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释中国

中国文学批评课 · 序说

二、课程释名

3、中国

作为本课程释名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中国”，这似乎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实则仍有必要清理某些观念。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讲中国，我们不需要百多年前“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的态度，我们也不需要两百多年前如乾隆致英国乔治三世（1793）所谓“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来货物以通有无”的态度。这种态度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至五百多年前明成化末丘濬的《大学衍义补》（1487）：“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这些话听起来很自信或者很强大，但只能满足封建帝王的虚荣心，只能暴露蜗居株守的士大夫的井蛙之见，只能造成国人精神上的萎靡、僵化和闭锁。至于在文学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衍还对钱锺书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钱锺书为之下一案语云：“好多老辈文人有这种看法，樊增祥的诗句足以代表：‘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读是何诗？’（《樊山续集》卷24《九叠前韵书感》）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林纾的翻译》）难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把晚清遗老的拘虚之见当作金科玉律吗？我在很多场合下反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学术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研究。今天还想在这里强调一遍。

钱锺书

钱锺书近八十年前在上海美军俱乐部作过一次题为《谈中国诗》的演讲，在最后一段指出：“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他还幽默地说：“有种鬈毛凹鼻子的哈吧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里的‘西洋花点子哈吧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见《人生边上的边上》） 三十多年后，钱先生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又说：“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和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钱锺书自年轻时形成并终生秉持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1942）他一生的著作——从《谈艺录》到《管锥编》，从《七缀集》到《容安馆札记》——似乎都阐明了这个问题（当然并不限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针对的，就是强调中西文化的不同甚至无法通约。要理解钱先生文化立场的意义，是需要置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中来理解的。脱离了这样的背景，也就脱离了柯林伍德强调的“问答逻辑”[ “问答逻辑”是柯林伍德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说：“不可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说的或写的陈述句子来探知他的意思，即使他是以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方式和完全诚实的态度来说或写的。为了理解他的意思，你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即他心中的问题，也是他假设存在于你心中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或写的东西正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又说：“除非你知道一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的意蕴。如果你误解了这个命题的问题，也一定会误解它的意蕴。”见《柯林伍德自传》。]，得出的评价就不会实事求是。例如余英时对钱锺书就有这样的评论：“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余英时谈钱锺书》，收入《情怀中国》）我想象不出凭什么讲“相异”就比讲“相同”难，而钱锺书不讲或少讲“相异”是因为“知难而退”。在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在文学的框架中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唐代文学，而不是在唐代文学的框架中研究唐代文学，或者扩张一点，在古代文学的框架中研究古代文学。那只能缩小中国文学的意义，将它们固定在也限定在一个“地方文学”的范围内，而无法进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中。中西文化有差异、有争执、甚至有冲突，但也有可相通、可互鉴甚至可融合之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努力付之以行，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才能得以实现。以钱锺书眼界之高、衡量之严，他对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还是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在谈到美国学者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说：“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它表示中国文学研究已不复是闭关自守的‘汉学’，而是和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普遍研究通了气，发生了联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仅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我也举个例子，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田安（Anna M. Shields）教授，其著作译为中文的有《缔造选本》《知我者》等，她对于自己工作的意义有这样一番描述，就是要“建立一个学术网络……努力创造这样的社群，不仅面向学生，也与其他文学的学者分享研究成果，使中国古典文学成为广大全球性对话的一部分”（《古与今》，收入《洋人汉话》）。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努力！所以，我们不能自高自大地认为外国人——无论他或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还是大和族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文学，我们也不能闭目塞听地认为外国的文学批评无助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反过来“贵远贱近”，不仅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且外来的牧师、喇嘛、修女都会念经，只要他或她是外来的。

《洋人汉话》

这两种情况在我们邻国的近现代史上都曾经发生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所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柳田国男以“一国民俗学”为基础建立“新国学”，指的是国家所需要的新兴学问，表达了从内部建立民族国家的志向，认为外国人没法也没资格真正理解日本的学问。用子安宣邦的分析：“他所谓的民俗学也就成了只有内部观察者的视线才有可能解读的学问。”（《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而在其诗化表达伪装下的，实质上是日本国家政治意图的叙事，其造成的危害性在今天已经得到日本学者的深刻反省和批判。但上述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2010年沼野充义在与罗伯特·坎贝尔的对谈中还指出：“我们总是有某种可笑的想法，比如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是日本人就一定懂日本文学，或者日本人肯定比外国人更理解《源氏物语》，更有甚者，觉得外国人根本无法领略日本文学的精妙之所在。”（《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在战后美军控制下的日本，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我们之前曾经提及的，七十年代的日本学界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而举行的座谈会上，一句反复出现的颂词是：“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事实上，这也提升了美国学者的某种傲慢，靳是读到了日本学者佐佐木信纲的《上代文学史》后产生的写作动机：“我们毕竟还是不得不为自己写文学史。不管日本人的评价如何，佐佐木氏的著作与我们的趣味相去甚远。”在座谈会现场的小西甚一教授曾表示：“日本人没有写不出真正日本文学史的道理。我决定要写出比靳先生更好的文艺史。”并对在场的靳说：“您有接受挑战的义务。”靳微笑云：“要向我挑战，表示承认我现在是冠军。”（《日本文学史跋》）小西甚一后来写成了精彩的五卷本《日本文艺史》，并以日语和英语出版。所以，小西教授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而观察“靳先生”的态度，不由得让我联想起萨义德的判断，在与东方的遭遇中，“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他们自身隐然有个传统：“那就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东方学》）事实上，在中国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两种貌似对立但实质一样的情况，这就是向西方乞灵和与西方对抗。在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的今天，我们需要杜绝这两种不良倾向。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诗学》第三十四辑（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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