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为何不良率最高超7%？

来源 | 21金融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宏观经济、银行业运行造成重大影响。受疫情影响，今年银行业不良率出现上行。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94%，相比去年末上升0.08个百分点。

那么，区域不良的变化又呈现何种特点？

根据银保监会及央行公布的数据梳理发现，共有23个地区（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单独公布数据，相应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数据不包含前者，下同）同时公布了2019年末及2020年6月末两个时点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数据。其中，仅有8个地区不良率出现上升，其余15个地区不良率反而下降？这是为什么？

从绝对水平看，二季度末甘肃、大连、吉林不良率分别为7.71%、6.15%、3.47%，处于较高水平。他们的高不良受疫情影响，还是有其他原因？

15个地区不良率下降

对比去年末，今年上半年共有8个地区不良率出现上升。其中，6月末深圳市不良贷款率1.42%，较上年末上升0.16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大。此外，山西、上海、北京、浙江等七个地区不良率也出现上升。其原因在于，受宏观经济及疫情影响，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信用风险加速暴露。

出乎意料的是，共有15个区域不良率出现下降。其中，6月末大连不良贷款率为6.15%，相比去年末下降0.48个百分点，降幅最大。此外，吉林、山东、青岛等地区不良率下降幅度也较大。

整体来看，不良率下降的区域数量高于不良率上升的数量，与全国整体不良率上升的趋势有悖。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尚有14个区域未公布去年末及今年上半年的不良数据，这些区域中可能有部分区域不良率出现反弹。

另一个原因在于，部分区域信用风险尚未暴露。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银行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叠加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影响，未来恐面临更大的不良贷款处置。

从绝对水平看，二季度末甘肃、大连、吉林不良率分别为7.71%、6.15%、3.47%，位居前三。整体上看，西北、东北等省份不良率较高，而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区域不良率较低，在1%左右。其中，北京最低为0.62%。

“中国的融资渠道七成左右还是依靠银行。”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吴金铎表示，“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增速下滑的原因除了融资需求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呆账坏账更高，而呆坏账率是顺周期的，经济出现结构性下滑的地区呆坏账更高。”

根据数据梳理发现，上半年新增信贷规模后十位为青海、西藏、宁夏、吉林、新疆、甘肃、内蒙古、辽宁等西北、东北省份。今年上半年，前述十省份新增信贷规模为8355亿，相比去年少增近500亿。从占比看，今年上半年前述十省份新增信贷规模占全国的7%，相比去年同期回落约2个百分点。

可供对比的是，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新增信贷规模合计4.53万亿，占全国新增信贷规模的37.5%，相比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其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全国性银行减少了高不良地区的信贷投放，将信贷资源投向了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如今年上半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在甘肃新增信贷投放523亿，相比去年同期少增418亿。

甘肃：农商行高不良拖累

在披露数据的样本地区中，甘肃以7.71%的不良率高于榜首。“甘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以农产品、原材料初级加工为主。一旦经济环境恶化，首当其冲就是贷款违约。”甘肃某地市金融监管部门人士称。

甘肃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甘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2.05∶32.83∶55.12。从工业内部看，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金、电力等重点支柱产业较为稳定。

梳理发现，受产能过剩、企业生产下降影响，2011年以来甘肃GDP增速整体呈下行趋势，2017年经济增速下降4个百分点降至3.56%，当年不良率反弹1.5个百分点至3.51%。此后的2018年-2019年，甘肃GDP增速有所回升，但不良率仍在上行，至2019年末不良率达到7.86%。

数据来源：甘肃银保监局、Wind

记者独家获得了甘肃某地市（下称A市）对当地银行业不良的分析，通过该报告可管窥甘肃不良升高的原因。A市近年来不良率保持在5%左右，农林牧、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不良率较高，超过5%。

关于不良走高的原因，该报告分析称，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A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致使部分企业订单减少，经营成本加大，利润空间缩小，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增加。

除经济下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外，市场价格波动、环境整治、清收效率不高也是重要原因。环境整治方面，2017年以来受到祁连山环境保护政策影响，部分电站关停退出，一些贷款计入不良或存在风险。此外，部分企业和牧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款能力大幅下降，不良增加。

报告也指出，银行自身风险管控不力也是原因之一。个别银行对部分企业授信过大，导致企业过度融资、盲目扩大经营或挪用贷款，有的甚至参与民间借贷，增加了贷款风险。

如从银行类型来看，甘肃高不良主要受农商行拖累。甘肃银保监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甘肃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7.71%。其中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不良率分别为1.68%、2.21%、2.17%，均低于平均水平。同期，法人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合计）为2.9%，而城商行（法人）资本充足率为11.32%。从上述数据可推断，甘肃省法人农商行不良率较高。

前述报告披露，2017年A市农商行不良率约9%，是各类银行机构中最高的。从公开信息看，甘肃康县农商行2018年9月末不良率为7.9%，相比2017年上升3.13个百分点；甘肃民乐农商行2018年6月末不良率为6.34%，相比2017年上升2.84个百分点。

“近年来受区域经济下行、自然灾害频发、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客户及涉农企业收入下降，还款能力减弱，同时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还款意愿不强，形成逾期贷款。”中诚信国际对民乐农商行的评级报告中称，“2017 年以来，应监管要求该行逐步将利息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统计口径，不良大幅上升。”

分析来看，信用管理水平较差是农商行不良高发的原因。外因看，农商行经营区域一般集中于市县区等范围内，信用风险难以分散，其资产质量受到地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部分过剩产能集中、经济结构落后地区受经济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直接导致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

对于如何化解不良，前述报告提出了建立不良贷款化解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提升银行内部管理水平等措施。

大连：企业大户集中违约影响

统计显示，大连以6.15%的不良率居第二位。在2019年的统计中，大连银保监局详细公布了各类银行机构的不良情况。

数据显示，2019年末大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为6.63%。分类型来看，各类型银行不良率均较高。其中，其他农商银行、政策性银行、其他城商行、股份行不良率分别为16.16%、8.79%、8.54%、7.46%，高于平均水平。

“东北特钢等几家企业大户出问题了，各类银行都会牵连进来。”大连地区某城商行信贷部人士直言。

据梳理，除东北特钢外，近三年来大连机床、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大连天宝食品公司、正源房地产、大连天神娱乐等5家企业公开债券都发生过违约。当企业债券违约时，银行贷款大概率也无法偿还，相关企业的贷款可能被计入不良。

大连市副市长靳国卫去年10月在首届不良资产交易大会暨第三届中国AMC发展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最近一个阶段，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大连市不良率在不断升高，目前银行业不良率达到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有主动暴露隐性不良的原因，促使不良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大连经济出现阶段性困难，使得近三四年来不良率不断攀升，但大连金融业发展的底盘还是非常厚实，韧性比较充足。”靳国卫表示。

大连的高不良也可从大连农商行的经营状况窥知一二。从2016年末到2018年末，该行的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从2016年末的2.91%攀升至2018年末的8.73%。

大连农商行在2019年度的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解释称，近两年来涉农贷款不良率走高，主要是近两年大连地区自然灾害惹的祸。

此外，受区域经济下行的影响，信用风险违约事件频出，东北特钢集团风险事件、大连机床违约破产等多起地区性风险事件加剧了资产质量恶化。不过2019年末大连农商行不良率已降至4.99%。

靳国卫表示，不良率升高是大连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也是需要化解的重要发展难题。大连市一直在探讨如何化解不良工作，在探讨设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吉林：政策性挂账影响

吉林省则以3.47%的不良率居第三位。回溯来看，吉林省不良率在2017年增幅较快：由上年的3.82%增长至当年的4.28%，上升了0.46个百分点。央行长春中心支行在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解释称，在经济增速放缓、过剩行业去产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吉林省银行机构经营压力加大，不良贷款率上升。

吉林省银保监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规模为770亿，不良贷款率为3.47%。但吉林银保监局还披露了剔除挂账后的不良贷款率（2.39%），低于前者1.06个百分点。该指标为剔除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后的余额与全省银行业机构各项贷款的比率。

数据来源：吉林银保监局

换算可知，农发行吉林省分行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形成的不良贷款规模为240.46亿，约占吉林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的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从2018年年初至今，吉林省政策性挂账规模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剔除挂账后的不良率要低于计入挂账后的不良率1个百分点。

“这是历史形成的挂账，很多年前就形成的。全国来看，黑吉辽是粮食主产区，所以挂账会多些，非粮食主产区相对少些。”某农发行西部省份信贷部人士称。

所谓“政策性挂账贷款”，是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粮食企业按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形成的亏损， 经审计部门审计认定、财政部门认可的政策性财务挂账占用贷款。这部分贷款，本金由地方政府分年度逐步消化，利息则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

“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家出台粮食企业敞开收购政策，并执行保护价格。但由于粮食销售随行就市，在购销价格倒挂、顺价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价差损失。同时，库存粮逐年积压，陈化状况愈加严重，这就形成了损失、损耗等挂账不良贷款。”原银监会辽源监管分局人士曾撰文指出。

“有的粮食企业后来改制了，对于以前形成的债务无法依靠经营来偿还贷款，但贷款主体还在，银行就不能核销贷款。如果地方财政又无力解决，就会一直挂帐付息。” 前述农发行西部省份信贷部人士称，“因为是财政付息，所以付息准时，倒不存在拖欠，但本金每年展期。”

一些地方已着手解决这部分不良。今年吉林四平市印发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清收百日攻坚行功工作方案的通知》披露，截至7月末，农发行不良贷款余额22.53亿元，占当月全市不良贷款余额的24.5%。农发行不良贷款主要是粮食局政策性财务挂账，其中：中央地方共同贴息贷款余额4.5亿元，1998年以来政策性亏损挂账贷款18.03亿元。通知也要求，需要研究破解农发行不良贷款问题。

从过往来看，主要依靠当地财政资金消化政策性挂账。但当前东北三省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且养老保险支付压力较大，财政收支平衡已捉襟见肘，因此消化农发行政策性挂账仍需新思路。

以吉林省为例，该省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16.86亿元，较上年下降10%。吉林省财政厅在预算报告中称，我省经济运行持续承受较大压力，叠加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全省地方级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收支矛盾异常突出。部分市县“三保”保障压力加大，财政库款紧张，有潜在的支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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