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列奥·施特劳斯致哈贝马斯的一封信（原文、中译及解说）

列奥·施特劳斯致哈贝马斯的一封信

01

信件原文誊清稿

April 27, 1964

Dear Mr. Habermas,

       You have obliged me very much by sending me your book on theory and practic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it was very useful to me for giving me a better notion than I had before about the state of discussion in Germany, I was very much pleased to make the acquaintance of a man of such qualities as you. I was especially pleased with your critique of positivism. On the other hand, I cannot deny that I cannot share your own views. It is even difficult for me to understand your own position. You make so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arxian doctrine that your own basis does not become clear. I would have been better able to follow you if you had written a criticism of Kojève. I also wonder whether one cannot turn your able critique of Löwith, namely regarding his abstractness, in particular his evading the issue of capital punishment, against you: even granting that the universal social democracy is the only way in which a humane human race can now survive, one must not abstract from the power of the enemies of that democracy, i.e. of Russia and China, and the burn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flict (e.g.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only by abstracting from these things can one regard disarmament as a practical proposal. The “impossibility” of war existed already in Hegel’s time, and yet …

       I cannot speak here of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 asked my publisher to send you my recent book which I hope may be of interest to you.

Sincerely yours,

L. Strauss

列奥·施特劳斯

02

信件中译

1964年4月27日

亲爱的哈贝马斯先生：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寄来了您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该书对我而言非常有用，使我比从前增进了对德国的议论状况（state of discussion）的了解。除此之外，我也很高兴能认识您这样一位颇具资质的人。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让我尤为满意。另一方面，我不能否认，我无法赞同您的诸多观点。我甚至很难理解您的立场所在。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如此深刻的改造，以至于您自己[学说]的基础变得并不清晰了。倘若您能写一篇对科耶夫的批评，我就能更好地理解您。我也好奇，是否可以把您对洛维特颇具才干的批判，即关于他的抽离性/抽象性（abstractness），尤其是他对死刑问题的回避，转而拿来对付您自己：即便承认普世社会民主（universal social democracy）是合乎人道的人类现在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也绝不能从这种民主的敌人——即俄国和中国——的力量中，以及从冲突的紧迫实际影响（例如德国的分裂）中抽离出来：只有当人们从这些事物中抽离出来时，才会把裁军视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提议。战争的“不可能性”在黑格尔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然而……

       我不能在此谈及理论问题。我已让我的出版商把我的近著寄给您，我希望您会对它感兴趣。

您真诚的，

L.施特劳斯

哈贝马斯

03

译者解说

       列奥·施特劳斯（1899年—1973年）和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年至今）都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二人的学术影响也都一直延续至今。不过，施特劳斯和哈贝马斯虽然都是政治哲学领域的大家，问题意识略有重合，但研究路数和基本观点都迥异，交集也甚少，几乎可以视为两个“次元”的学者。1964年哈贝马斯给施特劳斯的赠书，以及施特劳斯的回信（即此处译出的1964年4月27日的信件），是难得的“破次元壁”的事件。

       从年龄上说，施特劳斯比哈贝马斯年长整整三十岁，可以说辈分上已高出一辈。在1964年时，施特劳斯早已著作等身，不但在美国的政治哲学学术圈内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以芝加哥大学为依托，培养出了诸多弟子。而哈贝马斯此时年仅35岁，虽然以学术新星之声势，在1962年发表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又在196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也即他赠送给施特劳斯的书），但毕竟是初出茅庐。

       在这封施特劳斯写给哈贝马斯的信中，最容易关注到的一个奇异之处是：施特劳斯作为一位德裔政治哲学家，当他写信给同为德语母语使用者的哈贝马斯时，所用的语言竟然是英语。这是否是因为，施特劳斯来到美国多年，已更习惯用英语写作呢？确实，此时的施特劳斯虽然英语口音仍然带有浓浓的大碴子味儿德语腔调，但英语写作早已十分流畅，用英语来写成的著作也有多本，包括他最著名的《自然正当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在施特劳斯写信给他许多以德语为母语的密友时，他仍然常用德语（例如施特劳斯1964年8月19日致洛维特的信），而辅以英语。这表明，用英语而非德语来给哈贝马斯写信，或许有特别的原因。一个猜想是，作为一个老派的德裔学者，面对这样一位颇为礼貌且相交不深的年轻学者，如果用德语写作，势必要在称谓上用“您”而非“你”。但如果用英语来写信，则可以不对“您”和“你”作区分，而用you这个词来模糊化地处理称谓问题。看起来，施特劳斯似乎并不那么愿意用敬称来称呼哈贝马斯。如果这一猜测多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年龄上的悬殊差距吗？是因为哈贝马斯并非他的密友吗（需要考虑到，如果用德语写作，显然会让哈贝马斯觉得更为亲切）？抑或仅仅是因为施特劳斯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并不认同？对此，我们无从得知，甚至无法完全确认施特劳斯在选择语言时是否真的有额外的考量。在翻译时，考虑到信中相当一本正经的语气，译者仍将原文中的you一词，译为了“您”。

       全信分为两段，第一段为主体。第一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占第一段约30%的篇幅）是较为客套式的称赞，而第二部分（第一段的剩余篇幅）则可视为施特劳斯的批评。在客套称赞的部分，施特劳斯特别地提到，他尤为满意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批判”。我们记得，在《自然正当与历史》中，施特劳斯花了一整章（即第二章）的篇幅来批判韦伯，这可以视为施特劳斯版本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因此，在对实证主义的整体态度上，两人多少可以找到共鸣。（但施特劳斯和哈贝马斯二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从具体的批判角度上看，究竟有多大的相似性呢？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商榷。译者对哈贝马斯的了解相当有限，无法给出回答。）

       紧接着，施特劳斯开始不再掩饰他对哈贝马斯著作的批评：“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如此深刻的改造，以至于您自己[学说]的基础变得并不清晰了。”（译按：此处方括号中，为译者根据文意做的补充）在1964年6月3日致洛维特的著名信件中，施特劳斯也重复了他此处的看法：“我对他洞察和探微的能力感觉良深。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的见解的基础在我看来始终 十分含混。”（中译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迈尔 编，朱雁冰、何鸿藻 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441页）施特劳斯认可哈贝马斯的学术洞察力（“您这样一位颇具资质的人”[a man of such qualities as you]、“对他洞察和探微的能力感觉良深”[impressed by his penetration and sagacity]），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哈贝马斯并非单纯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这一论断在致哈贝马斯的信中相对委婉，而在致洛维特的信中则相当直白）。也就是说，虽然哈贝马斯往往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的理论根基除马克思外，还另有其人。但问题在于，施特劳斯认为，这“另有其人”中的“其人”究竟是谁（比如康德？或者黑格尔？），仅从哈贝马斯出版的著作中，尚不得而知，而这就使得哈贝马斯的学问基础显得并不清晰。

施特劳斯1964年6月3日致洛维特的信。这封信之所以著名，并非因为施特劳斯对哈贝马斯的评价（用红线标出），而是因为上一段中他对马克斯·韦伯的评价：“跟海德格尔相比，韦伯是一个失去父母的机智细心的孤儿（an orphan-child as regards akribeia）。”

       基于这一判断，施特劳斯希望哈贝马斯能够更好地澄清他的理论基础：“倘若您能写一篇对科耶夫的批评，我就能更好地理解您。”此处的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是施特劳斯的同辈密友，也是学术上的重要对手。科耶夫是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其立场和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古典派”施特劳斯不同，堪称是“现代派”的旗手。1948年时，施特劳斯将他对古希腊政治哲学家色诺芬的对话《希耶罗或僭政》的解读，连同他和科耶夫的相关论战文章集合成一本书出版，题为《论僭政》（On Tyranny）。后来，施特劳斯还曾主动将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等得意弟子送到科耶夫处进修。施特劳斯在这里请哈贝马斯“写一篇对科耶夫的批评”，一方面是希望能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哈贝马斯学问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或许也有提醒哈贝马斯，应关注科耶夫这位关键的“现代派”思想家的意思，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与科耶夫的异同之处究竟何在。如果仔细推敲英文原文的语气（I would have been better able to follow you if you had written a criticism of Kojève.），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并不像是学友之间的切磋，而更像是师长对学生的提点。（若说得夸张一些，几乎就是老师对学生说：我不太明白你在写什么，建议你去读一读科耶夫，然后写份读书报告给我看看……）

       再往下，施特劳斯转入了第二层批评。在施特劳斯看来，哈贝马斯对洛维特（这位学者也是施特劳斯的同辈密友）的批评，其实也可以用来批评哈贝马斯自己：过于抽象，或者说其学说过分地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施特劳斯对哈贝马斯的第二层批评，或许也同样有可能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情哈贝马斯的学者可能会说：“施特劳斯自己学说的理论基础就十分清晰了吗？其实也不见得。”参见Rodrigo Chacón, “Leo Strauss and Jürgen Habermas: The Quest for Reason in Twentieth-Century Lifeworlds”, in Jeffrey A. Bernstein & Jade Larissa Schiff (editors), Leo Strauss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Reading Outside the Lines, SUNY Press, 2021.6, p. 237.]。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当时正处于冷战的盛期，在施特劳斯致哈贝马斯的信之前大约一年半的时候（同时也基本上是哈贝马斯写作《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时候），美苏之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而这正是整个冷战期间的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施特劳斯这里的批评：“即便承认普世社会民主是合乎人道的人类现在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也绝不能从这种民主的敌人——即俄国和中国——的力量中，以及从冲突的紧迫实际影响（例如德国的分裂）中抽离出来：只有当人们从这些事物中抽离出来时，才会把裁军视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提议。”在这句话中，施特劳斯先做了一次让步：“即便承认普世社会民主是合乎人道的人类现在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熟悉施特劳斯的读者当然清楚，施特劳斯并不认为直到现代才出现的普世民主是人类所能选择的唯一一种可取的生存方式。毕竟，施特劳斯毕生都在试图开拓一条“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但即便在做了这次让步之后，施特劳斯仍然并不认同哈贝马斯所给出的方案。施特劳斯提醒哈贝马斯注意，作为学者或者政治哲学家，有必要对现实有基本的关怀。施特劳斯暗示，虽然哈贝马斯生活在冷战前线的西德，但似乎已经忘记了西德居民最为切身的处境（或者说恐惧）：在冷战期间，整个西德始终处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而德国则被人为地粗暴分割成了东西两个国家。面对这样的处境，任何有丝毫现实感的人，都无法重新陷入到康德式永久和平的迷梦中去，认为裁军会是一项实际可行的提议。

       可以看到，第一段话中施特劳斯其实讨论了不少理论问题（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改造、科耶夫的学说、洛维特的学说、普世民主问题、黑格尔……）。而在第二段，他却话锋一转说：“我不能在此谈及理论问题。”紧接着，便是匆匆结尾，回赠了哈贝马斯一本自己的近著。施特劳斯并没有在信中提到回赠之书的名字，但从时间上看，施特劳斯回赠给哈贝马斯的“近著”（recent book），应当是出版于1964年的《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在组成《城邦与人》的三篇长文中，施特劳斯依次解疏了三部古希腊经典文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反观哈贝马斯送给施特劳斯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虽然也不乏思想史层面上的梳理，但其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近现代思想史，其研读思想史的进路也和施特劳斯天差地别。施特劳斯回赠这本书给哈贝马斯，固然是出于礼节，但或许也另有深意，即提醒哈贝马斯应当适当地关注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 [参考第一段话中施特劳斯做的那次让步：“即便承认普世社会民主是合乎人道的人类现在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在全信的最后一句话中，施特劳斯说“希望您会对它感兴趣”（hope may be of interest to you）。但我们可以揣度，从两人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差异上看，似乎施特劳斯的这一“希望”很难达成，更遑论在学术上获得哈贝马斯的认可。

       从这封简短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施特劳斯显然并不十分欣赏哈贝马斯赠送给他这位学界前辈的新作。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像他写给同辈密友（如科耶夫、洛维特、克莱因，等等）的信那样，长篇大论他自己的观点。在致哈贝马斯的信中，施特劳斯只是点到为止，指出了哈贝马斯的学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无疑体现了施特劳斯的克制。不过，在这次赠书和回信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施特劳斯和哈贝马斯两人有进一步的互动，这当然也能侧面体现出哈贝马斯对施特劳斯来函中批评的态度。

       由于译者的学识和翻译能力都有限，对信件原文的翻译和评说，都未必准确，请各位读者批判性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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