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给李白杜甫打打分
本文为蒋寅教授《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点击文末链接，可阅读全文。
在今天谈论李杜优劣，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李杜优劣的问题值得讨论吗？经过历史上李杜评价从扬李抑杜到扬杜抑李再到李杜并称的漫长过程，这一问题似乎已到了无须讨论或无可讨论的地步。不是吗？从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吴融《禅月集序》称“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一直各有其人，但自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论出，李杜不当论优劣的看法逐渐成为主流。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两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严羽这一终结性的论断之后，再经明人对“陇西趋《风》，《风》故荡詄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也；襄阳趋《雅》，《雅》故沉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的比较，就很自然地得出李杜“趋若异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轾之者”的结论，而“李杜原齐驾，难将伯仲评”也遂有定论，无论再作什么争辩都显得多余。清高宗《御选唐宋诗醇》论定李杜“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并称大家而无愧者”，更以钦定宸旨迫使朝野论者顿省“诗人评李杜优劣，聚讼不已，殊属无谓”，只剩下李杜并重的议论稍可伸张其说。如汪玉珩《朱梅舫诗话》云：
杨诚斋评李杜云：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又曰：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杨升庵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骚人雅士之词。比之文，太白如《史记》，少陵如《汉书》，似为李左袒。胡应麟则云：李犹庄周，杜犹左氏，庶几得之。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甚至断言：“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这都可以看作是恪遵钦定旨意的主流见解。
进入20世纪后，以汪静之《李杜研究》、傅东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有关李杜的比较和评论开始在现代作家论的模式下展开，其间经过70年代初郭沫若和萧涤非的争论，最终回归李杜并提并尊的定论上来。后来马积高《李杜优劣论和李杜诗歌的历史命运》、羊春秋《“一李九杜”与“一杜九李”的审美差异》等论文以及唐诗史和文学史的论述、评价，大致都以这种不可优劣论为不刊之说。近年发表的论文更从时代风貌、现实环境、个性倾向、仕宦出处、美学趣味、艺术技巧等诸多角度来分析、对比李杜诗歌的种种差异，较有代表性的如罗时进《“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一文从唐诗分期的角度谈李杜并尊的必要，指出后人多学杜并不意味着中晚唐以至于近古时代李白影响的弱化；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一文从李白侧重感发情兴、杜甫侧重描绘家常切入，阐述李、杜两家典范意义的互补性，都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充实了我们对李杜的认识，当然也强化了两家不可论优劣的理由。
但是以上的论述仍不能消除我的困惑：李杜真的不能论其优劣吗？起码金圣叹就不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吧？他平生最不满“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之说，认定诗学里决无不可明辩的问题。我也不相信竟有无法评判两个作家高低优劣之事。泛泛而论、统而言之，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采用单项记分制，按体裁来分别对比，或许就可以分判高下优劣了。当然，应该承认文学评价有时是很难用量化的形式来说明的，但在没有更好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不妨试试。按体裁来计算单项分，我给李杜两家打出的比分是：
乐府，李白自是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应已满足。要论对乐府体制的掌握及艺术突破，杜甫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固难以同李白相提并论。即使他被认为有开创新题乐府的功劳，那些新题乐府也难与李白的成就相比。五言传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而神理、气味还有一定距离；七言除了《兵车行》等少数作品之外，风格多近于古诗，不像李白乐府与歌行相出入，更具乐府风神。
五古，杜甫一百分，李白九十分。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李白分数打低了点。但五古是杜甫的艺术独创性和重要成就之所在，尤其在开拓体裁的容量、章法严整、语言精警等方面独步一时。李白五古虽也写得不错，却少点鲜明的特色，名篇也不如杜甫多。
七古，李白一百分自不待言，杜甫恐怕九十分就已满意。平心而论，两家七言古诗各有千秋：李以气势飘逸胜，杜以骨力沉郁胜；李近于歌行之恣肆，杜则邻于文章之开阖。所以胡应麟论七古即以李杜并举，说：“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尽管如此，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远多于杜甫，却是不争的事实。
七律，杜甫自是一百分，李白不喜欢作七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两首打个八十分应无问题。
五律，两家打平手，杜甫必甚满意。事实上，李白之神奇飞动、自然名隽，杜甫之精工雅切、妥帖浑成，无不各造其极，实在难以轩轾。
五绝，李白必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已勉强。李白之作多神韵天然，含蓄不尽，二十字中有无限意味，耐人吟讽。杜甫之作或出以速写之笔，意无蕴蓄；或流于拙重大，不合五绝之体，历来鲜有好评。
七绝，则更无须较量，李白必一百分，杜甫至多七十分，许多批评家可能给分更少。主要是七绝专主风神，以思致奇巧，摇曳多姿取胜，杜甫每驭以大力，又喜欢对起对结，遂给人切取七律半截、收束不住的感觉。胡应麟论唐代绝句说：“五七言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相信代表了古代大多数批评家的看法。
这样合计下来，李白总分起码高出杜甫五十分。虽然有点像是戏说，倒也是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相信大体不悖于诗家定论。元代诗论家陈绎曾《诗谱》列举各种诗体的典范作家，李白各体均有其名，而杜甫却不见于七绝中，可见杜甫那五十分主要就输在绝句上。如果再考虑直到中唐诗坛犹“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普遍崇尚古体的观念，李白总分高出杜甫几乎是不用怀疑的。但问题是两人身后获得的评价和重视，绝对是杜甫占了上风，宋代以后对杜甫的推崇几乎呈一边倒的倾向。这又怎么解释呢？
>摘自蒋寅《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原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省去了注释。
《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
蒋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