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行道救世，保存国粹”——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谨以此文纪念程千帆先生106周年诞辰

程千帆先生（1913.9.21—2000.6.3）

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我幸运地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于次年二月从黄海之滨的农场来到千年古都的南京，由下乡知青变成了大学生。同年八月，程千帆先生应匡亚明校长之聘，重返母校任教，从珞珈山边来到钟山之麓，由街道居民变成了大学教授。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并经常聆听教诲，至2000年6月先师归道山，屈指数来，前后二十二年。先师去世不久，我便有撰文纪念之意，但每一虑及，总是禁不住悲从中来，搁笔之间，竟流逝了十三个春秋。今年（2013）是先师百岁冥诞，文学院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人们回忆先师的嘉言懿行，作为对他的永恒纪念。2014年，我们又将迎来中文系（即今天的文学院）建系100周年的华诞。一所百年院系，自然有其蕴蓄于中的精神遗产，这些遗产是透过每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创造、积累并承传下来的。如果说，文章之妙不外乎桐城派所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则纪念文章的“义理”，就在于透过对往事的追述，再现时代面貌的侧影和一个人的人格世界，予后人以向往、追慕的精神力量，此即《周易》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雾乱幽暗的今日，这种力量是尤为珍贵和必要的。

一

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1937年结褵于安徽屯溪，至1977年祖棻先生遭车祸去世，整整四十年。早两年，祖棻先生有《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一诗：

合卺苍黄值乱离，经筵转徙际明时。

廿年分受流人谤，八口曾为巧妇炊。

历经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

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以高度浓缩之笔写尽了共同生活期间的哀乐，而“四十年”竟为一谶。1946年3月8日，当吴宓在成都见到他们的时候，便将其观感写入日记：“昌（千帆先生旧名会昌）、棻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而这一志向的秉持，是终其一生的。余生也晚，未能亲炙于祖棻先生之教[ 先父1953年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曾亲聆祖棻先生授课。1955年院系调整，中文系合并至南京师范学院，祖棻先生亦移砚南京，至1956年转赴武汉大学。其时家母亦在南师中文系就读，但未有机缘受教于祖棻先生。而先父对祖棻先生的授课及衣着的印象就是两个字——朴素。]，只是结婚时承先师锡以室名曰“静好轩”，并垂示此乃祖棻先生使用者，又惠赐其藏书印“静好轩中长物”，如此而已。所以，尽管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吴宓的评价是针对两人而言，我只能偏重谈千帆先生。

“行道救世”和“保存国粹”，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忧患传统和知识传统，而作为一个身兼两种传统的大学教授，他往往是透过对知识的传承、创造以达到其“行道救世”之目的。《魏修孔子庙碑》中说夫子“遭世雾乱”，“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他周游列国以行道救世，其塑造的学问品格，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在所述所信中，实际上对以往的文化下了一番因革损益的功夫。孔子奠定的传统，就是中国学术、中国教育的根本大统。只要这一根本大统不被丢失，中国文化的统绪就不会断绝，而必有再生、光大之一日。

读书人喜好读书并不难，难的是在苍黄离乱的日子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难的是面对无穷的知识世界，即便已有所成就，甚至是很高成就，还能持续“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张载《芭蕉》）。

千帆先生大学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辗转于屯溪、长沙、武汉、重庆、康定、成都，生活极不安定。然而就其个人而言，这不算是其独特的坎坷，也不算是对其人生最大的打击。在四十年代中期，千帆先生和祖棻先生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溃烂，以至于在知识与理想集中地的大学也未能免，他们曾怀着读书人的正义感挺身而出，对种种贪腐现象予以无情的揭露，却因此而受到学校当局的解聘。我们只要看一下祖棻先生《涉江词》丙稿，如《鹧鸪天》四首“华西坝春感”、《减字木兰花》四首“成渝纪闻”、《浣溪沙》“后游仙词”等作和千帆先生的笺注，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再现。所以，当祖棻先生1949年在上海治病时，亲眼目睹旧日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和“人民解放军的次序井然，秋毫无犯，对人民解放军和党就感觉到比较亲切而信任了”[ 沈祖棻《自传》，转引自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从新旧对比中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因而真诚地、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希望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而从知识传统来讲，不断地更新自我，吸收新知，也是“保存国粹”的有力和有效的手段。1952年，千帆先生将他两年多来的文章结集为《文学批评的任务》一书，交由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刊行。毫无疑问，此书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是他“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一种纪录”，出版此书，也是为了“在今后跨越自己的时候能够清晰地回顾一下经历过的旅程”[ 《文学批评的任务·后记》]。1954年，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合出了一册《古典诗歌论丛》，在十八篇论文中，只有两篇是祖棻先生撰写，其余皆为千帆先生所作；十七篇文章是旧作，只有《古代诗歌研究绪论》为1954年的新篇[ 此文固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但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答案来看，仍然对后人有所教益。]。在此文之末，千帆先生写道：

伊·艾伦堡曾经说过：“只有希望，强烈的希望，那时候一切才能实现。”前面曾经提到，我们的古典作家，都是相信将来的人，因此，才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射着强烈的希望的光辉，而现在，已经出现比他们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不知美妙多少倍的社会，而且不久就要走进更美妙的社会了。那么，让我们也来希望，强烈地希望吧！

这是多么真诚、多么热烈的咏叹！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期待着“更美妙的社会”在不久到来，但等待着他的，在不久的将来，却是人生途中的一次重创。

1957年6月，身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千帆先生，在一夜之间成为右派分子，接着，学报副主编被撤，教授资格被撤，《人民日报》点名为“武大右派教授头子”，又被称为“右派元帅”，接受大会小会批判，被迫放下笔杆子，拿起糞耙子，从事惩罚性体力劳动。虽然在1961年6月回到武汉大学，但仍不许讲课，只能在中文系资料室担任管理员，直到1966年6月“文革”开始。我们无法想象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是多么惊愕、茫然、愤怒。千帆先生在晚年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厉害的惩罚”[ 《桑榆忆往》]。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又无时无刻不在抗拒命运的安排。我们翻阅一下《古诗考索》的目次，上辑16篇论文，写在1961年到1963年之间的就有5篇；又批校《杜诗镜诠》，删补写定《史通笺记》，点校李壁注王安石诗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 《桑榆忆往》]而“文革”开始，又经受更大的冲击，接受批斗、抄家，许多论著手稿被撕毁、被抢掠，限时勒令搬迁至偏僻、肮脏、简陋的平房中。“道途绝灯火，蛇蝮伏荆榛。”“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注屋盆争泼，冲门水乱流。”[ 沈祖棻《忆昔》]祖棻先生的这组诗写出了当年住所之荒凉寥落，室内苍蝇成阵，门口毒蛇出没，遇雨则山洪奔泻入户，长夜屋漏沾湿。其后，千帆先生被赶到武大校办农场，继而发配到沙洋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即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仍然不忘读书，晚年曾这样回忆道：

我的信念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抗下去，就是不死，就是要看看到底结局如何。在沙洋农场，图书室没别的书，正好有一套中华书局校点的晋隋八史，我白天劳动和挨斗，晚上就把这些书看了一遍。这包含了自私的个人信念，也包含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的信念，二者很难区分。[ 《桑榆忆往》]

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道家，的确还是代表了人类部分的真理吧。这样一想，我反而安定下来，还能读读书，也还能够想些问题。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桑榆忆往》]

由于始终不懈地坚持读书思考，一旦天地回转，他就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能力。

1977年，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不久，祖棻先生因车祸去世。这应该是其一生中内心最为悲苦的阶段，既被强行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又丧失了感情上最亲近的伴侣，但他强忍深悲巨痛，埋头于逝者遗著和自身论著的整理和出版，在给门人的信件中说：“又恢复到57年以前，每天没有三千字不下书桌了。一以忘忧，二以赎罪，三以比武。”而当匡亚明校长决定聘请千帆先生到南京大学工作，派中文系负责人叶子铭先生去武汉与千帆先生面商，叶先生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时，他喊出了“我要工作”！1978年8月，千帆先生回到母校南京大学，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说：“此间相待以礼以诚，大异武汉，想来可在此间以著述终老。”其生平撰著二十余种，绝大多数都是晚年在南京完成，他是在年逾古稀达到其学术上的巅峰。关于这些著作在学术上的成就，学界已多有评论，我想要强调的，是隐藏在这些著述背后的精神。

最近有一位学友对我说，他们专业的教授，年过六十还继续研究者在全国屈指可数，遑论自我突破。我不知这一说法的概括性如何，也未探究其原因所在。我想要说的是，千帆先生晚年移砚南京，已是66岁的老人，在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知识传统和学术精神支撑着的。“保存国粹”一语，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流行起来[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这显然与西潮涌入的大背景相关。我曾经用“赋诗断章”的方式，对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作过一个漫画式的描绘，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便是“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以西方学术为追求、效仿之惟一对象。到三十年代中期，千帆先生步入学术界之时[ 现存的著述中，《少陵先生文心说》、《杜诗伪书考》写于1936年，《目录学丛考》出版于1939年，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时期看成其进入学术之始。]，整个的学术现状如何？遇到的问题何在？不妨以陈寅恪的说法为代表：1929年，他在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诗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里的“田巴鲁仲两无成”就是他对当时史学界新旧两派的概括和评价；此后续有论说，1932年云：“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1936年又说：“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学”指材料，“术”指方法。旧派乃抱残守阙、闭户造车之辈，新派则据外国理论解释中国材料，并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在陈寅恪看来，旧派之闭目塞听、陶然自醉，固然难有作为；新派之高自标置、鲁莽夸诞，时或流于“画鬼”。他在1931年所强调的“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体现的正是立足中国文化而又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气魄。宁乡程氏与义宁陈氏为世交，千帆先生在学术思想上也受到陈寅恪的影响[ 千帆先生曾将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文本翻译为中文，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也受到“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的启发。他晚年给门人的信中也说：“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可见其认识之确、体会之深。]，因而逐渐形成其“开放的文化保守观”（姑以名之）。一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二是不断吸取现代新知。这种学问品格，奠基于孔子的“因革损益”说，而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也明确昭示后人，旧学不经过新知商量，难臻邃密；新知不经过旧学培养，也难致深沉。所以，不吸收新知，也就无可能“保存国粹”。二十世纪以来的“新知”，就是世界范围的人文学术研究，至少也是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千帆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杜诗伪书考》，就曾寄呈日本京都大学铃木虎雄请益。直到晚年，在接受《文学研究参考》记者采访时也还指出：

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理所当然是最高水平，外国人总难免隔雾看花，郢书燕说。因此没有必要去看国外同行的工作。具体分析起来，这种说法恐不尽然。……我认为国外中国学的某些成果是值得国内学者认真学习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是随整个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国外的科学发展较快，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西方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国外中国学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重视国外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也有必要输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东西。[ 《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这里蕴含的意义有：要“保存国粹”，必须放眼世界。一方面是吸收国外同行的优秀成果，一方面是反思自身的学术工作[ 千帆先生对海外汉学极为关心，如1979年10月12日致叶嘉莹、周策纵的信中就列出了三项“所欲知晓各事”，分别为“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之名称、地址及主持人。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之名称、出版地址及主持人（此项旧有者多知之，乞详示近二十年新出者）。三、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之学人（特别是华族学者）及其主要著作（专书或论文，发表刊物及出版书店）。”即可略窥其旨。]。国外中国学是西方学术整体的一个分支，通过对这一分支的理解，也能吸收到西方学术（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习国外中国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深度的学术对话，从而“输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东西”，即“国粹”。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开放的文化保守观”的内涵。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品格，又经受了现代学术精神的洗礼，既针砭中国的学术现状，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观念上廓清了是非。重要的是，千帆先生以自己的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用禅宗“云门三句”来形容，要的是“截断众流”，而非“随波逐浪”，这才能“函盖乾坤”，至少也应做“乱流”中的“孤屿”吧。当年陈寅恪曾为自己“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而叹息，今日各大学纷纷以“与世界接轨”为口号，对国外汉学更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学者撰文著书，不用说理论框架，甚至连制题都仿效欧美，几乎成了“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了。从陈寅恪到千帆先生，他们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何时才能使“要待诸君洗斯耻”的期望得到落实呢？这样看来，中国学术真应该用“任重道远”来形容了。

因此，学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追求新知、不断创造新知的一生。“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不学，便老而衰”（《二程遗书》卷七），就是中国知识传统中对学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有志于“保存国粹”的学人，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在这里，我再引用两段千帆先生给门人书信中的话，以结束此节：

就我来说，劳动有个效果问题，知识有个更新问题。人老了，知识不更新，劳动也就往往无效了，并非只要在不断地做，就是好的。[ 《闲堂书简》，页60。]

真是新的、突破性的、创造性的，皆来自自己的“心潮”而不是举国逐狂的“新潮”，当然，并不排斥应当受到“新潮”的影响。[ 《闲堂书简》，页341。]

二

以大学教授来说，如果“保存国粹”偏重在知识传统的话，“行道救世”就偏重在忧患传统。一重在知，一重在行；一强调知识，一强调人格；一通过学术传承，一通过人材培养；而二者在实际运作时又是统于一身的。就千帆先生而言，他是充分自觉到这一点，并且为之付出了终生的努力。我们可以看这样两份文献，一是临退休前他给南京大学校系党政领导的信：

十一年前我才到南京大学的时候，就暗自立下了两条誓愿：一是要争分夺秒，把在政治错案中损失了十八年的时间抢夺回来，这一点现在看来并没有能完全做到；二是在教学科研中要认认真真地走路，在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中要勤勤恳恳地带路，在应当退休的时候要高高兴兴地让路。现在是该让路的时候了，我要向你们说，我的确是高高兴兴的。[ 《闲堂书简》，页579。]

这里所发的“两条誓愿”，显然一属于“传承”，一属于“救世”。再看他手书的遗嘱：

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这里所说的两点，一为著述，一为育才。在他的心目中，后者显然更重于前者。也可以说，“行道救世”是目的，“保存国粹”既是为达此目的的手段，也是能达此目的的资本。作为千帆先生的弟子，决不敢自认已如老师评价的那样，只能以老师为榜样终身孺慕、无限接近，或可少愧于老师的期待。

“行道救世”本是中国士阶层的传统，士阶层因读书而明道，于是对待人生、社会便油然兴起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总是希望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因此觉得当今社会之不圆满、有缺憾，无论是将美好追溯到远古的“三代之治”，还是系于未来的“乌托邦”。陶渊明眼见“大伪斯兴”之世，哀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因而想象“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杜甫身处大唐盛世，在莺歌燕舞的太平光景中，清醒地认识到“表面上似乎很美妙，而实际上却不很美妙乃至很不美妙”[ 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这不仅仅来自于诗人的敏锐，也是中国士大夫的忧患传统所导致。千帆先生也是如此，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总有着不可抑制的关切。1936年，还是学生时代的他，在《苏诗讲义》后写了这样一段话：“丙子正月八日，宪兵围金陵大学，时距大考方二日。十五日则当局召集教育界谈话期也。汉、明学生清议，所遇未尝视今日为尤酷，所谓民主政体，乃如是乎？”1946年，已是副教授的他批校《鲍参军诗注》，每卷之尾皆有跋语。如卷一跋云：

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学生以东北问题罢课，午后教授亦相与集议，又仿佛九一八在金陵时矣。夜不能寐，校鲍诗卷一迄，万感柴胸。

又卷二跋云：

三月一日夕校卷二迄。报载苏联增兵东北。

又卷三跋云：

三月六日校卷三迄。报载苏军在东北演习战斗。

卷末跋语有“兼旬卒业，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三月十日”[ 此书为千帆师惠赠，今藏百一砚斋。]，而《吴宓日记》中说程、沈“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就在三月八日。五十年代后期，他怀着满腔热情“帮党整风”，迎接“更美妙的社会”的到来，结果成了“右派教授头子”，被迫中断教学工作二十年。1980年6月，他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对研究生讲《关于治学方法》，仍然强调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要关心现代当代文学：“关心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当代文学提出有关人民命运的问题。”“没有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是回答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的，指引读者走上美好的生活道路的。”纵然受到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也没有能改变他的初衷。当然，千帆先生的“行道救世”，更多的是透过对于学术人材的培养来进行的。

人才培养，首先在于确立起敬业精神，这才能够养成对于知识的忠诚。我最近无意间看到千帆先生在一个本科生作业上的批语：“一定要把字写端正，不要潦草，更不要自己以意为之。从事科学研究，要每一个细节都对人对己负责。”看起来似乎只是对写字的要求，实际上是在训练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程颢曾云：“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近思录》卷四）他是要通过写字的一丝不苟培养起从事学术的敬业精神。敬业不在于空泛言说，而是通过学术训练中各种规范的建立和遵守以达到的。1980年3月，我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写成一篇习作《钟嵘〈诗品〉推源溯流论——兼评中国古代的说诗传统》，并参加了当年的“五·二〇”学生学术报告会。在那篇习作的最后，我引用了恩格斯这样一段话：“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 《恩格斯给史密特——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于伦敦》，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艾思齐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页88。]但我当时没有查明其出处，所以用了“记得恩格斯说”这样的表述法，结果受到千帆先生的严厉批评。后来，他还在许多不同场合举出这个例子，以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用西汉扬雄《法言·学行篇》的说法，就是“铸人”，其最高典范就是“孔子铸颜渊”。司马光曾这样注释：“借令颜渊不学，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几于圣人。”无论是模铸、范铸还是陶铸，都是要用外在规范使得事物成形，成为合格产品。学者的培养，也离不开学术规范的训练，逐步形成在“每一个细节都对人对己负责”的习惯。尽管今日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未必都从事学术研究，但只要有了这种习惯，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都会是一个敬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就必然形成良风美俗，使得社会朝着愈加美好的方向变化发展，达成“行道救世”的目的。这就是办教育的意义所在。可惜这样的教育理念，在今天的大学里已经日益淡漠甚至被人遗忘。有时我也想，千帆先生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似乎在八十年代初变得极为严格[ 如果我们看千帆先生在五十年代出版的论著，其中引用他人的言论，也未必皆有出处。我相信这些引文都是有依据的，但在注释方式上却并不严格。]，这是为什么？陈澧曾经说：“天下乱由于学术衰，学术衰由于懒读书，懒读书，乱天下矣。”（《东塾读书论学札记》）千帆先生是不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大动荡之后，对于导致“天下乱”的原因与陈澧有了同感和共鸣呢？或者他真的是预见到十年以后中国学术风气的堕落，为此而向初学者作“狮子吼”吗？无论如何，这样的“棒喝”对我来说，不仅是及时的，也是终生受益的。

在千帆先生晚年，已经目睹学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的情景。1988年8月8日给门人的信中说：“国步艰难，大约‘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二语足以尽之。”[ 《闲堂书简》，页412。]此语一出于《孟子·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一出于《左传》僖公四年。一个社会若群相取利，上下欺瞒，没有是非，不知羞耻，其结果能是怎样呢？1994年1月2日的日记云：“文风之变，皆急于成名所致，恐非少年文士之福。”1995年10月3日，他在给一位老门生的信中说：

方今学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者比比皆是，然荀子云：“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君子之道，仍必闇然日章，我行我素，终必为今日后世所承认接受。吾湘船山先生隐居苗峒，著书数百卷，终能发其潜德幽光，其著例也。愿坚持勿懈。[ 《闲堂书简》，页720。]

从这封信到现在，又是将近二十年过去，学风败坏之状已如沦肌浃髓，不可救药。但只要有人能够坚持理想，哪怕只有少数人在“风雨如晦”的世界中“鸡鸣不已”，也终究能够扭转颓势。一方面诅咒社会的丑恶，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千帆先生的这个信念总让我想起十九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最有智慧的心灵”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彼德勒（Carl Spitteler，1845—1924）的回忆中是这样的：“我最常听他嘴里冒出来的话是：‘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他每次都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斩钉截铁。……这是他人生观里不断回旋的韵律。”[ 转引自花亦芬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绪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修订版，页50。]然而，他又在其著作中充分展示出“人文涵养”对人类的重要，使得读过他的书的人，都变得与过去不同。也让我想起当代美国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一句话：“无论现状看起来多么陈腐不堪和不可救药，过去总是在提醒我们，变化是可以发生的。”[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56。]我从这些言论和表现中，分明听到了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回响。佛教中也有“千载一时、百世一人”的说法，千载理想，百世事业，往往系于一时又一时、一人又一人的不断努力；反之，一时一人的努力，也能够决定千载百世理想和事业的成功。颜元（习斋）在《唤迷徒》第四唤中说：“非一人所可为，虽千万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为，虽千百年亦一日之积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转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因此，无论现实多么令人窒息和失望，也要做一个永恒的发光体，向这个世界放射无休无止的“正能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自己的过失讹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千帆先生曾多次告诉门人，1936年他从金陵大学毕业，拟往金陵中学任教时，刘国钧（衡如）先生给他的临别赠言是：“只告诉你一条，你肯定会有讲错的地方，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告诉学生，说：‘我讲错了！’”所以，他要求于我们的，一方面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另一方面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在其著述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千帆先生晚年给本科生上大课，一次是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为七六级工农兵学员讲“历代诗选”课，我曾去旁听；另一次是1980年9月到12月，为七七级同学讲“古代诗选”，我担任课代表。使用的教材都是中文系自印的《古诗今选》，学期结束，布置作业，其中之一就是为该教材匡谬指疵。有的同学就其中的注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千帆先生非常高兴，择其合理者吸收，在正式出版时还一一写上这些同学的名字。比如曹植《白马篇》“左顾凌鲜卑”注：“左顾即东顾，向东看。（张觉君举扬雄《解嘲》：“今大王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证明左顾即东顾，其说甚是。）”又如繁钦《定情诗》“日旰兮不来”注：“旰，晚。孙月沐君说：旰当为旴之误。旴，训日初升。诗由日旴、日中、日夕写到日暮，是一天之内事。若作日旰，就变为两天了。按孙说可取。”注释中提及的张觉、孙月沐都是我当时的同班同学。千帆先生与祖棻先生嬿婉情深，祖棻先生不幸去世后，他为之整理出《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等，寄托哀思。但当他看到有年轻学子撰文与祖棻先生商榷且言之成理，却高兴地予以好评。[ 千帆先生1981年12月7日记载：“下午《江海学刊》许总、曹朋二君来，出示华师中文系七七级喻志丹君秦少游二词考辨，驳祖棻说，甚佳。”]1989年，我受命为千帆先生编其诗论选集，选入其《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此文据《全唐诗》而将唐温如当做唐代诗人，文章刊出后，中山大学陈永正先生撰文指出，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千帆先生特地为此撰一跋文，介绍陈氏批评意见，并坦言“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弇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修订，读者谅之”。这里，我想谈谈对于千帆先生非常强调的“谦虚”一语的认识。谦虚固然涉及到日常生活间对人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知识世界，是否具有忠实知识、敬畏知识的态度，对学人的“谦虚”来说，应该是更为重要的本质。前者即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者即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忠实知识，就既不能在知识面前猖狂放肆，大言不惭，又不能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敬畏知识，就既不宜对他人吹毛求疵，尤不可对自己文过饰非。孔门弟子中，以颜回最为好学，其特征之一便是“不贰过”。能做到“不贰过”，就是因为他能“过则勿惮改”；因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只有“小人之过也必文”。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无能”，连孔子都表示钦佩，可见进德修业，老而不倦，在实际的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中是不容易做到的。个人如此，群体也是如此。

三

“行道救世，保存国粹”，虽然可以分而论之，但实际上，这种精神遗产是融合为一地体现在千帆先生身上的。尽管作为一个教授，他的日常行为更多地体现在其知识活动中，无论是知识的积累、创造还是传承，但是归根结底，认识世界的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世界。儒家讲“知行合一”，佛教重“行解”胜过“知解”，作为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千帆先生，对于这些观念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身体力行，他是要透过其知识活动以达到其“行道救世”之目的。所以，对于知识的积累，是不停歇的积累；对于学术的创造，是无止境的创造；对于文化的传承，是不疲倦的传承。未有“不学”而能有真学者，未有“不学”而能有真学术。故曰：“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吕氏春秋·劝学》）若滚滚滔滔尽为“魁士名人”，而罕见以“疾学”（即努力学习）所致者，真要令人慨叹“天下事可知矣”（借用晋人桓冲语）。

本文作者张伯伟（左）与程千帆先生

我在千帆先生身旁二十二年，多受其言传身教之熏陶，所学所感所思所悟实不止上文所述，但能够理解、把握到的其精神遗产，尤其是对当今大学的教育、学术能收“应病施药”（借用《临济录》语）之效者，大体在此。引经据典，似乎了无新义。然在今日之诸公、诸君、诸生骤而读之，或将疑其与当下所见、所闻、所受殊途异趋，则我之讲述者，不啻寱言独语。但如果从这些精神遗产的渊源来看，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每能听到其回响，又可谓恒语共识。但正如晋人所言：“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世说新语·赏誉》）千帆先生给我们的，是一个触摸可及的活生生的模范。我如今忝为人师、讲学南京大学也近三十年，虽然无法企及老师教书育人的水准，但也渴望能够将其精神延续下去。

十年前在韩国，曾在李恒老（1792—1868）故居遇一张姓后人，问我“张姓在历史上以何人最伟大”？继而自答：“是宋代的张载。”那就让我再次引述这位伟大先贤的诗：“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宋人熊刚大注解此诗，以为上句是“尊德性功夫也”，下句则“道问学功夫也”（《性理群书句解》卷四）。既“尊德性”又“道问学”，由“一己之心”而推扩至四海天下，这，也许就是中国学术伟大的道统所在吧。

癸巳除夕

>原载《中国文化》2014年春季号，收入张伯伟编《桑榆忆往》。这里省略了部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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