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删改《文论十笺》的内情 | 李婧
《文论十笺》（以下简称《十笺》）是已故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的一部代表作，作为文学理论界的一部名著，久为学界所重。然而作为《十笺》最初面貌的《文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却鲜为人知。在早年的《发凡》中，千帆先生直指时弊，言词激烈，笔锋犀利，气势十足，这样的文风，可谓“绚烂之极”。但到其晚年修订《十笺》时，不仅语不涉时事，而且多是顺应时代的理论思潮、风俗习惯，所作笺注，所附按语，只谈纯粹的学术问题，下语唯求稳妥平淡。那么，为什么从《发凡》到《十笺》会发生这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文风演变，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学术价值呢？
▲程千帆先生在薛冰所藏《文学发凡》上题识：“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论十笺》三个书名，在金陵大学、开明书店、太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太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九五年春，千帆。”
程千帆先生早年执教于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了方便讲授，曾撰写讲义。1943年由金陵大学排印出版，线装两册，题名《文学发凡》，程会昌纂（会昌乃先生原名），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之一，这就是《十笺》的最早版本。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将其再版，叶圣陶先生为之易名《文论要诠》（以下简称《要诠》）。开明版增改了部分条目，书末新附张涤华先生补注30条，但基本内容仍依照《发凡》，并无大的改变。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排印第3版，由千帆先生正式定名为《文论十笺》。《十笺》吸收了《要诠》所作的修正，将张注并入正文，同时又增改了数十条目。作为最终之修订本，其注释更为详明确切，故成为通行本。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据此排印，收入《程千帆全集》。持《发凡》与《十笺》对勘，发现《十笺》删去了《发凡》原有的殷孟伦序一篇、程千帆序跋各一篇（三篇序跋附后——编者按），以及一些指摘时弊之按语。这些内容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独特的时代风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因此《发凡》具有《十笺》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为保国护种而抨击西化的《文学发凡》
《十笺》所删《发凡》原有的殷孟伦序一篇、程千帆序跋各一篇，检1985年齐鲁书社版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程千帆全集》均未载。这三篇序跋，不仅揭示了程氏创作《发凡》的目的是不满当时的浮躁学风，尤其是崇洋媚外的风气，更指出其内在的时代原因。20世纪4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所谓“今是天步囏难，炎黄苗裔，芨芨不获自保”（程跋），此诚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而当此之时，却有“所谓魁杰巨子者，笔不点牍，辞不辩心”（程跋），不立足民族文化，而稗贩西说，提倡西化，所谓“方妄私其一察之术，以更故常，以荡凡民，以易天下”（程跋）。此种泯灭民族尊严的媚虏之举，深为千帆先生不齿：“此其所为，未知视古之君子与狂生者奚若”（程跋）。千帆先生受业于黄侃，乃章黄学派传人，深受太炎、季刚先生心系国家民族命运之精神的影响，坚守儒家传统，注重民族气节。加之其秉性耿直，抗战时期又年轻气盛。故看到学者们当民族危亡之际，仍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不禁痛心疾首，而以整弊为己任：“窃不自揆，独于捄死不赡之日，冒大不韪，从而进退之，宁足以矫末俗，起衰攰，是亦师其蓬心，聊以自熏劳耳。”（程跋）
正因如此，千帆先生在《发凡》中不止一次抨击崇洋媚外学风，除了序言，《发凡》中还有很多指斥这一时弊的按语。比如《发凡·诗教上》按语末段，批判其时文人厌弃中国传统旧文学、驰骛西方现代新文学云：
抑更有进者，学术源流，系乎国族史实。前有所受，后有所授。其中因革之数，损益之端，皆昭昭然在人耳目。而今人侈言文学之时义，每多昧于史实之源流。因此一偏，是生三弊，亦不可不知焉：误以新旧二体，不可同时。新体既出，乃力促旧体之消灭。此与民初之旧派文人，抑厌新体者，至为类似。而不知按之史实，宋词既盛，仍有宋诗，散文大兴，仍多骈俪，历代作家篇兼工数体者，尤难更仆以数。文体之生灭，非好恶所能左右，则其弊也愚，一也；误以前代鸿文（原文误作“之”），了无精义。故操觚之际，但知汲流异域，而罔采先贤，驯至出语侏离，成句破碎。不思奘公译法，仍是唐言，虽取彼长，未遗我善。岂若今之君子，数典忘祖，不符国情，则其弊也狭，二也；误以文体成熟，指顾可能，故荜路开疆，已自谓凌跨百代。不知云谣杂曲，固难望柳周之项背。《拜月》、《琵琶》，亦未敌洪孔之恢奇。新体之臬极，殆非所语于今日，则其弊也妄，三也。凡斯三者，今之通病。而初学之士，患者尤多。故略陈大要，以备搴采。
千帆先生这里所说的“新旧二体”，乃指五四以来借鉴西方所产生的新文学和中国传统的旧文学。当时的文人，尤其是学生，多驰骛新体，而厌弃旧体。他们妄谓新体“凌跨百代”。认为“新旧二体，不可同时”，新体既出，旧体就应消灭。更狭隘地以为“前代鸿文，了无精义”，于是“但知汲流异域，而妄采先贤”。对这种一味崇洋媚外，不知继承国粹的行为，千帆先生十分不满，痛斥其为“数典忘祖，不符国情”。
《发凡·古文十弊》按语中论文法之学一段，亦持这种批判态度：
“若夫近世文人，留学东西洋者，每用异邦文法，以自矜夸，有类效颦，弥益其丑，是又当引为深戒者也。”
斥责照搬西方文法，有类东施效颦，弥益其丑。
更集中表达千帆先生对崇洋媚外行为之愤恨，和对国家民族命运之担忧的，是《发凡·叙事》案末的一段慷慨陈辞：
至若圆颅方趾，率土所同，而种姓既殊，则文教亦异。凡民族之自尊自贵者，于其言语文学、风俗政教，无不宝之重之。既相侵伐凌虐，则有优劣胜败。居今而犹能立国宇宙者，则必其自尊自重有以致之。其在吾华，始夫子之制《春秋》，既内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教以维清宁之纪，故历诸祸乱而不亡。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此万世不刊之理也。百祀以还，华胄凌迟。佻薄之徒，甘为降虏。举谓全盘西化，乃可图强。推其居心，盖欲深目高鼻，以自跻于彼所谓文明人之列。即小喻大，则其名制也，亦男曰约翰、马太，女曰玛利、露西。夫绳以子玄之言，则Bepnhard Kailgren自称高本汉，Maspero自称马伯乐者，犹当屏弃。况自甘负下若是哉。昔者，魏收代史，王通元经，文饰奸言，为虏张目。馀杭先生《讨满洲檄》谓“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今日国脉不绝如缕，而耽于媚虏者乃日以滋，有志之士，云胡不痛？此亦妄饰之一端，古之贤者所不及知，而今之髦士所不欲言者也。
千帆先生认为只有民族自尊自重者，才能立国宇宙之间，而“凡民族之自尊自贵者，于其言语文学、风俗政教，无不宝之重之”。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受外族入侵，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却有“佻薄之徒”不知自尊自重，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反而“甘为降虏，举谓全盘西化，乃可图强”。面对这种“今日国脉不绝如缕，而耽于媚虏者乃日以滋”的现象，“有志之士，云胡不痛？”千帆先生时当年轻气盛，更是爱国心切，故毫不留情地借章太炎先生之言，痛斥这种媚虏之举道：“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此真可谓字字惊心，语语沉痛。千帆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悠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显然，这段议论已不仅仅是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而是在呼吁国人于民族危亡之际自尊自强起来。这鲜明地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像千帆先生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发凡》作为抗战时期的产物，可以说，已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像这种倡导民族自尊自强，抨击崇洋媚外学风之言，在《发凡》中随处可见。除了上述这些鲜明的批判，还有不少暗指。像《发凡·质性》篇斥责“伪狂伪狷之流”时云：
“方今道术久衰，趣时矫说之徒盈天下，故不特文章一端受其弊害而已，世之君子，盍以起衰捄败为己任乎？”
联系到上面对时代学风与背景的分析，就不难明了所谓“道术久衰”、“趣时矫说”指的就是其时崇洋媚外的现象。
在西方理论热潮下删改的《文论十笺》
▲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文论要诠》与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文论十笺》
《文学发凡》中这些展现时代气息的珍贵史料都被今本《十笺》删除，只有个别资料还有所保留，如《发凡·南北文学不同论》按语中，有一段讨论随时代的进步，中外文学如何互补的材料：
若夫近世以来，科学转精，交通日便，禹域之内，秦越一家，瀛海之中，夷夏相望，截长补短，尤便曩时。是必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乃能汲彼醴泉，挹吾悬圃。如不辨玉石，但知稗贩，徒以“异国情调”夸世骇俗，则必有类寿陵余子之学步邯郸，尚不只买椟还珠之失也。
《十笺》就基本予以保留，只将末句改为了“未得国能，又失故步；殆难有助于我国文学之发展矣。”但是，绝大多数表现抗战时期，千帆先生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抨击崇洋媚外的史料，都被《十笺》删掉了，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损失。
然而，正如同《发凡》的这些内容打上了抗战时期的烙印一样，《十笺》删去这些亦不是随意的，而是深受时代的影响，打上了刚刚走出“文革”的那一时代的烙印。《十笺》据《发凡》再版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时，中国已摆脱外患，取得独立，正清算“文革”，重开国门，学术界又重新引入西方理论。此时，千帆先生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贬抑西方理论的观点，就不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像上举《发凡·南北文学不同论》那段按语，讨论了中外文学如何互补的问题，在新时期，尚可资借鉴，所以未被删除而予保留。只是，《发凡》言语间对“不辨玉石，但知稗贩”的效仿西方，批判得比较激烈，斥其“有类寿陵余子之学步邯郸，尚不只买椟还珠之失也”。这很明显是在暗指崇洋媚外，不仅舍本逐末，更会使民族丧失了自尊心，而导致亡国灭种。考虑到国家的局势已稳，千帆先生故在《十笺》中将其改为“未得国能，又失故步；殆难有助于我国文学之发展矣”可谓用心良苦。
不仅学术环境已然不同，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短短40年间，中国从抗日到解放，经反右，历“文革”，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都体现在《十笺》对《发凡》所作的删改上。例如《发凡》的程氏跋语中有一段对崇洋媚外者的批判，所谓：
“今是天步囏难，炎黄苗裔，芨芨不获自保。所谓魁杰巨子者，笔不点牍，辞不辩心，方妄私其一察之术，以更故常，以荡凡民，以易天下。此其所为，未知视古之君子与狂生者奚若。”
这其中，程先生并没有明确说明“笔不点牍，辞不辩心”，不立足本民族文化，没有多少知识，但却要“更故常”、“荡凡民”、“易天下”的“魁杰巨子”们具体指哪些人。但联系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环境，其到底是指哪一派别，却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试想在“文革”刚刚过去，人们还很敏感的80年代初，这样留人口舌的议论会带来什么后果？仅从这一点上说，《发凡》的序跋就不得不删。
另外，上述《发凡·叙事》篇末按语中，倡导民族自尊自强的那段议论，本十分精彩。但是其中有：“其在吾华，始夫子之制《春秋》，既内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教以维清宁之纪，故历诸祸乱而不亡。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此万世不刊之理也”这样带有明显夷夏之防思想的句子。其所引用章太炎先生的那篇檄文，亦是征讨满洲的。可见，千帆先生所谓的民族自强，实指汉民族的自强。而其所排斥的外族，不仅是指军事上侵略中国的日本，文化上影响中国之西洋，也包括满族等少数民族。这种夷夏之防的思想，很多旧式文人都有，但在解放后就与新中国所倡导的民族政策相牴牾了，删去此段也就在情理之中。《发凡·文学总略》篇按语原有“见忌虏廷”的字样，今本《十笺》也改为了“见忌清廷”。再如，《发凡·模拟》篇按语在论述古今之异时说：
如情理关乎人性，物色发于自然，此古具而今同者也。科学发明而机械盛，帝制崩坏而民主兴，此古无而今有者也。古者男女之别严，若写怨言情，必称寄托。今者恋爱之风盛，虽采兰赠芍，亦若故常。此古之所异，今则为常者也。昔以书记为幕府之英，今则以指钞胥。昔以小姐为娼家之号，今则以尊淑女。此古别有义，而今失其旨者也。
这段论述举具体事例，像古今男女关系疏密的不同，书记、小姐等称呼含义的变化等，来说明古今之异的问题，尤为生动鲜明。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才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社会风气比较守旧，采兰赠芍的自由恋爱尚未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书记建国以来成为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呼，说它“以指钞胥”自然不再合适。小姐这个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含义，但毕竟“昔以小姐为娼家之号”，也不符合80年代保守的社会道德观念，《十笺》删去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人格与文风
▲劫后余生的程千帆与殷孟伦
从《十笺》对《发凡》所作的这些删改上，还可以见出千帆先生从早年到晚年行文风格的转变。在早年的《发凡》中，千帆先生直指时弊，言词激烈，笔锋犀利，气势十足，这样的文风，可谓“绚烂之极”。但到其晚年修订《十笺》时，不仅语不涉时事，而且多是顺应时代的理论思潮、风俗习惯。所作笺注，所附按语，只谈纯粹的学术问题，下语唯求稳妥平淡。
程千帆先生行文风格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变化，除了深受时代变革的影响以外，还与其个人性格思想的转变有关。千帆先生早年率直气盛，对时政、学界的不良现象，不平则鸣。因而在《发凡》中多有指斥崇洋媚外时风之处。另外，作为青年才俊，千帆先生不免恃才傲物，故其言语间充满了狂气。像他在《发凡》序言中所说“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至多，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对当时的文学研究著作颇为不满。20世纪40年代，文学史、文学理论著作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诚如先生所言，其中不少是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之作。但也并不是没有扎实的著述，像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等等，当时都已产生了。而程千帆先生对这些著作只字未提，统斥“通论文学之作”以“识者病之”，表现出傲视的态度。故决定自撰讲义，而其所选择、所认可的篇目都是出自刘知幾、章学诚、章太炎、刘师培等这样古往今来有名的“狂人”之手，这也从侧面显示他的傲气。
但是，时隔四、五十年后，程千帆先生的性格思想早已不同往日，对于上述问题认识亦已不同，增改便在所难免。正如其在全集《十笺》卷的后记中所言：
“（《十笺》）诸本皆略有增改，盖行世已五十余年，余亦由壮及耄，所见不能无异同也。”
特别是先生中年以来历经坎坷，饱受“反右”、“文革”等种种磨难。到重返科研岗位之时，已是历尽沧桑的耳顺老人。少时直率气狂，锋芒毕露，今已归于淡泊中庸，对著作之行文也力求稳妥。所以，对昔日在《发凡》中激扬意气、指斥崇洋媚外之语，今已觉语涉时人、锋芒太露而删掉。对含有轻视当时文学研究著作的序跋，更感到少时气狂、有违“温柔敦厚”而去除。何况，很多当时的文学研究著作，经历史的考验已成经典，《发凡》之评价已明显的“不合时宜”了。
总之，在1983年版及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文论十笺》中，千帆先生都尽删各处激烈、不合中正之辞，使行文力归稳妥。这既是受时代的影响，更是其人生境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最好体现。其实，这种由于时移世易，及个人前后思想变化，而造成的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差异，自古便屡见不鲜。此为校勘学上的一种典型现象，在古籍整理研究中颇受重视。然而在面对近现代学术著作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20世纪风云变幻，特别是其上半叶与下半叶的时代环境迥异。由此造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再版的近现代学术著作，与其初版相比，往往有很大的改动。从《文学发凡》到《文论十笺》之变化正是最典型的一例，足应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只有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明了近现代学者之著述受时代影响的情况，从而深入了解其书的价值，全面领会这一代学人特殊的心路历程，这在研究20世纪学术史方面，应当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节选自李婧《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文学发凡>到<文论十笺>》
>原载《德州学院学报》第32卷第3期（2016年6月）
附录：
文学发凡序
宁乡程君千帆，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器识远到，今之疏儁士也。初，余与论交都门，倾盖相得，欢若平生。时君之年，甫逾弱冠耳，而才思风发，跌宕文史，固已往往使老宿惊眙矣。既而相习，知君学有本原。叔祖子大先生，参南皮张文襄公幕，文采风流，世所知为十发居士者也。尊公穆庵先生，寝馈宋贤，扬葩吐芬，亦以诗名天下。君承其家世，好学深思，故所造跻，离众绝致，匪偶然已。君有《目录学丛考》，早行海内，阐微抉奥，盖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丁丧乱来，窜身四处，幸复集于恭州。遭时困厄，而相与谈艺不绝，或高吟抵掌，未尝以俗情滞方寸间。其后教于上庠，述《文学发凡》，采揽先士茂制，如陆士衡、刘子玄、章实斋，以逮馀杭章君、仪征刘君之作，用以垂范后昆，悬之埻臬。分上下卷，录篇十，谨取而约守，弗以夸目尚奢为也。所为疏通证明，条贯详覈，如恐有遗，足当先正之功辅而无媿。其文朗畅该洽，杼机独具，非下士所敢望，都二十余万言，善哉其能之也。世衰学弊，莠言乱真。文学之业，久夷泯废。彼浮夫近士，骋辩腾说，稗贩谲诳之云，何适非然？叩其胸中之造，无有也。士不悦学，苟简是安，以耳代目，厥类不尠。若其游心坟典，澄思眇虑以为论议，求诸今日，罕同麟凤，讵非扬氏所谓“彫韱榖布亡，于时文则乱”者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乃君之为，抑亦剥极必复之龟坼邪。方君具稿，不以余为寡昧，先使咸观览之。叹其拨烦除秽，斟酌饱满，大为承学省功力。呜呼，不有君之才之美，又奚能为役。世有达者，当审辨之也。既付剞劂，趣勉一言。余不胜凫藻，因缀述曩昔所蓄而题其端焉。民国三十二年癸未秋七月，郫县殷孟伦石臞序。
文学发凡自序
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顷适讲授及此，因辑往哲雅言，釐为二卷，附之笺疏，以诏承学。篇各标目，用见旨趣。别施按语，聊备参稽。诸家旧注，颇事甄采。其异同损益，不更别白，以原书具在，繁穰可省也。虽事等胥钞，而语必典则。持较自仗偏颇，供人喜怒；或巧言乱德，阿时取容者，谅有间焉。若夫舍人《文心》，艺林琛宝，文术钤键，以其首尾一贯，割裂为嫌。今所撰次，盖未及云。壬午秋宁乡程会昌识。
文学发凡跋
程会昌既校印所撰《文学发凡》竟，乃书其末简曰：辛巳壬午之间，余承乏武汉大学讲席，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浮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郅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辄仍旧贯，相共讲论，征材聚事，经岁遂成此书。其中条指，迥不犹人。要之，以遵信旧闻而不穿凿者近是。若夫入选诸篇，有子玄《史通》，实斋《文史通义》，是二家者，间或为人掎摭，顾其精练廉悍，解纷蔽，破调欺，居今尤不可废。自馀平原《文赋》，馀杭、仪征二论，则百世以竢圣人而不惑者，诚能奉为绳准，以进窥文术之全，庶乎有伦有脊，虽不中，不远矣。然余少读庄生书，知在昔君子所以骇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孙卿亦云：“狂生者，不胥时而落”。今是天步囏难，炎黄苗裔，芨芨不获自保。所谓魁杰巨子者，笔不点牍，辞不辩心，方妄私其一察之术，以更故常，以荡凡民，以易天下。此其所为，未知视古之君子与狂生者奚若。窃不自揆，独于捄死不赡之日，冒大不韪，从而进退之，宁足以矫末俗，起衰攰，是亦师其蓬心，聊以自熏劳耳。老子曰：“多言数穷”。又曰：“信言不美”。假我数年而跻于道，出入风议之过，吾其免夫。民国三十二年岁在癸未秋八月，成都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