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昨天在南京大学举行。本文为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程千帆全集》学术委员会主席莫砺锋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莫砺锋先生致辞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隆重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心里非常激动。我没准备讲稿，我只讲两点内容。第一，大家看讲坛上展示的新版《程千帆全集》，皇皇12册。这么厚重的篇幅，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高超的水平，大家都一定很惊叹：作为一个学者的程先生，一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是当我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当我在编这部书的时候，我心中涌起的一句话却是明末夏完淳的一句诗：“千古文章未尽才”。夏完淳的这句诗是追悼他的内兄钱漱广的，因为钱漱广只活了27年，一生的才华还没施展，就已经离开人世。我们知道程先生活了88年，应该说享寿较永，但是为什么我也想起了“千古文章未尽才”呢？就由于这不是程先生一生中本应该取得的成就，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新版《程千帆全集》（佘治骏

《李忠毅公遗诗》版本研究对于文学史书写的意义闭幕式时间：17:30—18:00地点：祖焜厅（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知行楼2F）主持人：童岭

与程千帆先生1977年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于次年二月从乡下来到南京，由插队知青变成了大学生。同年八月，程千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重返母校任教，由街道居民变成了大学教授。从那时开始，我便有机会聆听先师的教诲。屈指数来，不觉二十二年。先师归道山月余，我则出国讲学在即，只能利用短暂的空隙将先师的嘉言懿行记录下来，以作为对先师的永恒的纪念。以上这段文字写于2000年7月，也许是因为先师去世不久，每一提笔，便禁不住悲从中来，心思紊乱。虽然拟了几个小标题，却写不下去。今年是先师诞辰110周年，十天前刚刚过去他辞世23年的忌日，《名作欣赏》杂志拟开辟纪念专题，约我撰文，于是想起这篇迹近鲁迅评论《思旧赋》“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未了之作，终于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第一次听课老师回到南京大学，首先给本科生讲了一年古代诗选课，授课对象是1976级工农兵学员，用的教材是他与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此书当时已经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看过校样，尚未正式出版，所以教材是南大中文系的自印本。我作为1977级的学生旁听，是从第二学期开始的。记得讲到陈子昂诗的时候，一堂课上完，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感到老师的记忆力惊人，讲课涉及的所有资料，老师几乎都能背诵。不同诗人的作品，经过老师的纵横比较，信手拈来，往往使人豁然开朗。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在“文革”中完成，没有读过什么古书，能够背诵的就更少。看到老师在黑板上潇洒地将陈子昂《修竹篇序》一字不差地写下来，简直惊呆了，那种感觉至今仍然是新鲜的。我举的这个例子当然远不足以说明老师记忆力的超人，但即便如此，对于当时极为浅薄的我来说，已经足够震惊。从那堂课开始，我就决心向老师学习，尽可能多地背诵古典。记得后来老师曾在课堂上答学生问：为什么能够背诵那么多古典诗词？老师的回答是：“我天天背。”那时候老师已是66岁了，而我只有20岁，老师就是用他的行动给学生树立了样板。毕业后我忝为人师，老师也总是督促我注意对作品的“涵泳”之功，这当然也是包含了背诵的功夫在内的。程千帆先生讲课风采第二是感到老师有很强的学术个性。老师讲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句时，特别指出作者洒出的是“抗拒寂寞的眼泪”。并且说，出版社的编辑曾将这“抗拒寂寞”四字删除，但是他又坚持恢复。因为老师认为，陈子昂是寂寞的，但他的流泪恰恰是对于寂寞的抗争，而不是安于寂寞。如果没有抗争，他也就不会流泪。这里涉及的虽然只是四个字的增删，但给我的教育却是学者要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随风转移。我后来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经写过一篇《金代诗风与王若虚诗论》的文章，给了《江海学刊》杂志社，编辑找我，说杂志社同意刊登此文，但要我将金代诗风的部分删除，单独发表王若虚诗论的部分。而我觉得文章的与众不同处恰恰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讨论，所以宁可将文章抽回不发，也没有按编辑部的意思处理。我自觉这是和第一次听老师讲课受到的影响有关系的。《程千帆古诗讲录》老师当年讲课的课堂笔记，经过整理，以《程千帆古诗讲录》为名于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先师逝世20周年的纪念。此书出版后，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20年）普及读物奖”，这很符合我心目中对于“普及”的理解。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研究员、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博士都曾发表书评，谈了他们的阅读体会和对此书在今天出版意义的理解，在我也算是为先师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尤其是让那些无缘亲承音旨的学子可以借此稍稍领略其授课风采。第一篇文章发表我发表的第一篇古代文学的论文是由先师推荐的。大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已经考取本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早就完成，于是就利用最后的几个月通读李商隐的诗，并于次年初与曹虹合作写成了《李义山诗的心态》一文，那是1982年的3月。这篇论文对我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在此之前虽然也尝试写过几篇古典文学的论文，如《钟嵘诗品“推源溯流”论》《“以意逆志”论》《意象批评论》等，但多属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范围，写作态度较为客观冷静，而这篇论文的写作却投入了更多的主观感受。写完后的一周到十天，仍然沉浸在义山诗悲苦惆怅之境中难以自拔。我一直觉得，这篇文章是以我全部的生命力酝酿而成的。在写作的立意和构思上，也动了一番脑筋。当时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注重作家的“心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往往是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判为两端，分别论述，形成了“二分阐释”的惯常模式，而我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于是希望通过对诗人的“怎样写”探索其“写什么”，一方面试图对义山诗做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想探索文学研究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于是从义山诗的取景角度、空间、时间、自然界、用典、句法结构、词汇色彩、用字等方面作为切入口。文章写成后，自己非常得意，同时又有些把握不定，所以很想呈请老师审阅。虽然在大学阶段我已经听过老师的课，而且在老师给1977级上“古代诗选”课时，我还是课代表，但当时对于老师还是心存敬畏。我不知道舒伯特当年面对贝多芬的那番尊崇之情是如何的，只知道他在维也纳常常见到贝多芬，却从不敢上前同他讲话。我也不清楚钟会对嵇康最初抱有的是何等尊惮的感情，只记得《世说新语》记载他写成《四本论》，“甚欲使嵇公一见”，却不敢当面呈交，“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我当时的心情，大概与这些中外古人也有些类似，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和文章一起放在老师的信箱中。几天后，我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只信封，里面有老师为我们修改好了的论文，还有老师从文中选出的一联义山诗写成的隶书条幅——“蕙留春晼晚，松待岁峥嵘。”这种意外的惊喜给我们精神上带来的鼓舞和激励是难以言状的。程千帆先生赐联老师说，文章中关于义山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古人自比是一个发明，前人未曾言及，因为这一节是我写的，于是就让我将这一节裁出改写，题为《李义山诗中的宋玉、司马相如和曹植》，推荐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2013年出版的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引用到先师的日记，其中有与此文相关者。1982年12月10日记：“以张伯伟‘论义山以古人自比’寄《文学遗产》。”1983年3月18日记：“函《光明日报》章正续催发伯伟稿。”指的就是这篇文章，此文也在当年3月29日刊发在《文学遗产》第580期。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古代文学的研究论文，从此，我也更加明白，写作论文应该变换角度和更新方法，这才便于提出并解决新的问题，从而有所发现和发明。对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探索，是先师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受其影响，我在学术起步之初也拥有了这番自觉。老师在对这篇文章的总批中明确指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再复核一下诗篇的年代（即诗人的环境）与你们的论证有无矛盾。你们已经这样做了，这很好，这就将自己的工作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了。考证和批评是交相为用的，而绝不是互相排斥的。”所谓“和某些海外学者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区别开来”，主要指的是当时的一些海外汉学家，受英美“新批评派”的影响，斩断诗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集中在对作品做纯形式的分析。老师的教诲，可以说更增强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的意识，其针对的问题不仅包括传统和现状，也要直面海外学者。这就使我逐步养成了既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外学术世界的整体，同时也指向自身的习惯，它成为保持创造力经久不衰的一个秘密。程千帆先生赐联这篇论文在我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纪念性。当写作之初，正值自己初恋；文章刊发于《唐代文学论丛》第六辑，已到了1985年，两人正准备结婚。与曹虹合写的这篇论文，也就成为我们恋爱和婚姻的一项见证。老师特别从义山诗中摘句为联，用粉红色的宣纸书赠以为嘉礼：“闻道神仙有才子，不妨何范尽诗家。”上句出自《玉山》，下句出自《漫成三首》其一，寄予了老师对我们的祝福和期望。2022年12月，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回向文学研究》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我还特别提及这篇文章：“它不仅伴随着青春岁月的美好，也是我将‘写什么’与‘怎样写’相结合的学术生涯的起点。实践对高尚人性的向往和对纯粹学问的热爱，这篇文章似乎也成为躬行之初的某种象征。”所谓“高尚人性”，在我的理解中就是爱，纯粹的爱。我还记得这篇文章曾讨论到义山的《暮秋独游曲江》一诗，在“深知身在情长在”句下，老师批曰：“此句可对‘相见时难别亦难’。”将这两句诗合而诵之，真让人百感苍茫，一时交并。回首平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场合，我禁不住想起义山的这两句诗，对人生无可奈何之情、万不得已之境心有戚戚焉，大有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感觉。第一次为老师编书因为老师的信任，我曾经为老师编过一些书，像《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在他身后我又编了《程千帆古诗讲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唐诗的历程》（生活书店2021年8月版），前段时间还应刘梦溪先生之邀，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纂《程千帆卷》。但他生前见到的，却只有《程千帆诗论选集》一种。这也是我第一次为老师编书。《程千帆诗论选集》古人著书、编书都贵在有“宗旨”，虽然孔子说自己“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但明确阐发这一观念的是黄宗羲，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至于“宗旨”的涵义是什么，黄宗羲也借用了杜牧的话“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语出其《注孙子序》，文字略异），并加以总结道：“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我那时已经读过这段话，并且很受震撼，所以老师要我为之编纂论文集，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突出老师的学问“宗旨”。握笔踟蹰，思忖再三，最终落实在方法论上。并且写了长篇“后记”，将自己理解、把握到的老师的论诗方法特征加以条理化、体系化。令我高兴的是，此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用了“绪密思清”（这是《新唐书·文艺传》评论王昌龄诗的用语）四字评价全文。这篇“编后记”写成于1989年10月20日，历观老师的坎坷人生，以及他在人生途中的奋进姿态，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也涌上心头，文章的结尾写道：“回顾他走过的崎岖轗轲的学术道路，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如果不是被剥夺了十八年学术研究的权利，以程先生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和他对祖国学术文化事业的热爱与忠诚，他向社会贡献出的精神财富，将是现在的一倍？两倍？三倍？……我们痛惜，痛惜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我们敬佩，敬佩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韧毅力；我们希望，希望过去的一切将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我们的后人不要再说：‘我们希望……’。”老师对此结尤为赞赏，认为“有史公唱叹之意”，还特别说白话文也一样可以吸收古文的好处。这启示了我如何在现代文章的写作中，有意识地摄取古文的魂魄神理，从而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沟通古今。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颇有好评。首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此书荣获一等奖（1995年）。赵昌平给《两宋文学史》写作书评，指出先师“文本研究”中的“一个极可注意的特点”，就是“由大量的感知的基础上向建构赏析理论、诗学体系发展的趋势”，并且“建议读者读一读《程千帆诗论选集》”。（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手边正好存有董乃斌于2014年10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现在手写的书信已经越来越少，所以弥足宝贵），其中写道：“忆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从内子程蔷处闻知，北师大的钟敬文先生，看到足下论述程先生诗学思想及成就的文章，可能就是《程千帆诗论选集》的编后记，曾非常羡慕，感慨地说，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如此来整理并阐发他的学术思路。当时程蔷正在钟先生处读研，回来告诉我的。”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当然不堪此评，但能为老师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能让老师的学术“宗旨”透过自己的工作而发扬光大，则是我的无上荣幸。并且，我还会继续将这样的工作进行下去。最后一张照片1994年5月，受《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的聘请，老师出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文学典》主编，这成为他晚年负责的一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文学典》最初设计了五个分典，即《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和《明清文学分典》。其后，老师跟我说起此事，觉得总有一些材料，并不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比如对于格律、技巧的讨论无法网罗进去，所以最后决定增加《文学理论分典》，并希望我出任该分典的主编。开始我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担心，故望而生畏，再三推辞，后来老师说：“我就是找不到人来帮忙。”那就义不容辞了，时间应该在1996年的下半年。1997年4月下旬在扬州举办启动座谈会，标志着这项工作的正式上马，老师亲临会场做出高屋建瓴的指示，《中华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先生也亲自与会。2000年5月13日到15日在南京举办样稿论证会，老师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情理兼胜、条理清晰的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任继愈先生也再次亲临，指导勉励有加，体现了两位前辈学者对该会的重视。参加那次会议的外地学者还有复旦大学王水照、武汉大学吴志达、四川大学曾枣庄、中华书局程毅中、北京大学葛晓音、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等。对于老师来说，这次会议就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中华大典》聘书《中华大典》是用现代眼光编纂的一部新型类书，上承《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的传统，其中《文学典》六个分典加总目录、总索引，一共23册，总计5500万字。在中国历代类书的编纂中，从未有“文学理论”的名目，因此，作为第一部“文学理论”的类书，其结构框架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开创的性质，老师对此也特别垂意。1997年元旦我和曹虹去老师家拜年，讲到《文学理论分典》的编纂，老师期待我“能够通过这项工作，建立古代文学理论的资料体系”。并且勉励我说：你有一本资料集，一本批评方法研究，在学术上就打不倒了。从1997年5月启动，到2009年5月出版，整整十二个春秋，编者们翻阅了约5000多万字的文献，在此基础上采集、筛选、分类、汇纂，最后编成了这部500万字的资料集。由于类书是供人翻检之用的，便于查找是首要目的，所以要尽量照顾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最终并未能够以古代文学理论的自身面貌和结构呈现其资料体系，辜负了老师的期待，使我至今引以为憾。老师去世后，《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的主编黄进德先生在《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一文回忆，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的过程中，老师“即使‘书不成字’，也始终坚持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如果不是在样稿论证会之后，老师随即撒手西归，如果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够有幸得到老师的指导，我确信，其最终完成的面貌一定会大大优于现在的。但这份遗憾之情，是永远也无法弥补了。样稿论证会是5月15日结束的，17日早晨师母陶芸来电话，老师在凌晨四时忽然左半身不能动弹，送脑科医院，检查结果是脑梗死，医生说，未来四五天内情况可能更糟。19日上午轮到我值班，老师不断地喊“肚子饿”，要求立刻回家，不然会在这儿饿死。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22日早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我与曹虹去医院探望。26日中午再去探望，老师只说了一句话：“我在这里已经八天了。”实际已经是第九天，但老师神志还很清醒。6月2日昏迷，医生说要准备后事。6月3日上午10时45分去世。所以，《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的编纂，在我心里就犹如老师的“学术托孤”。6月14日上午，我去看望师母陶先生，她对我说：1979年和老师结婚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起初想要能一起过十年也很好。但过了十年就不满足了，希望能够一起到2003年。我以为那是指老师90周岁，师母说：“那时《中华大典·文学典》应该出齐了。”师母又感叹道：“就像你说的，总是忘不了。”6月16日上午去《中华大典·文学典》编辑部，从黄希坚、饶钦珩先生手中得到5月15日样稿论证会结束的当天与老师的合影，这应该是他和我的最后一张照片，真是弥足珍贵。可惜在写作此文的当下，我一时未能找到，无法让大家共同领略老师最后的风采，这里只能提供5月13日会议开幕时的集体合影。5月13日样稿论证会合影回顾《中华大典·文学典》的编纂，主其事者，从编纂到出版，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唯独《文学理论分典》是几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负责，除我以外，还有许结、朱恒夫（启动时是周维培）。所以从规划出版到正式出版，我们送走了好几位相关者。试以编年方式列举如下：《文学典》的试点编纂工作始于1989年9月。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于1995年6月3日至4日在南京举行。5年后的5月13日到15日是《文学理论分典》的样稿论证会，6月3日老师去世，享年88岁。2008年10月11日至12日，《文学理论分典》审稿座谈会在南京举行，11月30日，《中华大典·文学典》编辑部负责人高纪言先生去世，享年84岁。2009年5月《文学理论分典》出版，《文学典》全部问世，9月5日，《文学理论分典》责任编辑卞孝萱先生去世，享年86岁。历经20年，《中华大典·文学典》全23册5500万字出齐，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典，古代文学的百科全书”，其中凝聚了多少老一辈学人、出版人的心血，真是值得铭记。最后一句话老师从入院到去世的十七天，恰逢我非常忙碌的时候：一是当时正参加国际会议，派给我两项评议任务，所以要每天参会；二是五·二〇校庆在即，中文系指定我与董健先生、鲁国尧先生分别代表各自学科同台演讲；三是首届新加坡硕士班来宁参加论文答辩，作为导师也有任务在身；四是赶着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桑榆忆往》校样，想尽力争取早一点出版，所以在5月24日寄回；五是临时接到学校师资办通知，5月30日至6月3日到镇江参加全省职称评定工作，29日出发，推辞不获。好在29日抵达后获悉，若抓紧工作，可以提前至6月1日结束返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得以在1号下午二时许回到南京。徐有富在《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中曾引用《陶芸日记》，6月1日有这样的记录：“今日上午去时，将我抱紧不放，可见神志清楚。但又屡提莫砺锋，待莫来后，又问张伯伟，并说对不起学生，对不起黄先生。”在我的日记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三时许莫来电话，说上午闲堂师叫其名字，乃到师身边，师口中说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生。前者当指黄季刚先生日记尚未能出版。后一直叫我的名字。于是立刻去医院，我一唤师，他便将眼睛睁开，说：“你好吗？”然后说：“你很能干。”并对我翘起大拇指。接着说：“我要死了。我舍不得你。”反复多次。又用其右臂将我勾住，抚摸我的背，令我热泪盈眶。据说，这是他近几日来最清醒的一次。6月2日《陶芸日记》载：“昨夜又危，今日整天未说话，也不认识人，力气也消耗殆尽，不再扑床。看来恢复的希望甚为渺茫，想起来真难过。”所以，“我舍不得你”就成了老师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但这又何尝不是学生最想对老师说的一句话呢？与同门在程千帆先生灵前，左起：蒋寅、张宏生、莫砺锋、张伯伟、曹虹、巩本栋、陈书录、程章灿老师去世几天后，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老师，我舍不得您！》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这几天，无论是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还是在为老师守灵的时候；无论是在无声饮泣之际，还是在夜深人静睁大着眼睛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心里反复低吟着的总是这句话：‘老师，我舍不得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思考师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文化续命的关系。所以韩愈谈论老师的职责与意义，特别拈出“传道”，并将它置于“授业、解惑”之前（《师说》）。如果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与更新，用先师曾经写过的一副对联来说，就是“守先待后，与古为新”，那么，其依赖的某种形式就是由师生关系构成的。《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临终前曾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听闻后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于是一路小跑赶到门口，孔子还是说：“赐！尔来何迟也？”可见，孔门师生之间对于文化续命一事看得是何等迫切。去年6月17日的凌晨，我在似醒非醒之际，仿佛听到了孔子唱“曳杖歌”，起床后遂将印象中的曲子用简谱写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我也不知道这与两周前先师的忌日是否有什么关联，但我知道，文化就是这样，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续命”，从而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并光大弘扬于世界。不过，这一理念更多能够也仅仅能够责之于己。其后，门人崔璨将简谱改写成减字谱，用古琴演奏并演唱，门人佳奥又演唱了男声版，他们在演奏或演唱之际，则未必非要感受到一种从孔门传承而来的文化续命之情的共鸣。对先师的回忆暂时就写到这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记忆”研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日益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领域。作为一种宽泛的定义，文化研究被理解成“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在和过去的互动”（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研究导论》，载其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所以，其意义就不止在过去，而是要通过叙事来践行其强调的价值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又是一种“有意图的记忆”，联结起过去和现在，混合了忧思和希望。德国诗人里尔克《回忆》中的几句诗，描写的似乎正是这种境界：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你挺身起立，在你面前，仿佛从往昔的某个远方，升起了忧虑、意象和祈祷。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于百一砚斋>原载《名作欣赏》2023年第25期【问学书屋

2023年5月26日，莫砺锋教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活水轩带来一场题为《千帆先生与南京大学》的精彩讲座。本文为讲座文字记录稿。本场讲座为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全程直播，累计有一万多人观看。移步程门问学视频号，可观看直播回放。程千帆先生南大之缘先讲程先生跟南大的缘分。程先生经常说：“两个人成为师生，一个人投考某个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弟子，这是一种前生的缘分。”程先生跟我们南大是前生结下的因缘。程先生幼年时曾经读过私塾，在家族的有恒斋里面读过很多古书。但是他长大以后进了新式学校，在南京的金陵中学读完中学。1932年，程先生从金陵中学高中毕业。那时他碰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王实铭，程先生崇拜这位老师，由此产生了对化学学科的强烈兴趣。程先生金陵中学毕业以后，获得了保送金陵大学的资格。开学时，程先生到金陵大学报到。当然，他想读化学系。结果走到报到的地方一问，各个系科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化学系比较贵，每年要150个大洋，程先生家境清贫，交不起，就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系可以读。老师说中文系最便宜，于是他临时改报中文，从此进了金陵大学的中文系。虽然如此，程先生进金大以后，对化学的兴趣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他正式选修了当时非常年轻的化学系教授戴安邦先生的一门课程。戴先生是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后来是我们南大化学系的权威。程先生晚年重返南京大学任教以后，在路上碰到戴安邦老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称“戴老师”。当然，他后来的学习偏向古代文学了，跟化学就渐行渐远了。程先生临时改上中文系，对他后来的学术人生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他结下了另外一份缘分。因为在程先生进金陵大学之前的两年，苏州的才女沈祖棻，考上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沈祖棻是浙江海盐人，但是出生在苏州，所以她的词里有一句说“家近吴门饮马桥”（《浣溪沙》）。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的人都主张她学商，她就报考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中央大学的商学院那时在上海，也就是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沈祖棻考上了，读了一年，觉得跟自己的性情不合，就申请转学，转到了中文系。两年以后，到了1934年，沈祖棻从中文系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也就是中文系的研究生班。程先生那个时候读到本科三年级了，两个人就相遇了，这是天作之合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沈祖棻当年继续在商学院，而程先生读了化学系，他们就可能成为陌路之人了。程、沈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相遇，这是一种缘分。程先生那时候是学弟。说实话，他们相识的时候沈祖棻已经颇有才名，她在词的写作上已经得到诸多老前辈的赞赏。她的成名作《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与程千帆先生北京大学陈平原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注意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古典学者的现代意识》，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137页），程先生指导学生的方法很多，其一便是对学生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他说过：“我有一个方法，叫做‘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施加压力，第一是‘不断地’，不是一回压上去，分量太重，学生受不了。第二是‘友善的’，使他感到你是为他好。这样，他才愿意接受。”（《谈谈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载《治学小言》65页）我对此体会颇深。我是南京人，1962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待了6年，1968年毕业分配到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赤马山铜矿工作。我1979年考取南大中文系程千帆先生研究生时已35岁，我1981年底研究生毕业时已38岁。起初我被分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考虑到父母年迈多病，兄弟姐妹又多在外地，于是很想留在南京。当时正好有位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家住武汉，却被分配在南大图书馆。我们都希望调换一下，想不到此事居然办成了。我到南大图书馆古籍部上班后，主要任务是编南京大学馆藏地方志目录，再就是忙着将妻子儿女从湖北阳新县赤马山矿调到南京来，科研自然就放松了。程先生可能有所察觉，就在我到南大图书馆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便提出来要我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我当然义不容辞，便应声答应了。汪辟疆先生解放前当过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为南大中文系教授，所著《唐人小说》《目录学研究》《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等都颇有影响。为了整理《汪辟疆文集》，南大中文系特地将其子汪越先生调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可能由于受到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整理《汪辟疆文集》也困难重重，所以整理工作进展不大。汪辟疆与程千帆、沈祖棻夫妇有师生之谊，程先生调到南大后，便主动承担起整理恩师文集的重任。他在《汪辟疆文集·后记》中写道：“在汪老师不幸逝世以后，我就有整理其遗集的愿望。一九七八年，我来南京大学任教，和先生的长子超伯共事，才知道他已着手收集材料，准备编辑，但因工作太忙，进行得比较缓慢。由于我的要求，超伯便慨然以此相託。断断续续工作了八个月，终于编成了这部文集。”所署时间为1984年2月25日。我于1982年下半年参与其事，并在1983年2月1日写的《一年工作小结》中提到过这件事：“在程先生的主持和指导下，对汪辟疆先生的遗著进行了编辑和整理。”有机会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获益匪浅。《汪辟疆文集》中的诗文，有些原先是稿本，如日记、序跋、书札、笔记、诗钞，汪先生的书法非常好，可惜本人不善书法，有些字辨认起来非常吃力。还有些文章发表在解放前的杂志上，需要根据程先生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譬如汪先生的《峡程诗纪》（上）发表在《文史杂志》1卷2期上，但是《峡程诗纪》（下），不知什么原因，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只好付诸阙如了。抗战时期出版的杂志纸质很差，一张纸正反两面印的字会相互渗透与影响，不少字辨认起来很难。好在我的同事魏徳裕先生编了几十年的目录，特别善于使用工具书，有什么问题请教他，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我在1982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专门写了篇《整理汪辟疆著作有感》，特录之如下：“在整理《方湖日记》的过程中，有些人名、书名，字无法辨认，我准备把矛盾上交给程先生了，但魏先生千方百计地給我找了出来。每解决一个问题，魏先生都感到很快乐。从魏先生翻目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学问与实践相结合。”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尊师敬业精神，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文献检索能力与文献整理水平。《汪辟疆文集》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的工作尚未做完，程先生为了让我早作准备，又打算让我为研究生上校雠学。我在1983年3月23的日记中写道：“晚拜访程先生，程先生对我的工作作了安排：这学期整理汪先生著作，下学期听校雠学，并准备写出校雠学讲稿。”《汪辟疆文集》的整理工作大约是1984年1月完成的，我在8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抄写、标点《小奢摩馆脞录》，费时两个星期，得49200字。又整理、抄写、标点并油印出汪辟疆先生《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约96900字。”记得我将整理好的《汪辟疆文集》的最后一批稿件送给程先生时，程先生很高兴，说我“势如破竹”。于是，我也就正式进入了准备上校雠学的阶段。为了给我上校雠学创造条件，程先生首先给我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我在1984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程先生“叫我过几天去检有关校雠学的书，甚为高兴。”我在84年3月1日的日记中专门编了个《程先生所赠书目》，有30种。此后，程先生还不断地将他所获得的校雠学著作赠送给我。这些书中有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如孙德谦的《刘向校雠学纂微》、姚振宗的《师石山房丛书》、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舜徽的《文献学论著辑要》等，也有台湾学者的校雠学著作，如王叔岷的《校雠学》、胡楚生的《中国目录学研究》等。特别珍贵的是程先生还将其《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以及他长期积累的有关校雠学的学术论文也送给了我。如普暄的《误书百例》、李笠的《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徐复的《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等等，其中《误书百例》为程先生毛笔手钞本，充分体现了程先生青年时期准备写《校雠广义》时的劬劳与一丝不苟精神。这些校雠学资料当时很难买到，到图书馆借阅也不容易，从而为我从事校雠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程千帆先生毛笔手钞本《误书百例》改革开放之初，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南京大学图书馆办了个图书馆学专修科。我遂于84年5月调入该专修科任教，所教课程恰恰有目录学，我在《1984年至1985年度第一学期工作小结》中写道：“给图书馆专业82级和夜大班上目录学课，历史系学生4人选修，进修教师2人、图书馆工作人员5人旁听，总计人数99人。”可见，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学习的热情是多么高。当时，目录学课程的通用教材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我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参考程先生的《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校雠学略说》目录部分，以及教材《目录学概论》，自编了一本22万字的目录学讲稿。再就是当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办了一个古文献专业。该专业开办之初版本学没有人上，于是邀请程先生去上，想不到程先生竟然推荐我去上。于是我便于1985年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开过一次《版本学》，选修的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84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居然还有4名教师旁听。记得有次课间，张芷先生悄悄对我说：“题识应当读题zhì而非题shí”。我上课时即予以纠正，此后便全力以赴地备课、上课，总算是完成了《版本学》的教学任务，并写出了一本版本学讲稿，当然，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的版本部分，自然成了我的重要参考资料。到南师大上版本学还让我体会到学习一门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上这门课。因为你未学好这门知识，就很难在讲台上站住脚。《校雠学略说》油印本我首次专门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课程是在1985年的春季，这门课是为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5名研究生与中国古典文学专业7名研究生开的。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名研究生、南京农学院农学史专业1名研究生选修。我上课显然受到了程先生的影响。我听过程先生上校雠学、历代诗选、杜诗研究等课程。程先生上课水平是第一流的。就连校雠学这门看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他也有办法上得很生动。记得他在讲书面材料因文字形近而误时讲过一个笑话：有人聘请家庭教师，在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个附加条件：念错一个字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教书先生将报酬交给妻子，妻子数了数问道：“怎么少了两吊钱？”教书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妻子心想将钱给了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给王四嫂？非问个明白不可。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将季康子念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念成了“王四嫂”。听了这则笑话，我们便对文字因形近而误现象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学生曾问程先生：为什么每堂课总会有一两个精彩例子，程先生回答道：“那秘密非常简单——我备了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上就会应付裕如了。每堂课都要准备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程先生的上课艺术水平难以达到，但是他所强调的上课之前要认真备课还是能做到的。而只要做到了认真备课，上课水平就不会差。教学与科研密不可分。就在我努力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时，程先生又提出来要我与他合写《校雠广义》。程先生写过一篇《校雠广义叙录》所署时间为“辛巳六月”，可见早在1941年，也就是在他29岁时，就产生了一个梦想，要写一部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在内的《校雠广义》，但是，他的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1985年12月1日，他又在《校雠广义叙录》之后写了篇《附记》，谈到了为实现他的梦想与我合作的事：“徐有富同志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课程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我们首先完成的是《目录编》，因为程先生留下一册油印线装本《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卷首有篇《校雠广义叙目》，末署“中华民国三十年，岁次辛巳，宁乡程会昌序於武汉大学”。该讲义分为名义第一、著录第二、类例第三、编次第四。程先生还在该书的天头地脚用朱笔与墨笔加了许多批语，字小如蚁，如今不用放大镜已看不清楚了。后来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与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根据程先生上校雠学记录整理而成的《校雠学略说》第四章目录部分共分五节：一、名称和渊源，二、目录学的功用，三、目录书的体制，四、目录类例的沿革，五、目录的源流和种类。我所写的目录学讲稿，理论部分基本上依据程先生的讲义，分为目录与目录学、目录的结构与功用、目录的著录事项、目录的分类沿革、目录的种类、目录的编製等部分。此外，我还依据通用教材《目录学概论》，加上了中国目录学史部分。我对所写目录学讲稿补充修改后，将书稿于1985年交给程先生。程先生批改后退给我修改并誊清。程先生最重要的修改意见是将中国目录学史部分全部删去，他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指出：“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因为，照我们的理解，校雠学与校雠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目录编》虽然于1985年就已定稿，但是直到1988年8月方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校雠广义·目录编》初版《目录学》定稿后，我们随即转入《版本编》的写作阶段，《校雠学略说》中有版本一章，我也上过版本学课程，但真要将版本学的方方面面加以深入而清晰的论述，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程先生在1991年11月11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版本编》新得样书，谨呈一册，弟于此学，目验之功太浅，但能缀旧闻，聊为初学提供常识而已。”（《闲堂书简》增定本594页）我虽然在南大古籍部工作过，但未刻意钻研过版本学。好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是由过去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与金陵大学图书馆合并而成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施廷镛、李小缘分别长期主持其事，所以文献学著作为南大图书馆特藏之一，为我们找材料提供了条件。我们从85年底到88年10月，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才将《版本编》写完，并于1990年10月收到该书校样，我在当年12月份写给责任编辑的信中说：“《版本编》校样，程先生校了一遍，我校了三遍，还请其他同志校了一遍。最后，程先生又将改动的地方复查了一遍。现寄上，可能还有一些错误没有发现。”信中还提了一条具体的校改意见：“第148、221、240、242、279、448页都超过或不足14行，版面显得一部分紧一部分松。如果实在做不到1页14行的话，也请排字的同志，将一页中各行之间的距离排匀称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程先生的校对工作是在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期间完成的，我们还请了三位研究生专门对引文作了校对复核工作。该书1991年7月由齐鲁书社出版，质量不错，因而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1等奖、以及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由于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校勘部分篇章结构好，内容丰富，再加上参考资料又比较多，写起来很顺利，93年1月份就完稿了，94年便印出了校样。由于《校雠广义》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齐鲁书社希望一次性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全部出齐，于是《校勘编》暂缓出版，这样，《典藏编》的撰写任务必须赶紧完成。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谈到他1978年重行出来工作，“清查那部未完成的书稿，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校雠学略说》中的藏弆部分，也仅寥寥4页。好在我当时还在南大图书馆学系教书，对图书馆学理论也有所接触。图书馆与藏书楼虽有本质区别，但是图书馆学理论对研究我国传统的图书典藏理论却颇有借鉴意义，而在南大图书馆，图书典藏学方面的资料也是不难找到的。于是，我从1993年7月14日开始正式收集《典藏编》资料，至1996年2月将《典藏编》初稿写完交给程先生修改，先后花了两年八个月时间。程先生1996年3月9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他修改《典藏编》书稿的情况：“近又作一必需要作的事，即要将《校雠广义·典藏编》定稿。徐有富草稿三十余万字，仍须蚂蚁啃骨头，全部过目，加以删定，才能放心。”（《闲堂书简》增订本608页）程先生当时已84岁，心脏病经常发作，迫切希望早日见到《校雠广义》，而且他还患有白内障，修改书稿十分艰难，但是他为了保证质量，修改书稿的工作一点都不肯马虎，足足花了4个多月时间。我根据程先生的修改意见，又作了加工，且核对了引文，并重抄了一遍，于96年8月底交给程先生看第二遍。我在96年10月4日将《典藏编》书稿寄给齐鲁书社时，还给他们的副总编辑周晶先生写信说：“程先生从9月初开始，又将书稿逐字逐句看了一遍，每天看30页。我又根据程先生的意见做了查证修改工作，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程千帆先生与学生座谈1978年夏，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程千帆先生在办了退休手续后，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请到南大中文系任教。程千帆先生在南大工作20余年。从此，他便争分夺秒地忙碌起来。“敬业、乐群、勤奋、谦虚”1979年9月，他在写给昔日学生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工作很重，每周讲四小时诗（大学毕业班）、两小时校雠学（研究生），两小时为研究生答疑。”当时，程先生要求我们三位研究生（即莫砺锋、张三夕和我），于每周二下午两三点钟与他会面一次。说是答疑，其实我们当时都提不出什么问题来请教程先生，于是，每次的会面主要就是听程先生聊天。程先生曾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学问是在喝咖啡中获得的，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程先生的上课艺术是非常高超的，我曾有幸听过他的校雠学、杜诗、古诗选讲等课程。其中古诗选讲课，我们听过好几个学期，教学内容不同，故课程名称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听程先生聊天甚至比听程先生上课收获还要大。我们三位研究生第一次拜访程先生是在1979年9月18日的上午，见到程先生满头白发，不禁肃然起敬。程先生同我们谈了他艰难而曲折的生活道路。如何指导研究生，他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临别时，他还赠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起初我对这八个字的意义还领会不深，直到1996年9月21日，程先生留下遗嘱，并在遗嘱中再次提到了这八个字，他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我这才意识到这八字箴言实乃程先生毕生治学与为人的经验总结，我们读书治学，为人处世，不仅要业务过硬，更重要的还要有高尚的品格。程千帆先生遗嘱程先生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名人轶事是经常说到的话题。他曾谈到，1941年秋，他与沈祖棻和武汉大学著名教授刘永济在四川乐山嘉乐门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结邻，相距不过一百米，常能听到断续飘来的刘先生的读书声，每天如此。程先生说：“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他还提到唐圭璋先生为编《全宋词》《全金元词》，每天徒步到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搜集资料，风雨无阻。唐老在接受采访时，也回忆说：“在辑宋人词的同时，也辑金、元人词。每日教书之余，往往从早到晚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看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辞书。柳（诒徵）师当时组织人力编印三十巨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对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记得那时只要付两角钱，就可以在馆里吃顿午饭。我吃过午饭又工作到傍晚。常常是‘午夜方眠，黎明即起’，甚至通宵达旦。这样，经过多年的辑录工作，宋、金、元词的资料已经辑成。”程先生与孙望是金陵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同学，程先生谈到他和孙望先生得到刘国钧馆长的允许，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站着看书、抄资料。孙望早在本科生阶段，就为他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作出了突出成绩。如他的《元次山年谱》1935年刊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1期；他的《全唐诗补逸初稿》1936年刊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2期；他的《箧中集作者事辑》1937年刊于《金陵大学学报》第8卷，该文乃孙望先生之学士论文。程先生所述文人轶事，都焕发着敬业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孙望先生毕业论文“书要一本一本地读，一字一字地读”程先生聊天的主要内容都与读书治学相关。记得我们初次拜访程先生，临别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他所整理的油印本《涉江词稿》与《涉江诗稿》。此后，凡是程先生出版的书他都会送给我们每人一部。他还考虑到我们的借书问题，希望我们能充分利用南大图书馆、南大中文系资料室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丰富藏书。1979年9月28日下午，他还特地给我们两张纸条，一张说：“我已代你们在大馆（指南大图书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可借十册。”另一张说：他“已与（南大中文系）资料室汪越老师商妥，借出《文选》一套（可自己去借），新、旧《唐书》，按规则不能出借，但有复本，可以三人同时看。你们三人可以白天看《唐书》，将晚上时间留着看自己已有的书。将来这种书你们都应该自己有。慢慢买起来。”改革开放之初，读书无用论一扫而光，读者的求知欲特别旺盛，而图书却很紧缺，不易买到，程先生便想方设法为我们买到了一些工具书与专业用书。譬如我在1979年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程先生托“施蛰存先生为我们代买了三本《辞海》和《新英汉辞典》。”我在同年10月9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天下午上程先生家，他又托人为我们买到了《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宋诗选》，并且还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包书的纸。”他甚至还借100元钱给我们，作为买书的周转资金。正是在程先生的影响下，莫砺锋与张三夕后来都成了藏书家。1980年4月，师生同游栖霞山，左起：徐有富、张三夕、程千帆、莫砺锋如何读书记笔记，程先生也谈到了。1979年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专门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问题。他还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的赵国璋先生讨要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论文就是要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11月6日下午，我们在拜访程先生时，他特别强调“书要一本一本地读，一字一字地读。”跟程先生做学生想偷懒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要你将所记读书笔记拿给他看，不仅精批细改，并且会署上批阅时间。在我们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程先生便于1979年11月20日下午见面时，布置我们各写5篇读诗札记，1篇读史札记。我交的读诗札记中有一篇题为《古典诗歌中的“绿”字》，受到程先生的推荐，发表于《长江文艺》1982年第1期，我退休后也写了一些读诗札记，实萌芽于此。我写的那篇读史札记题为《谈模棱手》。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有个滑头宰相叫苏味道，他总结自己的做官经验说：“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模棱持两端可也。”所以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模棱手”。这样的风气有一定代表性，于是我便写了这篇札记。程先生批曰：“这种文章可以作为‘练笔’，偶然写写，不要花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此后便不再写此类文章了。接着，程先生又布置我们写专业学术论文，我交上去的那篇题为《简谈宋诗中的议论》，程先生作了精批细改，先是让我在系里举行的“5·20”学术报告会上发言，接着又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想不到后来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了。当然莫砺锋与张三夕的论文，也都经程先生修改后推荐发表了。杜诗听课笔记“爱学生”“爱自己的余年”就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学位论文。对我们如何撰写学位论文，程先生似乎早有考虑，如1979年12月27日下午，程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学习任务，就是注释中晚唐一位小家诗人的诗集，初步确定为李端、韩翃、朱庆馀。到了1980年1月31日，我们拜访程先生时，程先生明确提出让莫砺锋为李端诗集作注，张三夕为韩翃诗集作注，我为司空曙诗集作注，并且算我们的硕士论文。为诗文作注是科研成果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程先生的《文论十笺》《史通笺记》《古诗今选》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它能为做学问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正如清人杭世骏《李太白集辑注序》所说：“作者不易，笺疏尤难。”因为除语必溯源，事必数典外，还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创作背景，相关典章制度，前人已有成果，对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也都要有深入了解。我们当时读书不多，在使用工具书方面尚缺乏实践经验，所以注释起来都觉得困难重重，一致认为在短时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还是写一般的学术论文把握大些。于是，我们便在1980年3月14日晚拜访程先生时谈了我们的看法。当时程先生仍坚持让我们搞笺注，不过话也没有说死。4月3日，在我们拜访程先生时，程先生专门同我们谈了硕士论文选题一事，首先谈了选题的原则：“有一定难度，角度新，无人做过；要广泛占有资料经过努力能够完成。”接着，为我们拟了九个选题，并且对每个选题都做了分析。譬如：“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可分阶级篇、服饰篇。分析上层妇女、女道士、尼姑、商人妇等的社会地位。看唐人传奇，用作旁证。把妇女服饰摘录下来考证。注意唐人妇女画像。白居易《母别子》对多妻制的揭露，《长恨歌》对爱情专一加以肯定”等等。显然，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并做了精心的准备。莫砺锋的选题是《江西诗派研究》，张三夕的选题是《宋诗宋注纂例》，我的选题是《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从此，我们便进入了硕士论文写作阶段。论文后改题《唐代妇女生活与诗》出版为了了解我们的写作进度，程先生让我们交《论文写作情况小结》。为了了解我们的写作质量，他让我们将写好的部分拿给他看，并随时提意见。譬如1981年2月26日，我们在拜访程先生时，程先生说我只注意了思想性强的作品，而忽略了艺术性强的作品，并指出作品的思想性应当由艺术性体现出来。他还特意举了两首写宫人入道的诗为例，并做了分析。而在3月5日，我们拜访程先生时，程先生还专门谈了我的学位论文内容提要的具体写法：“①论文内容简介；②论文填补空白方面的意义；③所使用的资料，《全唐诗》等；④写论文所使用的方法；⑤论文所得出的结论。”在程先生细致而具体的指导下，我们的毕业论文写作都很顺利。就在我们的论文即将完成的时候，1981年3月12日，程先生特地给我们讲了《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法嗣》中的一个故事：德山宣鉴禅师去拜访龙潭信禅师，在龙潭住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宣鉴禅师在信禅师身边侍立许久。信禅师说：“时间不早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呢？”宣鉴禅师刚出门便回头说：“外面很黑”，信禅师点上蜡烛交给宣鉴禅师。宣鉴禅师正伸手来接，信禅师却将蜡烛吹灭了。宣鉴禅师大悟，倒身便拜。程先生接着说我们基本立起来了，今后的路要自己走了。话虽这么说，我们毕业后，程先生还始终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记得我们在1981年9月21日拜访程先生时，他说学校要他总结他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程先生特别强调一个“爱”字，“爱学生”“爱自己的余年”。充满爱心，这也许就是程先生会带研究生的秘诀吧。>原载《光明日报》2023年9月7日11版【问学书屋

朱野坪先生向南京大学博物馆捐赠程千帆先生书法。左起：倪蛟、周欣展、朱野坪、史梅、刘重喜。2023年2月，学弟朱野坪先生（南大中文系82级）在即将从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公司荣休之际，将珍藏30多年的程千帆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札和一幅书法作品慷慨捐赠给母校。承蒙野坪的信任，他将这两件珍贵的文物托我转交，并接受了举行一个捐赠仪式的建议。2月20日下午，我陪同野坪来到南大仙林校区博物馆，在文学院前后两任党委书记刘重喜和倪蛟的见证下，向史梅馆长交付了赠品（当日捐赠的是程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程先生的信札随后由我取来于27日交付史梅馆长）。这封信札和这幅书法作品写于同一年，信札早于书法作品，故以下先介绍之。这封信札写于1991年3月26日，次日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牛皮纸小信封寄出。信封也是程先生亲笔书写，右下有“程千帆”三字落款。全信共计两页，21行261字，用钢笔写在南京大学信笺上，草书繁体，字迹豪放、遒劲。释文如下：野坪先生：手示拜悉。拙文蒙惠予刊载，甚感。其第一页第一段，拟略加补充，别纸录呈，请将原稿首页换下（删节无关系，可凭尊意办理）。异量之美，指不同量和质的美，如“一枝红杏出墙来”，以少为美；“千树压西湖寒碧”，以多为美。铜琶铁板，以阳刚为美；红牙按拍，以阴柔为美。鉴赏者无妨偏执，而文学史家及批评家则要摒除个人之爱好而平等审谛之也。草率奉陈，不知当否，仍乞正之。此复，即颂撰安！弟程千帆3/26据野坪介绍，1991年初他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知识》杂志担任责任编辑，为该刊的“我与古典文学”栏目向程先生约稿，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就寄去了《辞赋略说》一文（刊于《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4期）。经笔者查核，当时程先生的两位弟子曹虹、程章灿正协助程先生选注《程千帆推荐古代辞赋》，程先生于1991年2月为此书撰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卷首（书中标题为：《辞赋的特点及其发展变迁》）。收到野坪的约稿后，程先生把此文略作删节，寄给了野坪。随后程先生又修订了第一段，并写了这封复信。程先生的修订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原为：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广泛兴趣并具有一定欣赏水平的读者，不应当忽略赋的成就。修订后改为：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广泛兴趣的读者、能够欣赏异量之美的读者，不应当忽略赋的成就。这里主要的改动就是将“具有一定欣赏水平”改为了“能够欣赏异量之美”。所以程先生在这封信中对异量之美做了简明的解说，并对欣赏异量之美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鉴赏者无妨偏执，而文学史家及批评家则要摒除个人之爱好而平等审谛之也。”程千帆先生欣赏异量之美，是程先生晚年在与研究生谈话、学术演讲以及诗学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张，故而是其诗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而这封信札对于异量之美所作的简明扼要的解说，也未见于他处，故于理解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程先生强调欣赏异量之美，起因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宋诗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对待宋诗的艺术成就，从南宋直至当代一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评价，而当代政治权威的“宋诗味同嚼蜡”的比喻和学术权威的宋诗“在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的定性“强强联合”，强化了贬低宋诗的倾向，并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但程先生认为宋诗开拓了唐诗未及开拓的新世界，形成在诗史上足以与唐诗相抗衡的另一个诗歌典范，并将它们比作双峰并峙。所以，他把宋诗视为相对于唐诗的异量之美，以多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在提倡欣赏异量之美时多次以苏轼的观点为依据，例如《苏轼的风格论》一文以及《读宋诗随笔》中对秦观《春日》诗的品评都引述了苏轼诗句，分别说明苏轼能够欣赏异量之美的辩证态度及其融合对立性的风格从而达到刚柔并济境界的审美追求。在品评秦观的《春日》诗时，程先生指出，在古代作家中最鲜明地提出人们应当欣赏异量之美的就是苏轼：他评书法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句出《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又云：“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句出《次韵子由论书》）前一条指出异量之美是客观存在，后一条更进一步指出异量之美不但并非完全对立而且可以互相渗透交融。这种解说说明程先生已认识到苏轼审美观中所蕴含的辩证性，并予以了现代意义的理解。因此，程先生称赞苏轼比只赞成韩愈诗的阳刚之美而否定秦观诗的阴柔之美的元好问圆通多了。再如在《日本汉诗选评》中，程先生在品评中岛大赉的《梦李长吉》诗时，针对诗中“如今骚人喜宋诗，黑凤谁分雄与雌”等句表现出来的贬低宋诗的态度说：论长吉诗，即作长吉语，知此翁寝馈昌谷有得也。然扬唐不必抑宋。东坡论书云：“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此言得之。这段点评再次援引苏轼的观点以证扬唐抑宋不能欣赏异量之美的缺失。此外，1996年10月12日程先生在其最后一次的学术演讲“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中，也以苏轼的“环肥燕瘦”为例说明既可以坚持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又要能够宽容、欣赏异量之美，将之纳入了两点论的范畴。1996年10月12日，程千帆先生讲“两点论”以上对苏轼观点的多次援引以及富有辩证性的现代理解，可证程先生强调欣赏异量之美不仅是一般诗学方法层面的命题而且还是其辩证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其诗学方法论的两重性，已臻技进乎道的高明境界。我们还应看到，程先生提倡欣赏异量之美与其亲身的审美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程先生在“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的演讲中谈到如何获得欣赏异量之美的能力时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训练欣赏的过程，有很多东西最初不觉得它好，等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深层次才会觉得它好。例如宋诗与唐诗不一样，有许多深刻的东西一时不能够体会。如陈师道《丞相温公挽词三首》“时方随日化，身已教人扶”，一个对国家非常尽忠的老政治家形象就凭着“身已要人扶”全都衬托出来。人家还没觉得政治已有所改变，越来越好，他已是鞠躬尽瘁，走都走不动了。写得多深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深刻的地方就会渐渐领悟。所以，有好多文学欣赏见解的变化同你自己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由此可见，程先生欣赏异量之美的命题以及其中包含着的辩证思维既出自对前人辩证观点的现代理解，也出自鉴赏诗歌的亲身体验，并非人云亦云的简单承袭。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程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它以行书竖行从右至左书写了一副对联：天远已无山可隔，潮来真见海横流后题：组庵此联殊有恢宏气象，野坪仁弟定能赏之。千帆七十九岁书下钤阳文“闲堂老人”和阴文“千帆七十以后作”两枚方形印章。对联之前右上方还钤有阳文“知白守黑”长条形（两端稍圆）闲章。据野坪的介绍，这幅书法作品是1991年10月程先生应他之请，为其新居室而书写的，于10月30日用南大白色小信封寄出，信封也是程先生亲笔书写，右下有“程千帆”三字落款。这副对联的作者是谭延闿（字组庵，1880—1930），湖南茶陵人，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也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刊有数种诗集，并善作对联。这副对联即是其名联之一。同为湖南人的程先生很重视对联这种富有中国文学特色的文体，撰有《关于对联》一文（刊于《江海学刊》1982年第一期），对新时期的对联创作和研究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谭延闿的这副对联，景象开阔，气魄宏大，程先生特别欣赏，多次书写赠送给友人或后学。赠给野坪的这幅作品，在对联后面的题记里特别点明其有恢宏气象，希望野坪欣赏。在其前又钤上“知白守黑”的闲章，这句话也是对偶句法，思维辩证，与对联相互呼应，应是特别选择的。右上的一个长条形闲章与左下的两枚方章也变化有致。这些细节皆可见程先生书写这幅作品的高度用心。据美国学者浦安迪研究，在恒河以西各大古代文明的古典文本中，都多多少少地有着平行结构的对偶修辞，而以希伯来语《圣经》的诗文部分最为显著。但如与中国诗歌相比，《圣经》赞美诗中的对偶只能偶尔可以与之相媲美，而从未达到中国古代文学所特有的一以贯之、精雕细琢的程度。他还指出，在《圣经》诗歌的平行结构中，阐释者必须要找出暗含的主从逻辑次序或主从关系（增附关系），这样一来，平行结构的一半就被读作另一半的图解或引申。而在中国文学的平行结构中，最普遍的看法，则是一个自足自全的整体内部各个要素的相辅相成。所以，他把中国对偶的这种特点一方面归因于汉语词汇单音节、语法灵活等特征，认为属于汉语话语的自然模式；另一方面归因于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互补思维(引自李约瑟之说)，即源自于按照阴阳模式构想出来的两两对立的概念，认为属于辩证法之下的对偶。由此可见，辩证思维模式的普遍运用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也已为敏锐的外国学者把握到了。程先生抄录的这副对联即是这种辩证思维模式的又一次巧妙的体现。它与程先生的欣赏异量之美命题背后所暗含的两点论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欣赏异量之美既是不偏执一端的辩证思维，同时也是气魄恢宏的宽广胸怀。所以程先生写给野坪的这封信札和书法作品可谓珠联璧合，相映成辉。史梅馆长向朱野坪先生颁发收藏证书野坪在捐赠程先生的书法作品时说：“这幅作品被我收藏了30多年，近日有个动念把它捐给南大博物馆。我觉得放在博物馆让大家看到比放在我处好。今欣展学长促成此事，既是了了我的一个愿望，程先生的作品也能在博物馆流芳百世，供后学欣赏，这件事岂不美哉！”程先生生于1913年，野坪今年捐赠这两件珍贵的文物，既为南大博物馆增光添彩，也可谓是对程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特别纪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这件事岂不美哉！”2023年5月20日于南大和园>原题《程千帆先生的一封信札和一幅书法作品——纪念程先生110周年诞辰》，载《南京大学报》2023年6月10日第6版【问学书屋

先师推荐而发表。如今研究生招生规模已非昔比，我同时指导四五名博士生、十余名硕士生，还要接待若干名博士后、访问学者，更要应付繁多的学术会议、评审和事务，要像

1986年6月，程千帆先生与他亲自参与教学指导的最后一批硕士研究生在答辩会后合影。前排导师左起：吴新雷、周勋初、卞孝萱、程千帆、郭维森、吴翠芬。后排学生左起：张辉、程章灿、李立朴、严杰、景凯旋。近日，南京大学中文系83级研究生、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张辉先生在北京寓所向博物馆慷慨捐赠程千帆先生书法作品三件，博物馆兼图书馆副馆长史梅亲赴北京完成交接仪式。张辉追忆四十年前在南大中文系受业程先生门下的难忘岁月，深情缅怀求学过程中程先生为人师表、循循善诱的点点滴滴。此次捐赠的三件书作，均由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亲笔题赠，内容是对自己劝学、修身的寄语。其中一件行草书立轴，乃是化用清人王闿运的诗句而成，具有独特的书法、文献与艺术价值。他表示，程先生早年求学金陵大学，晚年移席南京大学，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这些书法作品回归母校，无疑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史梅对张辉校友的无私捐赠表示衷心感谢。她认为，程先生是一代文史巨匠，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可称学辈楷模。上世纪九十年代，程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相关的艺术作品捐赠南大图书馆，将与学人之间的往来书信捐献给档案馆，对南大的文脉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前辈大家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博物馆历来高度重视捐赠工作，将会妥善保管这批书法珍品，进而为南大师生及广大学林所用，使之继续发扬光大。捐赠书法作品欣赏程千帆先生行草书立轴程千帆先生隶书横幅程千帆先生隶书横幅【相关阅读】程章灿：程千帆先生的书法张蔚星：现代学人的书法，我以为除广东饶宗颐外，便算程千帆先生了周和生：书贵瘦硬方通神——程千帆先生书法长卷《周岸登·梦碧簃曲》收藏逸事程千帆写在书前的这副对联，据说可以“检身悟学”关于立身治学之要，程千帆给学生抄了这七首诗徐昭武：读程千帆为周勃手书名篇七首独家揭秘

本文为蒋寅教授《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点击文末链接，可阅读全文。在今天谈论李杜优劣，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李杜优劣的问题值得讨论吗？经过历史上李杜评价从扬李抑杜到扬杜抑李再到李杜并称的漫长过程，这一问题似乎已到了无须讨论或无可讨论的地步。不是吗？从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吴融《禅月集序》称“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一直各有其人，但自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论出，李杜不当论优劣的看法逐渐成为主流。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两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在严羽这一终结性的论断之后，再经明人对“陇西趋《风》，《风》故荡詄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也；襄阳趋《雅》，《雅》故沉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的比较，就很自然地得出李杜“趋若异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轾之者”的结论，而“李杜原齐驾，难将伯仲评”也遂有定论，无论再作什么争辩都显得多余。清高宗《御选唐宋诗醇》论定李杜“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并称大家而无愧者”，更以钦定宸旨迫使朝野论者顿省“诗人评李杜优劣，聚讼不已，殊属无谓”，只剩下李杜并重的议论稍可伸张其说。如汪玉珩《朱梅舫诗话》云：杨诚斋评李杜云：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又曰：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杨升庵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骚人雅士之词。比之文，太白如《史记》，少陵如《汉书》，似为李左袒。胡应麟则云：李犹庄周，杜犹左氏，庶几得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甚至断言：“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这都可以看作是恪遵钦定旨意的主流见解。进入20世纪后，以汪静之《李杜研究》、傅东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有关李杜的比较和评论开始在现代作家论的模式下展开，其间经过70年代初郭沫若和萧涤非的争论，最终回归李杜并提并尊的定论上来。后来马积高《李杜优劣论和李杜诗歌的历史命运》、羊春秋《“一李九杜”与“一杜九李”的审美差异》等论文以及唐诗史和文学史的论述、评价，大致都以这种不可优劣论为不刊之说。近年发表的论文更从时代风貌、现实环境、个性倾向、仕宦出处、美学趣味、艺术技巧等诸多角度来分析、对比李杜诗歌的种种差异，较有代表性的如罗时进《“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一文从唐诗分期的角度谈李杜并尊的必要，指出后人多学杜并不意味着中晚唐以至于近古时代李白影响的弱化；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一文从李白侧重感发情兴、杜甫侧重描绘家常切入，阐述李、杜两家典范意义的互补性，都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充实了我们对李杜的认识，当然也强化了两家不可论优劣的理由。但是以上的论述仍不能消除我的困惑：李杜真的不能论其优劣吗？起码金圣叹就不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吧？他平生最不满“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之说，认定诗学里决无不可明辩的问题。我也不相信竟有无法评判两个作家高低优劣之事。泛泛而论、统而言之，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采用单项记分制，按体裁来分别对比，或许就可以分判高下优劣了。当然，应该承认文学评价有时是很难用量化的形式来说明的，但在没有更好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不妨试试。按体裁来计算单项分，我给李杜两家打出的比分是：乐府，李白自是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应已满足。要论对乐府体制的掌握及艺术突破，杜甫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固难以同李白相提并论。即使他被认为有开创新题乐府的功劳，那些新题乐府也难与李白的成就相比。五言传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而神理、气味还有一定距离；七言除了《兵车行》等少数作品之外，风格多近于古诗，不像李白乐府与歌行相出入，更具乐府风神。五古，杜甫一百分，李白九十分。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李白分数打低了点。但五古是杜甫的艺术独创性和重要成就之所在，尤其在开拓体裁的容量、章法严整、语言精警等方面独步一时。李白五古虽也写得不错，却少点鲜明的特色，名篇也不如杜甫多。七古，李白一百分自不待言，杜甫恐怕九十分就已满意。平心而论，两家七言古诗各有千秋：李以气势飘逸胜，杜以骨力沉郁胜；李近于歌行之恣肆，杜则邻于文章之开阖。所以胡应麟论七古即以李杜并举，说：“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尽管如此，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远多于杜甫，却是不争的事实。七律，杜甫自是一百分，李白不喜欢作七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两首打个八十分应无问题。五律，两家打平手，杜甫必甚满意。事实上，李白之神奇飞动、自然名隽，杜甫之精工雅切、妥帖浑成，无不各造其极，实在难以轩轾。五绝，李白必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已勉强。李白之作多神韵天然，含蓄不尽，二十字中有无限意味，耐人吟讽。杜甫之作或出以速写之笔，意无蕴蓄；或流于拙重大，不合五绝之体，历来鲜有好评。七绝，则更无须较量，李白必一百分，杜甫至多七十分，许多批评家可能给分更少。主要是七绝专主风神，以思致奇巧，摇曳多姿取胜，杜甫每驭以大力，又喜欢对起对结，遂给人切取七律半截、收束不住的感觉。胡应麟论唐代绝句说：“五七言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相信代表了古代大多数批评家的看法。这样合计下来，李白总分起码高出杜甫五十分。虽然有点像是戏说，倒也是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相信大体不悖于诗家定论。元代诗论家陈绎曾《诗谱》列举各种诗体的典范作家，李白各体均有其名，而杜甫却不见于七绝中，可见杜甫那五十分主要就输在绝句上。如果再考虑直到中唐诗坛犹“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普遍崇尚古体的观念，李白总分高出杜甫几乎是不用怀疑的。但问题是两人身后获得的评价和重视，绝对是杜甫占了上风，宋代以后对杜甫的推崇几乎呈一边倒的倾向。这又怎么解释呢？>摘自蒋寅《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原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省去了注释。【问学书屋

丁延峰教授在致辞今天是一个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日子！喜逢徐老师八十华诞，请允许我代表同门向徐老师致以真诚祝福、崇高敬意！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们怀揣梦想，来到南京大学，拜师问学。在徐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沐浴在南大的优渥雅致的环境里，如饥似渴，饱饮知识，完成学业。可以说，这三年，是人生最为重要的三年，我们澡升品格，学会治学，从此真正走上治学之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较好的生活与事业，老师三年的谆谆教诲、潜移默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充满感激，满怀感恩。在我们眼里，徐老师是一位慈祥、宽厚、善良的父亲。徐老师从未批评过我们，遇有不妥之处，总是娓娓道来，或提出建议、或提供解决方案、或提醒注意事项。生活上细心关照，学术上精心指导，视生如子，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下面我举几个事例。2004年春节，周生杰一家人都在南大，徐老师知道后，春节前和师母一起请周生杰全家吃饭，还给孩子准备了精美的礼物。徐老师知道周生杰家庭贫困后，主动联系出版社，让其去校对书稿，又让师母在成教院找课上，还交代宗友，有改卷这样赚钱的事情，一定带上周生杰。周生杰因为徐老师的帮助，三年间多了上万元的收入，家庭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杨洪生师兄说：跟着徐老师读书，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日子，离开南京后，每次过南京都想去拜访老师说说话，人生中及学业中总有许多困惑，总觉得老师那里是最好的诉说之处，也总能得到答案与纾解。我的劣势是年龄大、没读过硕士，基础差，孩子正上初中。鉴于我这种情况，徐老师不止一次说，平时要少回家，要多发文章，这样好找工作。常问我生活上有哪些问题。那种隐隐关切之情，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在我们眼里，徐老师是一位讲原则的公道无私的长者。我考博时，因自己劣势明显，曾担心受到歧视，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次，当我向徐老师说出这种想法时，徐老师明确告诉我，以笔试成绩为主，在我这里没有这种情况，无用担心。后来，我提出要拜访老师，老师坚辞不让，入学后老师也不让登门拜访，怕我们花钱、分心，直到毕业告别时，我们才得以认登家门。在我们眼里，徐老师是一位心怀宽广的治学严谨的认真负责的大学者。徐老师每次上课后都会留下几个论文题目，这些都是老师多年积累下的研究题目，价值很大，我们很多学生都以此为题写论文，都能发表。我有篇论文《隋书经籍志“梁有”考释》，就是这样，撰写了一个月，投稿后一个星期就接到用稿通知。当时我们每写一篇论文，都给老师看，老师总是认认真真修改，不放过一个标点、错别字，至今老师修改手稿保存着。敬爱的徐老师，有幸问学于您之名下，这是缘分，这份缘分就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投师门之前，我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大多是中学老师，有的待业在家。毕业后，我们都顺利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几乎都是大学教师，可以说衣食无忧，生活充实，学业立身。在此，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感受，先说缘分，我曾两次考某大学博士，但第一次专业差一分，第二次英语差一分，说明没有缘分。我清楚记得，因经济拮据，不舍得坐卧铺，去成都坐火车，每次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座位，困了卷曲在座位下睡一觉。考南大也是两次，第一次确实准备不充分，英语几乎是零起步。第二次英语考了54分，据了解，南大英语一般都是55分入取，唯独2004年是50分，搁在其他年份，我不可能被入取，但2004年好像就是为我降分了。我以为这是冥冥注定的缘分，缘分来了，躲都躲不掉。至于为啥考徐老师的博士，也说一下。2002年10月，我当时在北师大进修，因没具体任务，就经常去书店，有次去王府井书店看书，突然看到四册《校雠广义》，其中有一册《典藏编》引起极大兴趣，因自己平时爱买书收藏，缺少的正是这些专业知识。但典藏毕竟还是关注古书的皮相，如果深入研究，还要深入文字内部，于是校勘学、目录学必须学。就在那一刻，决定报考徐老师博士。再说命运，我原来是在聊城教育学院教学，后来学校变成师范学校，学校档次低，老师们根本不做学问，没有升学压力，工作非常轻松，但也常感空虚无聊，无端耗费时光。拿到博士学位后，很顺利找到了高校教师的工作。如果不考博士，我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无所事事，打麻将玩扑克。但是现在我感觉非常充实，出了几本书，拿了几个项目，整天有做不完的事。同时在经济上提高了很多，我也因此收藏一些古籍，有种发自心底的满足与喜悦。但这一切，如果不是拜师徐门，我该到哪里找去？2007年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徐老师合影虽然离开了南大，老师仍关注我们的生活、治学，每有难题仍然求教，包括申报课题、求写序言、甚至生活问题等等。周生杰到安徽工作后，徐老师专门向安徽学术界的老朋友，如安徽大学的诸伟奇教授、淮北师范大学的牛继清和余敏辉教授，要三位教授多多帮助周生杰在学术和教学上尽快成长。老师虽然退休了，但仍笔耕不辍，每出专著，我们都获赠一部，这些都激励我们继续努力，不辜负老师期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旧唐书·方伎传·神秀》说道：“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是老师培育了我们，我们更应该衣钵相传。我每次给新生上课，第一件事就是讲师传，讲徐老师、莫老师、程老师、武老师，讲到师爷程千帆先生，讲到祖师黄侃、吴梅等，讲章太炎、俞樾等。讲老师给我们传授的“文献学+文艺学”的治学路径与方法，讲老师的品洁学高，修为、尚好，治学内容与学术特点……。从本科阶段，就推荐《校雠广义》《诗学原理》，硕博阶段更是将其作为必用教材。《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无论本科抑或硕博，都是必参之书。讲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讲我们自己的受教与受益，感同身受。“我是徐老师的学生”“我是南大毕业的”，这是我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干什么，徐老师、南大都是我们的护身符、标签、成长动力。因此我们有责任将老师的衣钵——品藻、思想、学问、技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泽惠后学。喜享遐龄，寿比南山终不老；欣逢盛世，福如东海水长流。敬爱的徐老师，在您八十寿诞之际，作为您的学生，祝愿您生日愉快，全家幸福，健康长寿！我们共同怀着美好的心愿，当您迎来九十高寿时，您的学生再为您祝寿！2023年3月与徐老师、周生杰合影【相关阅读】徐有富教授学术自述莫砺锋：我的师兄徐有富徐有富教授谈读书：应有明确目的，敢于疑人不疑程千帆、徐有富谈《校雠广义》的撰写与修订徐有富：《校讎學略説》序徐有富：程门学诗的一些体会徐有富：听程千帆先生讲课徐有富：程千帆先生这样讲古诗徐有富：程千帆先生为我改作业徐有富：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徐有富：我与诗的这点缘分徐有富：怎样鉴赏诗歌徐有富：“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乌”是乌鸦吗徐有富：陆游为何一再吟咏姑恶诗徐有富：“望南山”与“见南山”徐有富：宋诗的理趣徐有富：胡小石怎样讲文学史——读《中国文学史讲稿》徐有富教授读胡小石诗词（一）：愿夏庐与愿夏庐诗词徐有富教授读胡小石诗词（二）：愿夏庐诗词的感情色彩徐有富教授读胡小石诗词（三）：愿夏庐诗词的艺术特色徐有富：《吴白匋诗词集》读后徐有富：黄侃读书法举隅

Wood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像作家一样谈论小说；像记者那样为普通读者写充满活力和感染力的批评；再将这种批评导向学院。或者换个他的另一番表述：以批评家的立场提问，从作家的角度回答……James

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出版定价：198元点击书影进入问学书屋购买签名本【相关阅读】张伯伟

《徐有富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我从未庆祝过生日，诸位贤弟多次表示想出一本论文集，以庆祝我八十岁生日，我都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后来我发现有人在群里组织先后毕业的同学写论文，即严加制止。此后就听不到什么动静了。谁知最近有人告诉我，论文集已经二校，还要我写一篇谈治学经历的文章，编一个论著简目。事已至此，考虑到诸位出于尊师重教的美意，又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若一味坚持己见，闹得大家不愉快，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就听之任之了。我是南京八卦洲初中首届毕业生。当时农村学生参加中考首选中专，因为上学不要钱，还能早点参加工作，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谁知我的一位好友偏要考南师附中，还要我作陪，我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幸好我俩都侥幸地被录取了。我是1959年秋季进入南师附中的，自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金言，不料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食堂伙食越来越差，经常用盐、酱油、白开水和在一起的“三鲜汤”下饭。为了减少体能消耗，体育课就是晒太阳。因为饥饿难熬，又缺乏理想，我课余时间便坐在阅览室里看闲书。看来理工科肯定是考不取了，有个朋友想当文学家，于是我便陪他报考了南大中文系，不过我内心已做好了回乡务农的准备。那年我们的运气真好，班上五位报考文科的同学，居然三位考上了南大，两位考上了南师。我们是1962年9月入学的，匡亚明1963年就调到南大来当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在我们中文系树了两个标兵，一个是青年教师叶子铭，他的副博士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年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影响很大。还有一个是青年教师黄景欣，他的学士论文《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发表于《语言研究》1958年第3期，受到一致好评。匡校长言必称叶、黄，点燃了我们的梦想，于是便各选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忙碌起来。我选的题目是《闻捷研究》，虽然囊中羞涩，也将他的诗集收齐了，而且还在南京古旧书店淘到一本闻捷写的陕北革命史剧《翻天覆地的人》，是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出版的。此外，我也读了不少诗歌理论著作。遗憾的是接下来，我们三年级下学期到海安搞“四清”，四年级到溧阳劳动建校，接着又返校参加“文革”，直到1968年夏天，我们又几乎都被分到边疆、农村、基层、工矿，各人的文学梦便随之化成了泡影。我被分配到湖北省阳新县赤马山铜矿，先当井下工人，后调到矿山子弟学校教书。别无他求，于是结婚生子，准备终老于此。谁想到1978年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可惜我身边只有几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教材，别无选择，我还是硬着头皮报考了母校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遗憾的是矿山偏僻，连英语复习资料都找不到，结果自然名落孙山。后来我妹妹在家中翻到了一本我当年在南大学习英语的教材，寄给了我，于是我次年又鼓起勇气再战，竟然被录取为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真是喜出望外。1980年4月，程千帆先生与研究生同游栖霞山，左起：徐有富、张三夕、程千帆、莫砺锋。我1979年秋重返母校，算是踏上了治学之路。程先生1980年4月3日与我们谈毕业论文问题，一共出了九个选题。我一眼就看中了《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为此我将《全唐诗》通读了一遍，还编了分类索引，其中有可能用到的诗都用卡片抄了下来。程先生为研究生开过校雠学、杜诗研究课，为本科生开过历代诗选、古诗选讲课，我都听过，这对我分析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当然大有帮助。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充分，所以论文写得比较顺利，程先生又仔细改过两遍。后来论文经过修改与补充，依据程先生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了。如何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将唐代文学与社会背景研究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拙著显然也是一例。论文写完后离答辩还有一段时间，程先生怕我将这段时间浪费掉了，便提出来与我合写中国古代名人传中的《李清照》，并借给我一本《李清照资料汇编》。因为只要写三万字，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该书于198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程先生放弃了该书的著作权。后来该书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于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字数增加到六万四千字。我也写过几篇有关李清照的文章，其中《李清照泛舟词之比较》发表于《名作欣赏》2019年第11期，被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一位编辑看到了，她认定我对李清照研究有素，便邀请我去做了一档节目，电视节目播出后，居然被我们高中班主任，已94岁高龄的教语文的夏雁平老师看到了，她非常高兴，常与去看望她的学生们提起。我研究生毕业后，原先是要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记得我在答辩时，该系还特派一位老先生来旁听。但我还是想留在南京，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一个远在辽宁丹东，一个远在新疆塔城，一个远在云南昆明。当我考取研究生第一次回家看望母亲时，卧病在床的母亲非常高兴，立刻起身为我做饭，还说了句：“冷锅里蹦出颗热豆子。”我也很激动，并且写了首题为《重返南大》的诗，第一段为：“母校，这个词真好！投奔你，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如再回湖北，年迈的父母亲一定会非常失望。正好当时南大图书馆施廷镛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家在武汉，却被分在南大图书馆，于是我们申请对调一下，并且获得了批准，可谓两全其美。我在矿山工作了十年，因为读了研究生，就能回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而且爱人受到当年的班主任王兆衡老师的关心，很快就调到了南大财务处，还是挺庆幸的，遂决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安然度日。而程先生还一直在关心着我，先是让我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让我替他为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校雠学课，并且还推荐我到南师为古文献专业本科生上版本学。后来又提出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了该书《目录编》，1991年出版了该书《版本编》，1998年出齐了《校雠广义》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该书被专家陶敏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王绍曾称其“为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建立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该书得过不少奖，如《版本编》1995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校雠广义》1999年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等。《校雠广义》还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了修订本，对原书做了不少正误与增补工作，质量又有所提高。与程千帆先生南京大学于1978年恢复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复于1985年恢复了图书馆学系，后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我自然也就成了专职教师，并于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我于1988年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该项目完成后于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国古典文学领域第一部史料学著作。正如专家曹培根在书评中所说：“该书除了像通常的史料学著作那样详尽介绍重要史料外，还将史料学研究拓展到了史料搜集、鉴别、整理和检索利用的新领域。”该书修订本还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再版，并且重印过。我在教目录学的过程中，觉得郑樵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不参加科举考试，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不仅努力读尽天下之书，而且重视社会调查，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身体力行。如“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相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知识广博，在经学、语言学、史学、自然科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往往能提出独到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于是，我对他作了个案研究，撰写了《郑樵评传》，该书在吴新雷教授的支持下，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这一时间段写的论文，后来汇编成《文献学研究》（与徐昕合著）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在信息管理系多年担任副系主任，教学、科研、行政工作都很卖力，但职称就是上不去，当时该系说话起作用的某教授要求严格，《校雠广义》之《目录编》与《版本编》因为我排名第二都不能算科研成果。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还写信举报，说老师偏袒自己的学生，评审不公。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只好找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胡若定教授，请求调入中文系，想不到他一口答应，并于1995年5月很快就办成了调动手续，我还于次年春天评上了教授。不久，中文系要我担任教学副系主任，自不便拒绝。徐有富先生主持“中国诗学学术研讨会”回到中文系，我不能影响其他老师的工作，所以想为研究生开一门新的专业基础课。南大中文系素有注重研究方法的传统，打开《汪辟疆文集》，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等一组文章。程千帆先生的《治学小言》当然是专门谈治学方法的。周勋初先生承担过一个课题，题为“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并形成了一本专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于是我于1995年秋季开了“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课，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让学生了解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的规范，使他们在选题、查资料、社会调查，以及读书、写读书笔记、鉴别资料、写论文等方面得到初步训练。其教材于200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过数次。后来经过修订，更名为《学术论文写作十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再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印了3次，可见还是很受欢迎的。我1998年3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莫砺锋随即分一位博士生让我指导，并提出与我合带博士生，要我侧重于宋词研究。我虽然写过通俗读物《李清照》，但是哪敢指导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考虑到我对古典文献学熟悉一点，于是与俞为民教授、蒋广学教授一起申请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并于1999年获得了批准。我为该专业博士生上的课程是“中国目录学史”，并且以之申请了一个高校古委会项目。我觉得目录实际上是记录人类精神财富的数据库，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目录的分类、著录项目及其统计数据、书目的序，以及按语等，都能客观而集中地反映各时期学术的发展变化。我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这门课的，所以该书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目录学与学术史》。徐有富先生题词我还想为中文系本科生开一门课。程先生为南大中文系本科生上过两次《古诗今选》，受到热烈欢迎。之后似乎就没有人上过类似的课程。我一直喜欢诗歌，早在赤马山矿子弟学校任教时就写过六万字的《诗歌泛谈》，读研究生学的又是唐宋诗专业，毕业论文名为《唐诗中的妇女形象》，于是便为作家班与本科生开了“诗学研究”课，还挺受欢迎的。经过多年打磨，取名为《诗学原理》，投给北京大学出版社，想不到竟于2007年出版了。该书《开头的话》说：“本书不仅要对诗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要为诗学理论的普及与通俗化贡献一点力量。”“本书不作纯理论的探讨，而是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来说明问题。所引用的诗歌作品，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现代的。将我国诗歌的精华呈现在读者面前，是本书的重要任务。”北大出版社于2017年还出了《诗学原理》第二版，该版从诗的内容说到诗的形式，从诗的创作说到诗的鉴赏，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古典文学知识》从2005年第3期至2007年第7期连载了我的《中国诗学原理讲座》，产生了较大反响，例如豆丁网附注道：“关于该文档，转帖至人人网、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开心网、飞信，分享到WSN、豆瓣。”有位网友还谈了他将《诗的构思》一讲发到网上的过程：“好冷啊，今天先打这么多吧。实在是打得有点慢，不过慢点我自己也可以多记住一些。”“打一段，发一段，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而不是无用之举。”该讲座后来辑为《诗歌十二讲》由岳麓书社于2012年出版了。这些应当说，都是我为本科生上诗学研究课的产物。我在本科听文学概论课时，就想写一本诗学概论，学生时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徐有富先生作学术报告在职期间，我还写过一本《闻一多》，当时江苏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外名人传记丛书”，责任编辑于奎潮听过我的课，可能觉得我对新诗还比较熟悉，就将这个选题交给了我。我学生时代喜欢新诗，而且特别喜欢闻一多，所以就愉快地答应了。凭借南大图书馆与中文系资料室的丰富资源，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学生时代在新诗方面所下的功夫，能偶然获得一点收获当然很高兴。不过闻一多《红烛》诗云“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境界更高，更值得寻味。我是2008年9月退休的，程先生在一封信中说：“退休后精力未衰，可做自己想做之事，此最是人生佳境。”我首先将诗学方面的论文，编成《诗学问津录》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其中《简谈宋诗中的议论》是我读研究生时写的，因与某权威意见相左，一位室友劝我说这篇文章如发表，你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还是将它交给了程先生，受到程先生的推荐，该文曾以首篇位置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6期复以首篇位置全文转载。还有一篇《古典诗歌中的“绿”字》，也是我交给程先生的一篇作业，受到推荐，发表于《长江文艺》1982年第1期，程先生为我埋下了一粒种子，我在退休后写了不少读诗札记，即萌芽于这篇文章。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望南山”与“见南山”》，也收在这本书中，可以参看。我将论文集《文献学研究》之外的文献学论文汇编成《文献学管窥》，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书中有篇《南京大学图书馆孤本方志叙录》还有点故事。我是程先生来南京后所指导的一个年龄最大，学历最低，自愿从事图书馆工作，喜欢安然度日的学生，但是程先生还要继续指导我，该文的题目与体例都是程先生定的，成稿后，程先生又作了精心批改。文章改好后，前辈魏德裕先生因为与来新夏先生是中学同学，特地帮我推荐给了来先生，不过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听周勋初先生说，有次他到天津开会，程先生还专门托他向来先生问过此事，我深受感动。魏先生退休多年后，我们偶然相遇，他告诉我他在整理信件时，发现有封来新夏先生的回信，内容是问我是否愿意将该文发表在某刊物上，遗憾的是此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只好作罢。2015年，我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地方文献整理座谈会”，我在发言中提到了这篇文章，想不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立即为国家图书馆所创办的《书志》丛刊向我约稿，该文终于得以发表。此事让我体会到程先生会带学生的主要原因是他爱学生。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需要花功夫，而功夫决不负有心人，只要你辛勤耕耘过，就会有收获。2020年2月10日，徐有富夫妇与留校博士后、博士生合影，左起：张宗友、武秀成、李芙娟、徐有富、方小壮、徐雁平。我还将过去写过的诗编成《徐有富诗钞》，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我与诗的这点缘分，寻思起来，还与我姐姐有关。她毕业分配到东北后，将一本中专《语文》教材留在家中，书上有闻一多、艾青、田间、何其芳等人的不少诗作，我无事就经常翻翻，无形中便受到了一些影响。我到城里读高中，成绩平平，一无所长，还是挺自卑的。记得有回在作文中插了一首顺口溜，想不到实习老师邢道成在作文讲评时，对我的顺口溜大加赞扬，使我稀里糊涂地爱上了诗。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1963年3月26日，班级组织了一个主题班会，要我也发个言，我朗诵了一首诗，即诗集中的《我要怎样做人》，当时颇获好评。不久系里组织了诗歌创作朗诵欣赏晚会，班上便推荐我参加。我深受鼓舞，于是一天到晚就是写诗、读诗、研究诗，有时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集中有些诗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但当年为时代潮流裹挟所溅起的一点浪花，也许还有些史料与认识价值。因为这些诗毕竟比较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数十年来的心路历程。集中有《老牛》一诗或可视为我的写照：“田间一老牛，负轭朝前走。举步虽迟缓，就是不回头。”再就是为《校雠广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诗学原理》等书作了修订工作，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内外一些著名出版社都非常重视出版修订本，这实在是不断提高图书质量的有力措施。我的做法是发现书中错误及时纠正，遇到参考资料就在书上加批。如有机会，我将继续做所撰论著的修订工作。《校雠广义》修订本退休后我还编著了一部《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陶芸老师、程丽则大姐、砺锋兄都有意让我编撰程先生年谱，作为学生，我自不便推辞，在编写的过程中，程丽则将《程千帆日记》《陶芸日记》借给了我。吴志达先生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将沈祖棻自传及干部履历表等材料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南京大学档案馆为我查阅程千帆名人全宗提供了方便，诸位同门学友及贤弟子或提供材料，或回答问题，都帮了很大的忙。我还特地到学校申请了宽带远程接入服务项目，在一些报刊数据库中查到了不少新资料。在年谱写作方面，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首先是写了九万多字的《前言》，对程千帆、沈祖棻的成就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其次，在年谱目录中，为每一年都用极短的文字写了内容提要，还在征引文献中，罗列了《程千帆全集》《沈祖棻全集》未收的作品目录，此外，于书末附了《人名、字号、别称索引》，不少人都夸赞该年谱内容丰富，使用方便。退休后，我还撰写了《千家诗赏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复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再版。起初有位同事应约承担了该书的写作任务，当时他还没有退休，需要为核心杂志写文章，于是就推荐了我。考虑到我是学唐宋诗的，承当这项任务等于重新获得一次学习唐宋诗的绝好机会，遂爽快地答应了。谁知我即将完成时，责任编辑另有任务，要我与另外一位编辑对接。但是，我联系了两次都未联系上，只好作罢。于是我根据偶然获得的一张名片，将书稿寄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试试，想不到该书竟很快出版了。合同刚满，中华书局的编辑即表示愿意再版。其实，《千家诗》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我在考证作者，校订诗题，分析作品，探讨诗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很难找到错别字。看来如果选题对路，书的质量又有保证，出版社还是愿意接受的。退休后想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写《南大往事》。该书201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了几十年的教师，还连续担任过南大图书馆学系与中文系的教学副系主任，退休后还当过多年学校督导，对教学工作略有体会，遂利用学术散文的形式，通过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来探讨与揭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南大校友通讯》《南京大学报》《古典文学知识》《江苏文史研究》等报刊上，苗怀明教授所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网予以重新编辑连载，被南大校友、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看中，列入选题。该书出版后，南京大学宣传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5月19日在南大文学院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南京大学报》《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社会科学动态》等都作了报道与评价。《光明日报》7月22日“悦读”栏目还发表了拙作《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借上海书展之机，于8月20日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会，让我谈《〈南大往事〉的现实意义》，报告会由徐海主持，中华书局总编辑、南大文学院校友徐俊到场，会后还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可见，此书反响热烈，颇受重视。这表明，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现实生活的需要，而表达方式本应当丰富多彩，不必千篇一律。徐有富先生部分著作图影我目前在编《先唐别集知见录》，程先生说过：“每一个同志最好有机会做一做这种最艰苦，最枯燥，最没有趣味的，像做年谱、考订、校勘、编目这样的工作。”我便于1996年申请了一个项目“先唐文集别录”，三年时间一到，便勉强结了项，远达不到出版水平。迫于教学、科研、行政工作的压力，只好将其搁在一边。直到2008年退休后，想起“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训，我又将该课题捡了起来。等该课题完成后，我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尝试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一些具有学术含量的诗学普及读物。下面就以我的一首诗作为结尾，题为《银杏叶》：金黄金黄的银杏叶还舍不得与大树告别在成排成排的大树上我们是千万只黄蝴蝶为了丰富秋天的色彩我们作了最后的努力即使飘落到地上我们也是金黄金黄的。2021年12月2日于问津阁>原题《我的学术自述》，载《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6期，收入《徐有富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此处转自“南雍论学”微信公众号。【问学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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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蒋寅教授《钱锺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一文的第四部分，点击文末链接，可阅读全文。钱锺书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钱锺书以学问渊博和识见精深赢得海内外学界的衷心景仰，《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及《管锥编》涉及诗学的内容都成为经典论述，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谈论清代诗学，已离不开钱锺书这些著作，不能不受其学说影响，这就带来一个如何对待钱锺书诗学遗产的问题。钱锺书的清诗观基本上形成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此后学界的成果积累以及对钱锺书研究的日益深入，都使他的论著逐渐显露出一些缺陷和错误。这就提醒我们在阅读钱锺书著作时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批判地吸收他的论断，以免为其主观片面之说所误导。但这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却也不容易，这里仅就个人学习所得，提出一些需要掂量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钱锺书的诗学研究，核心是修辞学。他对诗史问题的考察常驻足于现象层面，不去深究其历史过程。这是他论学忽略历史背景，搁置史传文献，“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的学术兴趣所决定的。这种态度有时会导致其论述因缺乏周密的史实考证而流于浮泛，不得要领。比如，对于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他曾引述若干诗文资料，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靳；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第298页）（编者按，本文页码均指三联版《谈艺录》）公安家言尚不足拟于郑之小国处两大间，直曹郐之陋不成邦而已。（第303页）这么说当然是不错的，本来也是很明显的现象。但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当时公安诸家已然作古，而公安之学又为钱谦益所继承，也就是说公安派实际上已被江南诗派所取代。贺贻孙虽肯定袁中郎“亦近代诗中豪杰”，但同时又说徐渭、钟惺、谭元春、钱谦益、汤显祖、陈子龙等“昭代翘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这也表明公安派较诸人为前辈，在当时已被钱谦益所取代。而竟陵派呢，现实中除了王夫之提到的沈雨若、张草臣、朱隗、周伯孔，朱东润指出的闽中蔡复一、吴门张泽、华淑，以及钱锺书提到的张岱、林古度、徐波与傅山外，公开表示服膺钟、谭并发挥其诗学的，我只见到贺贻孙一个，其他勇于自称或被人目为竟陵派的诗论家，实在罕见。较为近似的可能是常熟朱鹤龄、宁都曾灿、潭州王岱一辈，即便是这些诗人，表面上也站在中间立场作调停之论。职是之故，现在看到的格调、竟陵两派交争，基本上只见格调派的单方面火力。钱锺书说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也未必符合诗坛现实。三联版《钱锺书集》其次，出于趣味与观念之争，钱锺书评论清代诗学，有时不太顾及时人使用概念的个性色彩，而用近代的理论思维去观照古人，以致持论时有不够圆通之处。比如论王渔洋的神韵说，举严羽“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一段话，说“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然则“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第129页）。第28则论“悟”又说“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拟禅，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起渔洋之误解”（第281页）。其实《沧浪诗话》通篇未出现“神韵”二字，王渔洋所谓神韵也绝不同于严羽的“入神”，钱先生多少有点误解严羽。严羽的原话是这样的：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钱锺书先入为主地给严羽戴上“神韵”的帽子，继而说王渔洋误解了严羽之意，又说“钟谭论诗皆主‘灵’字，实与沧浪、渔洋之主张貌异心同”，且其“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第310页）。这一系列判断都有强人就我之嫌。只要仔细读一读渔洋诗论，就知道它是成立于格调基础之上的，取境主浑沦不切，与钟、谭之主幽细截然两途。王渔洋能欣赏钟、谭，不过体现了神韵诗学的包容性，而钱先生竟不能理解。类似的例子是论刘辰翁，因其《评李长吉诗》言“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评柳宗元《晨起诣超师院读经》言“妙处有不可言”，钱锺书遂视之为“沧浪无迹可求、尽得风流之绪余”，并将他归结为严羽到钟、谭一线上的人物。应该说，刘辰翁评李贺是抓住要害的，姜夔论诗固有“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一种“自然高妙”，它与被钱锺书归为一类的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所讲的妙悟并不是一码事。要之，钱锺书论诗学，似乎读前人评论比读诗集多，经常是参酌前人见解而作定谳；尤其是当前人的评价合乎己见时，一概引以为论据，而并不细究各家诗说的本旨。以致判断时或失之隔膜，或失之轻率。如论顾炎武诗承七子，举《济南》“绝代诗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鳞”一联作为不薄七子的证据，即失之轻率。其实这两句不过切题述古而已，说济南有杜甫“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题诗，近代著名文人有李攀龙，并不涉及七子的评价问题。类似这种议论，大有他讥哂苏曼殊的只于卖花担头看桃李的味道。他看到时流将阮大铖划入竟陵派，就批评陈三立、章太炎、胡先骕等前辈题《咏怀堂集》，许其“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具体储韦、追踪陶谢”，是“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第305页）。其实，只要他熟悉六朝诗，再细读一下阮大铖的集子，就会知道几位前辈的论断是触及《钤山堂集》艺术渊源的，不能只用竟陵派来限定。钱锺书先生手稿复次，钱锺书诗学既以修辞为旨归，所长在于能以丰富的诗例发抉前人诗心之同异，所短则不免过于专注细节，有时能识细而不能识大。比如论赵翼诗学，提到：“《瓯北诗话》论香山，亦有道著语，然书末杂钞宋元以来绝句，引‘蟭螟杀贼蚊眉上’等二绝，谓为元僧溥光所作，则于香山集，何生疏乃尔？”（第402页）《瓯北诗话》乃是清诗话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几种之一，赵翼对白居易、陆游诗用功之深，要远过于《谈艺录》。钱锺书无视这一点，而聊举一则文献失误相讥讽，就显得不识大体了。这绝不是仅有的例子，第33则又说：“《瓯北诗话》摘放翁佳联，分为‘使事’、‘写怀’、‘写景’三类，以《西村醉归》之‘酒宁剩欠寻常债，剑不虚施细碎仇’属‘写怀’类。窃谓‘酒债寻常行处有’，出语本杜甫，人所共知；若对语实取刘叉《姚秀才爱余小剑因赠》短古中语，所谓：‘临行解赠君，勿报细碎仇’，放翁自注：‘见东野诗’，盖记忆之误。此一联亦正以组织成语见长。”（第362页）又举陆诗中《题庵壁》“身并猿鹤为三口，家讬烟波作四邻”、《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本自白居易，《开东园路》“鹤雏养得冲霄汉，松树看成任栋梁”、《山房》“老鹤初来未丹顶，稚松亲种已虬枝”、《书斋壁》“买雏养得冲霄鹤，拾子栽成偃盖松”三联本自贾岛的例子，断言“此等以及前所举十数联，貌若写景写怀，实为运古。瓯北尚未能细辨也”（第363页）。这一长段考论，除了指出几联诗句之所本，足以显示记诵之功外，实在没说明任何问题。这类袭用前人语的“运古”（即用语）原不同于“使事”（即用典），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其写景写怀之工，根据内容区别为写怀、写景佳句，而只能从使事的角度去欣赏与评价？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锺书论诗有时流于饾饤而不顾大体的致命缺陷。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钱锺书诗论给我的印象，经常是很少深入文本去研究诗理，只是习惯于罗列前人意见以商榷一二细节问题；同时耳食之言也相当多，涉及具体作品的评价，偶尔甚至很失水准。比如第827页论及宋征舆《古意》：“碧玉堂西红粉楼，楼中思妇忆凉州。咸阳桥上三年梦，回乐峰前万里愁。秦地烟花明月夜，胡天沙草白云秋。离魂不识金微路，愿逐交河水北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二选此诗，称“酷似杨升庵《塞垣鹧鸪词》”。杨诗选入《明诗别裁集》卷六：“秦时明月玉弓悬，汉塞黄河锦带连。都护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甘泉。莺闺燕阁年三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谁起东山安石卧，为君谈笑靖烽烟。”钱锺书认为“两诗皆佳，与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一篇风格相似，而杨用地名、朝代名、人名共八，宋用地名七，爱好遂贪多矣”。这一评价是很让人惊讶的！首先，“爱好遂贪多矣”本自赵执信《谈龙录》“朱贪多，王爱好”一说，爱好原指王渔洋诗的唯美倾向，钱锺书将爱好二字连读，遂与贪多意思不贯。这是他爱玩弄文字机巧而致牵强不通的一个例子。再看这两首诗，宋“咸阳桥上三年梦”句，无论写思妇梦的内容还是做梦地点，都不太贴切；从章法来看，颔联应与颈联对调才和顺，现在的写法明显扞格不通。杨诗姑不论其谋篇立意，即生呑活剥古人一点已不堪入目。钱先生指出“莺闺”一联脱胎于皇甫冉《春思》“莺歌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却不顾颔联全袭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尾联又照抄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就连起首“秦时明月”四字也本自王昌龄，升庵自己只写了几个字啊？这样的通篇剿袭之作也能与沈佺期《独不见》相提并论，真让人无法理解。钱锺书先生书房一角综上所述，钱锺书留下的诗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他对清代诗学的阐述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继承，但落实到具体论断，也不能盲目崇拜，一概视为定论，还需要审慎取舍。归根结底，钱锺书的学问是属于古典学术范式的。《谈艺录》虽然引用了不少外国文论，却看不到对当代学者论著的参考。谈到具体问题，基本上都是一家之见，而未汲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像冯班《钝吟杂录》的“严氏纠缪”，台湾学者杜松柏在《禅学与唐宋诗学》中已有辩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也有此书，而钱先生仍沿冯说之误。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年事已高的钱先生对学界新成果都要掌握，却也应该理解他的学术范式是非常古典的，而非现代的。就像他自己所说，他研读古人诗集，只是从其中“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虽然“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但这种研讨终究带有很大的兴趣成分，既不关注前人创作或理论的历史语境，也不追求学术的整体性。他谈论的问题和引用的资料都呈碎片化的状态，不太顾及许多资料的言说语境和意义指向，有时因连类而及，话题不断转换，最后归结处与起首讨论的问题甚至已相隔很远。《管子·枢言》有云：“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钱锺书很喜欢这句话，更引而申之说：“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第527页）这也可以用来评价他本人的著述：其所长在渊博，但为此也付出了枝蔓的代价——凡文字涉及的所有材料和问题都要附录进来，一个比喻的因袭要罗列出来，一个典故要详举其用例，一个修辞要商榷评核，一个命题或表达方式要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相似之例；又多为摘其片言只语，不顾及原文的语境及其针对性。这样，一个个随处插入的细节，就难免损害行文的条理和深度，使他的论说多流连于细节的辨析，而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和大判断，有时遇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反而不能理解古人所说。以至于今天我们使用这些资料和引用他的论断，都不能不持审慎的态度，返回原始出处去作一番查验。不过，这绝不是什么足以否定钱锺书诗学根本价值的缺陷。任何一个学者的学问和见识都是有限的，文学批评更有着极大的主观性。以上所举的缺陷不足为钱先生病，只不过鉴于他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他的著述也被谈艺家奉为圭臬，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注意其论断中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以免轻信其说而以讹传讹。无论如何，钱锺书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巨人，作为后辈学者的我们应该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匍匐在他的脚下。>摘自《钱锺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问学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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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君按：莫砺锋教授新著《宋诗鉴赏》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新选中国名诗1000首”丛书中的一种，精选宋代诗、词各100首，选目经典，注释简明准确，赏析细腻妥帖，发掘每首名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语言丰富而流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赏析佳作。程门问学特请莫砺锋教授为读者签名题款，机会难得，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哦！《宋诗鉴赏》莫砺锋

编者按：张伯伟教授的《中国诗词曲史略》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旧著《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修订而成，程门问学将推出签名本，敬请期待。经张老师同意，先与大家分享本书新版前记。公元二三世纪之交的拉丁诗人泰伦提雅努斯·马乌（Terentianus

编者按：昨天“程门问学”刊发了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撰写的《“你鼓舞了我！”——重读程先生的评语》一文，回忆程千帆先生为他评阅博士论文的往事，反响热烈。今天谨将程先生的这份评语全文刊出，以存史料。论文题目：中国文学风格学学术评语：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它以若干篇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文章组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风格论中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许多篇是很细致的，深入的，因而对建立系统的中国风格学是极为有益的。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中使用术语的模糊性以及在表达方式上的特点，要将有关风格论中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是不容易的。作者的工作，因此，不仅证明了他学习的努力，而且体现了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和现代化。论文的题目建议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风格学，或迳称中国古代风格学。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风格及其理论与古代之间出现了断层，而本文内容并未包括现当代。“西方风格学”一节可以删去，因为①作者并未企图从事比较理论，②亦非依据西方体系进行研究，③所述亦简略无助于读者研究论文本身。如果就某些重大理论的出现与当时（包括其前后）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进一步作些说明（作者完全有能力作到这一点），则对于其所论证，必有更强的明晰性与说服力。古人诗云：“每逢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读竟欣佩欣佩，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是否同意该生参加论文答辩：同意论文是否达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已达到论文是否达到该生攻读学位的学术水平：已达到评议人工作单位：南京大学职称：教授评议人（签名）：程千帆1990年4月10日吴承学教授博士论文论文后改名《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花城出版社1993年初版《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问学书屋

今年9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微信通讯录跳出一条求加朋友的信息，点开一看，是来自公众号“程门问学”的编辑宋健先生。程门是名满学界的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门下，“程门问学”聚集了古典文学界不少著名学者。宋健加了我的微信，并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他在微信中说：“吴老师您好！久仰大名，一直没敢冒昧加您微信求教，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个机会。我最近买了一组傅璇琮先生的照片，其中有您和傅先生的合影，不知您有没有这张照片，没有的话我可以寄给您。”原来宋健平时爱收藏名人墨迹、照片，他收藏的程千帆书信就有一百多封，其中包括程先生写给傅先生的信。我们互加微信后，宋健通过快递寄来了我和傅先生的合影。傅先生是我心中恩师，我难得有机会与他合影，合影留存的照片更是少，这张珍贵合影终于弥补了我的遗憾。与傅璇琮先生我和宋健素昧平生，这个年轻人如此有心，如此真诚，让我既感动又感激，也触动我翻箱倒柜，去寻找往日珍存。翻开这些珍存，不仅唤醒遥远的记忆，更让我收获不少启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随王运熙先生读博士，博士论文题为《中国文学风格学》。1990年4月答辩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曾请程千帆、杨明照、敏泽、周振甫、徐中玉、邱世友、詹锳、罗宗强、顾易生、章培恒、王达津、周勋初、郭豫适、徐朔方、王水照、张文勋、霍松林、陈伯海、陶文鹏、穆克宏、陈谦豫、徐培均、王镇远等二十几位先生审阅、评议。这样的评议阵容，今天已然无法想象。各位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答辩后，为了修订，我复印了所有的评阅书。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淡忘此事，这次受宋健启发，我开始细细翻阅几十年收存的各种书信，又重新看到这些评阅书。因为宋健提到他在收藏程千帆先生的墨宝，我便专门把程先生手写的评阅书扫描后寄给了他。程千帆先生手书论文评阅意见宋健非常用心，他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很快查到程先生1990年4月5日日记：“写好复旦博士论文评语”，并推测程先生所评的复旦博士论文，可能就是我这篇《中国文学风格学》。宋健还说，按传统的师承观念，程先生和我“也有座主门生之谊”。我当然不敢自攀程门，但真的很希望能躬身于程门外，向程先生遥致我的谢忱和崇敬。是的，正是程先生三十多年前写下的评语，极大鼓舞了当年攻读博士的我。而今天再读这些评语，又让现在的我对“师者”有了重新认识。程先生的评阅书写了近五百字。他首先肯定：“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它以若干篇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文章组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风格论中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许多篇是很细致的，深入的，因而对建立系统的中国风格学是极为有益的。”而他对论文不足之处提出的修改意见，于我受益之大，不仅关乎博士论文的修改，更关乎我日后的治学之路。程先生要言不烦，直中命门：第一，他建议把论文题目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风格学”，或迳称“中国古代风格学”。理由是，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风格及其理论与古代之间出现了断层，而本文内容并未包括现当代。第二，他建议原文中“西方风格学”一节可以删去。这是因为，作者并未企图从事比较理论；本文亦非依据西方体系进行研究；而所述亦简略无助于读者研究论文本身。第三，如果就某些重大理论的出现与当时（包括其前后）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进一步作些说明，则对于其所论证，必有更强的明晰性与说服力。按照程先生的意见，我把博士论文原题目改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西方风格学”一节也依先生建议删去。程先生的第三个建议最为重要，提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这一重要原则，研究者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需要很高的审美能力与理论思维。这是程先生身体力行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国文论的不二法门。我按程先生的建议努力去修订，但离程先生的要求尚远，不过也让我更加明晰了自己的治学方向。不管是当年，还是今天，这篇评阅书最打动我的，是程先生对年轻人相当着力的扶持。评阅书最后一段写道：

杜甫画像扬子晚报臧磊问：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对杜甫展开了讨论，有关杜甫的评价已在微博里成了热点。有些网友认为，杜甫的诗没意境，基本是在发牢骚，嫌自己不被重视，不被提拔，没有深层次的人生感悟，基本围绕个人利益在转，文采也和李白相差太多。他的地位被捧得太高了。这样的评价和我们在文学史中学到的有很大差异。蒋老师研究杜甫多年，想请老师对以下的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一、杜甫诗歌的重头真的是其私人化经历，只是写个人化的情感、事情为主吗？我不认同这样的判断。杜甫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特点，就在于能超越个人境遇来关注国计民生，在当下的社会和遥远的历史背景中把握个人命运，因此他诗中表达的情感内容总是能超越个体经验而具有一种合目的性的普遍意义。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杜诗推崇为唯一的“大家”，就是指杜诗有着他人无法比拟的丰富性和包容性，随便读他哪类作品，都能感受其广大深远的时空和深厚的情感内容。至于文采，他和李白不是一个类型，无论在字词句章哪个层面上他的精工、细腻、丰富和变化都是超过李白的，明代王世贞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太白较易厌，是有道理的。二、杜甫的地位是怎样形成的？在唐代、宋代乃至元明清，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何变化？杜甫生前确实不像李白那样名满天下，但他在当时也很受推崇。有个目中无人、非常自负的任华，现在只留下三首诗，一首赠李白，一首赠杜甫，还有一首赠草圣怀素。可见杜甫在他眼里，也是能和李白相提并论的诗人。到白居易的时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将杜甫推到集大成的地位，韩愈则并尊李杜为本朝最伟大的诗人，从此杜诗的价值和地位就确定无移。宋代江西诗派奉杜诗为宗，更使杜甫成为诗坛不祧之宗，历元明清一直不曾动摇过。虽然也有些批评意见，但不足以撼动杜诗的至尊地位。明刻杜甫诗文集三、公正地评价杜甫诗歌，他的诗歌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诗圣之说是否恰当？杜甫诗歌的成就，简单地说就在于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又以众多的创新开后世无数法门。除了诗中偶有拙辞累句，基本没有失败之处。就是被后代诗论家视为并非正路的绝句，也有独特的韵味。更兼其诗歌内容符合古今伦理规范，无论就情感内容还是艺术水准而言都具有最高的典范性，尊为“诗圣”没什么不恰当。我在《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机制》一文中，认为李杜若按诗体单项对抗算总分的话，杜甫分数会低于李白，但杜甫最终胜出，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老”，而李白没有。相信这仍是个有争议的话题。附：近期关于杜甫的一些评论图片转自网络【相关阅读】为什么是杜甫我们与杜甫，相差一行诗的高度莫砺锋：读杜甫诗的正确姿势莫砺锋：对轻慢杜甫说NO！莫砺锋：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到底是香还是臭莫砺锋：杜诗中的“佳人”实有其人吗？来认识一下熟练高位数四则运算、复杂分数运算、勾股定理和开方的杜甫蒋寅：如何更有效地看书和学习理论蒋寅：与中文系学生谈唐诗的专业读法蒋寅：学术研究不是生命，是生活蒋寅：我对文献学的看法蒋寅：眼下的学习环境和学习风气，与30年前浑如隔世蒋寅推荐

近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梳理馆藏档案文献时，发现程千帆致李小缘书信两通，均未收入《闲堂书简》，亦未见其他论著提及，当为佚简。现将两通书信略作考释，刊布于此，以供学林共同研究。（一）小缘先生撰席：《集刊》及《清华学报》各一册，谨以璧还。余嘉锡《提要辨证》，所中诸君子顷如不用，可否惠假一观？又《文摘》第一卷闻已出版，拟请赐以粉纸本一册。如须购买，亦乞将价目示知，俾便遵办。专肃，祗请道绥！会昌敂头（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李小缘（1898—1959），原名李国栋，江苏南京人。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历史学家。历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教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职。此信当作于1943年，其时金陵大学在成都。信中提及“《文摘》”，即该年4月出版的《金陵文摘》。《金陵文摘》是金陵大学为纪念建校55周年所出的一本专刊，收录1941年至1942年金陵大学师生学术论文及著作之摘要。原定每年出版一卷，实际只出了第一卷。本卷载有程千帆二十多种著述摘要，其勤勉可见一斑。《金陵文摘》（二）小缘吾师尊鉴：止强兄书来，敬悉受业往岁随文研所存皖箱箧，已荷鼎力代运回京，不胜铭感。除请止强兄代为备款取回外，谨特专函申谢。不尽区区，即叩道安！受业会昌拜上（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止强即孙望（1912—1990），原名孙自强，字止畺，江苏张家港人。历任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等职。孙望与程千帆为金陵大学同窗，交谊甚笃。此信当作于1947年。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藏中西文善本在李小缘等人的筹划和联络下，秘密运往江西婺源（原属安徽徽州），交由吴炼云保管。抗战胜利后，这批古籍在吴炼云的帮助下，于1947年3月底顺利运回南京（详见《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文集》中《抗战中的金陵大学古籍搬迁实例》一文）。由此信可知，当时程千帆的私人藏书也随这批古籍存放于婺源。1947年书运回时，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教，同时期，孙望执教于金陵大学。因此，程千帆委托好友孙望将书代为取回，并致信李小缘表示感谢。此信见证了金陵大学在抗战中保护古籍的一段历史，弥足珍贵。（南京大学图书馆

编者按：2020年9月，“程门问学”曾推送《张三夕教授的研究生必读书目》，颇受读者欢迎，阅读过万。但当时只看到第一批、第二批书目，并不完整。现全部四批书目已经公开，收在最近出版的《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借此机会，特重新推出完整版，以飨读者。

《南京大学文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参考书目》昨日发布，现转载于此，以便诸位同学采择。说明：具体考试科目以及其他信息请登录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查看2023年硕士招生目录。各专业参考书目如下：01045300

采泉先生道席：顷奉手书，又张著一册，敬悉一是。舜徽先生系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往尝在其业师席鲁思先生家中见过，但无来往。席先生原在武大中文系，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故。故弟与张先生亦多年不见矣。先生欲与通问，似不妨迳函华中师院也。友人萧君能文章，尤工草圣，以年老多病，久已退休渝州。并谨奉闻。专复，即颂春禧！

19802.17南京张文勋先生为云南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今年已九十六岁高龄。他与程千帆先生订交数十载，通信频繁。《闲堂书简》载程先生致张先生书信十通。近蒙张先生文孙赵寒先生惠示程先生去信手迹，与《闲堂书简》所刊核校一过，得佚简三通，又对辨识与系年之误略做修正。现刊布于此，以飨同好。全文承许勇兄校订一过，特此致谢！（一）文勋先生：日本波多野教授以其滇游之文见示，得睹手写长律，如见故人。岁月易得，相别又近一载矣。偶从友人处得知，故刘叔雅（文典）先生有《杜甫年谱》一书，在云南出版，弟所未见，未悉能为代购一册否？甚盼。兹寄上大纲一份，敬请审核。南大有三位同志从事此项工作，欲于正式撰写之前，多听取海内专家之意见。先生或就原件批示，或书于另纸惠下，均无不可。此间正祁寒中，弥念南天之燠热可爱也。专上，祗颂著安！程千帆顿首（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按：此信《闲堂书简》未收。（二）文勋先生：赐书及尊著均奉悉，极感。尊著容当细读。（其一册已交咏祁矣。）叔雅先生《杜谱》出版之说，乃得之传闻，今既无之，但增惆怅耳。李家瑞先生旧有《五花爨弄图说》，未能拜读。闻李老尚健在，不知能请就其原稿复制一本见示否？小书奉呈，极不成熟。幸赐正之。厦门之会，甚望能与也。此颂著安！千帆顿首（1980.）3.21按：此信原系于“约1991年”，但据信中所言刘文典《杜甫年谱》一事，显然与前信相连。程千帆1980年2月7日日记有“发出《理论史大纲》9封”的记载（程丽则《千帆身影》P107引），可知前信时间无误，故此信当系于1980年。（三）……久未通问，偶忆昔年南天之游，辄深弛系，遵奉大集，喜可知也。粗读一过，近数十年兴衰悲愉之迹，宛在心目，又欣然矣，齿及亡室，致纫高谊。惟其姓二处均误沈为许，殆钞胥偶误，幸于再印时订正之。……（1984年2月19日）按：此信《闲堂书简》未收，据《跋涉者的足迹：张文勋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周年纪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转录。收信人附记云：“此信大约写于1984年，原件已遗失，这是从《凤樵诗词》（1993年）附录的‘书信节录’中转抄的。信中说的‘大集’，是指我在1984年自编的《凤樵诗词》油印线装本，曾寄呈程先生请教。不久，先生即来信勉励。集中有《读沈祖棻先生涉江诗》四首，误沈为许，程先生特为之纠正。”又据程先生日记，此信当作于1984年2月19日。1979年在昆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期间，程千帆与张文勋合影（四）文勋先生：承惠新著，感谢，感谢。闻尚有巨著在排印中，甚盼先睹也。年来衰顿，各处之会，皆未能参与，因而亦无把晤之机缘，殊为惆怅。文生自法返后，意气弥盛，著述不休，深为可喜。其近况，兄当知之也。专此即候著安！弟千帆顿首（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七日按，此信原系为“1990年前后”，据刘泰山《隐者·行者·使者——专访王文生教授》（载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编《羊城珞珈情》）等材料，王文生1983年5月赴法国讲学，历时一年有余，1986年初又赴美，后遂于美国定居。1990年、1991年，程千帆在致张文勋、钱南秀等人信中，多次打听王文生下落。此信云“自法返后”，当在1984年至1986年之间。经查程先生日记，是1985年。（五）文勋吾兄：久未奉候，正驰系间，忽得新著，喜可知也。前蜀中传言，兄自本年度起，移砚四川大学，与杨弢甫共事，今乃知其不然。弟月前以心脏宿疾，住院治疗，已一月有馀，近略稳定，或者非久可以出院。衰顿日甚，所为不及其所欲为，慨叹而已。暇时仍盼惠我好音，不尽欲白。（文生久无消息，其近况兄知之否？）即颂著安！弟千帆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六）文勋先生：奉书知抵蓉讲学，甚盛，甚盛。成都风物人情皆美，讲贯多暇，诗囊定溢矣。又知大集即将出版，尤所乐闻。惟才非皇甫，则不敢妄序三都，但冀早日拜诵而已。贱躯仍时时不适，近又患眼疾二月有馀，衰顿可惊也。书不成字，伏冀谅之。敬复，即颂吟安！弟程千帆顿首（1988/）5/13按：此信原系于1986年，据张文勋《蜀中讲学》一文（载《张文勋文集续集》第三卷《学术人生》），他被借调到四川大学讲学是在1988年4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他曾选编自己的诗词为《凤樵诗词》，并欲请程千帆作序。此信中“抵蓉讲学”、“大集即将出版”、“不敢妄序三都”云云，皆与此合。又患眼疾事，程千帆在1988年4月4日、4月26日致蒋寅信，1988年6月17日致蔡厚示信中，都有提及。综上，故系为1988年。（七）文勋先生：顷奉赐书，快同觌面，知老学不倦，仍负西南学术之重，钦幸何极！又承示拟出诗词刊物，此甚盛事。拙作如荷采用，固所愿也。此间以久雨成灾，东南各省歉收已成定局，天心人事，如何可言，叹叹！小诗词数纸寄呈博笑。专复，即颂著安！弟千帆顿首（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按：此信《闲堂书简》未收。（八）文勋先生：前以小著奉赠，曾得复示，奖饰逾恒，愧愧。顷又得《云南诗词》，琳琅满目，中亦多故人之作，如施子愉先生乃武大旧同事，一别数十年，见其诗恍同觌面也。拙作殊不足观，先生认为有可采用者，自可随意挑选，惟附骥增惭耳。文生去国，忽已数年，其现时地址未详，如先生处有其最近地址，幸示知之，感感！近年已退休，惟尚有三研究生未毕业，俟今冬后，当可脱然。但心脏宿疾，颇难根治，年将八十，于此亦不值得过分考虑也。先生主持天南风雅，声光日显，瞻望随时而相晤无日，殊惘惘也。专此奉复，即颂大安！弟帆顿首（1991.）7.29晤晓雪乞致候。按：此信《闲堂书简》未收。（九）文勋先生：赐教拜悉。老衰无笔力，率题八字奉呈，伏冀谅之。晓雪兄想佳胜，见时乞道念也。专此即颂著安！弟程千帆（一九九二年）三月卅一日（十）文勋先生著席：云和先生来宁，颁赐手札，又大集、名茶，感荷之至。弟月前以前列腺增生作手术，顷尚在休养中，病榻以佳什作伴，亦已疾之良药也。如见晓雪，幸为道念。敬复，顺颂吟安！弟程千帆顿首（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文勋先生：《云南诗词》收到。旧作滥竽其列，愧甚矣。目白内障愈甚，书不成字，乞谅。复颂吟安！弟千帆顿首（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十二）文勋先生：惠赐文存及诗词集，何其美富若兹。读文集知主持南天文运，总领风华，尤为故人事业庆也。晓雪共居一城，想常相见，乞为致声。即祝合家安乐！弟千帆顿首（一九九七年）四月三十日（十三）文勋老兄先生：奉书知将出文集，甚为欢喜。以弟所知，滇中学人出文集者，并世唯昭通姜亮夫先生，兄乃继之，诚可贺也。并作签，写呈乞教。年近九十，手腕不听使唤，还乞厚宥。此只是说明友朋交谊，非敢论书法也。专上，即颂著安！弟千帆上（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五日（十四）文勋先生：惠赐《古今诗人咏大理》一书收到，甚佩对乡邦文献搜集之努力。尊集非久可以出版，闻之欣然，亦见先生数十载教学研究之努力，非苟焉已也。近亦偶印旧作，容当寄呈乞教。匆匆不尽，即颂吟安！弟千帆上（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附：程千帆为《张文勋文集》题签程千帆为《凤樵诗词》题“灵芬奇采，炳耀天南”程千帆书赠张文勋对联【相关阅读】程千帆致周退密信札手迹程千帆、缪钺往来书信程千帆、周策纵往来诗札程千帆、常任侠往来书信七通

保泉先生：老懒废事，久阙音问，忽奉大著《文心解说》，藉审日进无畺，深有所得，真可喜可贺也。文心当代显学，治之者数十家，然求如尊著之朴实无华，条理通达，以启牖后学者，尚无第二书也。弟退休已四年，昏聩日甚，幸心脏宿疾未大恶化，为可告慰耳。书城先生尊况何若？幸为致声。专此复谢，即颂著安！弟程千帆顿首十一月一日恕诚、学锴二公见时亦乞道念。按，祖保泉（1921—2013），安徽巢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信中书城指宛敏灏，恕诚指余恕诚，学锴指刘学锴，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据信中“退休已四年”语，此信当作于1994年。【相关阅读】闲堂书简补遗

编者按：本文原题《谈谈关于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是程千帆先生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提出他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方法，至今受用不尽。今天是教师节，谨将此文分享给广大教师和学子。讲课中的程千帆先生近年来，我自己培养了一些研究生，也到各地参加过一些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了解了一些情况。现综合自己的一些肤浅的经验和其他同志的先进工作方法，对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培养研究生必须注重基本训练。我和研究生第一次谈话，就说：我这个人有两条，第一条是丑话说在前面，第二条是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我要求他们交给我的任何一张条子，一直到整篇论文，都必须一律用正楷，不准写草字，不准自己造字。有个研究生不照这个要求做，我马上给他退回去。我说，我某月某日讲过的，他就只好拿回去重抄，不论写多长，都要重抄。再就是不准写错别字，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我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他们看不见；当然，语法不通我就给他改。严格的基本训练行不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导师怕不怕麻烦。因为你要发现错字，就得非常仔细地看，否则错字就往往被忽略了。凡是引书，一定要注明卷数、版本，这也是基本训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学生引个什么材料，来历不明，我就给他勾出来，打一个大“？”，问他从哪里引来的？有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一上来就说，“恍惚记得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那我当然要给他退回去。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他们就会慢慢地觉得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我觉得抓语言训练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搞教学、科研总要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嘛。对于文言文，我尽可能鼓励他们多看、多写，提高这方面的表达和吸收能力。如果学生的外文好，他用外文做笔记，我也赞成；就是说，要使他们多方面得到训练。要注重一般的基本训练，还要注重学生所专攻的某一门学科的基本训练。二、不能让学生用一篇论文或者标点一部书就换取一张硕士文凭。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一定要让他们的知识面宽一点，适应能力强一点。我们的国家还贫困，不但物质财富贫困，知识、人才方面也贫困。如果我们把一个学生训练得太窄，他毕业出去，专业就很难得对口。比如说，学生学了三年，学得太窄，只懂一点点东西，出去以后就只能教一门课，怎么行？他将来要后悔的，要骂老师的，我们也要后悔的。现在的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从前教文学史都能够教文学通史，教哲学史都能够教哲学通史，然后再开一门专门课程一一隋唐佛学研究或者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现在，认为自己是搞隋唐的，别人问到陶渊明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陶渊明是南北朝的，同我没关系。问到欧阳修，又说：欧阳修是宋朝的，同我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已不少了。也就是说，知识面很窄，并且觉得理当如此。我们认为，一个专家应当知道得很多，对于某一门应当知道得特别深，而现在的青年同志所理解的专家却是对于某一门只知道一点点，其余一概不知道。这叫什么专家？这是个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从前有一个笑话：一个将军打仗，被敌人射了一箭，射到肉里去了，请一个医生来看。这个医生就拿一把小锯子将箭齐肉锯断，说好了。将军说：箭还在肉里没有拿出来呀！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情，我是外科。这样的学风就是“锯箭疗法”。所以，怎样使我们的课程安排得适当一点，所教的知识面宽一点，也是培养研究生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程千帆先生与学生在一起三、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这些老头子，体力差了，生活上有困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是孔门的遗教。这样做是可以的，甚至是应当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参加答辩，一张反对票投下去，就会通不过。如果不好意思，其奈祖国学术前途何！无论是对自己的研究生，还是对别人的研究生，恐怕还是严格一些的好。我有一个博士生，我叫他读《毛传注疏》。他读了，说那些文物制度对今天没用处，又读不懂。我说：许多地方我也读不懂，或者只比你稍懂一点，但是你不读一遍，怎么知道读不懂？你是个博士生，将来拿到一张博士文凭，连《注疏》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行吗？他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读了很久，说：原来毛传、郑笺、孔疏，其中也颇有异同呢！我说：是这么回事，看第二遍，发现的问题就更多了。为了严格要求，我有一个方法，叫做“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施加压力，第一是“不断地”，不是一回压下去，分量太重，学生受不了；第二是“友善的”，使他感到你是为他好。这样，他才受得住。不要疾言厉色，但是规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毫无商量的余地。一方面要求严格，而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又要对他很平等，很民主。假使一个学生指出你在某处错了，你就说：“这是我错了，你对。”他就会很高兴，觉得在学术上和你是平等的。现在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辛辛苦苦地带路，心平气和地让路。要非常负责、一丝不苟地带出一条路来，然后说：“你请吧，我不行了，我让路，你们去干。”这就是欧阳修看到苏东坡后所讲的：“老夫当放此人出一头地。”他还对儿子们说过：你们记着，再过几十年，文坛上不会再提到我了，只会提他——苏东坡。他预先看出苏东坡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如果老师是这样一个态度，学生们原来只能承受一百斤压力的，就能承受一百二十斤，这样就能激发他们内在的潜力。因为学生们感到老师这样器重、期待他们，又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他们的爱国热情就会迸发出来。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与博士弟子四、我想谈谈关于研究生学习外文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外文是必须学的。有的认为，外文原则上是必须学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放低要求，让他们考进来，然后再补；一是进来以后也可以把要求放低些。我的想法是，应当把外文抓得紧一些。我们中国的学术落后，同不了解整个世界的学术情况很有关系。就过去来说，外国的汉学研究，日本是比较有成绩的。其他国家除了个别非常杰出的人像伯希和、高本汉，多数水平不高。但最近三十年来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很多的同胞由台湾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变成了美籍华人、加籍华人、澳籍华人。这些人又推动了整个汉学研究的进步。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我所看到的一部分来说，有不少是不错的，如果不同他们交往，对于我们学术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写过一本唐代科举制度的小册子，日本的一个教授写了一个书评寄给我。书评相当长，讲了一些可取之处，也举出不足之处，这是正常的。书评后面加了一个附注，说在日本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科举的问题，专书有哪些，专文有哪些，“似乎作者及其他中国学者都没有注意”。这真教人难为情，但也只好承认，你就是没有注意嘛！我英文还可看看，其他外文，我就只好瞪眼睛。到头来还得怪自己的外文懂得太少。日本的科学情报是非常灵通的。据跟我学的日本学生讲，中国出版的书，甚至地方上出的书，日本都能买得到。他们对我们熟悉得很，而我们对人家却茫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主席讲过，闭塞眼睛捉麻雀是不行的。认为不必学外文的同行还有一种理由：难道我们中国人搞自己这一套还搞不过外国人？如果搞得过外国人，那学外语干吗？当然，我们搞得过外国人，外国人研究个别问题可能比我们强，但整个来说，我们水平比他们高多了。我原来带研究生的时候没有把握，特别是带博士生，便找了很多台湾的和外国的材料来看，看了以后，我就厚着脸皮说，我能带，因为他们毕业生的论文所达到的水平，我的学生也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这是应当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输出的问题。我们的既然好，为什么不输出？为什么光看人家的材料？我们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向外推广吗？所以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要像外贸部门的进出口公司那样，不能光管进口。如果懂外文的话，出口就方便得多。宣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个责任很重大。从这一点上说，应该加强外语训练。至于说学起来很困难，这里原因很多，如师资呀，个人勤不勤奋呀。要创造一些条件嘛。如果师资配得好一点，多弄点录音带，压力加强一点，道理说清楚，也许现状就可以有所改变了。事在人为！1999年，程千帆先生获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时任校长蒋树声为其颁奖。还有个问题。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把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有的时候要爱，如保赤子；有的时候要恨，恨铁不成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跟着你走了。比如说，老师很勤快，学生到你家里来，你都在工作，他看到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在工作，就会想：“我怎么办呢？”——“我得勤奋！”老师的身教是很重要的。又比如说，有的学生经济上比较困难，国家一年给四十块钱的买书费，不够用。那怎么办呢？他忽然要买一部《四库总目提要》或一部《十三经注疏》，很贵啊！我就给他们拨点周转金，让他们来借，有了钱再还给我。这对他们来说就很起作用。一方面要求很严，一方面又要爱护他们，这就是对立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师生的关系就比较好，你给他们说些什么，他们都能够接受。再者，就是教育部规定硕士研究生要读三十多个学分的课。现在是用集体培养和导师负责相结合的方法，以一个学术带头人为主，另外的同志为辅。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不仅要教出一班一班的学生来，而且要把教师建成梯队，通过合作，互相提高，然后学术才能传下去，继往开来，薪尽火传。如不这样，老的如果死掉了怎么办？就没人带头了。我现在管着两个摊子：研究生古代文学专业有一个唐宋文学研究方向，有三位副教授跟我合作；另外一个《全清词》研究室，有四位讲师跟我合作，其中有一位已提名晋升副教授。唐宋文学研究方向，其中有两位副教授专业比较强，另一位则精于宋元文学，因此我就把博士研究生的《文选》同《文心雕龙》这两门课请他指导。他说：这两部书我没有详细搞过，那我怎么指导呢？我说：正因为你没有详细搞过，所以才请你负担起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工作做得很好。《全清词》那一摊，我也注意到，要通过大规模的采访、编辑工作，提高同事们的科研能力。在编这部大书的同时，还规定他们各有独立的科研任务，以期做到“一石三鸟”：一，编好《全清词》；二，写出一系列的科研著作；三，在前两项的基础上，建立古代文学专业的清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生。总之，我们这些老头子要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建立梯队，使得后继有人。（本文根据程千帆同志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录音整理，发表时经作者作了些删改。一一编者）>原题《谈谈关于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载《高教战线》1983年第5期听程千帆先生原声↓

本文原题《张门承謦记》选自《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謦欬，本指咳嗽、谈笑声，后形容师长辈教诲晚辈的委婉方式。古人常谓面聆謦欬、亲承謦欬等等，皆此意也。本文取名承謦记，即记录在张三夕教授门下受到教诲的一些事迹，主要从读书与生活两方面记录身在张门的所见所闻。01入门时的“一书二纸三自传”被张老师招入门下，每个硕士、博士入学之际，即接到张老师的“一书二纸三自传”。一书，指签订遵守张门“门训”承诺书，旨在规定入门者的德行与学术规范，此承诺书一式两份，类似于甲方乙方签订的合同，师生各自签字保存；二纸，指张门门训（我们常谓之12条军规）与读书会书目；三自传，指初入门者需要交上三份自传，分别用文言文、白话文、英文写作（据说此乃承袭程千帆先生培养学生所用之法）。

整理者按：四年前，曾蒙邓小南老师赐示程千帆先生1988年3月4日致邓广铭先生书信一通，已在“程门问学”刊布。近又蒙邓老师赐示1994年3月21日之一通，乃是对邓广铭先生来函及赠书之答复，弥足珍贵。今年适值邓广铭先生115周年诞辰，现将两信及邓先生来函一并刊发于此，聊作纪念。再次感谢邓小南老师的无私帮助！

走近“苏海”之二巩本栋：东坡是永远的东坡！|

编者按：《闲堂书简》原收有程千帆1979年致夏承焘书信一通，近蒙温州方韶毅先生赐示1954年之一通，皆劫后仅存之物，至为珍贵。现两信经方先生笺注，一并刊发于此，以飨读者。（一）瞿禅先生左又：奉廿七日手书[1]，仰见前辈怜才之雅，感何可言。祖棻[2]刻尚承乏苏州讲席，祖棻病懒，在成都时，有友命书小扇，数年不复，先生长者，不敢稽延，乃由昌书之，非敢有所吝也。昌曾屡商当道移教华东，迄无成效，遂使尘俗夫妻亦同牛女，诚可叹也。其词方求点定，尚乞暂置尊处数月，俾得以燕闲之暇，从容为之。[3]顾学颉[4]先生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先生如有书问，迳寄该社当可收到。承命为尊著制序，所不敢辞，惟不知文体以用文言抑白话为当。此书先生当自有题记，如用文言，则昌亦当学步，以免有损全书风格，至希惠示，以便遵办。[5]心叔[6]先生治学博通廉悍，夙所钦迟，无缘陪接，但深驰仰。前闻卧疴甚久，刻想早经康复，晤时尚乞致意。丁丑前昌家寓杭州，夏腊归省，颇得湖山之乐，今匆匆十余载矣。来岁假中，不知能来杭奉谒兼寻旧游踪迹否？谨上，顺颂道安！会昌叩头（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季思[7]先生想已返粤，渠亦欲东归，然未能也。（吴常云藏）----------[1]夏承焘日记1954年9月27日有记：“发程千帆武汉大学复。”即指此函。[2]沈祖棻（1909—1977），字子苾，别号紫曼，浙江海盐人，生于江苏苏州。曾就读于中央大学，后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与程千帆相识相恋。历任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江苏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教职。著有《涉江词》《宋词赏析》等。所提苏州讲席，指沈祖棻时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3]夏承焘日记1954年9月25日有记：“接程千帆寄其妇沈子苾（祖棻）涉江词稿一册，千帆精楷手书，属为加墨。附来一笺，谓在沪尝向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部主任钱百城君推荐予之词人年谱。诵子苾词，灵秀可佩。”可知信中所谈为此。夏承焘作《一洛索·题沈子苾〈涉江词〉》为赠，1954年11月29日日记有录初稿：“赌书问茗都无暇，淡蛾无须画。高楼秋思好平分，湖海气，星辰夜。

胡小石先生胡小石1888年出生于南京，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907年考取当时南京的最高学府两江师范学堂，颇受监督（即校长）李瑞清赏识，引为入室弟子。胡先生1910年2月毕业后即留校任附中博物教员。李瑞清还推荐他拜清末诗坛领袖陈三立为师学习诗学。辛亥革命后，李瑞清寓居上海，特邀胡先生于1918年1月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这使胡先生有机会继续向李瑞清以及父挚硕学通儒沈曾植学习书法、诗学、金石文字学，并出版了《金石蕃锦集》。1920年9月恩师李瑞清去世，胡先生协助恩师的挚友曾熙办理了丧事。两江师范学堂的学长陈中凡曾在南京清凉山的扫叶楼品茗，无意中见到胡小石的题句“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在上海李瑞清的寓所遇见胡先生，读到他的诗，并获赠《金石蕃锦集》，觉得他轶才秀出，学术功底深厚，特地推荐他于1920年11月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所教学生有冯沅君、苏雪林、程俊英、黄庐隐。1922年8月，胡小石应聘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系主任，所教学生有胡云翼、刘大杰、李俊民。此后胡先生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1938年被评为中国古代文学部聘教授，1941年复被评为国学部聘教授。这一阶段知名学生有段熙仲、唐圭璋、徐复、吴白匋、曾昭燏、游寿、高文、沈祖棻、孙望、程千帆、金启华等。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胡小石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不再设文学院，于是胡先生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8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一阶段知名学生有周勋初、侯镜昶、吴翠芬、谭优学、吴新雷、郭维森等。胡小石于1962年因病去世。胡小石在各高校上过中国文学史、诗选、散文选、楚辞、杜诗、甲骨文、金文、《说文解字》部首、书学史、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其中以中国文学史上课次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不少学生后来都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如冯沅君与其夫陆侃如合著过《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苏雪林写过《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史》，胡云翼写过《新著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写过《中国文学发展史》，孙望、常国武合著过《宋代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合著过《两宋文学史》，程千帆与弟子吴志达合著过《元代文学史》、程千帆与弟子程章灿合著过《程氏汉语文学史》，周勋初写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等，从中略可窥见其深远影响。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十一章于1928年由上海人文出版社出版，后来其弟子金启华又依据四十年代诸生的听课笔记，增补了“宋代文学”一章，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次经过“领读文化”策划，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8月将增补本单独出版，反响热烈，那么该书价值何在呢？《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

胡小石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他早在1928年就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虽是根据学生课堂笔记整理成书，但当时仍“为学术界所重视，公认其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吴白匋语）。胡云翼曾把此书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相提并论，他说：“最近十余年来，文学史的专著乃风起云涌的出版，据我所知，已有下列二十种之多……实有多数不能令我们充分满意……严格点说来，我们认为满意较多的实只有吾家教授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及吾家博士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并评价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周密，持论平允”（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国文学史》初版然而，两位胡先生的文学史的命运却相去天壤。胡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出版90余年来，仅再版过一次，收在1991年出版的《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中，今天已很难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焄就曾感慨，此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杨焄《文学史中的学术史》）。最近，这部经典著作终于又有了单行本。《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

士则尊兄：手教雅制及定戡、广洋先生词并拜悉。先生于《全清词》事商榷周详，良用铭感。南大方面，最近由负责人出席社会科学院及教部召开之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规模颇大，清词编纂之拟议，亦在其中，一切尚未具体化，故如何办法，弟目下尚不知其详。然如征集陆夫人藏词目录等事，尽可先做。弟久废吟事，今得拜读诸老佳作，真如听仙乐耳暂明也。匆复，敬请教安！弟程千帆敬复十一月四日>原载杨同甫、杨象甫编《追思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按，杨廷福（1924—1984），字士则，浙江鄞县人。曾任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此札约作于1982年。定戡指徐定戡，广洋指吴广洋，陆夫人指陆维钊夫人。【相关阅读】顾圣琴：风义平生——程千帆的师友交谊与《全清词》编纂施议对：《全清词·嘉道卷》开拓词学研究新格局闲堂书简补遗

本文选自《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曾军

讲授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点击书影进入问学书屋购买《校雠学略说》程千帆

同贤、昌平先生史席：前得贵社来示，俛允所请，感荷之至。值以小恙住院，辄乞伯伟先为致谢，计已达览。比又奉瑶函，垂注备至，尤见关怀南京大学之发展，成人之美，为今日所难能也。比台湾友人来函，欲以《考索》《行卷》两书（或合为一本）印行台版，弟告以有《两宋文学史》之成例，将来可由两岸出版社订约。竢有明确消息，当即奉闻。敬复即颂撰安！

张三夕先生，生于1953年，祖籍湖北鄂州。先生成长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77年初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武汉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湖北大学，为行文方便，下统一称“湖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79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南京大学录取，同年9月进入南大中文系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涯，导师程千帆先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唐宋诗歌。1982年初，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任古代文学讲师。同年年底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1983年成为华中师范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舜徽先生，专业历史文献学。198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证书编号为“00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首批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的“大师兄”。博士毕业后，先生留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当年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一先生的求学生涯既“不幸”又“有幸”。所谓“不幸”，是指先生1966年进入武汉市江岸中学初中学习时正值“文革”时期，未能正常上几天课，学业几近荒废。所谓“有幸”，是说先生初中毕业时，武汉市恢复高中招生，先生有幸作为六九届初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二十中的一员，进入江岸中学高中学习，因而不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比他的姐姐、两个弟弟以及许多同龄人幸运的是，先生1972年高中毕业后，因英语成绩优异而留校任英语教师，并被送至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接受四个月的短训。在江岸中学任教期间，先生埋头读书，朋友、同事都是他请益的对象。1977年初，先生终于跨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与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一样，先生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力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那个时代，教师们诲人不倦，严格要求；学生们学而不厌，孜孜以求。生活虽然简朴，求知问学精神却无比充盈。同为程门弟子的蒋寅先生曾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老师的严格和学生的勤奋，都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蒋寅：《40年读书治学路》，《人民政协报》2018年3月26日12版）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不拘一格录取人才，允许在读本科生报名。1979年，先生参加研究生考试，本科尚未毕业就被南京大学录取。这是他从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文史爱好者转变成一位文史专业学者的关键一步。1980年4月20日与程千帆先生和研究生同学徐有富（左一）、莫砺锋（右一）游览南京栖霞山先生先后入程千帆先生、张舜徽先生门下。他最常提及的前辈大师的治学经验是：程千帆先生撰《史通笺记》耗时费工的批校；张舜徽先生治“说文学”四十年集腋成裘终成两百多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黄侃先生每年点读白文十三经；钱锺书先生常年“温经”“读集”的刻苦治学功夫。求学期间，先生以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自励，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典，先生的书橱中保留着上百本求学时期的读书笔记，既有摘录，也有旁批，密密麻麻，为学功夫由此可见一斑。富于才情又勤学不已，故先生初出道即崭露头角。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谈韩诗的语言艺术》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随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14期转载；第二篇论文《论苏诗中的空间感》刊载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一发表就受到学界同人的好评。先生又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思想理论、方法论。他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上的中西问题、古今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具张力。那个时代，青年学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敞开怀抱迎接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故先生推崇通人之学，不仅提倡文史哲博通，而且主张中西学会通。他认为，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治古学不能固守一隅，一定要善于吸收世界各个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先生的学术兴趣极其广泛，举凡文学、史学、哲学、文化传播学，乃至政治、经济、法律，都广泛涉猎。故而先生治学所得，既有《宋诗宋注纂例》《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诗歌与经验》等典范的文学、史学、哲学研究成果，也有《20世纪的“最后性文本”》《现代性与当代艺术》等跨界精彩之作，更有《在路上》等深邃的随笔及时评。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师生合影先生的学风因此而异于常人，其思维既严谨又极其活跃，既超越又贴近当下，是一位自觉践行“通古今之变”的文史学者。先生通过日记记录自己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历史观察者的姿态，审视自己以及大众的生活。先生与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这使其可以不断超越个体的生活而进入到更深刻的批评之中。余英时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几个重要的特性最值得注意。第一是他比较具有全面的眼光，因此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第二是作为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他比较富于使命感和正义感，因此具有批判和抗议的精神。第三是他比较能够超越一己的阶级利害，因此而发展出一种牺牲小我的精神。（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从诗歌的时空哲思到《史记》列传人物的精神，从死亡的哲学思考到死亡的文学书写，从诗歌对死亡的吟咏到碑志铭文对死亡的叙述，从个人日记到历史事件的书写再到当下大众的生活，他对死亡的严肃思考，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的持续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批判，无一不是出于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二先生的执教生涯，自1972年在江岸中学高中毕业随即留校任教至今，已臻五十年。先生执教生涯的起点是他的母校江岸中学，他的初中班主任章毅老师，高中班主任孙浩老师、徐斌老师，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江岸中学的同事张泽恩、邵明镛、龚国祥等老师，与先生亦师亦友，在汉语表达和英语学习方面对他助益甚多（参看本纪念文集中熊斌、韩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