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包容同性恋，到底由谁说了算？| 学人说
每当我们谈起“政权影响公众意见”，大家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可能是国家政权，通过大众传媒、教育系统，对公民在公共领域的政治态度进行引导。事实上，即使在非常个人领域的议题上，例如堕胎权利、婚恋观念、性行为与性取向、对父母等长辈权威的服从度等等，政权这一宏观环境也会对个人价值观产生影响。
撰文 | 张汇泉
责编 | 钱岳
举个例子，近年来，俄罗斯和北美、西欧国家经常在同性恋权益问题上发生争执，甚至美剧《纸牌屋》第三季都以大量篇幅去描述这段现实，比如：总统夫人前往莫斯科营救入狱的同性恋民权人士并引发外交风波、“暴动小猫”乐队在白宫晚宴上抗议俄罗斯总统彼得罗夫（虚构人物）等等内容。
笔者一开始对此也很困惑：我能理解权威领袖在政治议题（选举、司法改革、反腐败）上反对开放；然而，为什么在较为私人、看似不涉政局的婚姻、性、家庭、生育等等议题上，领袖和政权也希望加以强力控制呢？我们就先引用《纸牌屋》第三季彼得罗夫总统向安德伍德总统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台词吧：
"我需要展示我的强硬。总统先生，你不了解俄罗斯。如果你的人民不喜欢你的施政，他们用选票让你下台。如果我的人民不喜欢我的施政，他们就推倒我的雕像。反同性恋宣传法太野蛮了？是。当然很野蛮。但是宗教、传统，这些对我们俄罗斯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扎根在骨子里的。这部法律，是为他们通过的。正如你要代表你的人民，我也要代表我的人民。"
的确。正如彼得罗夫总统在《纸牌屋》里针对同性恋问题寸步不让，甚至不惜与美国的高峰会谈破裂。现实中，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也在堕胎、同性恋乃至外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婴儿等议题上，采取非常保守且强硬的态度（Makarychev & Medvedev 2015）。世俗政权在这些议题上的表态，能够起到鼓动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提升民族内部向心力的效果。相反，在这些议题上的松动，则会损害世俗政权在“维护民族文化”、“维护传统价值”等方面的道德权威，进而损伤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可见，在特定文化、社会环境里，即使是看似个人空间里的性、婚姻、生育，都和周遭的宏观环境——宗教、传统乃至政治权威——紧密联系着。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宏观制度如何影响人们“对同性恋的包容/接纳”程度。什么样的人对同性恋持有更包容或接纳的态度呢？
既有的研究结论显示：无神论者相比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包容同性恋；年轻人相较于年长者对同性恋更包容；社会分层中处于高阶层的人士往往比底阶层的人士更包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通常也更包容和接纳同性恋。从国家层面来看，富裕国家、社会财富分配较平等的国家，比发展中国家以及财富分配较不平等的社会，总体而言也更加包容同性恋。
近期的研究则更细致的考察了制度环境的作用，例如Scott Milligan和合作者于2014年发表在《加拿大社会学评论》上的比较研究发现，和人们通常的认知不同：就同性恋议题而言，个体信仰伊斯兰教本身并不会让人不包容。比如，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没有比非穆斯林更加保守。然而，生活在伊斯兰政权统治之下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穆斯林（换句话说，无论他们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无神论者），都比生活在非伊斯兰政权下的人更加保守。也就是说：不是个体宗教信仰，也不是某一种文化必然保守；而是制度环境（包括政府、司法等）约束了个体公民的行为和观念。当然原作者也提示，有可能是长期“自我选择”的过程，让观念较为西化的穆斯林选择了移民西方，而保守者更愿意留下。
笔者沿着这个思路，使用1981年到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对99个国家、240个“国家-年份”的案例进行比较，考察了政权的政治自由/开明程度与该国民众对同性恋议题包容程度的关系。政权的政治自由/开明程度的衡量指标包括：是否有自由选举、自由媒体、独立司法、信息公开、允许社会运动和抗议等。笔者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发现，非自由政权不仅仅整体上更加保守，还会调节教育对人的影响。
在下面的这张图里，蓝色折线代表根据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测量为最自由的社会（Freedom House Index得分为1，比如丹麦）；黑色代表最不自由的社会（Freedom House Index得分为7，比如北朝鲜）；红色居中(得分为4，例如墨西哥)。横坐标轴代表由低到高的五个教育水平。纵坐标轴代表对同性恋由低到高的包容度。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同性恋持有越开明和包容的态度吗？从图中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很大差异。在自由社会（如蓝线所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越高；换句话说，在自由社会，教育施加的开明作用最为明显。而在半自由和不自由社会，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却并不一定对同性恋怀有更接纳的态度；换言之，相比自由社会而言，在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社会里，教育施加的开明作用相对较小。
为什么教育的作用大小，依赖于政权的自由程度呢？
如果依据边际效用理论推测，越是保守落后的国家，越是教育稀缺的国家，教育给人带来的启蒙作用应该是越显著——但这显然不符合以上发现。另一种推测是，非自由政权（无论是神权，还是威权）不希望教育施加过分自由化的影响，从而有意识干预教育内容，从而让教育的自由化作用弱化。几十年前有句老话，“知识越多越反动”。或许在非自由化的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潜移默化或者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教育，让知识分子变得没那么“反动”。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的论述仅仅是基于数据的一种假说，尚不能充分证明“从威权政权到保守观念”的因果关系；相反，亦有可能是先有持有保守观念的大众，才催生了倾向于保守的政权。
总之，今天推荐的论文和讨论说明了：无论是公共领域议题，还是私人生活方面的态度，公民个人的观念，都宏观的制度、政权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Milligan, S., Andersen, R., & Brym, R. (2014). Assessing Variation in Tolerance in 23 Muslim‐Majority and Western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51(3), 239-261.
Makarychev, A., & Medvedev, S. (2015). Biopolitics and Power in Putin’s Rus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2(1), 45-54.
Zhang, T.H. (2016). Freedom, Education and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99 societies. Unpublished Manuscirpt.
张汇泉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