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Bice Curiger和巴塞尔艺术展结缘的那些传单
Bice Curiger于苏黎世Parkett展览空间，2014年
位于法国东南部阿尔勒（Arles）的梵高基金会（Fondation Van Gogh）艺术总监Bice Curiger曾于1993至2013年间担任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Zurich）的策展人，是著名艺术杂志《Parkett》的联合创办人，并曾担任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自1970年代初起，Curiger先后以多个不同的身份到访巴塞尔艺术展，从左翼学生到艺评人，杂志出版人及编辑到国际策展人。特别于巴塞尔艺术展庆祝金禧50周年之际，她将过去近半世纪的点滴一一与我们分享。
2020年是巴塞尔艺术展成立50周年的纪念。1970年你在做什么？
（从左到右）Jacqueline Burckhardt、Bice Curiger、Jean-Christophe Ammann和Veronika Burckhardt在《Parkett》于1984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的展位，墙上是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参与创作的第二期《Parkett》，图片由Bice Curiger提供
1969年秋天我开始在苏黎世大学（Zurich University）修读艺术史，并加入了来自1968年一个名为“艺术史群组”（Basisgruppe Kunstgeschichte）的学生团体，成员总大概共有十几人吧，基本上就是个左派读书会。当时其中的一两位成员听说有一个全新的艺术展会即将举行，为了关注社会和世界问题的“艺术意识”，于是大家决定一起前往巴塞尔，我们将反对艺术商业化的观点印刷成A4大小的传单。第一届巴塞尔艺术展期间，我们就在展会大楼前派发传单。当年的我们实在太天真！此后我几乎再没有派发过传单。然后50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不禁令我发笑！
你对最初几年的巴塞尔艺术展有什么印象？
克雷斯·欧登堡留影于1975年巴塞尔艺术展，图片由Kurt Wyss拍摄
即使最初的目标是派发传单，我们最终也进入了会场参观，因为我们希望欣赏当代艺术，而当时某些艺术家的作品只能够在巴塞尔艺术展看得到。当年艺术出版还处于萌芽阶段，相关资讯匮乏，要到1980年代才开始发展成长。我在巴塞尔遇到几位来自德国杜塞道夫的艺廊主人，由他们代理的好些艺术家至今我仍然十分喜爱，例如Michael Buthe，以及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以引荐意大利艺术家而声名大噪的拿坡里艺术经理人Lucio Amelio。我还记得通过艺术家迪特尔·罗斯（Dieter Roth）或克雷斯·欧登堡（Claes Oldenburg）的绘画实践去了解他们，令我们感受至深。
《Parkett》于1987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的展位，图片由Bice Curiger提供
我认为展会当年的运作方式跟现今没太大分别，都是人们互相询问“你看过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吗？还有这个呢？”那份新鲜感确实令人兴奋。1970年代的巴塞尔艺术展比较类似一个交流想法的社交场所，而非商业市场。我还记得“限量编制”展区在1970年代的发展相当惊人，从全欧洲各地而来的经销商出售毕卡索和米罗的版画，销路比罗斯或欧登堡的画作好得多！
除了Lucio Amelio，还有其他触目的人物吗？
Bice Curiger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于Bruno Bishofberger艺廊，1976年
我还要谈谈不久前不幸离世、享年90岁的瑞士剧场导演Werner Düggelin。他曾经于1960年代担任巴塞尔剧院（Theater Basel）的导演，也是活跃于巴塞尔艺坛的收藏家，同是收藏家及艺术赞助人的Maja Sacher交情深厚。Düggelin更于1970年代加入伊曼纽尔·霍夫曼基金会（Emanuel Hoffmann-Stiftung）的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现位于Schaulager美术馆。Düggelin亦是Yvon Lambert的好友，并将Lambert介绍给Sacher认识，可见巴塞尔艺术展自早年开始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国际交流平台，当年各式会面和晚宴就跟今天无异，都分别于意大利餐厅Chez Donati和巴塞尔美术馆（Kunsthalle Basel）举行。
1970年代的苏黎世艺坛是怎么样的？
Bice Curiger（左）和 Jacqueline Burckhardt（右）为瑞士门德里西奥美术馆（Museo d’Arte di Mendrisio）于1995年举行的展览“Meret Oppenheim”担任策展人
我认为无论从商业交易或文化交流的层面来说，苏黎世艺坛都充满朝气。一些国际艺廊如伦敦的马乐伯画廊或Gimpel & Hanover艺廊、巴黎的Lelong艺廊和纽约的André Emmerich艺廊，都一一在苏黎世展出了他们代理的艺术家作品，并在当地设立分部，Bruno Bischofberger和Annemarie Verna也于1960年代先后成立了他们的艺廊，Renée Ziegler的艺廊亦活跃于苏黎世。但对于投身反主流文化的我而言，我比较着眼于1970年代中期Jean-Christophe Ammann在琉森美术馆（Kunstmuseum Luzern）的创作，他不但介绍了“贫穷艺术”运动（Arte Povera）和杜塞道夫画派（Düsseldorf group），更于1974年特别策划了以性别为主题的展览“Transformer– Aspekte der Travestie”！
值得一提的还有Urs Lüthi和当时很年轻的David Weiss，那时后者还没跟比他更年轻的Peter Fischli组成艺术家组合。苏黎世艺坛的各路知名人物还包括号称“瑞士庞克版大卫·霍克尼”的Friedrich Kuhn，以及驻伯恩（Bern）的艺廊主人Toni Gerber，他曾于1970年代为Markus Raetz和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举办具有前瞻性的作品展览。
你和Jacqueline Burckhardt于1984年创办了《Parkett》杂志，同年开始以代表该杂志的参展商身份参与巴塞尔艺术展。《Parkett》的创刊宗旨在于促进欧美两地艺术界之间的公开对话，这本杂志的最大特色是每一期都会推出限量特辑。
（从左到右）Bice Curiger、Jacqueline Burckhardt和Dieter von Graffenried于1996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
我俩联同Walter Keller和Peter Blum 于1984年4月创办了《Parkett》，随后Dieter von Graffenried也加入了团队。我们带着已印好的首两期杂志来到巴塞尔艺术展 — 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意大利艺术家恩佐·库奇（Enzo Cucchi）；第二期我们则前往科隆和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合作。事前对和杂志合作完全沒有概念，波尔克最终做了一份5米长的超大尺寸折装书，及60张独特的摄影作品，这也成为了《Parkett》有史以来最富传奇性的特辑之一。为了完成特辑的第一批作品和折装书，波尔克在暗房里忙了两日两夜，有一位朋友前来帮忙，于是我们一起完成剪裁、浆糊黏贴、复印和折叠的工序，然后把折装书逐本插入《Parkett》内。第二天早上我立即带着杂志乘火车到巴塞尔，准备到会场展示这些杂志！我们将每张摄影作品定价为750瑞士法郎，杂志连同折装书售价为25瑞士法郎。
《Parkett》第一期的封面，1984年，杂志于1984年巴塞尔艺术展展出
由于我们出版艺术杂志和限量特辑，所以到场后立即获分配展位。在那届展会我们结识了后来成为负责《Parkett》巴塞尔业务的出版人Graffenried。在最初的几年，我们与Keller几位杂志创办人一起为展位分配人手，一切都是亲力亲为，甚至33年来参展用的杂志徽标都由我妈妈亲手刺绣！穿梭会场通道再次派发传单，并与艺术家、艺廊主人和同僚会面的工作，也是我们亲自兼任。
你在1990年代开始以博物馆策展人的身份参与展会，相比之下有分别吗？
《Parkett》第二期的封面，1984年，杂志于1984年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展出
我的效率比以前低了很多，可能我认识太多人的关系，总是无法认真地观展。我在瑞士读书，担任当地报纸《每日讯报》（Tages-Anzeiger）的艺评人，我的旧同学、美发师和牙医都是巴塞尔艺术展的访客（笑），可以想像会碰到很多认识的人。太多人问我看了什么作品、哪些值得购入，事实上我根本没能好好地看作品。
苏黎世美术馆馆长Christoph Becker非常喜欢参观巴塞尔艺术展。我们通常相约在《Parkett》展位旁边的咖啡店见面，讨论我们看过和值得纳入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千禧年代创办的“意象无限”展区对于像我这类博物馆策展人而言无疑意义重大，看着各式各样的大型艺术装置和影录像作品，心情真的非常振奋甚至感到有点艳羡！
如果我现在为你印刷宣传单张，给你在会场派发，你会在上面写上什么？
《Parkett》第100/101期的封面，2017年，图片来自《Parkett》官方网站
保留有关艺术文化的思辩及学术交流的空间，是今天最值得努力争取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不能仅靠市场排名来决定何谓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艺术宣言。我们需要经济、社会和政治视野的同时，也必须具备文化远见。尽可能促进思想交流和培养精神生活必不可缺。我这样说是不是依然显得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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