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程千帆先生的学术人生 | 纪念程千帆先生105周年诞辰

程千帆先生（1913.9.21-2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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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著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著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著有《顾庐诗钞》。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研读了许多经典著作，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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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30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学问大进。在“东南学术”的熏陶下，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则是诗学。

金陵大学时期的程千帆

1936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1940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32个年头。1947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1954年，他与夫人沈祖棻把两人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古典诗歌论丛后记》）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时的程先生尚不到40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上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转眼到了1957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古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像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18年的断层，而他发硎初试、已初见成效的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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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才学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然而经过将近20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人们对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全被剥夺，连活下去都成为需要非凡勇气的挣扎，又怎能设想坚持理想、并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思考？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20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

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首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位曾经声明“最大的野心就是当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著名教授的人，却再也不能走进课堂了。这位决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且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却只能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了。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家被逐出武大的特二区，迁至九区码头，住进以前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所住的、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曾在《忆昔》诗中作过描写：“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每逢风雨大作，山洪瀑发，不但屋顶渗漏，而且洪水会毫无遮拦地冲进大门。更难以忍受的是，程先生与他的家人必须忍受人们的白眼和侮辱。过去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还私下称他为“先生”，多数学生则直呼其名。至于旧日的同事，更不用说有许多人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乃至坚决斗争，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左派”身份。即使连这样的环境，也不许程先生再安身下去。他被发配到远离武汉的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然而，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程先生也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坚信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是祖国所需要的，总有一天他还可以为祖国服务。当时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这是无声的抗争，是程先生用实际行动对那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所作的批判。程先生虽然没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发愤著书的实绩，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做了切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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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身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发愤著书”的活动。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

1978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其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他苦苦地熬了18年，才在1975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几乎在同时，武汉大学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49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不幸于1977年遭遇车祸逝世。对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伦等先生非常同情，他们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个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恢复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校长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从此，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当时的听者无不动容。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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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即将离开武汉前往南京的程千帆

1978年8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30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未来。他已经66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20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20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必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程千帆讲课风采

1979年，程先生开始招收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社会上积压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当年报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40多人，考生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尚未迈进大学门槛的知识青年。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先生录取了三名学生，他们的年龄、学力都参差不齐，一样的只是对于知识的渴望。80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9人，博士10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时至今日，“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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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热爱学生。程先生对弟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培养研究生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计划，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

首先，程先生注意督促学生打好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指本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包括外语、艺术鉴赏等相关方面的学养。程先生还亲自选聘曾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的尹禄光先生担任研究生的英语老师，训练大家的听说能力。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养成了重视外语的习惯，并在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如鱼得水。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已有四人先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遴选为访问学者，这在全国的古代文学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程先生当然更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他要求每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用英语、文言文以及白话文写三份自传，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对症下药地加强对他们的语言训练。程先生还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他抓得最紧的便是训练大家写诗。

程先生更为呕心沥血的是如何引导研究生走上治学的正确道路。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关文献汗牛充栋，如何使这些没有自幼诵读“四书五经”、对于李杜苏辛也仅知一些皮毛的学子掌握基本的研究本领，而不是仅仅写成一篇学位论文、获得一个学位呢？程先生为此而苦苦地思考，摸索。他为此而精心设计了课程规划：有两门课是他要亲自讲授的，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校雠学向来被视作学问之入门，但是历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大多注重于研究其史的源流，而程先生却更重视这门学问的实际用法。所以程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主要着眼于让同学们了解应如何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并由此而进入学术之殿堂。从如何利用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到如何选择好的版本，以及如何校正文字、去伪存真，乃至如何自己动手编写目录，他都深入浅出地予以讲解，把这门本是比较枯燥的学科讲得生动有趣。当年听课的三个硕士生中，有一个就是徐有富。程先生的课使他对这门学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由此而走上了专攻古典文献学的道路，后来成为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带头人。

程先生另一门亲自开讲的课程是杜诗。程先生讲杜诗绝不是选一些作品来串讲，他是用自己读杜数十年所得到的心得来启发学生，诱导学生自己进行思考。这门杜诗课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采取专题作为章节结构的单元，每一讲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是不复述常识性的结论，而是进行新的思考，提出新的观点来进行讨论。所以听这门课所学到的不仅仅是有关杜诗的知识，而且还有如何进行古典诗歌的研究的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成果的展示就是《被开拓的诗世界》这部师生合作的杜诗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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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他为学生设计的课程也绝不只是上述两门，而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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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对于他所指导的9篇硕士论文和10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是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的。显然，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程千帆、周勋初先生与博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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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先生重新踏上大学讲坛的同时，他也抓紧时机重新开始学术研究。此时的程先生，数十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已损失大半，记录着平生思想火花的笔记、讲稿也所余无几。可是，正像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有能断绝六经的流传一样，以文化为目标的那场“大革命”也没能彻底毁灭传统文化。就像当年的伏生凭记忆传授典籍一样，程先生也凭记忆把自己多年积累在心中的学术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付出非常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因为此时的程先生不但忙于教学，而且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又是个办事认真、不肯敷衍了事的人，所以格外忙碌。在这种情境中，他竟然在短短的十来年间推出了20多部著作，而且以高度的学术造诣使学术界为之震惊，这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啊！诚然，程先生才思敏捷，做事效率很高，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发愤著书的精神，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20年来，程先生真正做到了焚膏继晷、闻鸡起舞，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术上去了。即使是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他也总是带上几本书籍和一些稿纸，利用休息时间来读书、撰稿。

程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博，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且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那么，他治学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最主要的贡献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从来不发凿空高论。也就是说，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清谈。程先生做研究时怀着解决难题的明确目的，他的研究成果就不是凭着一时灵感的妙手偶得，而是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的坚实结论。例如，唐代的科举特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是以诗赋试以重要考试内容的。这样，科举与唐代文学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就成为历来学者所关注的问题。1946年，程先生撰写了《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对唐代的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等，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证。但是，程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从科举考试所遗存的省试诗来看，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作品水平都不甚高，那么它对文学的影响到底如何，仍是一个疑问。于是，程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深入研究。时隔30余年后，他终于写成了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这个问题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其学术意义却非同一般。全书对唐代的行卷之风作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对这种特殊风习的由来和具体内容进行了考索，从而弄清了这种风习与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具体关系。程先生的结论是：“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于是，从宋人就开始聚讼纷纭的唐代科举与唐诗之关系的公案，就第一次得到了确凿有据的说明，可以说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同样在这本书里，唐代古文、唐代传奇小说与行卷之风的关系也得到了清晰的论述。对一个问题思考、研究长达30年，孜孜不倦，沉研深思，终于求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并且只写成一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这种学风与时下那些倚马千言、游谈无根的风气相比，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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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程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单篇论文，有的甚至是篇幅相当短小的论文。他正是以一篇篇的论文，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从而把学术推向前进。自从1978年以来，程先生的每一篇论文都给学术界带来惊喜，许多论文甚至具有发凡起例的范式意义。1982年写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和1984年写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便是两个著名的例子，前者的重点并非对作品自身的阐释、评价，而是对其作为一篇杰作却久隐方显的经历的考察，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的揭示；后者则对杜诗《饮中八仙歌》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指出所谓“饮中八仙”，正是指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群体尚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氛围之中，而杜甫最早清醒地观察到盛世将逝的客观现实。这样，杜甫从何时开始走上关注国家命运的创作道路，唐诗从何时开始由盛唐转向中唐，都得到了全新的说明。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是学术思维的原初动因。程先生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人之处，他的大多数论文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显然，对于古代文学这种成果积累特别丰厚的学科来说，这种方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那么，程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初目的虽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其结论却总是包含着重要的宏观意义，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程先生在这方面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启迪。他认为从事古代文史的研究，一定要有通识。他主张研究文学史一定要着眼于通史，而不宜自我封闭于某一个阶段。他还主张研究者应注意各种文体及其关系，而不宜局限于某一种样式。他还主张古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学这两类研究之间不应存在鸿沟，不应视之为两个各不相关的学科。推而广之，他还主张文史哲相通，文学与艺术相通，古代与现代相通，东方与西方相通……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背景中，程先生研究的对象虽然往往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但他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考察这些对象，而是把它们置于广阔的背景中，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定位，然后得出结论来。学界已注意到程先生善于进行比较研究，他的论文如《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是对陶潜、王维、韩愈、王安石四家的桃源诗的比较；《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是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同题之作的比较；《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是关于韩愈、李商隐、郑谷、王安石咏李花诗句的比较……由此可见，程先生的论文虽然都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最初目的，但它们的价值却远远地溢出于此。被收入《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书中的论文，几乎每篇都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它们带给学界一片惊喜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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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著作书影

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宽广，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之外，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教授合作）、《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博士合作）、《史通笺记》、《校雠广义》（与徐有富教授合作）等著作均是体大思精的杰构，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评论，兹不详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程先生虽然一直在从事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但他却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他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以及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都很热心，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程先生积极参加古籍整理工作。在“极左”思潮横行数十年之后，整理古籍已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程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有深刻的理解，他曾参加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为筹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献计献策，并亲自承担了《全清词》的主编。他还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已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等八种。他还与夫人陶芸合作，编写了《骈字类编音序索引》，为人们更方便地利用这部专收双音词及词组的大型类书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直到80高龄时，他还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参加了《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其中的《文学典》的主编，他精心策划选题，精心挑选合格的编纂人员，现在各个分典已经全部出齐。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且相当繁琐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学养和责任心的工作，从事这种费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实在是需要献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高度热爱为动力，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次，程先生积极从事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瑰宝。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欣赏古代文学，程先生很重视普及工作。早在1956年，他就与沈祖棻合作编写一个古典诗歌的选本，但因故未能完成。到了“文革”以后，程先生又在原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终于编成了《古诗今选》一书。此书虽然是一本普及读物，但它却以很高的学术水准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区别于一般诗选。在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古典诗歌的思想性而轻视艺术性的背景下，此书的编选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对晚唐诗人韩的诗入选五首，超过杜荀鹤等人。又如宋人黄庭坚诗选了15首，与陆游相同。这都体现了全新的价值标准和文学思想。选编于1992年的《宋诗精选》同样体现了新的眼光，而且以充满真知灼见的品评而引人入胜。程先生的此类工作甚至旁及日本汉诗，在他与孙望等先生合作编选的《日本汉诗选评》中，程先生对日本的汉诗作了精到的评说，其中把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所作的比较极有启发性，不但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日本汉诗，也大为彼邦人士所重。程先生还主编了专供外国学生所用的《中国古代文学英华》，使古典文学的光辉照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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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还以其他方式从事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他多次应邀为作家、中学教师等作讲座，所讲内容既有古典诗歌，也有古代小说，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听众获益匪浅。程先生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来信，请教各种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即使在他年迈体衰不能亲自复书的现在，还常常命弟子代他回答此类信件。他真诚地将普及古代文学、弘扬传统文化看作自己的责任，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程先生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对当代的文学创作极为留意，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很关心。他既有淑世情怀，也有疾恶刚肠。程先生热爱生活，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去拥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写入了他的诗歌，从少年时代的新诗，到中年以后的旧体诗词，都忠实地记录着他的悲欢离合，也忠实地反映着他所遭遇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由于遭遇秦火，他的诗作只保存下来一册薄薄的《闲堂诗存》，以及被收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中的几十首新诗。阅读他的新、旧诗作，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的诗人所经历的“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过程，也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生活中不断地思考的智者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生活曾经不公正地对待过他，但他却始终热爱生活。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他都未曾放弃过奋斗，未曾怀疑过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谬误和邪恶。程先生对学术事业的追求一直坚持到人生的最后关头，其嘉言懿行的记录则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0年5月，程先生还抱病参加了《中华大典文学典》的样稿讨论会。几天后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一直昏迷不醒。6月1日，即程先生进院以后的第16天，也就是他去世的前2天，他从昏迷中突然醒来，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原来他一直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这是他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事情。当时15卷本的《程千帆全集》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一批校样已经寄回出版社，程先生在人生的最后瞬间不问他本人全集的事，却念念不忘其先师的书，说明尊师重道的观念已渗透到其本能之中。

2013年10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名为“百年千帆”的大型纪念活动，以纪念程千帆先生在教育和学术两方面的巨大贡献。参加纪念活动的学者在高度评价程先生成就的同时，也为他历尽坎坷的人生遭遇感慨不已。的确，尽管程先生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发愤努力，终于取得了余霞满天的晚年辉煌，但毕竟受到年龄和精力的限制，他的人生成就未能达到本来应有的高度。“千古文章未尽才”，明末夏完淳这句诗的本意是惋惜才士未享天年。程先生享年八十有八，可算寿登耄耋，但竟然也使人产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慨叹！当我们阅读煌煌15册的《程千帆全集》时，千万不要忘记它是20世纪一位历经坎坷的学者的学术记录，是一部忧患之书。

>原载《传记文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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