑难，才能获得社会的主流认同，从而也才有可能上升为指导思想。纵览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经济理论创新历史，莫不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总是紧紧围绕特定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特别是针对不同经济运行环境而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具有阶段特征，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的阶段划分应以所处时代的特征为准绳。

关于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阶段划分，已有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两阶段论”，即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不同，将党的经济理论划分为相对应的两个阶段；二是“多阶段论”，即在“两阶段论”的基础上，考虑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自时域内不同阶段存在的特征，将党的经济理论划分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等。

比较而言，“两阶段论”在学理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能够在整体层面较好体现理论源于时代的这一特征。但是简单地以时空作为划分衡量标尺往往容易割裂各个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深刻反映党对经济规律的持续性研究，需要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格局等具体视角来对党的经济理论阶段进行划分。研究视角不同，党的经济理论的阶段划分也就不同。比如从战略任务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主要任务的不同阶段；又如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量的对比和质的影响上有明显的时代标识，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也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再如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分两个时期的经济理论必然不同。无论以何种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的阶段进行何种区分，这些不同阶段绝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延展逻辑。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不同阶段划分基于以下逻辑：先根据不同战略任务划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再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格局等不同进一步细分，本文对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阶段划分如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时期、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五个阶段的逐步演进过程同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探索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了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

二、从基础性应用到创造性续写：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话语创新转向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启标志是五四运动，基本胜利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阶段。五四运动后、大革命前基本对应着建党初期，尽管当时党的力量还较为薄弱，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发表的观点极具洞见。例如，李大钊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书中分析了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等，不仅指出工银制度就是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是商品，工银则表现为价格，资本家是买主，劳动者是卖主；而且分析了资本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剩余，资本制度越发达，劳动者境况越糟糕。李大钊还指出，当时以农业为根基的国内经济无力抵挡国外成熟工业经济的竞争，导致贸易上持续的输入大于输出，最终必然使国家陷入全民赤贫化的困境。无独有偶，陈独秀认为中国经济包含乡村家庭农业、城市手工业和沿江沿海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部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军阀袭扰下，三大行业都不能同发展起来的外国资本主义竞争，因而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经历一个“两步走”的过程。这些观点在党内得到了认可，被写入了党的重要文件，比如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经济特权、没收军阀财产分予农民等经济原则。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一时期党还没有真正独立开展经济工作，因而缺乏实践校正，很多经济主张仅停留在理论框架上且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舶来品烙印，具体如何开展经济工作还没有成为主要任务，但从为后来的革命准备理论基础这个意义上来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实际的经济社会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经济上的思考也日渐成熟。这其中尤以毛泽东为代表，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当时社会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状况和革命基础，明确了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等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必须依靠和可以利用的力量。这一系列正确观点在党的四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

土地革命后党的经济理论创新达到了一个高峰期，理论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和经济的关系。当时的根据地不同程度出现了“轻经济、重军事”和“重经济、缓军事”的错误观点。对此，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文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思想在整个战争年代都得到了较好地延续。在解放战争末期，毛泽东仍对全党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告诫。二是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对待当时较为复杂的所有制情况，党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毛泽东强调要兼顾公私关系，“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1947年召开的华北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所组成的，公营经济应当扶持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对待不同经济阶级，党的主张是：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和官僚资本，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这被称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展开的。过渡就是指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生产力发达、生产关系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而过渡时期本质上就是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探索与回应。要用多久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对此作了充分估计。毛泽东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刘少奇认为“在三年准备（还有十六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周恩来也谈到“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上述这一系列重要判断形成了“过渡时期长期存在论”。在具体方针上，党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其中，“一化”和“一体”均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翼”则是指由个体农业、手工业构成的一翼，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的另一翼。尽管这一理论方针明确了工业化的核心地位，但在工农业发展顺序以及工业内部轻重部门发展顺序的问题上，党内又存在不同认识。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谈到，“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善人民生活是个重要问题。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轻工业也是赚钱的。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重工业。”为此，党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最终以毛泽东提出的“大小仁政论”一锤定音，这一阶段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理论层面来看，这一系列讨论在形式上关注的是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其实质探讨的是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优先重工业论”的侧面就是“优先积累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推行“优先重工业化”无疑符合国家战略利益。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日渐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城乡关系表现为“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内外关系表现为“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工商关系表现为“以发展工业为主”，公私关系表现为“以公为主”，劳资关系表现为“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上下关系表现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等等。另外在这一时期还诞生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论”、“积极利用外援论”等其他重要理论。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党的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按照过渡时期的设想，中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顺利开展后，党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大大加快。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源于毛泽东在1955年撰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所作的判断，“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然而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使得此后两年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党中央察觉到了这个态势并一度以“反冒进”进行了纠正。但在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影响下，“反冒进”工作遭到批评。经过一些中央领导的补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表述于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并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总路线指导下，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线，而这又需以牢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支撑。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创新首先集中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

实际上，在人们熟知的“一大二公”之外，党的领导人当时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并不是僵化的，相反还相当灵活。例如，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认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主管农业的邓子恢还提出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方针。其次在经济体制方面。与“一大二公”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这一时期形成了“统购统销”（农业部门）、“统收统支”（财政金融）、“统分统配”（工业企业）等以“统”为核心的资源配置理论。但在实际经济层面，这样过于集中的体制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

中央领导根据情况提出了可在不同程度“放”的思路，也就是收缩计划作用的范围，让市场承担一部分职能。周恩来在分析商业问题时谈到，“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论”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系统表述，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经营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其必要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的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有生产是其必要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其必要补充。以上的一系列观点总的可被概括为“公私兼顾、统放结合”，充分体现了该时期党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理论结晶。

应当说，这一系列理论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乃至今天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都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这些主张没有得到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局面，还使得中央在经济运行层面作出了深入思考。比如党在宏观经济层面提出“综合平衡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观点就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说明。“综合平衡论”的提出，标志着当时党对于宏观经济的认识进入了新阶段；中观上，党的理论成果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那就是要在“综合平衡”框架内，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相应发展商业；微观上，主张要在国营企业内加强经济核算，把企业打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制主体。

总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上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为法则，并将其应用指导分析中国实践，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绩，特别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后续国家现代化发展夯实了根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时期内，共产党人虽然也考虑到了中国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但并没有大胆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框束，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条主义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突出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的基础应用为主要特征，创新性相对不够。

（二）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从改革开放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在全国上下发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宣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与之相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从临摹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转向了创新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党的经济理论创新不断取得新成绩。

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超越所处社会阶段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是上一个时期经济工作多次陷入挫折的主要原因。党在这一时期总结吸取了相关经验教训，重新明确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准确判断，而后又将其在党的十三大上进行了集中阐释，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辟除遗留的弊端，改革与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对此，我们不妨从党对所有制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的探索来分析。关于所有制经济结构。如何理解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引起党的重新思考。1979年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定位也在提升。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指出，“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强调要继续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对非公有制认识的快速转变在党内和社会各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顾虑，为此，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引导党内和社会各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党的十五大上，“以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正式提出。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补充了“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并提出要探索国有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成为沿用至今的指导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最艰难的内容，也是党的经济理论创新最突出的领域。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阐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共产党关于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认识层层递进，不少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被搁置的理论如社会主义商品理论、价值理论等，也在改革中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先后促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重大成果的诞生，有力指导了长达数十年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形成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为党的经济理论创新往什么方向走提供了根本遵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完善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没有现成的模版和经验，在经济运行层面的工作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有企业经营理论”“农村土地产权理论”等。

这些理论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相反是应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的创造性续写，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这些“支理论”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话语创新，在理论来源上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还有西方经济学思想和中国经济思想，无论是其中哪一种经济思想，中国共产党人都以辩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既非全盘否定，也非照搬照抄，这不是简单的主观选择，而是由客观的经济现实决定的。

我们不妨分析下西方经济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话语创新的影响。关于西方经济学思想，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不可能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完全剥离，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具体内容有较长时间积累优势，占有的材料也更为丰富，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理论研究有正确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如何应对处理这些一般问题当然需要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比如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原因解释理论、滞涨危机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竞争理论、价格调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福利经济理论等。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刻知道，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立场，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完全违背的，如果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法则来指导建设中国国家现代化，那就会挖掉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根基，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以必须要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创新也必然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本质不同。

一段时期内，国内经济学理论界掀起了新自由主义之风，既用苏联道路的解体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问题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指导性，又强行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经济成效归功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以此来夸大渲染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价值，不仅在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决策。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它是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当然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相去甚远，不可能拿来直接应用，但这绝不是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无是处。比如道家“无为而治”经济思想对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格局具有启示意义，这种经济思想对西欧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思想产生了影响，而后者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又如儒家荀子《富国》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上下俱富”经济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富国的基础是富民，只有民富，国富才能持久，这与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价值目标是吻合的；再如中国古代经济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赋税思想、稳定物价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创新循环经济理论、经济调控理论等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五千年文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许多观点都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相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的形成是基于中国实践，集众家经济学说之所长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理论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一重要讲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话语创新，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主观表现形式，话语创新实际上反映着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又决定于实践创新，根据这个逻辑，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话语创新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回答，这些答案见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即改革失败”“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两个毫不动摇”“新经济组织加强党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等方面，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以往形成的经济理论的创造性续写。

三、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话语创新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经济战线上的生动体现。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善于驾驭市场来提升国家经济治理效能

自成立之日起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到底“能不能”一直广受争议，哪怕是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后，还有很多声音在质疑中国共产党的能力，特别是一些人以共产党人自谦的话来论证中国共产党是经济领域的门外汉，试图从经济基础来瓦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不仅击破了各种流言蜚语，相反还以铁的事实告知人们，中国共产党时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已然成为了处理各种经济难题、应对各种经济挑战、化解各种经济风险的行家里手，在经济领域内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经济理论话语创新的艰难曲折历程同时也表明，没有谁生来就懂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筚路蓝缕，一步一个脚印前行，在泥泞中铺就阳光平坦大道，换句话而言，经济理论话语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善于领导经济，特别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共产党展示了自身惊人的驾驭市场能力，不仅在总体上有效破除了市场经济自身带有的一般弊端，较好规避了几次重大经济风险，而且使市场经济的积极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了乘数效应，例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数次飞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已经从理想转为现实，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经济实践上的创新实践必然要体现在经济理论上的话语创新，经济理论上的话语创新要求经济实践上的进一步创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呈现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这极大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马克思主义还“行不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的疑惑再一次笼罩全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沉着冷静应对国际巨变，理性研究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并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迅速作出新的改革。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体系，固守陈规只会画地为牢，停滞不前。更何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应用他们创造的原理时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得益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细节，而是给出了一般原则，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但并没有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及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迈向高级阶段，也没有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哪些阶段，不同阶段里所有制结构可能会出现怎样的调整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如何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勇气举起“改革才是硬道理”的旗帜，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话语创新就是要用新的话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补充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与任何国家都不相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好”、好在哪里，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经历了大刀阔斧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依然还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人的内心有了动摇。然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中国井喷式的经济增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数十年平均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了世界经济画卷里的中国奇迹。纵览全球，除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人类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实践，为广大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道路选择。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模式被解读成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翻版，这种言论意图将中国经济成就完全归功于市场经济，既没有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前提的，也混淆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别，更是抹煞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用，但这种言论在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缺乏一套能够诠释中国道路特别是经济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就是要阐明中国全新的国家现代化模式在根本上是与西方各种现代化模式不同的，国家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模式，如果没有话语创新，就无法对全新道路作出科学的理论阐释，从而在宣传舆论上落入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窠臼。

四、结论

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是依据中国经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只要经济实践不断变化，经济理论话语创新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丛生，经济发展陷入长时期衰退泥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弊端日渐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相对落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更加艰难；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打破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就是最优的、西方国家经济治理手段就是最有效的、西方国家经济理论就是最正确的观念魔咒。从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顺势而为，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全新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擘画的国家现代化蓝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总的来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在科学研判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注：为方便微信阅读，文中略去了原文中的注释和引文标识。本文原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84-92页。欢迎个人分享，转载请联系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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