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撰文:Marianne Cooper
翻译:于灵歌
关于那些帮助其他女性工作取得进步的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两种看上去相互抵牾的主流文化观念:“女义士(the Righteous Woman)”与“女王蜂(the Queen Bee)”。
“女义士”是一种理想型观念,认为女人们在别人身处绝境时有着本能的道德正义感。Madeleine Albright(译注:前美国国务卿)当下著名的言论为这类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解:“地狱里有一块专属位置留给那些不互相帮助的女人!”
其基本的观点是,既然所有女人经历了性别歧视,她们就应该对其他女人面临的性别障碍更加理解。继而,这种高度的自觉应当领导女性去促成联盟、积极地支持她人。如果女人们不去互相帮助,这会是比那些来自男人的承诺更加恶劣的背叛形式;也因此,“地狱里的专属位置”会预留给这些女人。
然而,“女王蜂”的观念认为,现实中女人们没法好好相处。正如Sheryl Sandberg(译注:Facebook首席运营官,曾出版《向前一步》) 与 Adam Grant (沃顿商学院教授)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关于可爱女性的神话》所指出的那样,“女王蜂”的观念基于一种谬误,即认为女性性别有一些固有的东西,使得女人们总是在工作中互相伤害。
“女王蜂综合征”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完成的一份研究。这种综合征包括一系列行为:从贬低典型的女性特征(“女人们真是太太太情绪化了”),到强调她们自己的“爷们儿”属性(“我思考起来更像个汉子”),到把性别歧视视为无稽之谈(“现在爬到顶层的女性那么少不是因为歧视,只是因为女性对事业不够投入”),再到对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倡议表示不支持。终极的“女王蜂”正是那些成功的女人——不仅没有用她的权力帮助其他的女性前进,反而打压她的女性同事。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尽管这两种原型(前者是榜样,后者是警示)看上去很矛盾,它们却有所交叠,因为它们都促发了双重标准——男人间的冲突是正常的,但女人间的冲突却属于“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当男人们互相争斗时,他们会被看成参与了健康的竞争或充满活力的争论。
但当女人们做同样的事情时,她们就是在激烈扯皮的腹黑女。这些认为女人就会背后使诈、串通一气的观念,会让人们相信:工作场所中,女性的不和极其有害。一项研究发现,当冲突在两名女性同事之间发生时,人们对其后果就会有负面的、长久的预期,比如女人们会想要复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同样的冲突发生在两名男性或是一男一女之间时,人们则会觉得他们的关系更容易修复。
因此,尽管研究显示,男人参与到诸如八卦、社交孤立等间接攻击的程度与女性相似甚至更高,但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之间对待彼此更加刻薄。这种看法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连学前班的小孩都认为,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进行类似于孤立他人的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而不顾事实往往与之恰恰相反。甚至“女王蜂”这个短语也是有性别的。当然,男人们可以被叫做“混球”或是“混蛋”,但却没有一个相应的短语用来指称那些同样会暗算男性同事直至打倒他们的男人们。
那么,“女王蜂”的刻板印象是否也包含一些真理呢?女人们对待彼此就会比男人对待男人或是女人对待男人更加卑鄙吗?
关于此类行为的研究发现了相关实例,并且印证了这一说法。比如,一项心理学研究考察了教授如何看待他们的博士生,发现尽管有同样的文章发表记录和工作贡献,女性教授(而不是男性教授)仍然倾向于认为她们的女学生对事业的投入程度比男生要低——当然事实不会总是这样。事实证明,正是那些老一辈而非年轻一代的女性教授,表现出了这种“女王蜂”式的回应。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代际差异?是年长女性追求事业的大环境引发了她们对其女学生特定的严苛吗?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名女性若是顺着职业阶梯向上爬做了一名全职教授,其实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年轻的女性出生的时代,这才变成了常态。因此,能够解释她们行为的,大概与年长女性提高了职业晋升门槛(更少的女性、更多的障碍、更多的性别歧视)的语境有关。
后续研究已确认了这一点。“女王蜂”行为并不意味着某些“腹黑女”基因是潜伏在女性DNA中的。相反,在它们存在的程度上来说,“女王蜂”的动力是被性别歧视所触发的。
特别地,研究还发现此类行为会在两种动态同时出现时产生:性别偏见以及性别团结缺失(因为缺乏更准确的专业术语,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若“作为一个女人”不是女性自我认同的核心层面,当她们经历了性别偏见时,“女王蜂”式的行为就会出现。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原因在这儿:对性别认同感低的女性来说,她们认为自己的性别在工作上无关紧要、与其他女性相联系也不重要。而作为性别歧视的接收方,她们觉察到,别人眼中的自己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女性。出于对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比如女性竞争力不如男性,这些女性个体一旦被别人首先视作女性且因此不适合做领导,她们就会忧虑事业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
为了克服这种性别障碍,这些女性试图将自己与其他女人分隔开来。她们通过追求一种进步的个体策略,中心是将她们自己与别的女人拉开距离。一种方法是做出“女王蜂”式行为,比如用更典型的男子气的词语描述她们自己并诋毁别的女人(“我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在我这里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问题在于,女人们并不是本质上就这么阴险。相反,“女王蜂”行为的产生原因还在于: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女性被贬值了。
这类回应对于女性来说甚至并不独特。实际上,这是一种被许多边缘化的群体运用的手段,用以克服那些对他们群体不利的观点。例如,研究发现,一些男同性恋者试图将自己区别于“娘娘腔”的刻板印象,就会强调夸张的男子气概并对“娘娘腔”男同性恋者持负面看法。社交间离(social distancing,或拉大社会距离)成了一种策略,很多个体希望以此避免、逃离或驾驭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缺陷。
当社会间离能够使个体从一个缺乏代表的群体中进步时,它确实对这一整个群体产生了损害:因为它使得不平等合法化。当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表达刻板印象的观点,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陈述,而只会被当作无偏见的评价——因为人们倾向相信个体在群体之内不会被其他成员以偏见相待。然而,他们确实会。实际上,女人们也能成为误导者。因此,社会间离的做法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不平等。
那么,怎样才能制止“女王蜂”式的行为?答案是:高度认同作为女性的存在。那些经历过性别歧视但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性别的女性,往往不会试图将自己与其他女性相区别以回应偏见。反之,一项研究表明,那些高度认同自己女性身份的女警察回应性别歧视时,会有为其他女性创造机会的强烈愿望。
有大量证据表明,女人们的的确确会帮助彼此。当女人们工作中有较高比例的同性同事时,性别歧视和骚扰会更少。当女人们拥有女性支持者时,她们会比拥有男性支持者时得到来自家庭和组织的更多支持。多数研究显示,当更多的女性担任管理者时,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会更小。
所以,那些“女义士”就在那里,并且她们正努力为其他女性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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