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如何探寻诗人的“诗心”

阅读作品，尤其是阅读古代作品，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理解。而理解尤其是诗的理解，它往往不仅意味着理解文字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的“言外之旨”。因此，把握作者的“诗心”又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指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而本文所谓的“诗心”也就是“为诗之用心也”。用现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即创作心理。

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涉及到对作者诗心的探索时，往往易于出现两种相反相成的弊病：或抓住片言只语而妄为指测，或无视作者深意而皮相貌取。这两种弊病，从历来对杜甫七律《江村》诗的阐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曰：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

这首诗没有古奥的字句，也没有冷僻的典故，但是从宋代开始，历来对它的注解、诠释却众说纷纭。究其症结所在，主要是由说诗方法上的局限所导致，今先将诸说简介如次，并略加评论：

比兴说。持这一说法的人往往抓住诗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大做文章，指名坐实，极意穿凿。如释惠洪《天厨禁脔》卷中说：

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

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上不同意惠洪之说，同时，又采取了与之完全相同的方法以说此诗。他说：

此盖言事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当时小人反以直为曲故也，觉范（惠洪）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如此，则臣为母，君为子，可乎？何不察物理人伦至此耶？

还有的人认为：

夫妻以比杨妃，稚子以比禄山。盖禄山为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师古注引）

三种意见虽各有不同，但在方法上都是主观臆断、唯心所欲的。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所以，师古驳斥说：

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岂肯以己妻而托意于淫妇人与逆臣哉？理必不然。如《进艇》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则将何所比况乎？（同上）

正由于此，元代以后，这种说法就不再有人提及了。

自乐说。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首先标举此说的是宋人葛立方。元、明、清以来，这一说法始终占主导地位。葛氏的《韵语阳秋》卷十说：

老杜《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方是时，杜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之地，得见妻儿，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则有“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之句。至成都，则有“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之句。观其情悰已非《北征》时比也。及观《进艇》诗，则曰“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诗，则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间，则又异于在秦、益时矣。

很明显，“自乐说”在方法上避免了“比兴说”的臆测，而从诗人境遇的变化中来看诗人对妻子、儿女的描写是较为合理的，所以，宋代的许多注家在驳斥了“比兴说”的穿凿后，都釆用了“自乐说”（参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及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十二等）。元、明以来，不少注家还对“自乐说”作了进一步解析。如仇兆鳌指出：

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属村，水鸥属江，所谓“事事幽”也。末则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杜诗详注》卷九）

“自乐说”与“比兴说”相比，当然更接近于杜甫的“诗心”，但由于持此说者较多地注意了字面上的意思，而忽略了言外之意，因此，“自乐说”捕捉到的诗心只能是部分的。与前者相较而言，“比兴说”未免求之过深，“自乐说”则似乎探之稍浅。

感喟说。金圣叹首倡此说。其《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指出：

老妻二句，正极写世法险巇，不可一朝居也。言莫亲于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于稚子，而拗直为曲，诡诈万端。……中四句，从来便作长夏幽事，言老妻弈棋，稚子钓鱼，丈人无事，徜徉其间，真大快活。殊不知可以日日弈棋钓鱼，不可日日画纸敲针，试取通篇一气吟之便见。……然则纸本白净无彼我，针本径直无回曲，而必画之敲之，作为棋局钩钓，乃恨事，非幽事。而从来人闷闷，全不通篇一气吟，遂误读之也。

此外，汪灏（《树人堂读杜诗》卷九）及黄汉臣的意见也接近于这种看法，只是不如金圣叹说得那么绝对而已。李文炜《杜律通解》卷三引黄氏语曰：

味“自去自来”二句，觉与作缘者惟梁上之燕，水中之鸥，此外则老妻、稚子而已。然则厚禄故人、同学少年，其交情盖鸥燕之不若也。

指出《江村》的诗心是憾恨、感喟，这一结论是前人所未发的，但是，“感喟说”者在论证过程中，似乎也多少有些重蹈了“比兴说”者的旧辙。比如金圣叹对“老妻”一联的解析，把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实境说成“世外险巇”，让杜甫把自己的娇子看成“诡诈万端”，很明显是说者强加上去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三中指出：“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则密之已甚者也。”移之以评金圣叹对《江村》诗的解析，也是大致不错的。

分析一首诗，把握其诗心，我认为应该经过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过程。所谓“由外到内”，指的是从“知人论世”开始，考订一首诗的写作年代，并考察诗人所处的时世、诗人的生活道路及其性格特征等等，进而对诗歌本身的结构、描写加以分析。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一部作品，其内容与形式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诗人写什么决定了他怎样写，而从其怎样写中也可以考察他的写什么。“知人论世”的方法仅仅解决了诗人“写什么”的心理背景，而西方继“社会历史学派”而起的“新批评派”，则把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作品的结构、意象、隐喻等属于“怎样写”的问题。所以，作为文学批评来说，这二者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所谓“由内到外”，指的是分析了一首诗的结构与描写以后，进而把它与以前或同时作品中类似的描写加以对照。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就诗人来说，他不仅处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中，也处在意识的发展史中。诗人的内心深处积淀着悠久而广阔的社会心理，而通过较多作品中相同描写所反映出的相同意识的分析比较，我们就能对那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有所了解，并能加深对这一首诗的体会。下面，我试图依据这一顺序分析杜甫《江村》的“诗心”。

《杜工部草堂诗笺》书影

这首诗通常认为是上元元年（760）夏天杜甫居成都浣花溪草堂时所作，这是可信的。杜甫在乾元元年（759）腊月底到达成都以后，较之过去陷长安、奔行在以及华州弃官、入秦州、发同谷的一连串乱离流亡情况来说，生活已相对稳定些。但能否据此就可以用“优游愉悦”（《韵语阳秋》语）四字来概论呢？事实不尽如此。杜甫客居成都，最初并无俸禄，只是靠朋友的帮助来维持生活：“故人分禄米，邻居与园蔬。”（《酬髙使君相赠》）而这种施舍又并无保障。与《江村》诗作于同年之夏的《狂夫》诗，其中“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二句，正是生活中另一面的真实而直接的反映。所以，即使在表面上，杜甫也有“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的愉悦（何况这种愉悦，也还是杜甫面对长安“北望神伤坐北窗”后无可奈何的排遣），但更多的与更内在的，却是“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的生活。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能够勉强度日，但对于一个向来“自谓颇挺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时又有着“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的鲠直狂放的个性的人来说，也并非一件乐意的事情。

但是，杜甫的个性中尚有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坚忍。由于他所挟持的目标高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造就了他对现实的悲苦和世间的坎坷具有过人的负荷力和忍耐力。虽然就个人而言，颠沛流离；就国家而言，天翻地覆，但他却没有像其他一些诗人一样，在天宝之乱发生以后，便尽可能使自己和现实的距离保持得更远一些。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个老儒的责任，始终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他在武侯祠堂前洒下的不甘沉沦、抗拒寂寞的泪水（《蜀相》），正可说明这一点。作于同一年的《出郭》《散愁》也是如此。但这一切，只能是他内心的向往，不能也不可能付诸行动。从主观上来说，他向往着诸葛武侯的事业，而从客观上来看，他却连生存的起码条件都难以保障。这种混杂着自怜自爱而又自怨自艾的复杂心情，就构成了杜甫写作此诗的心理背景。因此，“自乐说”认为《江村》诗是杜甫自述“退休之乐”（《杜诗言志》卷七）、“亦安分以终余年而已”（《杜律通解》卷三）的说法不免片面。我们只有联系杜甫当时的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捕捉到《江村》的“诗心”。

从这首诗的描写来看，第七句是理解全篇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此句诸本有作“多病所须惟药物”。关于这一问题，前贤已有论述，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引李天生云：

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叠用仄字，如《江村》诗，连用局、物两字，考他本“多病所须惟药物”作“幸有故人分禄米”，于局字不叠矣。……可见“晚节渐于诗律细”，凡上尾仄声，原不相犯也。

这是从韵律上着眼分析。仇兆鳌又从意思上进一步指出：

且禄米分给，包得妻子在内。（《杜诗详注》卷九）

今人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也同意此论，并引朱瀚语曰：

通首神脉，全在第七句，犹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与“厚禄故人书断绝”参看。若作“多病所须惟药物”，意味顿减，声势亦欠稳顺。

朱瀚此说甚为透彻。从全篇来看，“但有故人供禄米”与“多病所须惟药物”句，其意思实际上并无很大差别（仇兆鳌之说颇为勉强），倒是在意味上大有区分。意思的了解可以通过冷静的思考而后作出理智的判断，意味的体会只能通过反复地吟咏讽诵以达到，正是在反复涵咏的过程中，读者的心灵与诗人的心灵在某一刹那间达到了不期而遇的融合，使相去千载的心灵完全默契。诗语之妙，即在于此等处意味深长。所以，钟嵘指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从这首诗的结构来看，第七句也同样值得注意。明人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二“论起承转合”条指出：

且以律诗论之，首句是起，二句是承。中二联则衬贴题目，如经义之大讲。七句则转，八句则合耳。

从创作的角度看，起承转合是一种基本结构，但拘泥于第几联第几句则未必如此。所以王士禛说：“起承转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几联第几句也。”（《师友诗传续录》）理解一首诗的关键在转句，《江村》诗的转句正在第七句。如《围炉诗话》卷二亦指出：“一者首联为起，中二联为承，第七句为转，第八句为合，如杜诗之《江村》是也。”前六句极写江村幽事，七句笔锋一转，如截奔马，八句冷语作收，使人回味无穷。字面是“但有故人供禄米”，字外却是对可能“断禄米”的不安以及对凭藉“供禄米”以度日的不平；言内是“微躯此外更何求”，言外却是有所求而不可能求，不甘如此而又不能不如此。《江村》诗就是这样一种复杂心情的曲折表现。

以表现家庭天伦之“乐”以寄寓仕途坎壈之“恨”，这不仅是古代作品中颇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有着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就杜甫以前的六朝诗赋而言，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和江淹的《恨赋》是颇为典型的例子。如鲍照诗云：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四）

又如江淹赋：

至乃敬通（冯衍）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文选》第十六卷）

古来士人以官为业，故不能不重仕宦，往往是等到罢官归田后，方有闲暇来体味家庭之“乐”，而在这种“乐”的掩盖下却常常是难掩的仕途不达之“恨”。《江村》中老妻一联的描写正可作如是观。封建时代的批评家难免看不到这点，乃至造成种种误解和曲解。就拿以上所引的鲍照诗来说，陈怍明就批评道：“‘朝出’四句，写得真可乐。”（《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八）张玉谷也认为此数句“写出罢官回家，正多乐事”（《古诗赏析》卷十七）。沈德潜则痛斥道：“家庭之乐，岂宦道可比，明远乃亦不免俗见耶？”（《古诗源》卷十一）在今天看来，鲍照所写的是“恨”而不是“乐”是很清楚的。但从前人的批评中却可以得到反面的启示：家庭之乐非宦道可比是封建时代颇为普遍的士人心理。

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正确的理解有待于正确的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因此为了发展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方法作一番检讨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吸取各种新的方法对它进行补充和拓展，则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1983年7月于日不知斋

>原题《杜甫〈江村〉诗心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语言文学研究生专刊，收入作者《中国诗学研究》。此处转引自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