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宰相”与“右派元帅”——1957年武大的狂风暴雨
题记
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武大将它们装进档案袋里。即便是工作人员也很难将这些档案袋取出，更别说打开。
▲1945年，初到武大的韩德培在东湖之滨留影
武汉的夏天要来了。
韩德培从武汉大学新三区的家中走出来，走到被树林环绕的小操场上。周末时，小操场会放电影，中间挂幕，挤着点能坐上万人。逢着重大活动时，就在这儿开会。每个学生入学时获领小板凳一张，就是用来看电影、开会用。
可摆在韩德培眼前的操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是1957年的武大，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了这座校园。一副漫画挂在操场上。韩德培在画的正中央，其他教授众星捧月般地围在他四周。这些教授有个共同的名字——“右派分子”。
而韩德培是他们总后台。不知谁给他起了个气派的名头——“山中宰相”。这让这位德高望重的法律系主任想起了南朝的陶弘景。据《南史·陶弘景传》记载，南朝陶弘景曾在齐朝出任左卫殿中将军，到梁朝时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咨询请教方能定夺。这个名头安在韩德培身上，就是说他虽未出面，实为武大右派分子的“宰相”，是右派的“总后台”。
韩德培的好友、中文系教授程千帆是大字报的另一个炮轰对象。他被封为“右派元帅”，名号一点不比韩德培差。他们俩一个从哈佛留学归来，被誉为“中国国际司法学一代宗师”，一个为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国学大师。到了1957年的夏天，他们作为武大最大的两个右派，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起，走进了人生最黑暗的二十年。
那是无数知识分子不堪回首的二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痛。
程千帆想，是一个月前的风刮得不对。这场风从京沪吹来，一直吹到了珞珈山。时值春夏之交，这场风就着渐热的气温让整个武大躁动起来。
1957年5月1日，中共高层发出就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整风的指示，号召党内外人士“大鸣大放”。武大内一些前所不知的事被揭发出来：有人借权势占住房超标两三倍，有人靠裙带关系破格沾光受惠，有人不悦下属一句戏言而大加训斥，有人不学无术浪得权位大耍威风……
程千帆当然想帮党整风，又年轻气盛，一时间畅所欲言，“大鸣大放”。“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程千帆在自传中写道。当时程千帆带着同为武大教授的妻子沈祖棻到庐山游玩，就着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的问题无所顾及地大谈彻谈。为了向苏联学习，武大要求所有人都去听一个苏联复员军人的课，这位军人在战争中断了一条膀子，后在大学里读了一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到中国来。“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日后程千帆回忆，这些在当时都非常触及忌讳。
▲1956年，程千帆一家三口在庐山
韩德培不一样。韩德培谨慎。他早对武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所防范，“鸣放”开始并未多讲。武汉知识分子高级座谈会上他没发言，法律系总支书请他“鸣放”，他也没说。《光明日报》请他写文章，拒绝多次后韩德培终于动笔——《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主要谈司法部门对传闻中的法学研究所不够重视的问题，“只听楼梯声，不见人下楼。”没过几天，韩德培因病住院，他的学生从学校赶来，百般热情请他“鸣放”，这次韩德培再也忍不住了，他笑着对学生们说：“等我回来再讲吧。”
等韩德培回到学校，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是学生写的——“韩德培教授定期鸣放”。他给《光明日报》写的文章收录在《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里。时隔近60年，这本书依然保存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里，岁月的腐蚀使纸张变黄、破损，却依然挡不住字里行间透射出的一个时代的疯狂。
这一年年底，程千帆成了《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集中炮火批判的对象。开头两篇文章，“揭露右派份子程千帆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所散布的反动毒素”、“批判右派份子程千帆的‘宋元文学教程’”，火药味十足。这份学报于1956年11月出版首刊，程千帆担任副主编。前两期基本遵循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带着为新中国服务的时代气息。等到了第三期，画风骤变，担任文科编辑委员的程千帆、皮高品、吴纪先、韩德培等教授均被清扫。这大概早已超出程千帆当年的预料。
▲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这场整风运动后来被解释为“引蛇出洞”，是一场“引诱牛鬼神蛇出洞以便更好歼灭他们”的“阳谋”。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式开始。在这次斗争中，武汉大学共划“右派分子”430人。其中，法律系与中文系为两大“重灾区”：法律系正副教授21人，包括韩德培教授在内的18人被划为“右派”；中文系200名学生，划为右派的有56人，“右派元帅”程千帆和“右派司令”吴开斌均出自该系。后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知识广博，才华横溢。关于1957年后的一切，他用笔记录下来，编辑成册，取名《另类人生二十年》。
韩德培曾说，他最同情的是被打成右派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一生几乎都被葬送了。而且他们年轻气盛，反抗最烈，下场也最惨。
这些右派学生中，吴开斌首当其冲。
“整风”开始时，吴开斌读大三，稚嫩而情切气盛。他的心早被“鸣放”的风吹得躁动不安。
吴开斌向学校反映，希望立刻鸣放。学校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学生有考试，温书要紧；教师先鸣放，学生下一步，要有步骤。年轻的吴开斌只觉得焦躁难耐，他的稚嫩不允许他察觉这“步骤”背后的“阳谋”。
这种焦躁很快在中文系蔓延。1957年5月下旬，中文系三年级自办《火焰报》。取名火焰寓意“人们爱光明，所以需要火”。报纸由学生手抄后用浆糊贴在公告牌、饭堂和宿舍楼里，炮火直对“三害”（即“三大主义”）。两天后，这份自行鸣放的大字报观者如山，所有贴着报纸的地方被围得水泄不通。
吴开斌的斗志一下被激发到最高点，不顾一切地跑去跟校党委书记刘真辩论，要求准许学生鸣放。在全校大会上，吴开斌质问：“刘真，你睡到半夜扪心自问，能不脸红吗？”中文系的其他学生随即附和，言辞十分激烈。散会后，吴开斌堵在刘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慷慨陈词，央求刘真答应让学生立即鸣放。百般为难后，刘真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几天后，武大党委通过有线电广播宣布支持同学们的鸣放。一时间，整个珞珈山像一锅沸腾的水，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等院系的学生数次在体育馆和饭堂里情绪高涨地辩论，热闹非凡。只是这样的辩论似乎没有被省里重视起来。中文系的学生按捺不住了，三年级的卢斯飞和二年级的杨子仪立马成立代表团，自掏腰包坐公共汽车到长江的另一边去向市级大报《长江日报》讨说法。报社请来访的学生吃了午饭，对学生的要求并无回应。很多年以后，卢斯飞才想明白这顿饭的含义，年轻的他却不曾想到，这顿饭的内容竟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去消化。
代表团的无功而返让吴开斌略略感到不安。果不其然，没过几天《火焰报》即停办。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此刻的吴开斌终于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做了“出头鸟”。只是为时已晚，痛斥吴开斌的大字报已排山倒海而来，就连宿舍也被糊得密密麻麻。跟随吴开斌办报“鸣放”的中文系学生尽数遭殃，整个中文系被打为“右派”的人竟比“左派”还要多，占了全校的13%。无奈，中文系只好去其他系组织“左派”力量来做反右斗争。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大学范围内也仅此一家。
“右派司令”吴开斌最后的英勇留在了小操场的万人批判大会上。23岁的他，没有讲稿，口若悬河，就当时许多重大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即席发言，迸珠落玉。从此以后，吴开斌被打入“另册”，先后在多个地方劳教，文革期间流浪广东，数年卖血为生。期间他试图逃港却没有成功。至1979年平反时，因长期在暗处看书，吴开斌的双目已几近失明。
被中文系学生炮轰了一阵的武大第一党委书记刘真，在反右开始后不久屈居二线，第一书记由刘仰峤接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刘仰峤一改刘真“对右派分子头面人物处理要慎重”的决议，要将韩德培彻底打倒。
韩德培受到了罕见的严重处分：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其家属由新三区的教授楼迁至七区职员工友几近霉烂的木板房。
▲1952年的韩德培一家
临走前，韩德培将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托付给年过花甲的挚友、物理系教授桂质廷。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桂质廷夫妇每月把生活费亲自送到韩德培家。等1961年韩德培改造回来时，桂质廷已经病得连话都不能讲。稍清醒时桂质廷即问妻子是不是韩德培回来了。听到妻子说“是”，桂质廷舒心地笑了。没过多久，桂质廷去世。韩德培悲痛万分。他告诉自己的孩子，桂爷爷和桂奶奶的恩情，永生勿忘。
很多年后，韩德培的长子韩铁仍记得父亲离家去沙洋的那一天。这位慈祥的父亲亲吻了正在上厕所的儿子的额头，随即坐上了离开的吉普车。韩德培的妻子在风中泪流满面，她告诉自己的爱人，过去的不能想，将来的不必想，保重身体，度过难关。陪他一同到沙洋的还有中文系的“右派”学生们。临行当天，公交车停候在学校的六一亭，即将上路的学生拖着沉重的行李，面无表情。
载着韩德培的吉普车消失在家人的视线中。这辆车将驶向百里外广袤的江汉平原。在那里，是劳改农场无情的田地和洪水。无数饱含冤屈的“右派分子”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平原上。剩下的人，被艰难的劳作与苛责侵蚀着信心。
▲1958年发配湖北蕲春劳动前的程千帆与女儿合影。父亲心事重重，不舍依依，女儿却懵懵懂懂，依然欢喜。
沙洋农场在湖北省沙洋县，距离武汉有200多公里，有广袤的田地有待开垦，是全国有名的劳改中心。文革后，沙洋农场在原来的基础和范围上成立 “五七干校”，无数“反动派”、“走资派”被下放至此，其中知名的有费孝通、冰心等。1995年，沙洋农场正式改名为沙洋监狱，监狱规模在全国排第二。直到今天，许多老知识分子仍不能走出“沙洋”带给他们的辛酸与苦痛，那些与沙洋有关的一切，被尘封在记忆里，封条上的备注是“最难的时光”。
1959年，韩铁随母亲到沙洋看望父亲韩德培，映入他眼帘的第一幕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用手拼命地在田地上刨菜根。
农场的一片空地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里面是所有劳教人员一天的食物——飘着几片叶子的清汤寡水。不远处，监管“罪人”的劳教干部们则在食堂里享受着大麦麸馒头。“右派分子”们饿得骨瘦如柴，下肢浮肿，双脚麻木。一些人开始因为饥饿放弃自尊。韩铁记得，一个年近花甲的天主教神父因为偷了干部食堂的一个馒头，被罚跪在食堂门口，毫无颜面可言。劳教人员彼此间开始偷家人寄来的食物，偷走后立马吃个精光。人格在饥饿前，顿时变得一文不值。
与饥饿同样折磨人的是严酷的劳动。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这些“罪人”们撑着一幅幅空架子，为“大跃进”要“放卫星”的伟大目标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夏天，田地里陆续有人因中暑倒地后当场血管爆炸死亡。冬天，体力不支的知识分子倒在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活活等着被冻死。到了晚上，“罪人”们睡在茅草棚里，睁开眼就能看见破了洞的房顶露进来的星光。
在这样艰苦且悲哀的日子里，韩德培们用各种方式振奋自己。他们一边读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泪流满面，一边在田地间放声高歌。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在尽最大力气保持着活下去的信心，以及“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
除了沙洋农场，东西湖农场、八里湖农场也集中了来自各个学界的大量知识分子，包括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最丰富的知识，却做着最原始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在湖北省红安县拉粪车的经济学教授张培刚，曾作为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的亚洲人为哈佛人称道。其后的三十年里，张培刚在不断的劳动与批斗中逐渐与世界发展经济学脱轨，直至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他的背后，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停滞与倒退。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再次失去经济起飞和迈入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的大好时机，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拉大了与世界的差距。
韩德培走后，号称“右派大染缸”的武大法律系被撤消，原法律系人员大都被合并到由前中南政法学院和财经学院组建的湖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如马克昌、何华辉等均被下放劳教。由于武大法律系“右派色彩”过于浓重，合并一事遭到了湖北大学的强烈反对，没过多久又将这批人员“退还”回来。文革结束后，这些下放的教授与被“退还”的人员跟随韩德培教授再度出山，着手重建武大法律系。那一年韩德培60岁，站在武大校园里，他对周围的人说：“开创一项事业，任何时候都不晚，关键要有机会。”
1960年，一部分在沙洋劳教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时任武大副校长的张勃川帮助韩德培顺利回到武大。短暂地做过资料员和英文教师后，韩德培在文革中再次被打成“右派”。这样的“二进宫”，在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很罕见。究其原因，竟因韩德培在教英文时用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来讲解几个形容“胡子”的英文单词的区别。
韩德培被派到武大农场放牛。这一次，他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程千帆。和韩德培“二进宫”不一样，大胆直言的程千帆的帽子戴得比谁都牢，从1957年后压根儿没摘过。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中文系教授毕焕午。毕焕午年轻时在清华当教员，同左翼联盟有关系，鼓动学生罢课、闹学潮，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毕焕午虽然没有背叛，此后也再不敢参加革命活动了。解放以后，毕焕午调到武汉大学，因为这件事被打成“右派”，被派到珞珈山上和程千帆一起放牛。于是两个中文系的教授，在做学问最好的时间里，赶着牛群，一赶就是十几年。
▲晚年程千帆
程千帆说：“人活着总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所以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
文革时，程千帆的稿子被尽数抄走。过了大概三五年，程千帆的妻子沈祖棻忽然在一口锅里找到了被抄走审查的稿子，就帮自己的爱人带了回来。程千帆望着这些稿子半晌无言。他没有激动。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心头所爱。
很多年后，程千帆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厉害的惩罚。”
就是这样厉害的惩罚，让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命断送在红卫兵的暴力专制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武汉大学揪出了以校长李达、原党委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为首的“珞珈山三家村”，整个校园陷入空前混乱的状态。
这一年，卧病在床、风烛残年的中文系教授刘永济被强行用板车拉到教工食堂接受批斗，备受凌辱，回家之后失声痛哭，不久重病复发，吐血不止，几天后含冤而逝。
1967年，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拖着饱受癌症病痛的身体接受隔离审查，经过了轮番批斗后悄然离世。他的妻子，北大教授俞大絪，在抄家时被迫剥除上衣下跪，遭受皮带毒打后服药自尽。
1968年，化学系教授张资珙被武大学生活活打死。后来他的儿子哽咽地回忆道，文革开始时，父亲常对自己说：“爸爸身体好，起码可以再工作二十年。”
1973年，曾留学英法两国的“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袁昌英，因为1949年前担任过“国大代表”，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老家骆家坳的陋室中黯然离世。
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武大将它们装进档案袋里。即便是工作人员也很难将这些档案袋取出，更别说打开。
2013年的秋天，武大迎来120周年校庆，老图书馆以校史馆的身份重新开张。这些已故教授的照片挂在校史馆环形走廊的墙壁上，照片下的简介里写着他们的成就，仿佛再也看不到这段不堪的往事。
▲晚年韩德培
韩铁说，他的儿子已经不懂得“右派帽子”为何物了。他希望中国未来的政治词典中再也不要有“帽子”这个离奇古怪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