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 | 程千帆先生与我的师生之缘

▲巩本栋先生

佛教讲因缘和合，“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诸法要因缘相假，然後成立”（《维摩诘经集注•佛国品》僧肇语）。程千帆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谈禅说佛，然而却很重因缘，常讲到师生缘分。

所谓缘分，一般说来，不难理解。学生仰慕老师的人品、学问，入其门下，追随老师读书问学，自然构成一种师生关系。

程先生与我是有师生之缘的。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就曾旁听过程先生的课。那时，我尚在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南京师范学院离南京大学很近，两所学校原本同源，那时候又是青年学子和整个社会都努力向学的时期，两个学校的老师们教学特别认真，为了让学生知识掌握得更全面，互相兼课的情况很普遍。比如段熙仲、钱小云等先生就在南京大学授过课，而鲍明炜等先生，也去南京师院授课。两校的学生读书都很勤奋，互通消息，一些重要的课程和讲座开讲时，台下挤满的听众中，往往都是这两个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也常去南京大学听课。像先师程千帆先生的“杜诗研究”、周师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当时在新教学楼上课）和鲍明炜先生的“音韵学”（时在西南楼前平房上课）等课程，我都完整地听过。

程先生讲杜诗，记得是在1981年9月，因为课是给研究生开的，地点就在教学楼一楼南向的一间小教室里，每周两节，听众并不多，但有学生也有本系的老师（如许永璋先生就每次拄着拐杖，坐在最後一排，跟班听讲）。程先生讲杜诗，事先编有讲义，分若干单元，文字繁体竖排，隽秀工整（後来我知道这是出自先师母陶芸先生之手），上课时按专题讲授。

先生上课，经验丰富，尤其是对时间的掌握，最为精确。每次上课，程先生总会略提前几分钟来到教室，稍稍坐定，便开始上课，侃侃而谈，声音宏亮，又从容沉稳。而每当先生把一个问题讲完，宣布这一讲结束时，往往是话音始落，下课的铃声就响了。真是神奇。

先生上课，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而又十分生动。他常常是先提出问题，再层层论证，理论性既强，材料又十分丰富，特别有说服力。同时，先生讲课，又喜用比较之法。通过比较，不但可使听者对杜诗的精神深有领悟，而且又纵横捭阖，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颇富启发性。比如，他讲杜甫的《望岳》，就将其《青阳峡》、《凤凰台》、《万丈潭》和《剑门》诸诗与之进行比较；讲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联系张衡的《四愁诗》和文天祥的《六歌》；讲前後《出塞》，又附以范成大的《催租行》和《後催租行》，等等。程先生的讲授，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次，先生讲到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举岑参、高适、薛据和储光羲诸人同时所作，进行比较，并指出这种同题共作的情形，最能见出诗人的用心。我当时就马上联想到：韩愈和孟郊的联句与唱和诗不也是同题共作吗？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呢？程先生在课上讲授的这些专题，後来大多都与我的师兄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写成文章，结集为杜诗学的专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了，我在听先生讲杜诗时所想到的诗歌唱和问题，也从此开始在心里酝酿。後来，我做硕士论文，便是以唐宋唱和诗词研究为题的，这是得益於先生的启发，也是我与先生结缘的开始吧。

或许是有了旁听程先生讲杜诗的机缘，1987年夏，我从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硕士毕业时，几乎没有多加思索，便报考了程先生和周勋初先生的博士生，而且，事先不曾与两位先生联系，笔试後也没有再面试，就被录取了，顺利进入南京大学，得以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那一年，两位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学生，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缘分。

 在南京大学学习的三年中，先生为我指定阅读书目，提出选课意见，批阅日常作业，选定博士论文研究课题，逐章审读、批改论文初稿……，在先生的具体而切实的指导下，尤其是平日里不定期的在先生家中的交谈（先生允我，有问题可随时到家中交谈），这不但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奠定了以後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应该怎样走好人生的道路。这三年的学习和经历，对我来说，其重要意义，是无论怎样估量也不会过高的。现在回想起来，能够跟随两位先生读书问学（当时卞孝萱先生和郭维森先生为副导师），岂止是难得，真是有些“奢侈”了。

我毕业後，在两位先生的鼎力推荐下，留校工作。近水楼台，留在先生身边工作，这使我对先生所说的师生缘分有了新的认识。

记得是从1995年起，程先生开始时常让我整理与撰写一些先生回顾、总结、论述和阐发其学术历程、经验、思想与方法的文章，在先生的指导下，像《我与黄季刚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於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关於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贵在创新：关於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等文章，都是那时整理或写成的。1996年，先生又嘱我编纂《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次年，又编成了意在反映先生研究中“华彩乐段”的《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巩本栋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和《俭腹抄》

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编纂学记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方法，当然是责无旁贷和十分有幸的。然最初接受这一任务，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同门中留校工作的有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和程章灿诸兄，若由他们来承担此责，应当比我做得更好。也许是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次交谈中，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年，我的身体衰弱得很厉害，已不能再上课，你来南大後，我也没有给你上过课（先生不知道我曾旁听过他讲杜诗），通过这些文章的整理、编撰，我希望你能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和理解。听了先生的这番话，我内心不禁涌起一股热流，我明白了先生何以会十分重视师生缘分，何以会说“（师生之间），要有什么谈什么，师徒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了解彼此做学问是个什么路子，否则也没法子成为师徒”这样的话（见《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於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所谓师生之缘，就学生来说，便是亲师取友，是要能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问；如果入其门而无所得，犹如虽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既不能领会、承继和发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那也就“没法子成为师徒”，算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之缘。

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三年了，在怀念先生的时候，我常常扪心自问，从先生读书问学多年，究竟有没有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问呢？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更适合由他人来解答的问题，然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地说，那就是对先生的学问，弟子是信奉不疑，纵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

癸巳夏於锺山东麓槐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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