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
编者按: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治学方法很值得我们探究。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阐释陈寅恪治学特色的深度好文。张伯伟教授认为,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形成,绝非中国学术传统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产物;通过熔铸中西学术,陈寅恪既开掘新史料,又提出新问题,既不固守中国传统,又不被西洋学说左右,终于在具体研究和方法层面一并完成其“不古不今之学”;并指出,当今学术突出的“病症”之一,就是缺乏自身的人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陈寅恪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和成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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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02
何谓“不古不今”
程千帆手抄陈寅恪诗
03
兰克史学与“以文证史”
04
布克哈特与“以文证史”
05
陈寅恪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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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驾斋养新录序》,陈文和编《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1。
[2] 《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吴福助编《国学方法论文集》上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再版,页126。
[3] 参看《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页16。
[4] 《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8。
[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222。
[6]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初稿》,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7]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曾记其语云:“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52)
[8]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318。
[9]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50。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52。
[11] 《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页81。
[12]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收入其《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页202。
[13] 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页425。
[14] 《太玄经》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5] 《陈寅恪诗集》,页133。
[16] 例如,唐筼记录的《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第一讲都记录了该课使用的材料和方法。李坚《陈寅恪二三事》载:“记得他第一次上课,专讲关于他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问题。”(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页247)
[17] 《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79。
[18] 陈寅恪先生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般皆用“以诗证史”概括,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授课时,便将课名定为“元白诗证史”,现存其《元白诗证史讲义》;又有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周师勋初《以诗证史的范例》指出:“他的研究方法,可称之为‘以文证史’。这个‘文’字,又当从我国古来广义的说法上去理解。他不但用诗、文、杂史证史,而且用小说证史。”(《周勋初文集》第6卷《当代学术研究思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96)此说可从。
[19] 李坚《陈寅恪二三事》引用1942年陈寅恪在广西大学讲授“唐代政治史”一课的话,载《追忆陈寅恪》,页247。
[2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页182。
[21] 《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页275。
[22] 《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295。
[23] 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3。
[24] 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版。
[25] 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钱注杜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4。
[26] 钱谦益《注杜诗略例》,《钱注杜诗》上册,页1。
[27]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993。
[28] 举其代表者,如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利用了相当的西文(主要是英文)新资料,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
[29] 李坚在《陈寅恪二三事》一文中,提及陈寅恪曾在黑板上书写过若干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其中就有“德国考据学派史家兰克(Ranke)及英国剑桥学派史家阿克顿(Acton)”(《追忆陈寅恪》,页248)。而阿克顿实即兰克在英国的传人,曾主编《剑桥近代史》,1919年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注册,其专业是世界史,就购买了这部十多册的巨著(参见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载《中国文化》第15、16合期,1997年),并修习了“歌德之《意大利之旅》”和“现代德国史”两门课程(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俞大维也曾转述陈寅恪的话:“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怀念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页8)事实上,这些早年研修西洋史的知识背景对他后来从事的中国文化研究,也同样具有虽不明显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30] 以上引文分别见《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57、70。
[31]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见其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附录”,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55。
[32] 以上引文分别见《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刘耀春译,刘君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3—14、15—16。
[33] 兰克著,罗格·文斯(Roger Wines)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79。
[34] 以上引文分别见《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页41、42、43。
[35] 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编者导言”,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4。
[36] 以上引文分别见《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页52、56、64、63。
[37] 兰克《法国史》,《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页346。
[38] 《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导言”,页38—39。
[39] 《脚注趣史》,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93。
[40] 德国斯特凡·约尔丹(Stefan Jordan)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2。
[4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7年3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657。
[42]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附录,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页253。
[43]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语,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页397。
[44] 《晋书》提要语,同上注,页405。
[45] 《历史与哲学》,《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页139。
[46] 《论世界历史》,同上注,页336。
[47] 《导言》,同上注,页20—21。
[48] 《历史学家的职责》,同上注,页349。
[49] 《历史研究》,同上注,页328。
[50] 《论世界历史》,同上注,页336。
[51] 《脚注趣史》,页66。
[5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38—239。
[53]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44。
[5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7。
[55] 《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209。
[56]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编者导言”,页1。
[57] 以上引文分别见《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页109、112、114、116、112。
[58] 《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
[59] 以上引文分别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导言》,收入其《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49—50、53—54。
[60] 《世界历史沉思录·导言》,页17。
[6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8。陈氏另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乃具体揭示“真论本文可以有后加伪序,而真序亦可附于伪论。……真序之中可以有伪造之部分,而伪造之序中亦可以有真实之资料”,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32—136。
[62] 《希腊人·导言》,《希腊人和希腊文明》,页54—55。
[63] 《世界历史沉思录·导言》,页16。
[64] 兰克《口述自传》,《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页52—53。
[65]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页101—102。
[66] 《世界历史沉思录·导言》,页18。
[67] 《世界历史沉思录》第二章,页63。
[68] 目前已经发现的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64本读书笔记中,有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货罗文(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佉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和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2本、俄文、伊朗1本、西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东土耳其文)1本、亚力斯多德(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这当然不是其全部。参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文载《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页74—87。
[69] 《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收入贡布里希著,李本正、范景中编选《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页9。案:事实也正是如此,该书于1860年初版时,仅印了750本,却用了九年时间才售完。
[70] 参见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中国“艺术史学”》,载曹意强等著《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59—567。
[71] 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布克哈特和丹纳》,《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页60—61。
[72] 《陈寅恪集·书信集》,页231。
[73]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19。
[74]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1。
[75]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页27。
[7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261。
[77] 《书绅录》,见张伯伟《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221。
[78] 卡尔·洛维特在《布克哈特的“文化”史》中指出:“布克哈特文化史严格说来不是政治史,尽管它显得是政治的。”又说:“布克哈特却是这样的历史学家:他实际上在为当前服务……而他需要借助历史理解当前。”载《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页297。
[79]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余波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84。
[80] 唐筼《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483—484。案:引文中的书名号和引号为引者所加。又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一书的记录,亦可参看。
[81] 《世界历史沉思录》第二章,页67。
[82]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页517。
[8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445—446。
[84]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页43。
[85] 以上引文分别见彼得·盖伊著,刘森尧译,《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1、153。
[86] 参见史景迁《王氏之死》,李孝恺译,李孝悌校译;《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7] 卢汉超采访、翻译《史学的艺术——史景迁访谈录》,载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页34。
[88] 史景迁在接受卢汉超采访时,曾特别作了如下辨析:“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质量,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他又说:“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同上注,页29—30。
[89] 《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载胡守为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57。
[90] 《希腊人·导言》,《希腊人和希腊文明》,页50
[91]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页74。
[92]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82。
[93] 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1993年版《跋》,郑清茂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版,页249。
[94] 《日本文学史·解说·导进文学核心的书》,同上注,页238。案:唐纳德·靳的语气是自负的,其著作也的确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比如他在1976年出版的讨论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史著作(“World Within Walls: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e-Modern Era, 1600—1867”)中,就有一个所谓的“著名论断”,即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是“高墙内的世界”,“此时的文学基本上是在没有借鉴外国的基础上发展的”(参见彼得·伯克《文化杂交》的称引,杨元、蔡玉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页78)。这就完全忽略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每年从中国到长崎的船上大量输入的最新汉籍,也无视日本学者的众多先行研究,如山胁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1964)、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书の研究》(1967),所以这一论断尽管是“著名”的,但也是荒谬的。
[95] 《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后记》,徐水生、张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86。
[96] 《有关道教的诸问题》,同上注,页267。
[97] 《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
[98] 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后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页440。
[99] 《我们现在都是国际史家》,赖芸仪译,载思想史编委会编《思想史》第一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页246。英文本见该书页253。
[100] 《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
[10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36。
[102] 卡尔·贝克尔(Karl L. Becker)《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25。
[103] 借用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Harry R. Lewis)的一本书名——“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104] 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载《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