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的右派言论 | “反右”六十年祭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
——程千帆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由此之前的全党整风运动转变而来的，其转变的标志就是同年5月15日毛泽东所作的这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
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
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划右派分子也最多。各大学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程千帆、董每戡、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吴奔星、詹安泰、穆木天、彭慧、张默生、林焕平、蒋锡金等等。历史系有向达、雷海宗等等。
这里只讲一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早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有关程千帆材料，全部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有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党团员不可。”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人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袋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缺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可。”
“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
“肃反时有些青年人当时的态度粗暴，这些错误可以原谅，不能容忍的是在这次运动中，还有借机报复陷害无辜的嫌疑，当时公安局带手枪逮捕了图书馆专修科两个教员（其中一个上校特务），但×××说，武大敌情严重，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反革命，现在才开始露头，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以后烟消云散，没有了。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容忍还有超乎上校的特务存在，没有查出，一种就是×××胡说。原来×××、××、×××等是准备把法律系主任×××当作最大的特务来狠狠地整一下的，为什么要整他呢？×××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后担任过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是×的反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等等问题，程千帆说了些这样的意见：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共产党应该认识这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也，非共产党之中国也。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都赶到维吾尔自治区，你共产党也活不了。”
“在武大入党的人，人们并不向他学习。我对×××的入党是很有意见的，为了培养他入党，指定他为先进工作者，并替他伪造材料，他当时新文学史稿还没有出版，就说出版了。党要捧什么人，就要为他搞什么名堂，选先进工作者是活见鬼，要就和清朝一样，钦赐文正公，现在分明是赐的，还要说是群众选的，善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
程千帆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系主任和副校长。《学习简报》刊出的他的发言被修改得温和一些了。他不同意，写信给《学习简报》编者说：
“《简报》第一期第4版所登载我的谈话有××在‘业务上并不突出’一语和我的原意不符。我是说：××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也很坏，根本不配当中文系主任。他当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试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开会，××忽然引了几句《吕氏春秋》，将音乐的乐，念成‘洛’，将‘阕’字念成癸。连最普通的学识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学生，除了凭党员的特殊以外，还凭什么作主任呢？此外，这篇报道还暴露了这位‘作者’对官僚主义的回护。谁不知道是总务处某些阿谀逢迎的人出些坏主意逼迫刘老将房子让给了×××副校长，座谈会上谈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报道中连×××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讳。”
这态度颇有一点凌厉。大约是因为受到当时整风鸣放气氛的鼓舞吧。他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在座谈会上说，“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自从同学大鸣大放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有人看见过漫画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动进展得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流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可是程千帆错了，他没有预料到整风运动会突变为反右派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天他在中文系学习分会上发言，说：
“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群众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像主人出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是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人在迷魂阵中积极地钻了一个多月，现在比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讲义没有写。现在有三条出路，一条是自动退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
程千帆又错了，他以为还要实行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的章程，不知道国务院就要发出一项决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不能自动退出了。眼前在他面前并没有可以听凭他自由选择的三条出路，而只有当右派分子这样一个前景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对同事说：我是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程千帆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很觉得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笔名弗先），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处理，在党员是重新锻炼，而在右派则是“革命的成功”。（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节选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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