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全球新冠疫情推动中国公共卫生研究与教育的新发展
——兼贺清华大学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文/黄奇帆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
截止到 2020 年 4 月 2 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 93 万人，203 个国家与地区有确诊病例。人类在最近 80 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公共卫生事件，其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迄今为止还无法简单估量，但毫无疑问这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疫情不仅仅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更是对人类经济体系的破坏、对财富的极大消耗。可以看到，席卷全球的疫情是对各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全面大考，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在病毒面前都是平等的。中国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先锋，并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韩国、日本借鉴了中国经验、各自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大体控制住了疫情；欧洲、美洲的公共卫生体系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也期待他们能迅速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里不评价这些国家疫情防控体系与应急管理能力的优劣，灾难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也许等疫情过后，我们才能准确评价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人类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机制是最优的。但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还不足以应对重大疫情危机。
3 月 1 日出版的第 5 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文章指出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总书记的指示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指明了方向。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科研和教育必须要先行。因此，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既是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也是难点。公共卫生不是单纯的医学领域，它与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都密切相关，公共卫生队伍建设也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它也同样涉及社会治理、卫生经济学、应急管理、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所以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需要从社会系统的视角切实补齐短板、建立公共卫生科研与教育的全新运行机制。
一、认真看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其中投资公共卫生科研与教育更是百年大计。
一般而言，公共卫生在医学领域是指针对社区或者社会的医疗及健康保障措施，它有别于在医院进行的，针对个人的医疗行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 公共卫生一般是指由政府来支出的健康服务措施。也就是说，公共卫生更多是政府引导、以预防为主所建立的健康保障体系，它与以治疗为主的各级医院体系既不相同、又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两者的重要交叉就是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管理体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也应该逐渐加大。当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的时候，人民对于健康的需求将会有巨大的提升，会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有新的需要。但是，政府往往只看到了投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对财政的压力，所以导致这一领域建设的欠账比较厉害。以医院为例，1978 年全国医院数量为 9293 个，2018 年为 33009 个，增长了 3.55 倍。在这四十年 GDP 增长 240 倍背景下，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 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 16000 亿，占 GDP 比重不到 1.7%。
要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就需要各级政府必须算清楚账，也就是要充分意识到这项投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医疗设施、卫生设施、医卫人员上的投入，是下一步扩大消费、用消费带动 GDP 发展的重要方向。投资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上与投资在传统基础设施相比，前者对 GDP 的拉动效率将会比后者高一倍以上。比如，政府投资几个亿，建一栋写字楼与建质子治疗中心相比，其所带来的 GDP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不同的。所以各级政府一定要从社会经济系统的总体角度，把投入和产出考虑全面，尤其要考虑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完善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后，可能带来的健康类金融创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投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对 GDP 的全方位拉动效应。
在众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中，建设公共卫生科研教育体系更是重中之重。这次的新冠疫情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在公共卫生科研、教育上面的短板，所以政府必须动员各种力量、加大这一方面的投入。培养适合未来公共卫生体系需要的、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是中国的百年大计，其价值是长远的、巨大的。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已经有 90 多所公共卫生学院，但大多数是医学院校所设置的传统公共卫生学院，其基础设施、培养方式、培养规模都已经远远落后时代的需要，急需政府整合各种资源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的投入，从科学研究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上根本改变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系统。
二、公共卫生队伍建设由政府主导，但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整合各种资源，加快发展速度。
到 2018 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大概 1200 万人，按照欧美发达国家每百人配备卫生人员数量来看，中国就算是达到 2-3%，卫生人员数量也应该在 3000 万以上，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但是，短时间内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医疗卫生工作岗位、并建立新的行业平衡，仅仅靠政府的投入、靠国家队来培养人才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创造国家、企业、社会多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模式，才有可能快速弥补这一短板。
公共卫生一般以政府投入为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市场的力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体系建设。在卫生体系中，公立与私立机构所承担的卫生服务职能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这次疫情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在面对灾难时强大的执行力，医护人员无私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贬低私立卫生机构的作用，它们在平时还是能够弥补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的。只不过我国的民营医疗机构小而散、对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贡献还很有限。一般而言，以传染病防控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由各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直接承担，相关资金也全部来自政府财政预算，而到了健康管理、培训教育、科研开发等领域，就未必完全由政府投入了。尤其是在公共卫生教育领域，政府应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共卫生的研究和教育过程之中。
所以未来几年，政府在加大公共卫生领域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制定政策充分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教育领域，鼓励国内外的企业和个人与高校联合建设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等。这是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当部分企业和人群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投入公共事业的需要，政府引导部分资金投向公共卫生领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的财富循环。4 月 2 日上午，本人有幸见证了清华大学与万科集团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这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典范，也会是一条加速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科研水平的新路径。
三、中国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短板明显，理念急需更新、规模急需扩大、质量急需提升。
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教育理念大多沿袭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前苏联预防医学的模式。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公共卫生早已超出医学范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需要重新定义其内涵与外延。美国城乡卫生行政人员委员会对公共卫生曾经有一个定义：公共卫生是通过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延长人类寿命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和艺术。这一定义虽然笼统，但基本代表了公共卫生教育理念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公共卫生的就业体系也需要创新，这一点是要和政府部门的公共卫生体系重新设计紧密相连的。
1882 年德国创建的巴伐利亚卫生部公共卫生学院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卫生学院。1913 年哈佛大学设立公共卫生学院、1915 年耶鲁大学设立公共卫生学系、191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公共卫生学院。这些学院无一例外都具有超强的公共卫生基础研究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公共卫生教育的典范。在教学上，他们大多重视预防医学与社会、经济、管理类课程的融合，培养未来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者和专家，这些人将会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体系运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公共卫生教育在我国也有 50 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共有 90 多个公共卫生学院（系），大多开设 5 年制预防医学本科学位，约 70 家开设了硕士学位，约 30 家具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全国每年大概培养公共卫生领域 7000 本科生，1500 硕士生，400 博士生。仅仅从培养规模来看，现在每年不到一万人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需要，尤其是不能满足疫情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此外，从培养质量上来看，教育部双一流大学中，设置公共卫生学院的并不多见。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有的公共卫生学院大多是依托医学院建立起来的，这一理念急需改变。国家应该鼓励双一流大学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公共卫生学院，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国公共卫生研究的水平和教育的质量。清华大学这次在疫情中建立了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就是非常好的尝试，希望这样的学院能够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的优势，把人文、科学、艺术融合在一起，建设一支国际化的公共卫生高水平研究团队、培养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
在国家层面，建议国家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在为国家培养高端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高端实验室体系，以汇集全球高端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多学科融合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研体系，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此外，对其它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研究机构，以利于吸引全球科研人才、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医疗、管理等多个学科，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价值创造的角度来进行。而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塑过程中是必须突破的关键。希望各级政府能够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重新思考公共卫生的财政模型和经济学模型，用科学的方式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大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让我国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强国、人才的强国，并能引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从而让人民群众在卫生健康领域具有最大的获得感、让全人类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灾害时损失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