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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国家“双循环”重大战略调整背后的5个核心逻辑|产业转型顾问委员声音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华夏基石e洞察 Author 魏杰
10 月 30 日,第八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再造组织新能力——新能力系统重构与数智化转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程樊代明院士,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著名管理学者彭剑锋教授,吴春波教授,黄卫伟教授,施炜博士,以及知名企业家王文京先生出席了论坛并做了主题演讲,论坛当天 800 位中国企业家群英荟萃共襄思想盛宴。
本文根据 10 月 30 日第八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魏杰教授《国内与国际双循环——以国家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要求》主题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未来会继续开放,但是开放的最终目的是
围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大家知道,目前国内市场需求,靠我们自己的供给能力难以满足。比如,关键性原材料,我们自己搞不出来,50% 多是靠进口的;石油、天然气能源的 70% 多,我们是靠进口的;信息产业也很难,所谓关键零部件,像芯片, 90% 都是靠进口。所以我们要对外投资,要扩大出口,要在国际上赚外汇,去买别人的东西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地扩大出口,盲目地对外投资,结果做了那么多外汇,拿了 1 万多亿美金买了美国的国债。而且,围绕赚的那么多外汇,我们也牺牲掉了国民的环境和资源。接下来,我们不用再这样做了,我们对外开放、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够了就行了,所以我们将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不再盲目去赚外汇。这一点很重要。过去我们似乎目标不太明确,现在之所以要开放,是因为把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我们的目标,赚外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世界产业链来解决自身的供给需求。
这个调整是一个重大调整。
02
开发和提升国内市场,是我们未来的重点
要把开放和提升国内市场,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怎么来开发、提升国内市场?
(一)吃穿用
(二)住与行
(三)教育与健康
(四)文化与环境
(五)人际交往与防风险
03
尽快补中国经济的短板
发动机带上高端两字,大到航空发动机,小到呼吸机发动机,我们都做得不好。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是生产呼吸机最多的国家,但最后没赚多少钱,因为关键零部件我们搞不出来,得买别人的。生产量那么多,我们盈利并不高,因为高端发动机的技术我们没掌握。这是个重大问题。
好多材料我们搞不出来,关键性材料的 50% 都是靠进口,大到飞机轮胎、轴承钢,小到手机触摸屏,我们都拿不出来。我们现在造大飞机的重要零部件,比如起落架,在飞机里面占的比重很高,但是起落架的平台、起落架的轴承钢,我们都搞不出来。现在成了一大短板。
最近日本韩国干了一场,以日本胜利而告终,为什么?日本这 20 多年来很注意一个产业的发展——精细化工。精细化工属于材料领域,许多产品是半导体产业原材料。韩国半岛半导体企业很发达,但材料来自于日本人,日韩一对抗,韩国就材料不齐了,产业就濒死了。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乱关化工企业。化工属于材料领域,初始的化工企业主要需解决废气排放问题,精细化工主要需解决废水排放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化工企业就能正常生产和发展。有一个地方政府给我们汇报,说地方上多少化工企业都关掉了,我说别都关了,解决污染问题是核心,你都关了我们的材料怎么发展?
大家知道,现在零部件精细到靠人力已经生产不出来了,要靠数控机床生产,靠数字化来生产。这次我们受攻击,才发现数控机床技术到不了国际水平,导致我们制造质量不行。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好多药物原料生产不出来。比如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原料,我们做不出来,所以常见病的药物缺原料,生产不出来药品,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这些我们做不好,所以信息硬件的 90% 都靠进口。华为被美国制裁,搞得我们就很难受。有人问我,美国为什么以国家力量来打击华为?原因很简单,5G 不是简单的通信技术,而是人类下一次科技革命的起点。下一轮的科技核心是人工智能,5G 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组成部分,谁掌握了他,谁就能在未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中占有优势。
那么华为既然都能做引领性的 5G 技术了,为什么美国国家力量打击华为能打击成呢?因为支持 5G 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是卡脖子的技术,一卡我们就很难受。总书记最近强调,对于技术,要知道从哪来到哪去才行。
中美关系恶化之后,我们五大短板暴露无遗,怎么办呢?要尽快补短板,所以我们把经济重点转向国内,核心是要尽快补短板,这对中国下一步迈向现代化将有很大助力。
现在学术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补短板,怎么补呢?要靠技术创新。所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是“十四五”的灵魂核心,是“十四五”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如何来推动?有三件事我们讨论组达成了共识。
第一,增加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是资金密集型的活动,没有钱怎么搞创新?所以要加大资金投入。我估计“十四五”规划公布的时候,有些指标就淡化了,增长速度估计不用公布了,但有些指标必须公布,其中有一条是硬指标,科技创新投资在 GDP 所占据的比例要公布。资金的投向也是一个重大影响因素。
第二,构造物质基础。技术创新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要有庞大的物质基础。我们讲的大科学装置,现代化的实验室,科创中心,这些都属于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怎么搞技术创新?所以我们最近公布了中国要构造四大都市圈:大湾区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成渝都市圈。除了成渝没有正式公布之外,其他三个方案都公布了,方案中的核心内容,包括科学技术创新。像大湾区要构造华南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浙江在搞浙江实验室体系,阿里巴巴西湖大学、浙大在构造一个庞大的物质基础体系。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没法推动基础建设。这就是我们提的新基建,其核心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构造所谓技术产品的基础设施。
第三,调动人的积极性。要调动科学精英、技术精英的积极性才行,调动的核心内容是让他们要富起来。如果他们都是穷人的话,谁愿意献身科技创新?怎么让他们富有起来?修改知识产权制度。过去知识产权都是国家的,与个人没有关系,现在与个人有关系,所有的参与者和实际控制人要享受知识产权的经济收益,最终造就一批技术富翁。
去年我就讲,中国造富运动经历过三次。一是体制造富。小平同志 1992 年讲话后,一大拨知识分子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了,享受了体制给予的财富机会。第二是产业造富,房地产产业和信息产业,造就一大批富翁。现在进入第三次造富运动——技术造福。未来我们公布中国富翁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比例——科技类富翁的比例会上升,技术实际控制人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过去穷的原因不是他们不能干,一旦他们作为创造者拥有知识产权,有经济收益,他们就会富裕起来。
我觉得中国新经济形态产生了,所以不能光讲金融经济、实体经济,还要加一个科技经济。这么多科学技术创新要以经济方式运作的,科技经济将像文化经济一样,成为重要经济生态。
04
尽快推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项,经济体制改革。
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发展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有三个重点。
第一,混合经济。中国不会走西方那种完全的私有经济,也不会走传统那种单纯的国有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各种经济成本在中国都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各种成本都能释放自己的优势发展。所以民营经济不要太紧张,民营经济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税收增长、就业的贡献巨大,我们不可能歧视和打击民间经济,而是进一步推动发展的问题。
第二,市场经济。中国会继续推动和完善市场经济,“十四五”时期,要素市场的建设是重点,整个要素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
第三,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是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今年两会,人大通过了《民法典》,明年1月之后就要实施了。《民法典》的核心是保护人权和产权的。我们要形成一套宪法、刑法、民法的完整体系。最近我们在推动政法委体系的改革,要清除害群之马,为法治经济扫平道路。通过混合经济、市场经济、法治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活力,让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目前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导致我们的增长仅仅是规模扩张而已,还不是高质量的增长。要真正走向高质量增长,就必须抓住这三个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什么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改革我们的供给体系,使其更加适合于我们的市场需求,那就要调整供给结构、供应结构。怎么调整供应结构?“十四五”期间,希望企业界资本能够大量投向三个重要的产业,以提升我们的供给结构。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是未来中国供给结构里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 8 个要点: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科创板基本在这 8 个要点之内,向这类企业加速推动。
最近调研这些要点的相关企业,其中有一个对我启发很大,就是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能是科技革命的核心,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逐渐将人工智能化,所以它是重要的投资方向。人工智能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智慧人工智能。就是人脑要做的它帮你做,你不用动脑子。代替人脑的这种活动就叫智慧人工智能,往往一个 APP 就解决好多问题了。比如,中国好医生,打开电脑键盘一敲,输入症状,它开一副药给你就好了。中国的智慧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因为智慧人工智能背后是数字经济、速算和大规模的市场数据。每一天,同样的手术全国就几千台,所有数据都能整理出来。我们是速算和数据方面的一个优秀国家,所以智慧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
当然,这也带来别的问题了,金融业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人工智能进入金融领域,大家注意到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太依赖物业,物业开始退出,我购买、出卖自己不动产,不需要物业,一个 APP 就把好多网点的信息都抓取到了。第二,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一个 APP 出来,就有人失业了,所以金融企业开始裁员了。金融经济可能会是“十四五”时期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
另外一部分人工智能,叫行为人工智能。它代替人的行为,人不用自己做动作,它就做好了。这方面我们进展比较慢,原因就是传感技术不行,背后的原因是材料不行。传感器要用好多轴承钢,我们材料技术达不到这个水平。
所以大家要投资的话,要注意思考清楚,你要投资哪部分人工智能。行为人工智能这方面,我们实际是滞后于日本的;智慧人工智能目前我们发展的比较快。投资于这个方向的话,要认真研究,向哪投很重要,供给侧结构改革只能划一个大致的方向,个案要自己去研究才行。
第二,现代制造业。这是标志中国供给结构水平的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我们希望更多的资本投向现代制造业,包括 6 个要点:大飞机、高铁、数控机床、核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现代船舶和海洋装备制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发展,在供给结构里面起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最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民营企业问我,这 6 个要点是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了?其实和民营企业都有关系。为什么?现代制造的核心是分工协作,分工协作是和谐之道。像大飞机,600 万个零部件,零部件是组装起来的,谁产品能成我就买谁的,谁的好我就买谁的。既然是分工协作,你还不能生产几个零件,进入这个分工协作体系吗?有时一个小小的零部件,就把你引进了大的合作里面。现代制造业未来的产品,是众多的企业合作的结果。我们最近考察企业的时候,不是看你生产什么,而是看你生产能力。山东有一家企业给我们核电装备提供原部件配套的。中铁实际上除了底盘技术不转让,别的零部件都可以转让。所以建立分工协作体系,与大家都有关系。
第三,服务业。希望更多的资本进入服务业。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就业是个大问题。过去几年,就业靠增长速度来解决,增长速度增加一个点,可以提供 1000 万就业机会。现在不可能了,我们的增长从破 8 破 7 破 6 到未知数,增长速度在往下走,因为我们的盘子越来越大,盘子越大,收入越高,到 2035 年我们经济总量的涨幅超过美国的时候,每年能增长三个点就不错,因为盘子很大的。那么就业靠什么?得靠发展服务业,所以服务业成为重要的一个经济形态。我认为“服务经济”的概念可以提出来。
“十四五”以后,我估计有 4 个新的经济领域产生:文化经济、科技经济、服务经济、环境经济,不能光讲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些产业将快速发展,最近,一般性服务业的需求都增大了。比如房地产方面,大家买房子差不多是 1997 年以后大面积开始,这些房子现在多少都出现一些问题了,水管的问题,墙面的问题,各种小的问题谁帮你解决?有人做了一个重要的 APP 平台,你一点击,马上就来人给你看,然后说清多少钱,要做什么。这个平台是一大群农民工在支撑,而且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水管、墙皮这种他们能解决,材料的价格等问题也可以协作商量,提供很好的定制化服务。后来我问,你们工人能赚多少钱?说是一年 20 多万,收入还可以。所以你研究一下,就这个简单的服务,会形成服务经济,形成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所以我希望更多的资本投向服务经济,投向服务业产业。
总体来讲,这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指结构调整,让我们的结构的档次更高一点。现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增长贡献甚至是下降的,未来的中国经济是六大形态:金融经济、实体经济、文化经济、服务经济、科技经济、环境经济。技术经济、文化经济、服务经济、环境经济的贡献将不断提升,提升的过程就是所谓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05
进行更高层次的开放,核心是互利共赢
我们的开放将不是一般的开放,是更高层次的开放。什么叫更高层次开放?核心是互利共赢。互利共赢是我们新格局的一个核心内容。国际形势变了,我们的开放,不能光讲自己获得什么利益,也要考虑对方获得什么利益。美国不断地拉小兄弟和我们脱钩。那么,你的开放,如果不能给对方提供利益的话,谁还和你一起玩?所以我们强调互利共赢,只要中国给对方带来利益,他就不能脱钩。
(一)制造优势
(二)市场优势
(三)服务贸易优势
(四)历史和地理的优势。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本科,于1982年和1987年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破格提为副教授、1991年破格提为教授、1992年为博导。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导、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鸿海讲席教授。论文与著述颇丰,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全国图书一等奖等全国性大奖。曾任多家企业及政府机构的顾问,多家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中国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会、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学术团体的常务理事或副会长。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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