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摘要：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关键词：法治一体建设；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源治理来源：章志远.

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摘要：互联网法院作为网络思维、网络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以“网上案件网上审”为审理思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性审判机关。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试验田”，其演进历程与法院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从1995年的萌芽至今，互联网法院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95年）、探索期（1996—2011年）、快速形成期（2012—2018年）、实践期（2019至今）。从语义与实证分析可窥见，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构，从而推动网络纠纷的专业化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关键词：互联网法院；语义解释；便利民众；网络纠纷；网络治理来源：自正法.

“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专栏【编者按】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结合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创制新规则，减少法律漏洞和法律冲突，是法学法律研究的重要使命。《东方法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商业经济与管理》《浙江社会科学》《现代法学》《法学论坛》等40家核心期刊一致同意，成为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加强智慧法治前瞻性研究，打造智慧法治学术期刊集群，为数字化转型的规则之治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数字科技等前沿技术更好服务人民福祉，推动新时代中国学术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1年7月16日，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发布“数字化转型的规则之治”征文公告，面向全球征文。至2021年10月15日征文截稿，共收到272篇文稿。经初审和查重后，有262篇文稿可进入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各刊联合评审选稿程序。2021年11月9日，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各刊线上会议讨论确定了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评审规则。2021年11月12日，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各刊按评审规则实施评审选稿作业。为服务、推动和引领数字化转型的规则之治，《浙江工商大学学报》首轮和第二轮均选出1篇文章。首轮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一文，已于2022年第1期刊发，现刊发第二轮的《人工智能司法的三重矛盾》一文，以飨读者。人工智能司法的三重矛盾摘要：目前主流人工智能司法属于“数据驱动”类型，其试图从海量司法数据中发现相关性并形成算法模型，以之预测待决案件的结果。人工智能司法的理论预设为“基于充分数据，通过科学算法，确保结果公正”。然而，预设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巨大，人工智能司法的技术逻辑在数据、算法与结果各层面都存在足以使其断裂的矛盾：第一，样本的结构性缺失、潜在因素的标记不足、低质数据的大量存在，不能满足作为技术前提的数据充分性要求；第二，虚假相关的无法排除、算法歧视的隐性生成、预测结果的不特定性，使得算法模型难以获得科学性保证；第三，价值判断的被动失效、先例数据的隐含错误、地方差异的强行拉平，构成了结果非公正性的来源，严重降低了实践应用的可接受度。以上矛盾形成了人工智能司法自我拆解的离心力。未来人工智能司法的发展重点应被置于提高算法模型的可解释性方面。关键词：人工智能；矛盾；相关关系；正当性；可解释性来源：聂友伦.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悲剧美学的实践化摘要：悲剧冲突是现实关系的矛盾对立，而悲剧美学则是呈现这一事实及其美学价值的艺术程序。围绕伦理、种族、荣誉、情欲乃至革命等论题，悲剧美学从古典的直观形式延异至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悲剧及其审美的真理性并非是寓于当下之判断，而是随着精神发展历程逐渐呈现的，换而言之，悲剧美学是一个历史现象，真正考察现实的戏剧方案需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亦即实现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契合。黑格尔对悲剧美学的历史主义重释为悲剧的形式补足了历史的内容，为纯粹的审美判断找到了具体的主体，以形式与内容、直观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启发了马克思更为彻底的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环节的美学探索。关键词：现代悲剧；美学；解放；无产阶级来源：包大为,田重.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摘要：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基本经济制度来源：冯仁方.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关键词：补充侦查;以审判为中心;检察引导侦查;撤回起诉;案-件比来源：王贞会.

后疫情时代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之隐忧及纾解摘要：“智慧法院”建设的倡导和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动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呈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线审理存在冲击直接言词原则、减损司法的威仪、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加剧庭审的形式化，而且导致审理程序公正性和司法权威性的降低。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仅是线下物理空间审理的例外和补充，主要适用于速裁程序审理且被告人同意的案件和召开庭前会议以及证人、鉴定人在特殊情况下作证的环节，不能将线上审理常态化和普遍化。法院应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法律援助全覆盖应“覆盖”至在线审理的案件，在线审理具有不同于线下审理的特点，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庭审规则。最高法院应尽快制定在线审理的技术规范，并将5G技术应用于在线审理。关键词：疫情；线上审理；权利保障；程序正当；司法威仪来源：韩旭.

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专栏“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是法学领域的重要奖励项目，由中国法学会组织举办，受到全国法学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该活动旨在发挥导向激励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推动优秀法学人才脱颖而出，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队伍。共有十位学者获得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的殊荣，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王迁、北京大学车浩、中国人民大学杜焕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洪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柏峰、浙江大学胡铭、武汉大学秦天宝、清华大学聂鑫、中国政法大学栗峥、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还有二十位学者获得提名奖。在此，特邀三位获奖学者组稿三篇文章，以加强学术交流和思想砥砺，推进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创新发展。胡铭教授在《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一文中指出，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中，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参与公民的参审能力等因素。杜焕芳教授在《投资条约仲裁中法庭之友的局限性及其改进》一文中认为，全球行政法理论要求投资条约仲裁应当具备问责、透明和公众参与、阐明理由及复审程序。其中，法庭之友的广泛参与、有效表达和及时反馈是全球行政法理论下投资条约仲裁的应有之义，完善法庭之友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大意义。梁凤云法官在《关于行政复议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行政复议法修改应当以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目标定位，以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便利性、前置性、主动性为基本要求，同时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上体现司法审查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司法谦抑。主持人：胡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1.胡铭、仇塍迪：《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2.杜焕芳、郭诗雅：《投资条约仲裁中法庭之友的局限性及其改进》3.梁凤云、朱晓宇：《关于行政复议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原文）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摘要：潜在人民陪审员对刑事裁判事项的归类并不全和裁判事实的理论分类一致，应当认真对待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对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等因素。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应为定罪事实和死刑案件量刑事实，排除“二级事实”、非死刑案件量刑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事实认定权的职权范围应为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事实是否足以判处死刑、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司法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等。关键词：事实认定；裁判叙事；人民陪审员；公众参与司法来源：胡铭,

论淫秽物品犯罪的惩罚根据与认定标准——走出法益理论一元论的独断摘要：在我国有关淫秽物品的刑事立法中，无论是道德主义、家长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仅凭一己之力都无法解释复杂的立法现象，多元主义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有关淫秽物品的刑事立法是在冒犯原则的基础上考虑禁止剥削理论和软家长主义，法益理论中的损害原则无法为立法提供合理的说明。淫秽物品具有诲淫性的正向特征，没有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的反向特征，这两个正反特征都应主要根据冒犯原则进行理解。关键词:淫秽物品；道德主义；家长主义；自由主义来源：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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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100周年“建设重要窗口研究”专题特稿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摘要：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关键词：浙江；“八八战略”；“重要窗口”；制度经验；中国方案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1.01.001全文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5-18页作者简介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重要窗口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Journal

刘艳红：《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刘艳红：《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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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组委会从参赛论文中择优评选出26篇参赛论文，授予“学术潜力奖”称号，获奖名单公示如下（排名不分先后），获“学术潜力奖”称号的参赛者将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领取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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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大赛分本科生组、硕士生组、博士生组，分为初赛、复赛、决赛，初赛确定入围名单每组各7名；复赛为专家培育阶段；决赛采用专家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每组设“学术新星”奖1名，优胜奖6名。

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为《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会议指出：

作者简介：席志国，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专家建议稿主要成员，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本文摘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江平，男，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主要起草人，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本文摘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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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亮，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研究。本文摘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叙事转向伦理，叙述作为对事件的情节化不可避免地趋向于某种伦理观念，如赵毅衡所言：“叙述化不仅是情节构筑，更是借叙述给予经验一个伦理目的”，在诸多叙事伦理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