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思量总可怜 | 纪念程千帆先生逝世17周年
编者按
2000年6月3日10时45分，程千帆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一晃17年过去了，程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方法，仍在惠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原为《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的书评，部分内容曾刊于《读书》2001年第5期。现经作者授权，刊发全文。谨以此文纪念程千帆先生逝世十七周年，兼怀沈祖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程千帆先生（1913.9.21-2000.6.3）
“过后思量总可怜”是程千帆先生在他的《两宋文学史·后记》中吟出的两句诗的第二句，前一句是“昭华到眼轻消遣”。六年前，我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以为这不过是一位老学者自谦的慨叹，并未对它予以必要的关注。六年之后，当我捧读《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下简称《学记》）掩卷沉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这两句诗。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似乎是随意吟出的两句诗中，蕴藏着一位虽历经磨难而不改其痴心的学者的高贵心灵；展示了一位虽“九死”而“未悔”的士人的完美人格。这部《学记》则为这“看似寻常却奇绝”的两句诗做出了具体而亲切的笺释，从而展示出了它作为学术史与心灵史的双重价值。
说它是一部学术史，是因为程千帆先生在当代是一位“承前启后”（傅璇琮先生语）的人物，沈祖棻先生是现、当代最优秀的词家，对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沈先生的创作特色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当代学术发展和创作发展大有裨益。《学记》中不仅收集了他们自述学术、创作路数、历程、思想的文章，而且还搜集了一批较有见解的研究他们的学术、创作思想、方法的文章，把这两类文章对照起来读，将帮助我们便捷的了解两位先生的学术精思、创作特色。另外，如果我们将《学记》与他们的学术、创作成果参照起来对读，《学记》还将告诉我们，在两位先生的学术与创作中，还有不少有待开掘的宝藏，要者，即我们前面所说，《学记》还是一部心灵史：从学记所搜集的传记、回忆、题咏、谈话记录及友朋书札中更清楚地了解到两位先生艰难的人生之旅，从而触摸到他们高贵心灵，并由此亲切地感受到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史。
作为学者，两位先生经历了令人羡慕的幸运：他们均出生于书香世家，他们均有幸师从名宿，他们有缘与一批志趣相同的朋友相处、共事，他们均在他们所挚爱的事业上取得了高峰的成就，而且泽及后学，桃李成荫。
或许是这些幸运障了我们的眼，近年来我多次从报刊上读到介绍两位先生的文章，不管从什么角度切入，也不论运用了什么史料，但这些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对两位先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传奇佳话做了过多的演绎。读着这些文章，我也随着这些文章的作者们一起感动、钦羡两位先生这一学苑佳话，两位先生携手走过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内取得了高度的成就，的确是人间的“至真、至美、至善”（友人、同门李兆汝语）。然而透过纸本上的记录去了解两位先生所经历的苦难或许有基于感同的心情，但由于经历的阙失必然缺乏身受的具体。所以，我们，我、我的朋友，甚或还有那些文章的作者们，对程先生这两句悼亡词的理解也许多了一些浪漫，少了一些深层的心灵和鸣。而收入这部《学记》中的资料将使我们了解到，在两位先生看似浪漫、温馨的人生之旅中，原来包含了那么多的坎坷与不幸：这中间不仅两颗诗心互相碰撞发出的美丽的火光，还有一位老人在风雨中为另一位老人求药的凄凉；这中间不仅有“犹喜齐眉逾花甲，凤雏引吭欲成歌”的和美，还有“伤春伤别幼妇词，灯前红袖写乌丝”的相思；这中间不仅有“待将悲秋思旧赋，寄与耕田识字夫”的坚韧，还有“历尽新婚垂老别”“八口曾为巧妇炊”的辛劳……诵读这些熔铸了两位先生灵魂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诗歌幽远的意境中粗窥两位先生人生旅程的大略，但稽核收入《学记》中的一些文章，这些出自两位先生友人之手，蘸着血、含着泪写出的文章之中，我们才知道，所谓相濡以沫，不仅是一种平淡的浪漫，还有一种面对磨难的艰苦应对与无私付出。
如果说上述不幸尚局限在平常的生活范围之内，那么，作为学者，两位先生还经历了比肉体磨难更为痛苦的心灵折磨，那就是社会转型之际必然会产生的种种“怪胎”对两位先生学术生命无情的扼杀。如果说1949年以前因为整个民族都经受着不幸，两位先生在辗转流离中才无可用、襟抱难展还能为我们所理解的话，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在所谓寰宇清晏之后，自觉学习了唯物辩证法的程先生又为什么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工作权利？为什么在沈先生不幸罹难之后，竟得不到一篇哪怕只三言两语的悼词？无知者是可笑的，但有“智”的无知者则令人心悸！这些“有智”的无知者为两位先生制造的磨难的具体内容不必一一重复，下面这则“废报纸”的笑话已很可以说明问题了。
▲1978年6月，程千帆在武大寓所隔壁疗养院门口
程先生被礼聘到南京大学之后，武汉大学有些人很惊奇，在一次教育部的会议上，武汉大学当时的一位负责人遇到南京大学与会的领导，便向他打听程先生到南京大学后的待遇情况，得到的答案是：每月先付一百元，问题解决后该怎么补就怎么补。此公好奇，问：“这钱从哪儿出呢？他的（‘右派’）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南京大学这位领导很幽默地说：南京大学那么大，每个月的报纸除了党委和图书馆各留下一份存档之外，其余的卖一卖就够给程先生开工资了。不久，这样一条小道消息就从武汉传到南京，传到了程先生的耳中：程千帆跑到南京大学后惨得不得了，靠卖废报纸过日子（《桑榆忆往·劳生志略》）。即便是那样一个年代，能够在武汉大学担任负责职务的人，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知识、没有一定的经验，一个有一定程度知识、一定程度经验的人不可能听不出答问者基于讽刺的幽默，但，那个流言又怎么解释呢？除了鲁迅先生所说“恶意的中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程先生已离开这种人管辖的范围之后尚且如此，在“洗澡”“反右”“文革”中又会是什么情形？这则产生于特定历史时代的世说掌故，就在今天，听到它，哈哈一笑之余，仔细琢磨其中的滋味，你难道不会感到一阵心悸？
“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两位先生在文学创作与研究方面取得的高峰成就与他们所经受的磨难之间的关系是再准确不过了。以词名世的沈先生晚年钟情于诗歌创作并且同样取得了高度成就，著名的《早早诗》曾得到当代方家的高度评价，或有以史诗目之者，是其一斑，在《涉江诗》中，类似的诗作并不少见，我们来看下面这组《优诏》：
优诏从容下九天，养生喜得病来便。
山林稍恨喧如市，诗酒何能散似仙。
久客自伤归老日，闭门终负著书年，
午窗乍静浑无事，赢得虚堂一晌眠。
作赋传经事已陈，文章新变疾飚轮。
抛残旧业犹分俸，卖尽藏书岂为贫？
自甘圣朝无弃物，毕生心力误词人。
从来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
乍一看，诗中似多了一些牢骚，其实，与其说是牢骚，毋宁说是迷茫。诗题与李商隐《锦瑟》诗相似，并无深意。前一首叙事：一个年老的妇人，一个多病的教授，奉命自愿退休，卖尽藏书之后便无所事事了，很想安静的呆一会儿，可是本是偏僻山林深处的居住地因时因事竟也喧哗如市，欲静不得，到了中午时分，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可是自己却又因忧世伤时怀乡的压抑中在窗边睡着了。对于一个教授来说，这种无所事事的尴尬比“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的困顿更为痛苦吧？经过前面的铺陈，后一首很自然的转入抒情，自己也有扬雄作赋、刘向传经那样的经历，但这些已成陈迹、已成往事，自己似乎已跟随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式了，这是一层迷茫。又一层，圣朝无弃物，为什么毕生精力沉醉于词学的我在圣朝里竟然只能做一个愧领俸钱的逸民呢？诗人的迷茫谁能回答？没有人！这样的迷茫，在经历过“洗澡”“反右”与“文革”的高级知识分子群落中并不鲜见，博洽如陈寅恪先生，不是也非常无奈地向他的助手请教“何谓‘反动’” （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吗？陈寅恪先生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尽管两人表达迷茫方式大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首先着眼的不是谴责而是自省，这正是程、沈二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
学者的使命在于挑战无知，两位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由此可以把两位先生的一生概括为与无知斗争的一生，所以，两位先生注定要承担起来自无知，特别是那些“有智”的无知者所制造的苦难，两位先生始终以微笑面对着这些苦难并勇敢承担起了这些苦难，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的“扶床女孙”，《早早诗》的小主人公张春晓，如今已长大成人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她为沈先生编辑了全集，她为该集所写的序言就题为《微笑地承受苦难》，这不能不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学记》中选录了先生的朋友写给先生的信札，这些信札中，他们之间真诚的无拘束的讨论学术、人生、时事，他们均已不再是当年的风流少年，但他们笔下却透露着浓厚的青春气息。他们有喜：为国家之喜而喜，为学术之喜而喜，为朋友之喜而喜；他们有忧：为国家之忧而忧，为学术之忧而忧，为朋友之忧而忧。面对钱锺书先生的幽默，面对缪钺先生的商榷，面对林庚、周一良先生的嘉许，面对黄焯先生的忧郁……我们不能想起李贽所说的“童心”。
▲1984年12月，程千帆指导的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的答辩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前排左起：管雄、傅璇琮、霍松林、钱仲联、徐中玉、舒芜、程千帆、周勋初。
程先生的“童心”在这部学记中也有所突显，这就是收入该书中的两篇《全清词》序言。据悉，这两篇序言，特别是钱仲联先生的序言，曾惹得一位学术主管官员很不高兴，并致信时为《全清词》主编的程先生说：“……《全清词》不需要序言……”但《全清词》这样浩大的国家工程，怎么能没有一篇旨在向社会、向后人交代缘由、因果、旨趣、成就的序言呢？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在“遵命”与“循理”之间，程先生选择了后者。这是程先生始终坚持以“一颗对待社会的真心”去面对社会、面对学术的一个明证。
先生所以能够以一生生命，不断地在学术领域进行开拓，并始终坚持一颗“童心”面对一切的深层原因在《学记》中也有所诠释。三十年代，先生得到了官费留美的机会，然而，先生放弃了，因为他与沈先生相爱了，就是在今天，能在爱情与留美之间选择前者也是不易的，何况是三十年代？1949年两位先生完全可以远走他乡，但两位先生没有走，他们选择了留下，因为正如程先生宁愿放弃前程选择爱情一样，他和沈先生割舍不掉他们挚爱的祖国！然而，祖国却没有理解他们的选择，苦难接踵而来，但两位先生从来不因他们的选择而后悔，这是多么高贵的情怀。这种情怀在两位先生的创作中反映的是最充分的。此点先被两位先生的老师汪东拈出，后有两位先生的朋友舒芜为之笺释（见《学记》第420-425、437-440页）。身为书生，他们的爱国不像政治家们的爱国那样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让史家去大书特书，但他们的爱国不是空洞无物的，相反，两位先生对国家和人民的爱非常具体的表达在他们的寻常百姓生活之中。
一个身处逆境的人，如果能得到处在顺境中的人的帮助，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谓千金酬知已，受助者总想以自己自大限度的力量给施助者一些回报。在沈先生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一组题为《有所赠而不呈》的诗，从程先生的笺释中我们知道：这首诗是赠给当年主持武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工作的徐鸿女士的，程先生说她“处左倾浪潮中犹能执行政策，……在当时为难能也”。其中第一首说：“玄亭曾载酒，下士陪讲筵。性拙疏新贵，情高重不才。论交终自远，问病感常来。闲废门罗雀，多君踏砌苔。”由衷感激之忱溢于言表。然而直到沈先生去世之后，徐女士才看到这组诗，其间原因，除了“论交终自远”这一层外，我想，这是沈先生想坚守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心灵高贵也是其中一层原因吧！也许是“承平”日久的原因，近来在一些“大散文”中，论及传统文人的“心灵高贵”，作者们似多有不屑。其实，如果我们能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一想，就会发现，身处困厄时还能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并不容易。然而程沈两先生却做到了。程沈两先生所以始终能“微笑地承受苦难”的基础正在于此，而舒芜先生所说的沈先生的“爱国是很高的境界”（见《学记》第420-425页）的基石也正在于此。
▲1977年6月23日，程千帆与沈祖棻在上海留下最后一张合影
《学记》中收入了两位先生自述学术次第的文章，还有当代学林研究、论述两位先生学术、创作成就的论文、题咏，这是全书最令人景仰的部分，从这部分内容里，我们可以初窥两位先生学术的门径：取法于传统，并且总是积极地去接受外来的思想方法，不停地追求对自我的超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便是流放之中，即便是在痛失爱侣、蜗居陋室的时候，都不曾放弃自己的追求，反复的尝试着新方法，不停地向自己还未尝试过的领域挺进、开拓。程先生一生曾三次编选宋诗，当我们把《宋诗选》《古诗今选（宋诗部分）》《宋诗精选》三书对读，我们会发现先生每一次都对自己有所超越。先生也以此为慰，在晚年回忆时曾说：把《宋诗选》和《宋诗精选》对比，可以看出我的进步（见《桑榆忆往·劳生志略》）。这种以科学的态度，以献身的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为推动学术发展而不停追求对自我超越是两位先生爱国的第一方面的体现。
《学记》中收放了一批两位先生的学生回忆他们当年随两位先生学习的往事的文章，这是全书最感人的部分，也是程沈两先生的爱国的又一方面的集中表现。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在六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不仅无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时时关注着学生的人格建构。我们发现先生并不是通过大道理而是通过一些微小的事情，通过揭橥蕴藏在这些微小事情中的精义去感染弟子的灵魂。从把家藏古砚赠给王淡芳到不厌其烦地为陆耀东摘抄学术资料；从对莫砺锋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不事先来拜谒的肯定到“化俗为雅”地解决与张伯伟分摊稿费这类令师徒均伤脑筋的麻烦事。及至不顾年老体弱、工作繁忙抽时间给小学生回信，退而不休，在病榻上审阅已经当了教授的学生交来的论文。笔者有幸，得以拜识先生的几位弟子，在受教诸先生的同时，我具体地感受程先生作为老师的这些美德均被诸位弟子很好的继承了下来。先生所以会如此教育学生并取得成功是有其原因的。在《学记》收入的文章中，程先生每次言及他自己的老师，总是饱含着深情地回忆当年，老师们对他的教诲，多次表达薪尽火传的意念和决心，晚年，又想方设法，整理、梓布了老师们的遗作。这种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对老师的敬、对学生的爱，归根到底，难道不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爱吗？
然而两位先生对国家的关注还不仅局限在师友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重复已为很多人称道的少女时的沈先生吟眸中的颦鼓春愁及其中所包藏的忧世情怀，我想说的是程先生的两件轶事。改革开放之后，西风进一步东渐，大学校园里也有了舞厅，有一天，程先生在南大的校门口看到一则舞厅广告，上面说对女生可以八折优惠，对此程先生很气愤，立即致信南大党委，指出这种广告是对女学生人格的侮辱。南大党委接到程先生的信后，认为程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马上派人将广告撕了下来。又一件事：程先生看到南大的一些学生经常用奖学金请客，心中很忧虑，就又一次致信南大党委，剖析其间利害，这封信得到南大党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南京的高校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引发了学生们如何用好旨在助学的奖学金的思考。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先生不仅把关爱投诸在亲人、友人、学生身上，而且推广到整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基于爱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程先生是否还会管这些看似闲事实则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呢？
我们发现，《学记》中文章作者，除去先生夫妇及先生的学生，余下的作者的名字开列在这一起，简直就是一份简易的当代学术史大纲。再看看这些先生的文章，或批评、或商榷、或劬勉、或回忆，没有一篇不是真挚动人，特别是顾学颉先生、金克木先生、黄焯先生、杨公骥先生的文章，简直让我们感到，这文章是用血、用泪浇铸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明白了，所谓惺惺相惜，程沈两位先生的人生历程不就是他们的遭际吗？程沈两先生的心路历程不就是他们的心路历程吗？他们谁没有经历过两先生所经历过的苦难？读完《学记》中顾学颉先生的文章，你能不感到心痛吗？可就是在这样的困厄之中，他们完成了他们的等身著作！他们谁身上没有发生过一两件与程先生致信南大党委相似的轶事呢？前不久仙游的金克木先生，晚年花大量精力写作旨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杂文的原因与程先生两次致信南大党委的初衷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所以，我们说这本《学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两位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史。
一部优秀的学术史不仅要准确地描述出某一学科的既有成果中已具备了什么，还应提示后人，在已进行的工作中还欠缺什么，从学术史研究对于学术发展所起作用来说，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学记》与两位先生的学术创作成果对读，《学记》在告诉人们对程、沈两先生的研究中已具备了什么的同时也提示着我们这一研究中还“欠缺什么”。而后者往往易被读者忽视。
把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是程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方法，也是他的学术在晚年达到高峰成就的重要原因，但现在人们对此的理解显然出现了偏差，有些学者误认为在每一篇文章中都要突显这两方面的功夫，其实不然，程先生的本意是说作为学者必需得两条退走路，要有这两方面的基本功，但在具体学术操作中，可能此问题主要用文献考据解决，彼问题主要用理论推阐解决，不能方法一律，更不可胶柱鼓瑟。《学记》所录文章对此问题虽已关注，但似还不足引起重视。
▲1992年9月，程千帆在八十寿辰庆祝会后，与周勋初及博士生合影
《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的出版后广受好评，据笔者统计，目前已见诸报刊称好此书的书评有十篇之多，日本学者加藤国安先生评论此书是“此书是去年（按指1990年）出版的最好的杜诗专著”。已刊书评中对此书各方面的成就论述详瞻，但单单缺一篇讨论本书方法论方面重大意义的文章。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虽各有侧重，也不是一气呵成，但这十一篇文章事实是可以当成一个整体来阅读和学习的，本书的方法论价值就突显出来了。我们认为，这十一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杜诗集大成说》是全书的核心、灵魂，它通过对“集大成”和“诗圣”这两个杜诗学史上的重要概念的哲学与美学内涵的寻绎，指出了这样的事实：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的“启后”而不是前人论述较多的“承前”，正是这种“启后”使杜甫成为中国诗上的“诗圣”。以下十篇文章均从不同角度，或较为紧密、或稍有游离地在为这个核心观点服务，从而成就了本书。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对既有学术史上的重要概念进行深度的批评，提出别见新解，并围绕于此结合作品进行研究，也许是在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后人要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朱自清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时认为：必需先对基本概念进行研究，把一些重要的概念搞清楚之后，再去写整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所以朱先生没有留下大部头的批评史著，但他的《诗言志辨》的的确确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我不知程先生是否受到朱先生的启发，但读程先生的论著，我明显感到，程先生在寻找论文切入点时，除了进行任何学术研究“开步走”所必需的清理文献工作之外，在文献清理过程中，融入了较多的批评意识，通过这种批评发现问题，结合既有理论和新发见的材料去解决问题，论证自己的所见，这已是带有方法论特色的工作了，如《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引言》程先生指出，既有文献与成果中，对科举本身进行了关注，而这种制度引发的社会风尚则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而既有成果中，对科举制度所引发的社会风尚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空白点……从而产生了这部重要的论文，并由此引发了诸如傅璇琮等先生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之后几年里，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唐宋乃至整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与文化的研究著。
如前所述，今天，想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找到一个前人从没有涉足过的课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学术还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呢，唯一的出路，只能像牛顿所说的那样：勇敢的站到前人的肩上去，程先生在论著中所展示的方法显然是一种指引我们站到前人肩上去的良方，但，在《学记》中还没有专文对此点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
此外，我以为两位先生在创作与科研方面的成就还需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也还是有的，如程先生如何调何了传统方法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关系；论述沈先生的创作与学术，《学记》中的文章多着力于创作对她的学术的影响，但事实上，事物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沈先生的学术对她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在既有成果之中，对两位先生是否有误解乃至曲解的地方呢……总之，我们认为，两位先生的创作、科研是一座储宝甚丰的宝山，虽然我们已意识到此点并开始了采掘，但这仅是一个开始远未结束。这部《学记》的又一可贵在于，它不仅为我们标识出了我们起点的坐标，而且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说《学记》还具有学术史价值的又一层原因。
我们应该感谢蒋天枢先生编辑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我们应该感谢郭良夫先生编辑了《完美的人格》，我们应该感谢刘乃和先生编辑了《励耘书屋问学记》，我们应该感谢程千帆先生编辑了《量守庐学记》……这些介乎“史”与“说”之间的学记，使我们比较亲切的、具体的而不是枯燥的、粗略地知道，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有过像陈寅恪、陈垣、黄侃、朱自清这样一批学者，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完成了中国学术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从而推动了中学术的现代发展。现在我们要感谢巩本栋先生，这本《学记》是在他的的主持下编成的，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程、沈两位先生在风雨携手的四十年里，是怎样创制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佳构以及这些佳构的文化内蕴。而且透过《学记》中所记载的两位先生艰难的人生历程，让我们了解到程先生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史，从而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的学术是怎样的历史环境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才从现代过渡到当代的轨迹。
2000年2月4日初稿
2000年5月15日二稿
2000年12月23日三稿
2013年4月29日修订
作者附识：此文核心内容于曾在2001年五月《读书》上刊发。本文初稿、二稿曾得到砺锋师的指导，三稿的部分史料搜寻途径亦得先生提示，现在的这份修订稿是中和二稿与三稿而成。既删除了二稿中较多的抒情成份，也删除了三稿中几大段关于《被开拓的诗世界》评论——这一评论本拟另成一文，当年，为了加强这篇习作的学术成份，我把其核心内容写在了三稿之中。现在，我虽仍未放弃这一观点，可是重看旧稿，才知当日所说是多么浅薄，事实上，不要说当日，就是在今天，我仍无力把自己心中所想说清楚说明白。时隔十二年，再看旧稿，愧赧无地，不仅为当日不学，也为自己学业荒疏。
追忆程千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