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华：程千帆被打成右派之后
1958年发配湖北蕲春劳动前夕，程千帆与女儿合影
《随笔》杂志2010年第5期朱正先生《舒芜和我的〈两家争鸣〉》一文中，作者公示了舒芜写给他的几封信（以下简称“舒信”）。其中1998年6月10日的信（见杂志第86页）就刚出版的朱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谈了许多看法，朱正认为“他这封信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了我书中的几处不足”，如：对书中“即使留在原单位的（按，指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般也不能当作知识分子使用，只能干点粗重活”的叙述，舒据自己“耳目所及”的事实对此表示异议，他在信里列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大、武汉大学、北师大的“留用者”多人，说他们都是“留”在原单位“皆作编辑”或“管理图书”，所以舒以为“而降为体力劳动者，耳目所及，似尚无有。或者省县以下多有乎?”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舒信中所谓“程千帆留武大，管理图书”之说，则与基本事实不符。我之所以有理由、有责任对此加以补正，因为我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师沈祖棻教授的爱人程千帆先生当年被“封”为武大的“右派元帅”。他的具体“处理”结论我虽然不清楚，但我亲历的事实是，他在当局对右派的处理阶段基本结束后，一刻也没有“留武大”。我们一大批被结论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学生右派，被处以“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旋即于1958年春夏之交，被遣往湖北蕲春县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八里湖农场劳动，继而包括程千帆先生在内的教职工右派队伍便也来到了这里。在那“大跃进”的年代，程先生和我们一道，起早贪黑，在水田和旱地里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程先生更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危险：在一个炎热的日子，经过12个小时的劳动之后，大家收工回住地三向湾，中经一条小河，河面只有一个“简单捆扎的小木筏”①运送过往的劳动人群。此时，人们饥困交加，都争先想早点到达目的地，因使木筏超重失衡，翻入河中(我此前已有过一次被掀入河中，险被淹死的教训，这次学乖了，看那筏上人多，尽管饥肠辘辘，也忍耐着，没有上那木筏，在岸上等待下一轮运送)。当人们各自将一切求生的技能发挥到极致，挣扎着上岸后，“‘集合！点名！’右派大组长马克昌（此后是武大资深法学教授，曽任审判四人帮的法官之一）发出了命令。点到程千帆先生的名字时，没有人应声。‘不好了，程千帆先……程千帆这个大右派没有上来……他不会水！’许文庆（原中文系秘书，党总支成员，亦被划为右派）惊叫”道②。幸而曾获湖北省1500米游泳比赛第3名的难友、中文系三年级同学刘业超纵身跳入两丈来深的水底，水中“浮满了绿丝苔，眼里一片模糊。也是程先生命大，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府绸衣裤，戴着一顶白色的盔形遮阳帽，在黑绿色的水底格外醒目。他直直地挺立水底，手里还紧握着一把长锄。我用右臂从身后扼住他的左胁……把他提出了水面，推向了岸边。”②（注：①②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万里云月寻旧梦》16~17页）27年后，1985年，程先生已到南京大学，他不忘旧情，将他的几本新著寄赠给时任教于湘潭大学的刘业超，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业超老弟：如果不是你当年的救助，我早已与灵均为友，也就没有这些书了。
1959年8、9月间，武大在八里湖农场劳动的右派师生奉命回校，这只不过是劳动场所的变更而已——我们被安排在校园区内的学校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程先生也不例外。相对而言，我们青壮劳动力的劳动负荷要大得多，程先生这时主要是在珞珈山放牛。程先生幽默旷达，即使在困顿中亦不改其趣。大概放牛生涯随时触发他的灵感。他在与人谈及他放牛一事时，佯为抱怨说：就有一条牛总是离群乱跑，为了管束这条不听话的牛，害得我山上山下疲于奔命，结论是，“这条牛‘个牛主义’太严重！”一次，在与人谈到中国的对联时，程先生忽问道：“你看‘马列’对什么最工整？”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竟自回答说：“对‘牛排’如何？”从此，“个牛主义”、“‘马列’对‘牛排’”这类“名句”，在我们中间流传着。
大约在1962年春，估计是根据上峰的指令，我们在武大党委统战部组织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谈体会、认识，写思想小结、总结等）之后，不论摘帽与否，右派学生一律复学；教职工则一律安排一些不属农场体力劳动的“工作”，只是在这个时候，程千帆先生才被安排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他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师生对图书资料的借出与归还时的登记及流通过程中的存、取等近于半体力劳动的事情。说实话，我那时作为一名学生，借书和阅览尽量不到系资料室去（全校图书阅览室很多），按常情常理，“有事弟子服其劳”，眼下却颠倒过来，我内心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位自己敬服的学者、师长，以瘦弱之躯，站立着、忙碌着，为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呼来唤去地“服务”。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这大概就是所谓“程千帆留武大，管理图书”之所由来。但这谈何“留用”（舒芜信中例举程之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留用者……”一语）？如果这也叫做“留用”，则武大被划右派的所有教职员工皆为“留用”，何止是程先生一人。实际情况是，程先生与其他难友一道，当即被“降为体力劳动者”！再说，即便是后来短暂的在资料室“上班”期间，程先生担负的任务，与确切意义上的“管理”也相去甚远，那只不过是一个半抄写员半搬运工而已。可悲的是，即便有所谓“留用”者，那也是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压，既不准你发挥所长，更令你在所谓群众监督下卑贱地生活着，譬如程先生之在资料室干活，哪里是什么正当地“用”你！何况这背后还有着深层的目的，下面将要说到。更不堪的是，好景不长，就是这样一个岗位，也未能容许程先生继续“留”下去。1965年夏、秋间，又是根据上峰的政策指令，此时尚未摘帽的教职工以及因未摘帽不予毕业分配重又打发回到学校农场劳动的学生，都发送到湖北沙洋劳动改造，程先生亦在其中。据同在沙洋的难友说，程先生“重操旧业”——放牛。
朱正先生说，舒芜在另一次信里，还“将程千帆先生给他的一封信（按，信中有评论朱著的话）复印了一份寄我”。见此，我起初颇不解：程、舒二位既曾书信往来，对“程千帆留武大……”之说，程先生何竟不作详释耶？细思之，这并不奇怪。原来舒是在与朱的信件里说这些话的，程先生多半是生前未及与闻此语；而舒与程正因为有着虽有交往但并无密切接触的关系，对程先生遭反右斗争打击的全过程并不熟知，或曰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完全可能的。
朱正先生拒绝遗忘，对恢复、保留反右斗争历史的真正面貌，用力甚鉅，他与当今各条战线、各阶层的善良正直的人士，发扬光大我国优秀的良史传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钦佩。我的这点补正，诚亦“皆枝节之事，无关大体”，但一、为了让出自当代有良知、负责任的作者如朱正先生等人笔下的历史（好的历史著作、资料，尽管作者主观上力求做到真实，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也难保没有讹误）最大程度地成为信史；二、那场反右运动其矛头所向的一个主要方面，尤其是整肃作为推行愚民政策最大障碍的有思想见识、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真正是残酷打压，毫不留情。对高级知识分子，因其声望影响不同等闲，从肉体到精神人格，更是无情打击。当年武汉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放逐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者人数众多，有的被逼自杀。我国法学界知名学者、为国家、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曾为武大领导成员之一的韩德培教授，反右运动中竟至被劳动教养……。历史不是某种钦定的观念的化身和演绎，真实的历史，寓于细节的真实之中。我在这里作以上补正，不过为当代迫害打击知识分子的惨酷历史提供某些真实而具体的“细节”而已。
1957年武汉大学编印的《程千帆的右派言行》
例外的情况也有。譬如在戴或不戴右派帽子这一涉及个人乃至家庭成员命运的事情上，个别名人被“保”之类；又如舒芜信里所举北京几个单位的如冯雪峰等人的被“留用”，大概也属“例外”。对此，借用舒的评语是“凡此种种，皆有微妙运用，也有偶然性”。诚然，“留用”（过来人都知道，那也只是在严密监视和惶恐中度日）是偶然性，或曰“个别”；“微妙运用”则贯串于一切，或曰与“个别”相对的“一般”。“微妙运用”者，说穿了，不过是对粉饰当局真面目有何利弊的实用主义而已，其效果之一是，有如朱正先生对于北京有几位“留用”者这一现象所作的深刻评价：“……京华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系，装点关山，景象当然要好看一点”。惜乎武汉大学所在地，虽然也占了一个“首”字——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然较之“首善”终是差了一大截，在执政当局心目中，“装点关山”与否无关紧要，别说程千帆、韩德培诸位先生，到了文革时，就连武汉大学德高望重的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也遭受迫害而死！对知识精英的残害，一至于此，夫复何言！
程千帆、韩德培先生，李达老人已经离开我们而去，还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当年遭受打击迫害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她）们的生命历程，正跟那个苦雨惊风的年代渐行渐远，但我们不愿看到那段真实的历史（包括后来发生的文革灾难）在我们民族的认知里也渐渐远去而至于湮没。我赞称已故朱厚泽先生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纪念会上讲的两句话：“一句叫保持记忆；一句叫留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它的未来的”。
>原题《“程千帆留武大，管理图书”说正误》，载《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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