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近代女学生的身体是怎么生成的？

撰文：周娜

责编：王晓慧

塑造“强国强种”的女性、纳女性入国家生产力，是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兴起的直接原因，也是近代国人兴办女子教育的诉求所在。围绕“强国强种”女性身体的开发和建构，民族国家话语与女权学说在学校场域中碰撞、交织，对女学生进行持续密集的开发与模塑，使得两种冲突、矛盾的发展面向在女学生身体上浑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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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国族化：

民族国家话语力量下的身体生成

传统中国，女性属于家庭，“勿道学问，惟议酒食”，服务家庭是女性价值所在。近代特殊时局，传统式女子存在状态首先遭到男性精英人士的抨击。他们责备女子为“游民”“土番”，直陈“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梁启超，1897），在“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梁启超，1897）的考量下，提议开设女学堂，以塑造“勤勤于母仪”“眷眷于胎教”的、利于现代国族建构的新女性。通过污名化传统女性身体，民族国家话语确立自己“正女”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不但使得改造女学生身体成为必须，而且建立了女学生身体改造的民族国家叙事。新式女子教育通过学校章程的规定、课程的开设等，表达民族国家话语对传统女性身体某些特质的鄙视与摒弃。运用污名化传统女性的策略，民族国家话语试图清除女学生身上传统女性的痕迹。

污名化传统女性形象的同时，民族国家叙事者勾勒出有利于国族建构的理想女性形象。虽然因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内涵居动恒变，其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也有所不同，但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男性主体特征及把女性身体发展纳入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策略不曾改变，民族国家利益始终是近代女子教育的主导价值诉求。男性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者，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正女”的姿态为女学生树立两种模范女性形象：贤母良妻与女国民，希望女性能同男性一样为国尽责。为了确保对女学生身体的绝对掌控，民族国家话语不但采取诸种有效策略实施对女学生身体的塑造，同时非法化任何可能造成女学生身体行为溢出民族国家话语期待的行动和表述。这种“非法化”行动，不仅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污名化传统女性身体，还表现为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对女性参政权要求的拒绝，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的社会各界对摩登女子的责难与非议。

在构建现代化国族的追求下，民族国家话语通过各种策略实施着对女学生身体的模塑，同时力求巩固在女学生身体发展中的支配性影响地位。肩负着“强国强种”天然使命的近代女学生身体，始终经受着一种看似破碎，实则绵延不断地、民族国家话语力量的规训与开发。之所以出现民族国家话语对女学生身体如此强势的入侵，究其根本正是杜赞奇所言的，由于强势的国家主义始终笼罩着近代中国而产生出来的特定结果（杜赞奇，2003）。

民族国家话语对女学生身体的模塑，时常受到其他话语力量的挑战。女权学说与民族国家话语几乎同时作用于女学生身体，女权学说影响下的身体自决化也在逐步酝酿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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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自决化：

女权学说力量下的身体发展

就女学生身体自决化来说，从清末到民初，再至“五四”时期，女学生身体自决程度愈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看待这个事实。一方面，在同国族建构目标匹配的爱国行动中，女学生身体是积极的、主动的和踊跃的。女子国民捐、爱国学潮运动、反日排货运动等爱国运动中女学生的身体行动，不但扭转了帝制时代女性不问时事的传统形象，而且增强了女学生作为历史行动主体的信心。以一个趋势的角度来观察，可以清楚看到，从晚清的女子国民捐之后，女学生操控身体的自觉性渐强，主动担负和参与的爱国任务和爱国行动日多。这表现为女学生国民主体意识觉醒的身体自决化。尤其是民众对女学生这种以爱国救亡为目的的身体行为的认可与支持，使得她们认识到身体所具有的改造既有体制和空间的巨大力量。这种认识鼓舞她们行使更强、更激烈的爱国诉求的身体自决行为。另一方面，当女学生自觉谋求社交公开、婚姻恋爱自由等作为“独立个人”的保障性权利时，外援性支持显著减少，且遭遇重重阻挠与禁令。这种情况使得尚未完全觉醒的女学生在谋求女性自我权利时，身体的自决性与行动力大打折扣。比如关于男女同学社交公开的问题，“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著文刊说，积极宣传提倡，但由于教育行政当局在“男女同校”问题上始终是“惟中等学校男女同校现尚未便照准予批示”（谢荫昌，1921），社会上也普遍以男女同学社交“是使国民道德堕落。现在礼防尚严的时候，尚且有许多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将来男女社交自由，便接触的机会愈多，不道德的事情自然更易发生”（雁冰，1920），“是为一般青年男女开一个自由恋爱之门罢了”（海燕，1921）等等诸如此类理由，对男女同学社交进行批判和抨击。在社会舆论与政府行政命令的多重阻挠下，女学生冲破“男女大防之设”的行动，同爱国运 49 33471 49 16580 0 0 1179 0 0:00:28 0:00:14 0:00:14 1827 49 33471 49 16580 0 0 1100 0 0:00:30 0:00:15 0:00:15 1828 49 33471 49 16580 0 0 1032 0 0:00:32 0:00:16 0:00:16 1827 49 33471 49 16580 0 0 971 0 0:00:34 0:00:17 0:00:17 1827 49 33471 49 16580 0 0 917 0 0:00:36 0:00:18 0:00:18 1827 49 33471 49 16580 0 0 869 0 0:00:38 0:00:19 0:00:19 0中激进与直截的身体行为相比，显得异常克制与犹疑。经过女国民捐、学潮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等一系列运动的历练与进步学说的熏陶，毫无疑问女学生身体已经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自决力，但在争取女性权利中，女学生身体并未表现出所具有的行动力。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根本在于女学生对教育平等权、参政权、自治权、婚姻自主权等追求和争取，溢出了民族国家话语及国家主义女权学说对模范女学生形象的期待，挑战了民族国家话语的权威，引起父权制下男性的不安与担忧。因此近代社会反复出现对女性自决行动的拒绝、污蔑或整顿。中华民国成立后，女子参政运动在国内一时风起云涌。1912年3月，以唐群英、陈撷芬等为女性联名向临时政府要求参政权，即使女性不惜以武力行为表示要求的坚决性，仍然遭到拒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未通过允许妇女参政的纲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以国家的名义再次把女学生发展纳入国民建构之中，颁布各种禁令规范和约束女性身体行为，同时组织认同党国意识形态的舆论界人士讨伐污蔑违反禁令的女性，如摩登女子。通过采取种种措施，民族国家话语又一次以绝对性优势掌控着对女学生身体的开发和形塑。

这些阻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女学生身体朝向自觉与自决的发展，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陈撷芬、秋瑾、何震为代表的早期女性先觉们，努力摆脱男性主体的女权学说叙事结构，尝试从女性视角对女权的思考。当然现在来看，她们的阐释或者不够深刻，或者略显偏激，但她们这种自觉思考的行为本身激励着更多的女性敢于挑战或拒绝民族国家表述对女性的掌控，而且，她们对女性独立、自由精神的提倡，鼓励女学生“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1915），女学生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自决”依旧在女学生头脑中酝酿发酵，她们努力在国族建构与女性权益间寻求平衡点，缓慢而迂回地发展着身体自决化面向。

近代女学生身体发展，受民族国家话语与女权学说两种力量的影响，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力量作用均衡，更不是说这些发展面向全部成熟完善。上面已经探讨过，民族国家话语对女学生身体的影响，虽然时常受到其他话语力量的挑战，作用力时弱时强，整体而言，始终处于支配性位置，国族化的身体得以较早形成，而身体的自决化则有待进一步落实，或者说，这种发展面向将是持续性的，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梁启超：《论学校六·女学》，《时务报》1897年第23期。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1897年第45期。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谢荫昌：《奉天教育训令：第二四七号》，《奉天公报》1921年第3371期。

雁冰：《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2期。

海燕：《男女社交与恋爱》，《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1年第9期。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周娜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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