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 百年耕耘、中国气派与当代繁荣——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回望与当下反思
作者简介
张伟（1956— ），男，汉，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哲学博士，鲁迅美术学院辽宁公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艺术学理论》编委，曾任鲁迅美术学院文化传播与管理系主任，科研处处长，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艺思潮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高校名师，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研究方向：美学，艺术学理论，文艺理论，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与实践。
摘 要：论文从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三个方面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从历史来看，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美学的开创和形成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本世纪20年代是中国美学的创新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美学经历了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和本体论美学的三个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国气派美学”。这三种美学研究思维范式的嬗变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美的理解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体现了百年中国美学研究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当代繁荣。其标志为：美学研究队伍壮大；世界美学平等对话；美学领域学派纷呈；美学问题深入展开；命题概念丰富多彩；审美文化勃然兴起；美学著述多不胜数；中马美学独树一帜；古代美学现代阐释；文艺美学中国创立；美育教育成为国策等，这些显著的成果将进一步推进百年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回顾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学人百年来辛勤耕耘，守正创新，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美学历史回顾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让美学更好地走向未来。百年中国美学继承中国古代美学优秀传统，借鉴西方美学学术资源，回归感性生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与世界美学同步的“中国气派美学”，立足于世界美学之林，进而使“中国美学世界化”，应该成为我们中国美学学人头等重要的学术理想。我们进行百年中国美学思想和学术历程的回顾，其实更是一种对于中国美学创新发展的热切期待，这种期待不仅仅属于当代中国美学学者，更多地则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和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精神中蕴涵着的一种必然要求。
关键词：百年中国美学；中国气派；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当代繁荣；创新发展
回望百年以来的中国美学，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一样，虽然历经坎坷和磨难，却依然奋力前行。众多美学学人面对社会急剧变革、内忧外患严重的历史，冲破传统，放眼世界，抢步现代，辛勤耕耘，创新发展，形成了“中国气派美学”。百年中国美学经历现代性转型，同步发展于“全球化”时代，正处于一个学术繁荣的时期。
在与世界美学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美学学者日益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应该不断汲取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精华，借鉴所有外来的美学资源，推进中国美学创新发展，将“中国气派美学”推向世界，进而使“中国美学世界化”，这应该是中国美学将来努力的方向。
（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
中国美学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美学史专家认同的观点。但是，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中国美学史专家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史是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史前人类使用的器具图纹正是他们审美意识的体现，这就应该成为中国美学史的开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宜过于宽泛，美学史就是美的理论的历史，它要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以做为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刘成纪教授对此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美学史的起点，终究来自于美学史观与美的真实历史的互动。至于在这多重起点之间如何作出选择，则终究需要研究者本人作出合乎情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
从本土的思想资源来看，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源头。李泽厚先生指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儒道互补同样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道家美学指以老庄“自然无为”的观点去对待审美与艺术的美学思想。在道家的学说中，最高的范畴是“道”。这里的“道”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存在，是宇宙的生命和核心。“道”生万物，美也自然由此而生。所以，道家美学追求的顺应自然，而达到的自由境界，便是审美境界。道家美学追求自由的“尚自然，去雕饰”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美学超越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美学是指孔子开创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伦理规范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儒家美学由孔子开创以后，中经孟子、荀子到《乐记》等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对后世的审美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积极入世的审美态度和为人生的艺术倾向。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应该是儒道释三家共谋，共同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历史传统。在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中又改变了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儒、道、骚、禅为四大主干的美学。但是，楚骚美学没有形成主干美学，禅宗美学毕竟是外来文化输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本土的美学资源。美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主干不宜过多，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哲学史叙述基本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线索，当然，现在看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路线，我们这里仅就形式上来说明这个问题。再比如朱立元先生把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梳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条线索，这种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所以，儒道互补应该是中国美学发展中相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真正思想资源和主干。道家的“出世”思想和儒家的“入世”思想好比自然界阴与阳一样，道中存儒，儒中有道，两者互动相生，互补相融，共同作用于传统中国美学，经久不衰，绵延不绝。
先秦时代，学派纷呈，百家争鸣，但是后来诸子百家先后都衰落了，只有道家和儒家的理论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和长久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美学传统的两大主干，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奠基。虽然后来中国传统美学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容有很大的扩展，但是就其理论前提和理论框架来说，基本没有离开儒道两家。
为什么在讲百年中国美学之前要用点文字来阐述中国古代美学问题？因为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美学，只有西方美学传入以后，中国才真正有了美学这门学问。那么，西方在鲍姆加通1750年出版美学著作以前有没有美学？按照“无学”的说法来说，西方从学科意义上讲在鲍姆加通之前，也没有美学。鲍姆加通被称为“美学之父”，父亲没有出生之前，哪来的儿子？如果认为鲍姆加通之前没有美学，那么，对于他之前的洋洋洒洒的西方美学史，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所以，我们主张应该用宽泛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美学问题。鲍姆加通之前的美学我们可以称之为西方古代美学，鲍姆加通之后的美学我们可以称之为西方近代美学。在中国美学问题上也是一样，西方美学传入之前的美学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美学，西方美学传入之后的美学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现当代美学，也就是百年中国美学。
（二）百年中国美学的开创
虽然中国美学传统历史悠久，儒道两家共生互补，共存发展。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由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从法国引入日本，再由王国维等人将美学从日本引入中国，开创了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开端。中江兆民自幼学习汉学，长大后被政府派往法国留学，潜心研究哲学和文学。归国后，他将aesthetics翻译为美学，于明治16年翻译出版了《维氏美学》。在他之前，日本学者西周将美学翻译为“美妙学”。《维氏美学》出版后，美学作为学科在日本得以确立和发展。
将美学由日本引入中国比较早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先生。他于1900年12月到日本留学，其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章，向中国人介绍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继承了康德的超功利美学思想，后来接受了叔本华“悲观意志”理论，认为只有求助于审美和艺术，才能摆脱人生欲望带来的苦痛，以达到心灵的超越，因为审美和艺术与功利欲求无关，在其实质上是超功利的。这构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理论前提。王国维先生在中国美学上的贡献还在于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利用西方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艺术和文学的文本，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说”作出了开创性的阐发，建立起了新的美学体系。这一理论在今天的美学和艺术领域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启蒙为目的，强调审美改造人心的社会功用，提出了诗界、文界、小说界的“三界革命论”。他还构筑了以“趣味”和“情感”为特色的美学观念。他把“趣味”作为人生之根本，也是美的根源所在。在他看来“趣味”即人生情趣和理想精神，如果没有“趣味”一切都不复存在，更不要谈什么美不美的问题。他从“趣味”出发，认为有三种美的形态：第一种是“美景良辰，赏心乐事”的自然之美；第二种是感受快乐，摆脱痛苦的生活之美；第三种是心灵飞翔，自由驰骋的艺术想象之美。梁启超重视情感在艺术中的价值，认为“屈原是情感化的化身”，杜甫被称为“情圣”是有道理的，因为杜诗善于表达情感，扣人心弦。他欣赏中国艺术中含而不露的情感表达方式：一是以理性控制情感；二是用环境烘托情感；三是以实景寄托情感；四是借象征表达情感。梁启超以情感为中心的“趣味主义”在今天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的艺术化”的美学主张，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现代美学得以传播和发展与蔡元培先生也有着重要的关系。他当过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加之偏爱美学，矢志不渝地传播美学思想，积极实施美育教育，以他的影响力在美学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他赴德国留学，在那里开始对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了许多美学论文，将西方美学思想介绍给中国。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于1921年开始设置了美学课，并由他亲自主讲这门课程。他通过席勒的美育理论，提出了“美育代替宗教”的学说，其实是主张以美育破除封建迷信，以信仰“涵养德性”，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蔡元培不仅提出了美育思想，厘清了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关系，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美育办法，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美育确立者，对推进中国美育教育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用。
鲁迅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虽然他没有专门写出美学的著作，但是在他的各类著述中却对美学问题做过广泛而深入的论述。他在青年时期接受尼采“超人”哲学观点和进化论思想，立志用艺术来改造中国人的旧思想，以求达到救国之目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经历了从“医人”到“立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开始了“弃医从文”人生道路。蔡元培“美育”思想观念使他看到了美育这个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和解放国人个性的路径，那就是通过艺术这一“国魂之现象”之表征的形式来完成。但是，他这时在审美上受到了康德超功利思想的影响，认为艺术的本体在于“兴感怡悦”“实利离尽，究理不存”。不过他这里讲的非功利不是说艺术没有用途，而是强调艺术的功用在于精神方面，而不是在物质方面。五四运动前后，他不再提“超功利”的观点，而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此后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和《美学是什么》等，这些美学理论对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末，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美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对旧传统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美学思想。他的美学思想十分强调“真”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反对“瞒”与“骗”的风气，要求正视真实的人生，其锋芒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也强调“善”的意义。他后来抛弃了审美非功利的观点，认为艺术是社会功利活动的产物，其功用主要是改造国民性，同时将艺术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他对于悲剧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在悲剧中展示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所以真实是悲剧的生命。他追求一种毁灭感，有了毁灭才有凤凰之诞生的“凤凰涅槃”，才有新的生命，才有新的世界。鲁迅先生卓越的美学思想在百年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和鲁迅等先生不遗余力地引进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开创了百年中国美学的先河，而且积极投身于美学理论研究和美学实践，其出发点就是将其作为对抗传统的封建文化和陈旧的审美观念的利器，实现社会的启蒙理想。这一理想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奋斗目标和现实企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百年中国美学开创阶段也就是中国古代美学现代转型期的美学研究中，聂振斌先生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他不仅以他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对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在近代美学领域辛勤耕耘，出版了《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1984）、《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1986）、《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2009）等。金雅教授是继聂振斌先生之后，对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学者之一。她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2009）、《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2012）、《中华人生论美学经典悦读书系》（2018）、《蔡元培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育》（2014）、《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动》（2009）等，出版个人专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2005）、《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创化》（2019）、《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引论》（2020）等。她从中国现代美学切入，提炼出了中华美学的人生论精神，并对其作出了深入的阐发和理论建构。
（三）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
继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和鲁迅等先生开创百年中国美学先河之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和邓以蜇等先生继往开来，专注于美学研究，促进了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这几位美学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建立乃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里主要讲的是他们在民国时期的美学思想。这期间一个特点是美学译介与研究并举，也就是说这时美学家们深入开拓了美学领域，开始了对美学翻译、介绍与研究、探讨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此时仅欧美、日本和苏俄的美学译著就有40本之多。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百年中国美学处于相对形成时期。
朱光潜先生早年曾留学欧洲，攻读哲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等，从事美学研究，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执教到终生。他终其一生来研究美学，是真正属于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用在追求美与研究美的著名美学家。
民国时期，他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美学的著作，初步形成了他的美学观，其中出版于1932年的《谈美》一书是他比较全面介绍美学知识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部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他早年结合现代心理学进行美学研究，出版了审美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改变了百年中国美学一般来说译介多、创见少的局面。
朱光潜先生早年深受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后来接受了克罗齐“直觉说”。应当指出的是，他早期美学思想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于克罗齐的理论，另一方面来源于西方近代心理学美学学说。他从审美的非功利性来把握“形象的直觉”，并以强调“审美心理距离”和“审美移情”作用，把美的本体归结为美生于美感经验，美感经验来自于审美直觉的理论。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会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美学家，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白华先生被誉为“学贯中西的一代美学大师”。早年与他人一起开办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刊物《学灯》，1920年夏天，他辞去了《学灯》编辑工作，到德国去留学。留学期间，玛克斯·德索对宗白华先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继承了格罗塞和费德勒的艺术学思想，提出和传统美学相区别的“一般艺术学”的理论。宗先生继承了玛克斯·德索的艺术学思想，归国后率先在中央大学开设了《美学》和《艺术学》这两门课程，一直延续至1948年。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理论主要是关于意境理论的探索。当然，意境理论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已经形成，并不是他的独创。在他之前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观点，与他同期的朱光潜也利用西方现代理论对“意境”进行了研究。他在吸收前人意境理论的基础上，对“意境”理论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形成了他的以生命为美学本体，以妙悟为体验方式的理论体系。他指出意境就是人的心灵与宇宙人生相综合生成的一种境界，是情与景的“结晶品”，表现为虚与实的统一和有与无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式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化时间为生命的意义，化空间为生命的境界。宗先生认为构成艺术境界的基本因素是情、景和情景交融，在这种交融中，创形象为象征，化实境为虚境。艺术境界有“写实的境界”“传神的境界”“妙悟的境界”三种，其中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妙悟的境界”。
唯物主义美学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在民国时期唯物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崛起，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蔡仪先生。他于1942年出版了《新艺术论》一书，1944年完成了《新美学》一书，并于1947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体系的美学专著。蔡仪在《新美学》中对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阐释，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关系及其发展法则的学科，提出了“美是典型”的理论主张。
认识论是蔡仪先生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他美学学说的理论前提。他认为认识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不是主观感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认识出于客观存在，认识能动地反映外物，并且认识随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在他看来所谓旧美学有三种，即形而上学美学、心理学美学和客观美学，前两种美学都属于主观论美学，无论理论前提还是出发点都是错误的。第三种美学虽然是客观美学，但是这种美学只研究艺术，属于艺术论，不能完全称得上是美学。他认为正确的美学途径是由现实事物去考察美，去把握美的本质，而且这是唯一正确的产生新美学的道路。在蔡仪看来，美的本质是美的事物的一般属性，典型在客观事物中恰好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特点，所以，美在于典型。
邓以蜇先生1917年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与美学，后归国任教，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以蛰先生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的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当时有“南宗北邓”之称。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范畴是“道”，这个道和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相类似。他在留学的过程中深受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并认为黑格尔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美学具有比较多的类似性。在他看来，“道”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天人融合的境界。他早年留学国外，具有深厚的西学基础，他的美学研究一方面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始终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相融合,并联系中国古代具体的艺术文本进行阐释，以彰显中国传统艺术根脉。他不随波逐流，在当时一边倒的呼唤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全盘西化的呼声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反对西方的哲学美学传统，认为这种美学在纯粹思辨领域空谈概念，和艺术没有关联，认为中国有精辟的美学理论。中国的这种美学理论强调书画传统，强调史论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美学精神。现代以降，写实主义一直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他则主张艺术“写意”精神，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是难能可贵的。这些都是他为后来中国美学发展留下的宝贵遗产。
之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百年中国美学基本形成，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经过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和邓以蜇等美学先贤的共同努力，中国美学概念基本定型；美学问题基本展开；美学体系基本形成；美学学科基本确立等，并且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学的论争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末是百年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阶段。在当代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对外国美学的学习、吸收和消化，以及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当代转型的尝试与努力，“中国气派美学”已经形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前几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可以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以及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就是明证。高建平教授用“突围”来说明中国美学的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突破中国美学研究的自身封闭性，与当代国际主流学术话语积极对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权。”在创新发展阶段，中国美学发展分别经历了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和本体论美学的嬗变发展。
（一）认识论美学开创了百年中国美学新格局
百年中国美学研究同百年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发展是一致的，换言之，近代以降的中国美学学术研究和中国社会文化有着相同的命运。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了对原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1956年朱光潜先生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学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把他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克罗齐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过去的美学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误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他逐渐转向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后来他的美学思想经过发展，得出结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从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朱光潜先生在这里更多的是从认识论方面来讨论美学问题的，我们还可以看出他的一系列观点逐步由唯心主义认识论转向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与此同时，蔡仪、贺麟、黄药眠等先生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对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蔡仪先生主张美是客观的，认为美学应该属于关于美的存在和美的认识的关系及其发展法则的学问，美在于客观的现实事物，“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现实事物的美是美感的根源，也是艺术美的根源，这是典型的认识论路线。我们知道李泽厚先生是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美学思想还是遵循认识论路线的。为了超越蔡仪先生的客观认识论美学和朱光潜先生的主观认识论美学,他在苏联美学的影响下，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实践观点。虽然他强调的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但实际上还是从认识论的立场上来强调实践而没有从真正的本体论立场上来规定实践，并没有把实践赋予本体地位。他明确主张：“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于人类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尽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美学研究出发点是认识论的路线，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由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等先生参加的美学大讨论，推动了美学学科的普及与发展。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不同观点、不同学说的文章，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展开了相互的批判和论争。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近十年的讨论中，先后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有近百人之众，发表各种观点的文章近三百篇。虽然参加争论的各个派别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地说认识论美学开创了百年中国美学的新格局。
（二）实践论美学推动百年中国美学走向新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美学的讨论又趋活跃，开始出现了问题论争。当代中国美学从1978年讨论“共同美”问题，到朱光潜先生于1979年在《文艺研究》第3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章的发表，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大型丛刊《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也编辑出版了《美学论丛》丛刊。蔡仪先生在《美学论丛》创刊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从马克思《手稿》中的“美的规律”角度批判实践美学。蔡仪先生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来许多人的反驳，以至于形成了新时期以来的又一场美学争论。
朱光潜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研究有了明显的转向，体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从认识论美学向实践美学过渡的特征。进入80年代，朱光潜先生仍坚持“美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论”的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论争中，朱光潜先生逐渐摆脱了认识论立场，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和“生产劳动”思想，把审美当作一种特殊的实践即艺术生产活动，认为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他将自己的“美是主客观统一说”与马克思的实践论相结合，形成了他晚期的美学理论体系。这一时期李泽厚先生的美学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前所述，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从物质生产的实体和认识论路线出发来理解实践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通过对康德主体性思想的吸收，突破了认识论的框架，强调了实践的本体特性，形成了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李泽厚先生对“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强调，摆脱了认识论中对客体的依赖性，肯定了实践的主体性，为审美的主体自由开辟了道路，显示了实践美学的巨大活力。
在实践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是从审美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美学的：“美学应当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通过艺术来研究人类的审美意识和美感经验，通过艺术来研究各种形态和各种范畴的美。”蒋孔阳先生扩展了实践美学创造性的内涵，认为审美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一种精神创造性活动，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命题，被称为“创造论实践美学”。
作为百年中国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实践论美学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学派，突破了认识论美学重物不重人和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阐释人类的审美活动，一方面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使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另一方面强调了审美的主客统一的创造过程，推动百年中国美学走向了新阶段。
（三）本体论美学成为百年中国美学主要学说理论的共同走向
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中国美学界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世纪之交，中国美学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突出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之争。这场争论表明中国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由上个世纪末的实践论美学思维方式取代了认识论美学思维方式以后，又转向了本体论美学思维方式。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美学大会上，杨春时教授就对实践美学提出了批判。在大会总结时，笔者就听到时任学会的领导提出年轻学者要多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古代美学知识的告诫，对此表达了含蓄的批评。1994年杨春时教授在《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了批判实践美学的文章，认为实践美学有理论欠缺的“十大问题”，并提出建立“后实践美学”即“超越美学”的构想。他针对实践美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强调要对个体的存在与活动的丰富性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对存在的回归，因此审美意义即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自由。杨春时教授的“超越美学”是把“生存”作为其学说的逻辑起点的：“生存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基础”，“我们以生存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推导出美学范畴体系和审美本质规定。”
朱立元教授等人对杨春时教授的超越美学提出反批评，形成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面对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质疑，朱立元教授认为实践美学至今并未过时，但是实践美学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现在需要人们做的是为其确立真正的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实践原本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来理解的人生实践，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本身就包含着存在论维度。他将马克思的实践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相结合,对实践美学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得到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赞同，如宋伟教授认为无论是“实践存在论美学”，还是“实践生存论美学”，其思想理路和理论旨趣在于摆脱物质实体论和反映认识论的僵化模式，试图在马克思实践论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之间建立起某种对话性的境域综合，以彰显其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当代美学意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实践美学创始者李泽厚先生本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坚持“工具本体”的实践论立场，转向了“情本体”的本体论立场。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提出“情本体”概念，“情本体”概念的提出标志他从“工具本体”走向到“情本体”“改弦更张”的转变。他认为从程朱到阳明再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些“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他所提出的“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的形而上学，这表明他已经从实践论美学走向了当代本体论美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杨春时教授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还是朱立元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抑或是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美学，尽管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把本体论作为其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只是他们对本体的理解不同而已。由此可见，由实践论美学思维方式嬗变为本体论美学思维方式，已经成为百年中国美学主要学说理论的共同走向。
还需要提及的是，曾繁仁先生是老一辈美学家当中很少走进当代本体论美学的美学家之一。据他自己讲，其美学研究实现了哲学基础的突破，就是由传统的认识论过渡到了唯物实践存在论。一次，笔者和他一起在日本开美学会，问他：“您在《光明日报》发的文章里本体论观点怎么变了？”他回以长者宽厚的惯有的笑容，没有回答。现在，虽然他年已八旬，但却仍然站在学术前沿笔耕不辍，不断寻求自我的超越，和中青年美学学者们一同耕耘在美学的大地上，享受着沉甸甸的美学收获。
当然，这里所说的本体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古希腊时期就有本体论，但是，那时的本体论是以“物”为本体的自然本体论或者叫实体本体论。我们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是经海德格尔复兴的以“人”（此在）为本体的生存本体论或者生命本体论，统称为“当代本体论”。这种“当代本体论”的本体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如卡西尔在《人论》中讲的“功能性”的，也就是奎因在《略论存在和必然性》中认为的“本体论承诺”的结果。奎因认为任何理论家都有某种本体论的立场，都包含着某种本体论的前提。本体论问题就是“何物存在”的问题。但是，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本体论事实问题即“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这是经验意义上的客体存在问题；另一种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即“说何物存在”问题,这是超验意义上的逻辑存在问题。这样他就改变了认识论的立场，认为并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纯然客观本体。本体问题就不是一个与事实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是思维前提的建构的问题，因此，它也是一种承诺和悬设的问题。然而，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甚至还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毛崇杰先生就认为“实践论与本体论从来就不是两种思维方式；认识论也不是离得开实践论的独立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是近代以降百年中国美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各种美学理论、命题异军突起，不断转换美学研究的论题和热点。尽管其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曲折和艰难，但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中国美学仍然堪称为花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学术繁荣期。
当然，关于中国当代美学是否繁荣也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当下是思想匮乏的时代，中国美学在世界思想市场上没有一席之地。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可能不是很客观，我们本身就是从事美学研究的，换句话说是吃美学这碗饭的，把自己说的啥也不是，也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所以，我们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那就请看下面的事实。
（一）美学研究队伍壮大
中国美学研究队伍壮大的具体表现：
首先，美学研究人员总数在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是世界上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据中华美学学会提供的信息表明，中华美学学会会员达1500人之多，加上各省美学学会的会员，如果按每个省市和自治区平均70人计算的话，也有2000多人。如果换一种统计方法的话，那么，美学研究的人员可能更多。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有近1240多所，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开设美学课程，这是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开设的；中文系开设美学课程，这是把美学当作艺术哲学来开设的。如果每所大学在哲学系、中文系分别有一个人来作为讲美学的教师而存在的话，那么也有2000多人。
其次，美学研究人员学历层次逐渐提升。从目前不多的一些美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未退休的美学研究人员基本达到研究生学历，具有博士学位的美学研究人员占70％左右。
最后，美学研究人员的年龄老中青结构合理。老一辈美学家仍有个别先生在世，改革开放前毕业的从事美学研究的教授们有些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前后进入大学的教授们正在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美学著作和美学论文，或者形成了不同的美学学说，或者创新了不同的美学命题和美学理论，或者在不同的美学领域如美学史、美育等研究方向成为重要代表人物。这些教授们大部分已经成为美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其培养的博士生早已毕业。这些已经毕业的博士们有的在高校从事美学研究，有的在研究部门搞美学研究。这些中青年新生学术代正在快速成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了国际学术活动，推进了中国美学与国际美学界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和繁荣。
（二）世界美学平等对话
百年中国美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使得中国美学研究的世界性影响日隆。在世界美学著作翻译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日益拉近了与世界美学的距离。他们试图建立起不同的美学研究平台，与国际美学学术界平等对话。因为从中国国门刚刚打开的那段时间起，我们的学术一直跟在西方人的学说后面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经过中国美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终于改变了失语状态，可以和世界级大师平等对话了，可以在世界美学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首先，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召开，搭建起了平等对话的平台。
世界美学大会是国际美学协会举办的级别最高的学术会议。第一届世界美学大会于1931年在德国柏林召开，此后陆续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基本没有中国人参加。1995年在芬兰著名冬季运动小城拉赫蒂召开了第13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大会开始有了周来祥和高建平两位中国学者参加。1998年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举办，在这次会议上中华美学学会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中国美学开始走向世界。特别是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于200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有多名学者参加。东京会议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学的圆桌会议，主持人是叶朗教授，高建平教授、彭锋教授、罗筠筠教授、汉学家朴松山教授作了发言。周来祥先生以《21世纪的美学——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的感受与思考》为题在《东方学刊》2003年第4期专门做了介绍。2004年，高建平教授担任国际美学协会副秘书长，从此，国际美学界的领导层中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2007年，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的第17届世界美学大会上，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和中华美学学会的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建平教授的秘书长职务由副转正，开始了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的任期。2013年，高建平教授出任国际美学协会会长职务，这是国际美学界的最高领导人。
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于2010年8月9日至8月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在历届大会当中是最多的，会议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问题。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说明国际美学界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国美学的特有价值，中国学者的美学研究成果开始具有了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走向了世界美学界。这其间，高建平教授曾历任国际美学协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会长等职务，在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互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世界各国美学家相继访问中国，中国美学家出访外国各个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国美学界与外国美学界频繁交流。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的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新世纪访问中国的西方学术界顶尖级人物。他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致力于探讨世界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的“交往实践观”引起了中国美学的广泛关注。西方美学家对中国的访问一方面使他们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另一方面他们的美学理论也对中国美学界的学术热点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后现代美学家之一沃尔夫冈·韦尔施教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会后访问了一些大学。他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成为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还有美国实用主义美学的领军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多次来华讲学，所提出的身体美学理论成为中国美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些来访的美学家里面既有国际美学协会前会长柏林特教授，也有柏林特的继任者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柯提斯·卡特教授等人，也有各个国家的美学学会长等，比如法国美学学会会长卡萝尔·塔龙-于贡教授、韩国美学学会会长闵周植教授等。闵周植教授也是中国美学界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中还有日本广岛大学的青木孝夫教授等。
中国美学学者也陆续走出国门，到世界各个大学访问、讲学。也有中国美学学者创立了新的学说理论，传播到国外。比如，王建疆教授的“别现代主义”理论引起了国外美学界的关注，国外有的大学建立了“别现代主义研究中心”。这些中国美学学者在给国外美学界带去了当代“中国气派美学”研究的概貌、问题和热点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传播到了世界美学界，开启了与世界美学界平等对话和“中国美学世界化”的过程。
（三）美学领域学派纷呈
对各种美学理论中的一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阐发和研究，并依此形成不同的美学学派，是百年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经过“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从20世纪末到当下又形成了众多的美学学派。除了上文提到的诸如“超越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之外，还有“新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等一系列新的美学学派。
“新实践美学”是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学学派。
徐碧辉研究员在《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维度》一文中指出，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此后，又转向了生存论。“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命题扩展了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由此，徐碧辉提出了她的“实践生存论美学”，这是从历史本体到心理本体，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的为个体“立命”的审美形而上学。
张玉能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在美学研究和发展中依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但他同时也认为人的实践活动除了物质生产之外，还有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活动，强调了实践美学的价值维度，提出了“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的“新实践美学”观点。以上这些人的观点，还有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邓晓芒和易中天的“新实践论美学”等，从广义上都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对于“新实践美学”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继续用“实践”的概念来称谓自己的学说，问题在于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如果继续用“物质生产”来阐释实践的观点，那么，这种美学观就可以被冠之为“旧实践美学”；如果用“生存”或者其他当代本体概念来阐释实践，那么，这种美学观就可以被看作是与时代同步的美学学说。
1985年，潘知常教授在《美与当代人》（该刊后易名为《美与时代》）第1期上发表了《美学何处去》的文章，被称为生命美学的奠基之作。他于1990年在《百科知识》第8期发表了《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野》，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生命美学》一书，形成了生命美学的理论。生命美学立足于“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把生命看作一个由宇宙大生命的“不自觉”（“创演”“生生之美”）与人类小生命的“自觉”（“创生”“生命之美”）组成的向美而生也为美而在的自组织、自鼓励、自协调的自控系统。生命美学强调“美者优存”“自然界生成为人”和“我审美故我在”的命题，以此区别于其他美学观点，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审美活动是生命的享受（“因生命而审美”、生命活动必然走向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也是生命的提升（“因审美而生命”、审美活动必然走向生命活动）。封孝伦教授也是当代生命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以“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为命题，形成了他的生命美学理论。
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等后实践美学一起打破了实践美学所处的美学主流话语局面，强调生命的本体地位，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倡导信仰救赎的理想。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
新世纪以来，生态问题被当代中国美学界所关注，先后多次召开全国范围的生态美学研讨会，促进和推动了美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曾繁仁先生研究生态美学一以贯之，孜孜以求，在众多研究生态美学的学者中，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一位学者，其先后出版的生态美学专著有《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生态美学导论》等。
人们普遍认为“生态”不仅是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仅仅指向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生态和环境是不同的。环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术语，是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的产物；生态则更多地体现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生态问题的提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是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用生态观重塑人们的价值观，让人们重新采取一种合乎生态的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停留在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等具体层面上，生态美学研究首先是关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其次生态美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所以，生态美学以人的生态审美观念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反思传统的审美观念，确立新的生态审美观。“生态美学从生态存在论出发，其核心命题是，自然事物以人类的审美知觉为通道，如其本然地显现其自身。这一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生态美学从传统认识论发展成为唯物实践存在论,打破了以往美学研究中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美学的兴起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转向生态整体主义，完成人的“诗意的栖居”。
近年来，生态美学的领军人物曾繁仁先生用《周易》中“生生为易”理论和西方美学中“生命”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生生美学”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生生”乃生命的创生，所以，“生生美学”是一种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
随着陶东风、金元浦、王德胜、鲁枢元等教授在文艺学领域倡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展开，《文艺争鸣》在2004年第6期推出了一个名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讨论栏目。此后连续推出关于“生活美学”讨论的专辑。2005年刘悦笛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论生活美学的专著。2007年,他的《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在南京出版社出版，2014年刘悦笛与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柯提斯·卡特共同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版)一书在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
据张宝贵教授不完全的统计，进入新世纪至2018年末，以生活美学为名的论文就有281篇，著作81部（包括港台），硕士和博士论文也达至43篇。这说明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热点问题，引起了学界的特别关注。
“生活美学”要求回归“生活世界”，努力发掘生活世界中的美学特征,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品格,力求让当代人过上幸福美丽的生活，这被认为是美学的新突破。生活美学也与当代中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历史大势相匹配，希望人人都成为自己的生活艺术家，以“美的生活”去提升“好的生活”。
“身体美学”最早是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于1992年在《实用主义美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1999年他在《美学与艺术批评》夏季号上发表了《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该文收入他2000年再版的《实用主义美学》，2002年由彭锋教授翻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身体美学的广泛关注。
彭富春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身体与身体美学》一文，是比较早地将身体美学介绍到了中国的学者之一。他于2005年出版的《哲学美学导论》把身体美与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并列为“美的不同领域”，这样身体美学就以“美的形态学”的名分进入到现代美学体系之中。张再林教授撰写的《身体美学：西方与中国》发表后，被舒斯特曼看到并致函张再林教授相约北京世界美学大会后，就身体美学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两人的对话以《中西学者对话身体美学》为题于2010年9月2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类似的对话在复旦大学也举办过，2014年和2017年,舒斯特曼两次来到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张宝贵教授就身体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世界美学大会后，舒斯特曼到中国一些大学讲学，如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他的两本主要的身体美学著作《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和《通过身体思考：身体美学论文集》由这两所大学的程相占和张宝贵两位教授翻译出版，复旦大学的陆杨教授翻译了《金衣人历险记》，把他的身体美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关于身体美学的定位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据方英敏教授在《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的《关于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中介绍，张法教授认为身体美学的要素由四个方面组成：肉体、衣饰、个人和社会。社会对肉体、衣饰、个人有一套社会规约，在这套社会规约中，显出肉体、衣饰的美学标准。个人以自我为主体，对肉体、衣饰、社会的规约进行组合，这四者组合在生活中和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就构成了身体美学的内容。程相占教授认为完整的身体美学图景应该包括三个层面：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身体作为审美主体，身体化的审美活动。王晓华教授于201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从主体观的角度看》，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身体美学导论》，肯定了“身体主体”，形成了他的“身体主体美学”,认为美学是研究身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甚至他更直言“美学就是身体美学”。
在鲍姆嘉通创立的美学学科中，尽管是强调感性，但是身体无疑是缺席的。姚文放教授指出：“鲍姆加通创立的‘美学’存在着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忽视了人的肉体和官能等生物性、生理性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鲍姆加通创立了美学这门‘感性学’，但是在《美学》中，却很少读到对于情感、欲望、快感、生命、本能、爱情、性、潜意识等与人的肉体和官能相关的感性生活的关注，甚至对上述种种感性生活大加贬低和排斥的。”所以，整个西方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开始，到身体登场亮相的历史。身体美学在中国美学界由边缘议题上升为热点问题，其意义在于意味着强调身体的一元论超越了灵魂与身体二元对立的陈旧的美学观念，实现了美学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国美学不同学派的出现和相互之间的论争，说明“中国气派的美学”摆脱了“唯西方独尊”和“西方美学本土化”的局面，进入了方兴未艾的“中国美学世界化”的百年中国美学创新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四）美学问题深入展开
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始终应该强调的。金元浦教授提出美学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问题的问题”，也就是强调美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因为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也是人们不断探求未知、破解难题的强劲动力。
1.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凸显
伴随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周宪教授对审美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反思，寄希望于通过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梳理，回应中国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以此摆脱学院式的形而上学化的美学研究倾向，使当代中国美学获得崭新的理论活力。他以审美现代性为基本题域，对美学、文艺学及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梳理，拓展了当代美学研究的视界。他坚持美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认为将现代性问题引入美学研究的视野，将美学研究纳入现代性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之中，是应对当代诸多现实问题的迫切议题。在周宪教授看来，虽然现代充满着种种隐忧和危机，但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张力，审美现代性可以担当起现代性自我调理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能够完成拯救现代性于危难之中的历史使命，也正是这一立场构成其有别于激进的后现代路径的关键所在。
陈剑澜教授尝试对近二十余年国内围绕“审美现代性”话题所呈现的多重视角与方法进行综合，提出了区别于既有美学学说史研究的“美学话语史”理论。其核心论题是美学作为主体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如何承载现代问题的，或者说现代问题的独特性是如何借美学这块领地展现出来的。所谓审美现代性问题指主体正当性问题，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如何成为认识和道德的最后根据，二是主体之间如何协同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他认为从此问题出发可以把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美和艺术的论述看作现代精神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重要环节，进而对观念论美学的若干基础性疑难作了新的解释。他同时将这一视角运用于中国美学研究，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兴起并非缘于对文学艺术的纯知识兴趣，而是为了因应古今社会变局所引发的塑造现代国民人格的问题，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对域外审美主义思想的接受与本土化改造。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不是西方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会通汉语传统思想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
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的是，东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宋伟教授强调现代性批判的后现代维度，试图以后形而上学的姿态探寻“后理论时代美学”的可能性。在宋伟教授看来，后现代性理论是对科学至上、技术统治的西方现代性症候的诊断，也是对当下社会形态所蕴藏或显露的种种危机的预警和批判，由此形成十分鲜明的批判性特征。后现代哲学所谓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宏大叙事等主张都可以视之为反本质论形而上学的不同表述。然而，当代美学由于没能彻底摆脱掉传统本质论思维方式，依然难以避免将审美活动、审美实践、艺术生产等命题概念化、抽象化、规律化、中心化，即本质论化的倾向，致使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始终成为贯穿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内在理论神话。因此，只有破解传统的本质论思维方式，只有清洗掉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美学和艺术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
2.审美时间哲学和空间美学相应而生
审美叙事的两个维度即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日益成为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审美时间哲学和空间美学相应而生。
审美时间哲学何以可能是刘彦顺教授提出的问题。美学的唯一且最高的研究对象是审美生活，其意义、构成方式和显现状态是美学的三件大事，也是审美时间哲学之本。从审美生活的意义来看，感官的感觉之乐作为冲动及实现是完全时机化的，合乎时宜，且只能是原发的、一次性的；从审美生活的构成方式来看，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是一种绝对意向性，即主体感官始终指向对象的同时性关系；从审美生活的显现状态来看，既包括正在进行时的、兴发性的时态，也体现为域状的、流畅的审美时间意识之时体。时机、同时性、时态、时体便成为审美时间哲学的四大支柱。审美时间哲学将会成为一个有待开掘的美学富矿。
空间美学是谢纳教授以生存实践论美学为基点，审视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的影响，探寻审美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的美学。空间美学大致可概括为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审美和从审美的维度来理解空间两个方面。前者基于对空间性、体验性与审美性之间的生存论反思，将空间体验与空间意识理解为生命体验和生存意识的内在构成，致力于探究生存空间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审美空间经验的表达；后者致力于拓展空间的体验性、审美性、想象性及表征性，探讨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是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空间美学理论所进行的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当代美学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和思想资源。
3.“本质论”的消退与“本体论”的登场
两次美学大讨论都是围绕着“美是什么”这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的，形成了不同的美学派别，所以，美的本质问题似乎是美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是，新时期以来，这一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人们开始怀疑这一问题的真伪价值。“‘美’的概念作为名词并不含有可以直接指代的对象事物，因此，不具备名词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实际上具有的是代名词性。以此为前提而形成的‘美的本质’及‘美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是空虚的伪命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质疑，是因为美的本质观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康德提出了为理性划界的问题，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美的本质论的局限性。其实在西方这个问题被质疑早就开始了。如张法教授所说的“当西方美学从1900年开始正式地否定了美学本质，是西方古典美学的终结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开始。”从尼采到维特根斯坦再到罗蒂和海德格尔等人都对本质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更为大家所熟知。
张伟教授指出“本质论”的局限表现在:第一，本质论将终极本质和现象对立起来，认为终极的存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这是柏拉图以来的“理念论”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典型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第二，本质论将本质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对立起来，把以人学为指归的活生生的美学的存在看成了远离人和生活世界的存在。第三，本质论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其实这种绝对的客观性的“实体”是根本不存在的。第四，本质论是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之上的，这样就把美学变成了科学。科学可以解释宏观世界，也可以解释微观世界，但是它无法建构人的精神性，因为它无法解决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和人的信仰问题。
面对美的本质被质疑的局面，人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路径。有的学者干脆放弃了美的本质的探究，走上了科学实证的道路；有的学者旗帜鲜明地坚持美的本质的立场，认为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核心”问题，是关乎美学研究的“原则”问题；有的学者在教材中用“审美活动”来取代美的本质，但是观念没有变化，结论也没有变化，这就落入了伽达默尔所讲的“解释的循环”的套路；有的学者主张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美的本质论，主张美的本质多元化；有的学者将“美的本质”和“审美本质”加以区别，认为前者的哲学基础是“实体本体论”，后者的哲学基础是“生存本体论”。然而，无论怎样对两者加以区别，“审美本质论”依然是“本质论”。其实走到了“生存本体论”，也就不能再称之为“本质论”，已经进入到了“本体论”的视域，因为研究存在的理论被称之为“本体论”。
如前所述，“本体论”不是什么新事物，古希腊时期早已有之，这里讲的“本体论”是海德格尔复兴了的“当代本体论”，是“生存本体论”或者“生命本体论”。“生命本体论是指将人的生命作为本体的承诺的理论。因为只有人的存在，才有人的世界，才有本体论的存在。生命本体论把人的生命作为本体承诺表明了‘此在’的出场状态。本体是一种承诺而不是实体，与人无关的“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无效。人即本体，情感、意志、烦恼、焦虑、恐惧等都曾经构成过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受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理论的影响，于是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不仅有了前面所说的“情本体论”（李泽厚）、“生存本体论”（杨春时），还有“实践存在论”（朱立元）“唯物实践存在论”（曾繁仁）“实践生存论”（徐碧辉）“生命本体论”（潘知常）“价值本体论”（王德胜）“生活本体论”（刘悦笛）“类本体论”（张伟）等陆续登场，严格说来这些都属于当代本体论范畴。
“本体论”的登场意味着“本质论”的消退，“本体”和“本质”也就出现了明确的区别：“本质”是科学抽象的结果，“本体”是从人的生存出发的一种目的论的思维假定，是逻辑的承诺和建构的存在；“本体”体现了“生成”的动态性，以区别“已成”的本质规定性；“本质”是实体性思维的产物，“本体”是功能性思维的结果；“本质”是现象背后概念的唯一指向，“本体”是“此在”多重生存性的敞开。
“本体”存在之为存在就在于它是可能存在的境遇，是一种悬设的价值生成，是为了给人的生活世界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宋伟教授指出：传统实体本体论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导致将美或艺术的本体论追问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本质论追问，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远离美与艺术本身，以至于最后完全遗忘了美与艺术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当代本体论强调人的生命存在对于世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主张差异性、生存性、生成性和价值性的本体论原则，为当代美学或艺术学的本体论思考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我们强调当代本体论的意义在于为美学家的创造性留下地盘，就像康德为科学划界目的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一样，否则我们这些搞美学的人就没有了创造的余地。如前所述的各种具有创新性的当代本体论美学就是明证。
以上这些理论问题的展开，推进了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问题意识可以避免虚假的学术繁荣，以切实推动美学学术实质性的进展。
（五）命题概念丰富多彩
除了上述所讲的不同的美学问题以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美学新命题和美学新概念，形成了百年中国美学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
1.“美在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朱光潜与宗白华两位先生也多有研究。2010年叶朗先生出版了《美在意象》一书，副标题是美学原理，直接提出了“美在意象”说。他认为在审美过程中，当具有审美特质的“象”符合主体之“意”，且主体对之进行审美观照并达到了景中含情、情中见景的情景交融状态，从而进入人与万物一体和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时，便形成了“意象”。这便是美的本体所在。
朱志荣教授将美学的“意象论”称之为“意象创构论”，认为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物我贯通、情景合一、以象体道的过程，是通过感悟而创造的基于审美经验的价值判断。在审美意象创构过程中，“意”与“象”虚实相生、物我交融，使审美主体感悟通神，体物得神，从而体现出空灵剔透、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审美意象的创构具有瞬间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等特征。
坚持“意象论”的中国美学学者认为“意象”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本土的美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需要当代学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2.“新感性价值本体”论
2010年前后，王德胜教授在多篇文章中提出美学要积极标举“新感性价值本体”“回归感性意义”，朝向人的日常生活现实地开放自身的阐释能力。在他看来，这种“新感性价值本体”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范畴，而是在现实阐释中不断获得自身确立的当代生活存在范畴的价值本体论。其基本点在于强调，只有在感性意义领域，人的日常生活才有其充分的美学阐释价值。
因此，“新感性价值本体”的提出，其实是把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美学阐释从作为认识本体的“感性意义”方面，现实地转向了作为日常生活呈现方式与满足结果的感性生存实践，主张从人的生活感性出发来阐释日常生活行动的价值功能，在人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呈现和满足中寻求意义的有效传达，体会人的日常生活满足的意义形象，从而真正实现美学在当下语境中对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力量，而这也正是美学在当今时代所负有的现实文化责任。
3.“体验美学”
体验美学是王一川教授在《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中提出来的，此后在《审美体验论》(1992)和《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中以审美体验为中心而进一步建立了现代体验美学的理论框架，完善了体验美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现代性体验这一概念，在美学的现代性话语与艺术现代性研究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新桥梁，并从现代性体验视角出发,阐释了现代性体验的具体状况,揭示了具体文本中被人们忽视的新意义。
他的审美体验理论把审美与艺术现象置于由文化语境阐释、个体体验分析和艺术文本细读组成的三层次构架中去理解，始终注意紧密结合具体的艺术现象去探讨美学问题，将美学理论思辨具体化，同时又将具体艺术现象抽象到理论的高度，以便获得一种文化层面的共通性理解。这种体验美学深化了历史上关于美学类型分为“再现美学”“表现美学”的理论模式，并在方法上改变了静态分析主客体的思维模式。
4.“中国在场美学”
“在场”在尼采那里是指“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指“存在”。“在场”是显现的存在，只有通过“澄明”和“去蔽”，才能直接“面向事物本身”。“中国美学世界化”必须经过“中国在场”的过程。彭锋教授提出的“中国在场美学”，多次在国外美学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国际美学界的关注。在发表于意大利2020年第3期《美学杂志》的《标记与在场：从儒家观点建构多元主义》一文中，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多元论和后现代美学的多元论对照起来，分析出中国传统美学推崇的多元论是存有性的多元论，支持艺术的人生；后现代美学推崇的多元论是标记性的多元论，支持符号的挪用。标记性的多元论是瞬时性的，存有性的多元论，体现出了生命的永恒意义，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场”的价值。
彭锋发表于美国《审美教育》2020第2期的《庄子论美与当代美的理论》一文，通过阐述庄子美学宣扬了“中国在场”理论。他认为庄子美学与西方当代的“肯定美学”有相通之处即“自然全美”。但是，庄子美学与“肯定美学”的论证路径不同。“肯定美学”强调自然是美的，是因为自然符合科学为它发明的范畴。庄子强调自然是美的，是因为自然不符合任何人类为它发明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关于美的论述可以称之为“否定美学”。“肯定美学”强调美育作为知识教育，“否定美学”强调美育作为人生态度教育，这样的教育更有全程“在场”的价值。中国走向世界不能没有“中国在场”，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对于中国美学学科，而且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都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5.“认知美学”（审美认知模块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尝试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从人的认知视角来研究审美现象。认知美学（又称认知神经美学）是李志宏教授于1999年正式提出的，它不同于本体论美学而主张认知论美学。
他认为人在审美实践-认识活动中，可以在大脑认知神经结构中结成一定的认知模块；只有与主体特定认知模块相对应、相匹配的事物才有可能引发美感；这种匹配关系可视为“内隐审美关系”，是现实审美关系不可或缺的前提。认知美学与传统美学研究的思辨方法不同,强调实证性研究，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的具有挑战性的新兴美学。
6.“休闲美学”
目前的社会已经全面地进入休闲时代，更加自由自在、健康全面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当代人们普遍的追求，当代美学研究也应适应这种需求，更自觉地切入当下生活品质与生存体验。潘立勇教授率先开始了对休闲文化和休闲美学的研究，提出休闲美学研究的是一种生命、生活的体验状态及其理想境界的美学观点。
审美与休闲论，即和谐社会的生活品质与生存境界理论，着重研究审美与休闲的内在关系，指出“自在、自由、自得”是两者的共同本质特征，审美是休闲的境界，休闲是审美的落地。休闲文化美学理论则进入到对休闲美学的建构层面，指出休闲美学不同于传统的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心理美学的特征，是在领域上超越艺术，在感官上超越视听，在功能上超越欣赏，更加全面、深入地关注与切入生命体验、生活方式与生存境界。
7.“乐感美学”
祁志祥教授出版了《乐感美学》一书，建立了乐感美学，认为快乐与价值是美和美感的两个维度，缺一不可，美在物，美感在我。
他提出了“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的命题，认为美是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所获得的有益生命健康的感官快乐与精神快乐，美感则是有价值的感官快乐与精神快乐。快乐的本质是“适性”，即物我合一状态。这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只要你给别人送去快乐，同时这种快乐是有价值的、积极健康的、具有正能量的，你就是美的创造者。
8.“别现代主义美学”
别现代主义美学是由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原创理论，是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理论的分支。他秉持“有别于”的思维方式和“中西马我，以我为主”的学术主张，立足于对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杂糅的社会形态和审美形态的分析，主张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了真正现代性的美学。
这一美学理论包括已有的在康德“无目的而合目的”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调节审美理论，在传统的内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内审美理论，在儒道佛修养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修养美学理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建构的意境生成理论和英雄空间理论，以及新近建立在别现代主义生命股权理论基础上的人类幸福感和美感起源理论。除了以上理论范畴，别现代主义美学还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如内在实践法、占比分析法、自我调节法、形态学方法等。
9.“类美学”
张伟教授从其博士导师高清海先生类哲学的思想出发，提出了类美学构想。他认为类美学是人在与自然互动走向类化的过程中建构形成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反思的理论体系，是人的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形态的以人与社会共处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形态。类不仅是本体的存在，也是价值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进入全面自由的存在。所以美是类生命的自由自觉的实现。这是由人完成了的本体统一的存在状态，也是自由个性的全面完成的状态。
类是具有超越性的概念，它可以和任何对象建立关系，是一种消融在普遍关系中的存在，所以类美学是一种具有超越性质的美学。类美学是把生命存在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美学，是在否定的关系中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内在统一性的关于人自身解放的美学。
10.“新技术美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楚小庆研究员发表了一系列与技术美学相关的文章，提出了“新技术美学”的理论。
技术美学是20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美学分支学科。钱学森先生在《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中说：“‘技术美学’是一门把美学运用到技术领域中去的新兴科学。” 李泽厚先生说：“我对技术美学没有研究,但有兴趣。因为它一方面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它是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技术美学的开拓,有利于整个美学科学的发展。” 技术美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模式，也深入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而且技术与审美始终形影不离。
可以说，“新技术美学”关注的是新时代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美学生态关系。传统的技术美学是生产型社会的美学形态；“新技术美学”是消费型社会的美学形态。传统的技术美学以大机器生产为研究对象的美学；“新技术美学”是以数字化生产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传统的技术美学研究的设计是手工设计；“新技术美学”研究的设计是计算机设计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审美形态以制作工艺为呈现手段，实现了从构思到物化的过程和以不同技术工具材料为基础的载体的演变，也带来了上层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信息工具性使审美顺利介入现代生活，并以此发挥出社会媒介作用，实现引领作用、教化职能。技术进步影响了人们美学语言的变化，最终演变为审美观念的改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审美形态发生蜕变，这不仅受制于审美观念的更新，其更深层次是数字技术在创造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与审美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的拓宽，数字技术不断丰富着审美的视听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审美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审美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
虽然数字技术其所带来的巨变是强大的，但人们在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审美创造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审美对象最终需要面对的不是机器而是社会生活中鲜活的人，审美创造不是为了炫耀技术而存在，而是必须把审美创造的目标定位在服务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审美欣赏和精神感受方面。惟其如此，审美活动及其形式表现才可能富有永恒的生命活力 。“新技术美学”之中所关注的这些数字技术与审美之间的现实问题，也都是能够真正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这众多美学新命题和不同美学新概念的出现，是中国美学界同仁们共同不断努力，勇于创新的结果，生动体现了百年中国美学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六）审美文化勃然兴起
审美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轫。1990年代当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大背景下，当代审美文化的勃然兴起，成为学界热切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和重点研究对象。30余年来，审美文化研究已然成长为一门“显学”。姚文放教授对当代审美文化作出以下界定：“‘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
审美文化勃然兴起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辟了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晚近以来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引爆学术争论和理论交锋并将美学研究推向纵深的学术热点；二是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有力地推动了审美文化研究的进程，包括审美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基本问题研究、范畴体系研究、历史发展研究、中西比较研究等领域；三是研究视野覆盖了众多审美文化形态，包括文学艺术、青年文化、广告文化、身体文化、都市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等，思想触角延伸到相关文化领域，推进了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网络文化、传媒文化、非遗文化、生态文化、休闲文化等方面的具体研究。
金元浦教授和陶东风教授等积极推动世纪之交我国文化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向思潮。“审美文化转向”的提出，首先是从中国走向全球的实践角度开始的，全球化背景随着当代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数字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了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了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这些正是审美文化转向过程中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根源。
审美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审视和分析审美文化现象的审美文化批评。如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陶东风、金元浦《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金元浦主编《视觉文化研究丛书》、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李西建《审美文化学》、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陈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以及高小康主持的城市文化研究书系、李陀等人主持的大众文化书系等。二是梳理和阐释审美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审美文化史，如许明主编《华夏审美风尚史》、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周来祥主编《中华审美文化通史》、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等，这些著作对审美文化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精深的把握。三是对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审美文化的内涵、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审美文化与文化学、美学的关系、审美文化研究的范围与方法、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体系等。如聂振斌主编《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林同华主编《审美文化学》、姚文放主编《审美文化学导论》、潘知常《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等。
总之，从以上学术成果来看，学者们结合我国审美文化实情，立足于世界美学前沿，深化审美文化内涵，强调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倡导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介入性、批判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提升和强化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知识有效性，为把握和推进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七）美学著述多不胜数
即使不以百年记，数十年来中国美学界出版的美学专著和教材，也已多达上千部，美学学术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由于美学理论的著述太多，提到哪本著作也会挂一漏万，这里就仅以美学史研究为例。中外美学史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不仅有一大批优秀的著作出版，而且还体现在美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上。
中国美学史方面的著作多达几十部，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泽厚《美的历程》《华夏美学》、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美学通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周来祥《中国美学主潮》、王向峰《中国美学论稿》、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形态论》、陈望衡《中国古代美学史》、张法《中国美学史》、姚文放《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中国美学范畴史》、祁志祥《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美学全史》《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朱志荣《中国美学简史》《中国审美意识通史》、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于民《中国美学思想史》、吴功正《中国美学史论》、李松《中国美学史学术档案》、李翔德、郑钦镛《中国美学史话》、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杨存昌《中国美学三十年》等。这些中国美学史著作，特别是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美学史著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以西释中”和“以马释中”的范式，回归中国美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宏观和微观互补，森林与树木互见，回答了对中国古代美学合法性的质疑，为形成“中国气派美学”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刘成纪教授对此曾给予中肯的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具历史持续性、也最繁荣的时期。这些通史性著作，体现了研究者从整体上驾驭中国美学历史的宏大视野和学术气魄。”
在这同一时期中，西方美学史方面的著作更多，20世纪60年代初，朱光潜出版了《西方美学史》，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专著。在西方美学史研究著作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论丛》《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凌继尧《西方美学史》、杨恩环《西方美学思想史》、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周来祥主编《西方美学主潮》、曾繁仁《西方美学论纲》《西方美学简论》《西方美学范畴研究》、邓晓芒《西方美学史纲》、毛宣国《西方美学思想史》、章启群《新编西方美学史》、吴琼《西方美学史》、单世联《西方美学初步》、戴茂堂、雷绍锋《西方美学史》、张伟《西方造型艺术美学史研究》等。从事西方美学断代史研究的有凌继尧、徐恒醇《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美学》、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基督教与美学》、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李思孝《西方古典美学史论》、蒋培坤、丁子霖《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诗学》、方珊《美学的开端——走进古希腊罗马美学》、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现代西方美学二十讲》、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西方当代美学史》、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程孟辉《西方现代美学》、张颖《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彭显跟《20世纪的西方美学》等。
从上述这些西方美学史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美学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体说来，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发展史的整体线索的把握清晰而准确，对主要美学家及其思想的介绍具体而深入。大部分著作都有自身的特色，侧重各自有所不同：有的著作强调美学史与时代的关联，有的著作强调美学史与哲学思潮的承继，有的著作强调美学史与艺术实践的呈现，更有的著作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等。张颖研究员在整理发掘17世纪至19世纪法国美学系列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如果放弃以德国古典美学作为美学学科的唯一发展道路，便有可能洞悉法国现代美学的体系性特征。她从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之建构开始，梳理了笛卡尔思想与17世纪下半叶文学艺术界的关系、古今之争的美学史效应、启蒙时代的法国美学家、19世纪法国美学的两次转折等等。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要想将美学史研究推陈出新，需要在文献上下足功夫。西方美学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有一定的学术提升的空间。凌继尧先生等一批在西方美学史研究领域有建树的学者们指出：在未来的关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要实现西方美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应改变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一般写法，将社会史模式转化成为文化史模式以及思想史模式，增强问题史意识，用问题史视域整合西方美学的概念史和范畴史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向本土化和纵深化方向发展。
前面我们在讲外国美学史时，仅介绍了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情况，其实在中国美学研究中还有东方美学研究。在中日韩三国美学界轮流主办的“东方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开过了九届。在整个过程中，王德胜教授和已故的陈炎教授在组织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臧新明教授在协调日韩美学界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彭修银教授认为东方美学在中国兴起，并成为国际话语值得肯定。他出版的《东方美学》一书，从理论层面上对东方美学作了现代性的阐释和当代性的建构。邱紫华教授出版了《东方美学史》（上、下卷）、《东方美学简史》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法教授在美学史写作方面达到了中西兼备的程度，他既写了《中国美学史》，也写了《20世纪西方美学史》和《西方当代美学史》，而且还对中西美学作了比较，如《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这种在中西美学史研究领域之中会通中西孜孜以求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后来之学者，通过研读美学先贤们的著作，辛勤耕耘，努力写出更多的美学史著作，为“中国气派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八）中马美学独树一帜
“中马美学”是与“西马美学”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百年中国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有关。在中国，早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问题，而且形成了基本的理论体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讲“真”的问题；文艺服务的方向是讲“善”的问题；“两结合”讲的是“美”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与中国革命的现实运动始终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再一个特点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比较而言，不是从哲学出发，经过哲学美学到达文学理论的这样一个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从文学批评的论争出发，经过一般性的文艺理论过程，最后才达到哲学美学。
在百年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种自觉性的理论形态，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确定为1990年由刘纲纪教授、林宝全教授和王杰教授共同发起创办《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的出版发行。经过不断努力，该刊于1998年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份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如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先后出版了许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王杰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的问题》，尤西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教材《美学》。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联合创办“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每年在两个国家轮流举办，2016年该论坛拓展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该论坛至今已经举办8届，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6年经中华美学学会批准，成立了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由王杰担任主任，徐碧辉、谭好哲、丁国旗、金永兵、傅其林、段吉方等担任副主任，王建刚担任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和繁荣。由王杰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的重大项目，和傅其林担任首席专家的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九）古代美学现代阐释
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经过中国古代美学学人的辛勤努力，创新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法，审美范畴的梳理和阐释不断得到明晰，重写中国美学史呼声渐起，古代美学命题作为新的范式转换的路径越来越得到重视，学术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时期。
拓展宽广的文化视野，创新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张法教授等当今学人，力图从中国原有的美学样态，即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去发现中国古代美学本有的原貌：一是从中国文化原初的演进，即东西南北各族群共同形成的具有统一中心的中国文化圈，从彩陶、玉器、青铜等远古器中体现出来的华夏之美；二是从先秦以来儒道墨法等形成的既有核心结构又以多面展开的中国大一统美学思想的定型；三是从魏晋以来士人美学的出现，特别是在诗文、书法、绘画、园林等各艺术门类中多方面的展开，共同形成的士人美学思想；四是在中外交流中，特别是佛教东来，道教崛起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美学思想；五是宋代转型，由都市中士人庭院展开的诗、词、文、琴、棋、书、画、茶、香、文房四宝，以及文玩、赏石等共同形成的新的美学体系；六是都市繁荣引起的城市公共娱乐中的说书、戏文、杂技等多种多样的演艺美学；七是元明清以来，多民族在更大地理空间上的一统，而且由陆上和海上丝路强化而关联着的中外交流，这些一方面展现了一个更多更广的美学世界，另一方面在各领域出现了体系性的理论著作，对从古到今的美学成果，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总结，在古今对话中，呈现出更为宏阔、更为深厚、更为多样的美学理论。总之，中国古代美学的固有原貌和特有精神，正在呈现出来，显示中国美学与世界多元美学对话中的特有的风采。还有王振复教授以《周易》思想和古代建筑为路径，扩大到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朱良志教授以中国艺术为主，进入到中国美学精神的研究等。他们都拓展了研究的文化视野，没有局限于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深化中国古代美学理论探索，重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在当代美学的研究中，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现代价值不断得到充分发掘。党圣元研究员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思想范畴方面认识民族文化特征，总结和提炼中国美学思维方式及其经验；揭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美学范畴及其体系之现代阐释和重新建构过程，也就是推动中国古代美学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促进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和实现美学话语的本土化。张晶教授古代美学研究的突出特色是审美范畴研究。对于一些古代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如感兴、神思、自得、化境、形神等，他整合了大量相关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并以具有当代理论价值的话语体系加以有机的、整体性的建构，使之进入到当代美学领域，使古代美学研究与当代美学理论得到内在的联系与贯通。祁志祥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是“乐”与“道”。“道”是善与真的混名。因而“美”被视为有价值的快乐对象。以乐为美、以道为美，是中国古代美学对“美”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规定。杨存昌教授指出中国丰富的美学思想通过“文”的观念反映出来，并形成独特的美学范畴观念体系。李修建研究员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要以中国本土美学为立足点，借鉴并吸收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观念，会通中西，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
重写中国古代美学史，构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刘成纪教授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达到了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一是以艺术观念为中心，重建美学领域艺术理论与艺术创造的连续关系，使美学史在两者的中间地带形成综合；二是以中国上古礼乐文明的创制为发端，形成对中国制度美学和艺术制度史的整体把握；三是以对中国礼乐传统审美特质的体认为切入点，将中国美学史研究放大为国家历史研究，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审美共同体的整体特性；四是以问题史视域整合传统的美学概念史、范畴史、思想史研究，以求恢复中国美学更具原真性的历史样貌；五是对中国美学历史递变规律的细密梳理，使中国美学代际之间的演变过程更趋近历史实然状况；六是为中国美学史研究重置哲学基础，重新界定认知与审美的交互关系，从而使中国美学史的理论边界得到拓展等。陈望衡教授认为第一，中国美学的概念不是十分发达，比较适合写成审美意识史；第二，中国美学的核心是艺术审美，境界应为核心概念；第三，中国人具有浓重的修身济世情怀，中国美学史的边界应达于人生、社会等。张节末教授认为重写中国美学史要坚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合理地确定基础文本对修撰美学史十分重要，因为基础文本中蕴藏着核心问题。以研究中国人的感情经验为内容、以严密的思辨为特征、以适当的理论为指导，所形成的中国美学史才是扎实的。
近年来张晶教授又以美学命题研究推动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与提升，主张以命题研究作为古代美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进路。他认为古代美学中的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意义更为重要，辐射的延展性更强，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值得期待。
重新发掘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资源，实现中国古代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百年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和“中国气派美学”应成为当代中国美学学者的使命担当。
（十）文艺美学中国创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美学热。80年代春天的昆明，全国首届美学大会在这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胡经之先生提出了创建文艺美学学科的设想。他撰写《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创刊号上，后刊载于《美学向导》。此后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批由胡经之先生主编的文艺美学丛书，对文艺美学的建构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随着对文艺美学研究的深入，如今人们更加感觉到文艺美学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廓清，文艺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1999年底由《文艺研究》编辑部、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文艺美学在中国”研讨会就是适应了这种形势召开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文艺美学进入了一个探索的阶段。这时期出版了一批文艺美学的专著，如胡经之的《文艺美学》、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等。
进入21世纪文艺美学由自在走向了自觉，对文艺美学的研究成为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常性的话题。在文艺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文艺研究》编辑部和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特别要提及一下全国青年美学学会，当年在北京郊区成立“全国青年美学学会”的青年人用好听的话说今天已经成为“中年人”了。全国青年美学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部由青年人参加的会议是1990年在杜卫教授和潘立勇教授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当时是浙江师范学院）召开的，至今已经有了30年的时间。开会时，学会的负责人之一王德胜教授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离京。此后几年中国美学沉寂期的学术会议好多都是全国青年美学学会组织召开的，如文艺美学的会议，生态美学的会议等。如果说胡经之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文艺美学的建构，开创了文艺美学新学科的话，那么经教育部批准的以曾繁仁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文艺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的标志。
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形成了不同的争论。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哲学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在于它是以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研究的出发点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审美观点和文艺美学不发生关系。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的文艺实践，它所面对的是文艺的经验层面的问题。黑格尔认为哲学活动是自由思想的活动。所以，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关于文艺的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样看来，文艺美学就是融美学、文艺学为一体的新兴学科，是对文艺思想的进行理论反思的学科。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是中国美学研究者对世界美学做出的贡献。虽然文艺美学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不等于这个学科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文艺美学还是一个有待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科。
（十一）美育教育成为国策
席勒于18世纪末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来的“美育”理论被称为第一部“美育宣言书”，对百年中国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将美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联系起来，开始了中国美育的现代之旅。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国美育的第一命题。朱光潜在《谈美感教育》一文中将孔子的诗、礼、乐看作是美育教育的宗旨。
虽然有众多现代美学家们关于实施美育教育的呼吁，但是美育始终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受到应有重视。新时期以来，美学学者们也开始了重视美育的工作。曾繁仁先生的审美教育研究是从1981年开始的。山东省教育厅在山东大学举办高教干部培训班，让他给这个班讲授审美教育课。1985年，他在这次讲稿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美育十讲》一书。这前后出版的美育著作还有蒋冰海的《美育学导论》（1990）、李范的《美育的现代使命》（1998）等。叶朗先生和教育界人士共同推动把美育正式列入国家教育方针，1998年他将《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是时代的要求》作为建议送呈中央领导后,“美育”正式列入了我国的教育方针。随后，一批中青年美学学者相继加入美育研究队伍中，进入到美育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出版了一批美育著作，形成了中国美育教育的大合唱团队，引起了高层关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成为了我国第一个美育工作的指导文件。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给中央美院八位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此，国家层面开始对美育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美育是一种“培根铸魂”的伟大工程，美育教育开始成为国策。
北京大学叶朗先生关注并践行审美教育事业40余载。他认为美育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这是美育的最终意义。人们在追求审美人生的过程中，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胸襟，不断提升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后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美育就性质来说是熏陶、感发，在熏陶、感发中对人的精神起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美育就社会功用来说能够培育社会大众的审美能力，淡化由概念和功利化带来的弊端，使得人在审美视域中对于万事万物都充满新鲜感。美育可以保持个体精神的和谐与自由，防止感性和理性的分离，健全人的完满人格。美育可以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培养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发展人的知觉能力和洞察力。
山东大学曾繁仁先生除了《美育十讲》外，还出版了《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现代美育理论》《中外美育思想家评传》《美育十五讲》等。2017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美育思想通史。他认为美育是一种行为健全的人格教育、健康的情感教育、敏锐审美力和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美育的本质是人性的教育。他提出了“美育中介论”，认为美育在各育中起到一种“中介”作用,协调主体的心理功能诸要素的关系，可以成为人格培养中知与意的中介，个人行为中自律与他律的中介等。他还提出了“中和美育论”的观点，上溯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中和论”，认为美育思想是一种“和和”美学观念的现实化。他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提出美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生活艺术家”，美育让每个人都能够用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去看待生活和人生，具有健康的审美观与较强的审美能力。
杜卫教授不仅是从事美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群体中的突出学者，而且长期从事师范院校的领导工作，有丰富的美育教育经验，1992年出版了《现代美育学导论》，2000年出版了《美育论》，并于2014年再版。在该书中，作者尝试以美育哲学、美育心理学和美育方法论三大板块来建构现代美育理论构架。他提出美育的三个基本意义：“感性教育”“人格教育”和“创造教育”。美育的基本意义是感性教育，即保护和提升与理性相协调的丰厚的感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美育是培养整体人格的教育，感性发展有利于整体人格的健康成长，主要体现了美育的人文性，关乎美育的根本目标。美育又是创造教育，以个性化的自由创造精神激发个体生命活力，培养独创性和创造性直觉。美育的这三层意义是相互有内在关联的，其中，感性教育是基础，人格教育和创造教育是两翼。
回顾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学人百年来辛勤耕耘，守正创新，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于美学历史回顾的目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让美学更好地走向未来。高建平教授在《创新才能激活美学传统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多维度地思考中国美学。美学的发展还有另一个向度，即面向未来的向度。我们用什么样的美学服务当代，引领未来，以求在世界美学上占据一席位置？并寻找美学新的生长点。要把焦点放在创新上，在此基础上，吸收各方资源。”这里同样要求在当下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要将重点放在美学的创新发展上。
创新是满足人类超越现实的渴望和生成新事物的需求过程。创新不仅是艺术的自身特征，也是美学的特征。如果承认美学的学说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话，那么美学家就要冒着被看成是艺术家的危险。因为艺术不需要论证就可以构造宇宙的起源、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终极命运，但是，这些问题也是美学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家也是艺术家。他们也运用文学家的形象和比喻，而且还很优美。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柏拉图在《共和篇》里所用的洞穴的比喻。歌德用诗创造了具有美学思想的伟大的《浮士德》，黑格尔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创造了伟大的诗性美学体系。施莱格尔兄弟中的弟弟弗·施莱格尔认为诗性哲学以自由的思想和对自由的理念为出发点，这种哲学表明人类精神强迫着一切存在物都接受它的法则，世界便是它的艺术品。从荷马开始到柏拉图、但丁、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荷尔德林、里尔克、海德格尔等，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创造，因为诗人和美学家共同的使命就是创造。生命创造的本源是自由活动，反言之生命的创生过程就是创造过程。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创造的存在，人既是自身的创造者，又是世界的创造者，但是，创造力并不是简单的创新和无限的自由。属于个性表现的个人的独到的感悟不是创新，创新必须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有价值的历史流传物是创新的最终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创新是智慧的闪现。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新事物的出现；创新是活水源头，是强大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的体现。
美学怎样创新发展？我们想说的是，美学的创新发展在于综合。康德认为有两种判断，一个是分析判断，一个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因为它似乎是解释性的；综合判断能够对知识的内容有所增加，因为它是扩展性的。古茨塔夫·勒内·豪克在《绝望与信心》中指出：“综合首先只是对导致了整体构成的一切过程的客观的重新组合，以及对一个由片段的部分思维组成的整体的重建。”谭好哲教授也认为多元对话、综合创新是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发表了《立足对话面向综合》的文章，大力倡导在多元对话基础上走向美学研究综合创新之路。
第一，综合是多元文化和不同精神融合对话的过程。马克思学说的创立是融合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结果。列维·斯特劳斯在《苦闷的热带》中讲他有三个情人：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将这三种学说综合为一体，形成了他的结构主义观。丹尼尔·贝尔自称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则是保守主义者。
第二，综合是各个学科的交融的过程。萨特和加谬用文学写了哲学的著作；海德格尔晚期的哲学更像美的散文，以此来构造他的天、地、人和神的形而上学体系；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不仅是哲学也涉及了社会学和语言学；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哲学又是文学；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德曼用美学和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它的解构的思想。
第三，综合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拉康把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结合了起来，构成了他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由艺术、历史和语言三部分构成的；利科尔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加以综合，提出了不同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的产生，基本都是理论综合的结果，因为综合是一种再升华的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均衡被逐渐重构起来的过程。美学的综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西美学理论的综合。
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经常夸大不同美学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美学形态看作是不可通约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有中西美学通约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美学中的科学精神、逻辑建构等，中国美学中的“和和美学”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并纳入到美学理论框架中来。换言之，中西美学综合不仅是“洋为中用”，因为我们对于西方美学的吸收已经够多了，也应该“中为西用”。要深入探讨中西美学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中西美学间实现互补综合的可能性，促使中西美学相互借鉴和吸纳，这对于“中国美学世界化”是极为必要的，那就是让中国美学成为世界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美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是当代美学与古典美学的综合。
百年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继承。传统是一种通过时空的交织而流传到今天的历史之流和文化之流。伽达默尔就曾说过传统并不是我们承袭下来的不变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生产了传统并参与到传统之中。传统是永远对未来敞开的指向。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我们弃绝了传统就是放弃了未来。在当下的美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当代美学的综合上，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实现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型，建设属于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再次是美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
我们今天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化，这不利于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对人文学科被分裂成为彼此相互分离的若干毫不相干的学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学科不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提供完整的图景，要创立集各门学科之精华的门类，以形成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批判的文化批判理论。美学与哲学分离后，美学学科独立了，但是远离了哲学的基础，美学自身发展受到了制约，两者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然，美学与其他学科进行综合并不是指简单的学科拼凑堆积，而是指根据不同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联结渗透而创新形成的新美学理论。
回溯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美学在形成“中国气派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它是从中华美学历史的传承中得来的，也是从世界美学的学习借鉴中得来的，更是从中华美学几代学人共同的艰辛努力中得来的。美学的成就值得我们珍惜，在推进“中国美学世界化”过程中，一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也值得我们汲取。
第一，思想“在场”是美学创新发展的显著标志。
通过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次美学的大发展都是思想解放和突破的结果。美学学科起源于哲学，思想性是哲学的显著特征，自然是美学自身的特征，没有思想性的美学研究是苍白的。所以，美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有思想作为引领。当然，我们承认思想和学术是密不可分的，那就是要坚持美学学术研究与美学思想的建构相结合，因为思想是美学学术研究的内在生命，学术研究是建构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在学术和思想之间，还是要将思想的创新放到首位，坚持思想“在场”的原则。我们说的“在场”不同于德里达的“在场”理论。他认为“在场”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多德的“第一动因”等都属于形而上学的“在场”(Presence)范畴，都属于被后现代“消解”之列。这里讲的“在场”就是显现的存在即“面向事物本身”的意思。
思想“在场”要求人直观思想，显现存在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总是言说他人思想的美学研究的现实，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关注我们自身的美学观念、美学问题和论证上面，因为思想的主要目标是进行价值判断、意义探寻和对问题的深入阐发，理解的多层次开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百年中国美学历史上的美学的论争，都是以美学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的美学思想论争。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真正的美学也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时代的精神绝不是几个人思想的产物，思想家意识不到的精神内容，他那个时代也意识不到。所以，我们不能把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当成最后的真理。绝对权威思想的提出其实意味着个体思想的丧失。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为他自己来思想，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替他来思想。
因此，这就对我们理论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提出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理论学说，也就是说不能满足时代的有思想的头脑的需要，就是思想家无能的表现。黑格尔认为思想是理智自由的阶段，是没有图像和表象的理解，是把握永恒和绝对的存在的最高和唯一的方式。但是，他没有看到审美和艺术也表达思想，而且在表达思想的深度上也能够达到永恒的境界。海德格尔认为思想起源于“焦虑”，而最令人“焦虑”的是人没有思想，因为没有思想意味着人的生命的荒芜。思想与“此在”同在，它的任务就是思“此在”的过去与憧憬“此在”的未来。但是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诗”与“思”具有同一性。思想来自主体的反思，反思以生命的意义作为反思的对象，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凡是经由反思产生出来就是思维的产物，因此，反思能揭示出真实的本性。这样说来，思想作为对自己发生关系的东西是真理。海德格尔说真理之光才能通达我们的心灵。因为不去追求真理，人只能生活在平庸中和有限之中,追求真理的动因来自对高尚和神圣事物的企求。
直到今天，我们还记得美学界在20世纪为中国社会提供的思想资源，比如“儒道互补”、“救亡压倒启蒙”、“积淀说”等等，尽管个别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跨学科、跨领域的知名的学者为“大家”，本学科、本领域知名学者为“专家”。期待我们的美学家为中国社会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而成为有思想的“大家”。因此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应该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思想的目标，这样获得的就不是生活的“碎片”，而是生命的整体意义。
第二，美学方法是美学创新发展的自觉前提。
百年中国美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美学研究方法的自觉。一代学人王国维一改清人的以识字读经为中心的考据学治学方法，引入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他的“观其会通、窥其奥”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梁启超先生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不足，自觉运用西方研究方法，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蔡元培先生早年就具有美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曾写过《美学的研究法》。朱光潜先生早期运用心理学方法，完成了审美心理学方面的著述。晚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完成了由主客观统一论向实践论的转型。宗白华先生认为康德的方法是“包罗万象”“破收并行”“存其真义”，所以加以吸收即康德的调和德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综合方法。
20世纪80年代美学界形成了所谓的“方法热”，但是，这种“方法热”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其重要原因是用“三论”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取代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其结果可想而知。新时期以来，由于大量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在美学研究方法上更是花样翻新，大家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述。
成中英先生讲，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对原有方法的突破和新方法创立的结果。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有弗洛依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三大思想家。他们都是通过方法论的变革，完成了人类思想领域的革命。弗洛依德通过心理分析的理论方法，完成了人类心灵领域里的革命；爱因斯坦通过相对论的理论方法，完成了人类自然领域里的革命；马克思通过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完成了人类社会领域里的革命。爱因斯坦把成功的秘诀用公式表达了出来：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所以方法的自觉对于美学研究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下世界美学界，“恢复美学形而上学,重建美学本体论”的呼声日盛。伽达默尔就主张重建美学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美的概念就是一个普泛的形而上学概念，对美的形而上的研究是认识论所无法完成的，就需要本体论的思想方法。
我们前面指出了美学研究本质论的问题所在，反思本质论不是让美学研究走向虚无主义，而是在审美研究中复兴当代本体论。
当代本体论美学复兴的原因，首先在于思想家们对美学的功能和性质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西方大多数美学家拒绝承认传统本体论的合法性并把对本体论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任务。特别是实证逻辑主义的日益发展，使传统本体论走向了反面。维特根斯坦“拒斥形而上学”和宣告“哲学的终结”的结果，反而使本体论获得了新生。在无根的时代，人们对时代精神的呼唤和对安身立命之根的追寻是本体论复兴的原因之一。人类思维经过否定之否定后，本体论的复兴是人类思维的发展和认识得以逐步深化的结果。
其次，人的问题再度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是当代本体论美学复兴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人们认识到人是与众不同的存在者，是以领悟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的，人以外的存在者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人领悟到自己的存在就是领悟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本体论的论证。
最后，当代本体论美学的复兴说明，在美学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转向以后，美学的许多问题都依赖于美的本体问题的合理解决。当代本体论美学和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区别在于传统认识论美学以“何者存在”的追问方式去追问“在者”，因此，“在”被遮蔽和遗忘了。只有根据生存建立起来的当代本体论美学才是有根的本体论美学。当代本体论美学由“美是什么”的追问，改变为“美应是什么”的追问。前者的提问方式是认识论的科学提问方式；后者是本体论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方式取消了对象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关注的是美的本体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美学研究的本体论方法，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其他美学研究方法。我们只是强调要改变一直以来美学研究中的认识论方法，如果在我们的论述中动不动就是什么“美的本质”“美感本质”等文字，那就说明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教科书”的水平上。
第三，美学论争是美学创新发展的成熟体现。
通过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派的理论论争是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换言之，美学观念的变化与创新是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核心和主调，美学学术的论争和思想观念创新的演进并行不悖。
中国美学的三次论争有力地推进了美学学科的建设，催生了不同的美学派别，也带来了美学界的多元共存的格局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不仅推动了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也推进了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美学界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四派不同的美学观点。但是这次美学大讨论不管形成了多少派别，最大的问题是这次大讨论的理论前提为认识论和反映论，虽然也使用了“实践”的概念，但是依然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来解决美与美感的问题，这样美学讨论的内容就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对于第一次美学论争尽管现在人们评价不一，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普及了美学知识，扩大了美学研究的队伍，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这些是不能否定的。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中国大地再次涌现了美学热潮，出现了第二次美学论争。这次论争真正回归到马克思的学说，其中《手稿》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还是蔡仪先生都发表了有关于马克思《手稿》的文章，尽管他们对于《手稿》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次论争的理论前提也发生了多样化的变化。第一次论争的理论前提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反映论，但充其量是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翻版，里面存有大量的原苏联领导人的集权观念。这次美学论争的理论前提回到了马克思的《手稿》和实践观，相对于上一次美学论争来说是一种进步。在这个时期，社会审美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学出现了重大转型，开拓了许多美学研究的新领域。思想观念多元化，问题视域多重性，研究范式多样化，都是20世纪80年代美学讨论的主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形成了新的论争，新世纪以后又有“新实践美学”加入了论争，时间长达20余年。这期间，各位美学同仁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争论文章近百篇。这次论争的理论前提走向了存在本体论或生命本体论，就是有些继续坚持“实践”立场的学者也打通了“实践”与“存在”的关联，也包括李泽厚先生本人也转向了心理本体论——“情本体”。第三次美学论争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彻底实现了美学研究的多元化局面，促进了中国美学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
美学学术界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老百姓所说的“事情越辩越清楚，道理越辩越明白。”但是，在美学论争中也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种论争不应该变相成为争夺理论话语权的权力斗争。福柯认为启蒙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其理论也在追求普遍性的话语权，实际就是权力。权力与知识结成了联盟，可以利用知识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因此，知识也不再是客观和中立的，外表是知识，实际可能是权力。在美学学术论争中我们要坚持学术平等和自由的原则，论争的观点理论不受学术权力的干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与错、得与失等只能由历史实践来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美学论争作为平等对话的话语方式，争论者要有“对话”的意识和态度，并要努力形成对话氛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美学争鸣，碰撞思想，交流观点，共同为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进入后疫情时期，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中西文化思想的力量对比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除了在本土之间展开美学争论外，更需要与全球美学研究者们一道，共同针对美学和艺术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展开交流、对话和论争。推动中西美学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中国美学创新发展的一条必然之路。
百年中国美学继承中国古代美学优秀传统，借鉴西方美学学术资源，回归感性生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与世界美学同步的“中国气派美学”，立足于世界美学之林，进而使“中国美学世界化”，应该成为我们中国美学学人心中头等重要的学术理想。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于百年中国美学的思想和学术的回顾，也是一种对于美学创新发展的热切期待，这种期待不仅仅属于当代中国的美学学者，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本文作为百年中国美学的回顾的文章一定不够全面，一百年时间，两千多学者，在一篇文章的篇幅里来叙述书写肯定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很多有见地的著作和文章可能还没有看到；有的借鉴了观点，但是一时疏忽，忘记了注明出处的地方肯定会有，对此深表歉意和感谢。接到任务开始写作后，本人就开始后悔，感觉这是个得罪人的活。但是，文章毕竟不是中华美学学会的总结报告，不可能面面俱到，观点也不会每个人都同意，正如杜甫所说：“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对于文中不当之处，还要敬请学界同仁们批评指正。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文下注，原文载于《艺术百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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