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到底是香还是臭
我最早读到的杜诗注本，对“朱门酒肉臭”一句中的“臭”字都没加注。既然不加注，就意味着取其本义，就是“秽恶之气”，当然也就读作chòu。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读，从没想到还有其他的读法。近年来才听到不同的议论，有人说这个“臭”字应该读xiù，意即“气味”。也有人说仍可读chòu，意思却是指“香气”。他们从而把这句杜诗解作“富贵人家的酒肉发出香气”，而不是说富贵人家的酒肉多得腐败变臭了。几种不同的读法，到底孰是孰非呢？
单纯从字义来看，几种读法都有根据。《诗·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郑玄注：“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此句诗经中的“臭”字显然泛指“气味”。《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孔颖达疏：“氤氲臭气，香馥如兰也。”此处的“臭”字显然专指“香气”。但是我们理解诗句中的字义，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就是必须注意其上下文的语意。这句杜诗见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杜甫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家人，途经骊山，此时玄宗等人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寻欢作乐，宫外的百姓却饥寒交迫。于是诗人写道：“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南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中引《孟子·梁惠王》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以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两段话作注。从批判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这个旨意来说，杜诗确实与《孟子》一脉相承，郭注可从。但是如论字句的渊源，郭注仍不够精确。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改引宋人黄庭坚之言：“《孙子新书》：‘楚庄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而三军有饥色。’”其精确程度远胜郭注，但引文不够完整，出处亦有微误。今人邓魁英、聂石樵先生《杜甫选集》则据《艺文类聚·人部八》引王孙子《新书》：“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尊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艺文类聚》是初唐人所编类书中最著名的一种，正如闻一多先生《类书与诗》一文所言，类书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甫本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人，他对《艺文类聚》一定烂熟于胸，对楚庄王攻宋的故事一定十分熟悉。当他想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时，这个典故自会浮上心头，并现于笔端。杜甫晚年所作的《驱竖子摘苍耳》中说：“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也是运用同一个典故。《新书》明言“厨肉臭而不可食”，这个“臭”字只能解作“秽恶之气”。所以我觉得从用典的角度来看，“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还是解作“发出臭气”较为妥当。
那么，说富贵人家的酒肉发臭是否夸张过度、不合情理呢？并非如此。杜诗对唐玄宗君臣在华清宫中的享乐情景有淋漓尽致的揭露：岁暮严寒之时，行走在骊山脚下的诗人感到“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宫中的舞女却穿着薄如烟雾的罗衣，高官贵戚则享用着鲜如初摘的果品。穷奢极欲，莫此为甚！当时的达官贵人，除了贪婪金钱以外，对生活资料同样贪得无厌。试看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大臣元载，据《新唐书》本传记载，从他家抄出的财物竟有“胡椒八百斛，它物称是”。胡椒是调味的佐料，即使是数十口之家，日用铢两足矣。连胡椒都要积储八百斛（合八万升）之多，家有酒池肉林何足为奇！酒池肉林一时享用不尽，变酸变臭又何足为奇！
杜甫写诗，向有“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神。清人赵翼评杜甫说：“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后面所举的例句即包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内。如果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是想用“臭”字表达“气味”或“香气”，那只能算是“说到七八分者”。只有用“臭”字表达腐败发臭，才是“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这两句诗才是惊心动魄的警句。显然后者更符合杜甫的创作实际。
所以我认为，对“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不必追求新异的解读，取其最常用的义项，更为合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是诗圣杜甫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入木三分的讽刺，是对大唐王朝命运的深重忧虑，也是对千秋万代的社会隐患的深刻警示。在我们对基尼系数保持高度警惕的当下，更应时时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这两声警钟。
>原题《“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怎么读》，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7日03版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评赏
此诗是杜诗中著名的“大文章”，也是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无论是篇幅之宏大、内容之广阔，还是结构之严整、字句之精练，在整个唐代，乃至整个古代五古作品中都绝少比肩者。前人五古大多短小，只有杜甫五古篇幅宏大，气势磅礴，为古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域。正如杨伦所评：“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五古部分中特设“长篇”一卷，入选仅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该卷中另外还收有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诗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所以，细论起来确实只有杜甫这两首诗，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
此诗的抒情手法极具开创性。虽然题作“咏怀”，也确是以“咏怀”为主线，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全诗的层次就是依据叙事的过程逐步推进，故又以“自京赴奉先县”为题。这种写法，使得感慨皆缘事而发，也使得叙事皆有旨归，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法。比如中间写骊山宴乐的一段，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分紧密。诗人先用粗线条描绘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的种种情形，忽然插入“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既似叙事，又似议论，语气冷隽，讽刺入骨。“中堂舞神仙”以下六句，转为工笔细描，极力渲染玄宗、贵妃及宠臣、内戚恣意享乐、骄奢淫逸的场面。然后，笔调一落千丈，仿佛石破天惊，诗人愤怒地指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如此不公，人间如此不平等，真让诗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多少激愤、多少谴责、多少血泪，在这里凝缩成惊心动魄的十个字。儒家一向谴责贫富不均，历代诗人揭露贫富不均的作品也不罕见，但只有这两句诗最为凝炼，最为精警，最为痛切，以至于后人只要一说起贫富不均的话题，首先想到的便是它们。真正的诗人，应是社会的良心，应是人民的代言人，杜甫在这些方面当之无愧。
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此诗是杜甫的“心迹论”。然而此诗处处推己及人，处处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民族的不幸联系起来，正因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故又被王嗣奭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显然，此诗就是杜甫这种创作倾向最早的成功尝试。
——摘自莫砺锋、童强《杜甫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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